一本没有署名的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9件铜器)、艾弗里· 布伦达治(30件)和阿尔弗雷德· F.皮尔斯白瑞(58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66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24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字母还是汉字?
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19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 John DeFrancis )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97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92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72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它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纽约当过银行家。“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摘自《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