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918年，梁启超洞察到战后国际局势变迁及其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影响，遂以国民外交家身份携学生及友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余，沿途著《欧游心影录》，其中《中国人之自觉》中有两节标题即为“思想解放”和“彻底”。梁启超提出，若中国欲成为“国际团体之一分子”而“在世界上站起来”，则要“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而为了“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则“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且“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参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之1936年版。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看出山东主权危机，遂电告国内，特别在1919年4月杪日（即清华校庆日）再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并外交协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严词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先声实发自任公。参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