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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2023-10-05 03:24:31 来源:演讲稿网作者:辩论赛演讲稿格式 点击:914次
  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是近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历史和现实反复不断告诫世人,强国必先强民强军,强民强军更要先强教,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在一九○六年清末,慈禧太后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的教育开始走上了迷途。一九一二年,心甘情愿地被美国导师杜威(杜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一个机构的内部成员,专门负责对中国留学生施加影响,培养美国文化的走狗和忠实信徒)“洗脑”、“抽髓”、“换魂”的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胡适等人,通过颁布法律形式强行废除了基础教育中儒、释、道等经典的课程设置,将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在教育资源外。对国民的“国文”及“汉(国)语”教育,废除了“文言文”,一律实行“白话文”,甚至狂妄到后来要消汉字……。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又要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汉字简化运动,这是在断子孙后代的“慧根和慧命”。集中体现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经典无缘再同国人及学生见面,莘莘学子日夜所学的尽是西学内容。从此以后,中国人自己革除了两千年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向、目标和原则,废弃了千年验证正确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丢掉了传承了千年成功的教学方法。中国教育沦落成“奴化”、“愚化”、“傻化”、“呆化”教育的黑暗深渊难以自拔。年复一年的“教材改革”,一波一波的“去中国化”课程“创新”,中国人完全被西化、“苏俄化”、“欧美化”,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像只没头苍蝇乱飞乱撞,不知东南西北,盲修瞎炼,这是一场文化的劫难,更是中国教育的劫难!中国人面对这种隐形杀伤力及破坏力,麻木不仁,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至今仍不警醒,令人扼腕。真是“脚跟无线似飘蓬,才出迷途又失踪”。幸好,二○一四年的教师节前夕,习近平主席痛心民族文化基因被破坏,发出了对“去中国化”现象的感叹:“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羊年(二○一五年)春节前习主席去延安,在杨家岭讲“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要重视教育,重视基础教育”。为了落实习主席的讲话精神,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教育立国的指导思想,提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公民意识。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现象,凡是盛世的朝代,皆是明君贤相奉行“以德治国”,施行教育立国强国,以正知正见正行教育教化百姓为指导思想。从上古三皇五帝到汉武、唐宗宋祖及明清两朝的贤明君王,皆是如此。中国有文字记载始于尧舜时代,上古时期的圣王以“道”治国,实现了“大同之治”;五帝用“德”治国,同样是实现了“大同之治”,“大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出现过,这不是西方所说的“乌托邦”。夏、商、周的君王皆用“仁”治国,仁者爱人,实现了“小康”之治。其中夏享国四百年,商享国六百年,周享国八百年。春秋战国时期五百五十年至秦统一中国,实行“霸道治国”,秦十五年而亡。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仁、义、礼”治天下,享国四百年,虽然经过多次朝代更替,至清朝末年一直未变,两千年不变。这些贤明的圣王都秉承一个君王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君、亲、师”的身份和担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治理国家,用伦理、道德、因果教化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天下太平之福。这些圣王履职尽责。“作之君”,一国之君,是国家的领导者,国王是国家元首,是要严以律己,尽孝行善,以身作则,为百姓做出好样子,殚精竭虑,时时想着为人民服务、为百姓谋福利,以“一人奉天下”之精神,把国家建设好、保卫好,让人民百姓安康快乐。“作之亲”,国家元首以博大的胸怀,视百姓为亲人,仁慈博爱,“爱民如子”,凡年纪长的,看做自己的长辈;年纪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小的,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或子女。真心的关怀、爱护,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亦即是“老吾老、幼吾幼”。“作之师”,就是君王或国家元首有教育教化百姓的责任,即是要“传道、授业、解惑”、“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运用中国古代正知正见的典籍、经史子集的典籍,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化天下的人民百姓,使之做一个好人、善良之人、上善之人,使每个中国人都能以国家利益至上,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中华民族崛起,自立于民主之林而奋斗,做有牺牲奉献精神、有品格、有血性的中国公民!可以说,国家元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定影响乃至成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信仰的主旋律,这也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是把“传道、授业、解惑”三位一体,共同完成的,传道者先是传授教导做人做“士”的道理,是以道德修养为第一位要务的,其次才是知识技艺技能的培养,是以“个别教育”为主要方法,亦即是一对一的父传子、师授徒方式,言传身教,一门深入、长时薰习的教育,实际是因材施教的“精英教育”,无论是培养太子,还是教育忠臣良将,乃至于普通百姓的“匠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都是一对一的教育教化!这是中国、东方的教育的特色。

  民国初年蔡元培、胡适等人以行政手段强行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过程中,只是照抄了知识、技艺、技能这一块,是一个缺了一条腿的教育(应该叫做培训)。实际上西方教育完全不同于东方教育,它是两条腿,一条腿是宗教信仰,也即是人文教育,美国人自诩为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由教堂完成的;另一条腿是“学校”以上大课方式教授知识、技艺、技能等,教人们学些“吃饭的本领”而已!蔡、胡之流后来也发现了自己强力推行西方教育模式的短板,试图用“美学教育或艺术教育”来强补,因为不接地气,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就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时至今日,国人也未来得及进行反思;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仍是缺了一条腿的所谓教育!这种教育祸害了近代中国和炎黄子孙已有百年,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应当猛醒,“回头是岸”了!

  必须恢复和确立自汉朝以来实行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立国、强国的教育方针。近十几年来,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对未成年人以及中共党员和国民的教育问题上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和指示,建议将他们的讲话精神纳入有关法律法规制订的指导思想之中。突出以民为本,培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公民意识。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为目标,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理念、内容、方法,着力于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道德标准的核心价值观。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建设强大的中国。读书志在圣贤,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以优异的成绩报效国家,报答社会”,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

  通过义务教育,抓好基础教育,把未成年人培养成真正的“中国人”和“士”,以高震东先生倡导的“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担当的情怀,如同潘光旦先生讲的,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第八》)。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为中国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实现毛泽东主席早年中国人要“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保卫者和接班人。

  二、在实施素质教育、规范教学内容上予以高度重视,讲求人文性、科学性

  伟大导师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教诲全国人民:选择好的学校校长、教师和教材是办好教育的根本路径。规范教学内容远比安排各种教育经费重要得多。一些自认为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年年高喊“教育要公平,要加大投入”等等。不如到教学第一线,到基层进行调研,下些真功夫编好真正的教科书和教材更管用。选择的教材正确、教学方法科学、教学内容合理,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公民和人才,才能使教育经费的投入真正发挥效益,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乃重中之重。建议:

  (一)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恢复汉字的正(繁)体字的教学与书法训练

  正(繁)体汉字是古圣仓颉所创,汉字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中华先祖智慧的载体和传承的工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维系中华大一统的桥梁和纽带。是蕴含人生哲理的科学符号。也可这样讲“天不生仓颉,万古如长夜”。江泽民同志讲:“早在公元二千五百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这些优秀的文化典籍,都是靠汉字传承,滋养着中国人的后代子孙,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两百年中,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西方列强就制定了一系列歪曲、丑化、贬低、鄙视、破坏中国文化的方案、战略和政策,破坏中国文字就是其中一策。据厦门鼓浪屿一些当地学者考证,日本人破坏中国汉字之阴谋由来已久,日本文化间谍雇佣中国的无耻文人发难,其中一个叫卢戆生(1854-1928年,福建同安人)的人首倡拼音文字,1906年被清政府驳回并下令就地斩杀之,卢终生不敢离鼓浪屿一步(该岛被日本人强佔二百年,直至1945年才收回,鼓浪屿后海有此人头像),从此开启了破坏乃至妄图消灭汉字的罪恶先例。我们可以从被当今日本学者政客所推崇备至的津田左右吉(1873-1961)所著《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中,看清日本文化帝国主义者的阴险用心和嘴脸,就是这个津田对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佛教的禅宗文化进行了肆意的诬蔑、丑化、歪曲,令人发指。有关情况,详见《文化上的敌对》(张跃斌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载于2005.8WORLDVISION)。

  无论是东洋的日本,还是西方的列强,他们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以后的“东风西进”中,从东方文化吸收了营养,提升并丰富他们的文化,当他们的羽毛丰满后,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推行了“西风东进”,通过西方传教士、文化间谍、留学生,刺探、收集文化情报,采取种种手段豢养文化汉奸、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洋务买办等,无孔不入,进行文化渗透。对中国文化、民族自信心,对中华民族的城市建设、医药卫生、服装服饰、节日活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乃至饮食文化等等,进行了疯狂的、全面地、全方位地渗透、改造、破坏,施加影响,妄图抽掉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成为西方列强的文化附庸,目的就是要灭亡中国和中华民族,把中国永远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牢记这一百多年的屈辱史,牢记国耻,切不可再上文化帝国主义的当。因为今天欧美和日本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仍在重复着上世纪的鬼蜮伎俩!有关情况,请阅王向远先生著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等《丛书》。近十几年来,“日本文化”对我们的渗透,影响不能低估,新闻媒体和商业广告等大肆宣传、美化美国和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抹黑中华民族,散布政治谣言,散布中国威胁论,蒙骗中国的网民。最近有关资料披露:网络水军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日本人,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等,他们用卡通、动画、漫画等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丑化、贬低的内容,在全国各地都有泛滥,好在近几年有所警觉,但为害已不浅,需要我们认真去清理,清除其恶劣影响。

  日本是最不守信义的国家,日本和美国的右翼政客反华、灭华的贼心不死,特别是安倍重新上台以来,打着“价值观外交”、“文化正统”的口号,东走西窜,勾结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越南,大造“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诬蔑攻击,妖魔化中国,到处抹黑中国,企图挑起中美冲突,日本坐收渔人之利,使日本真正摆脱美国控制,成为正常国家。日本的“算计”是:搞“菱形反华包围圈”,借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东移”的贼船出海,狐假虎威,搅局东亚,妄图“遏制中国”。梦想做东亚的主宰,妄图称霸亚洲。现在的日本一系列的丑恶表演,一次又一次地应验了民国元老戴季陶的话:中国衰弱时倭寇是疯狂的强盗;中国强大时,日本是小妾、娼妓。日本真实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人面前,安倍的一系列的丑恶表演,在世界人民面前为中国人民上了难得一课,为中国人敲响了警钟,擦亮了眼睛,倭寇的豺狼本性暴露无遗。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做好充分准备,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如果安倍一帮军国主义余孽及其右翼分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必须坚决予以歼灭之,彻底摘除这个伤害中华民族千年的心腹大患,祸乱东亚的“毒瘤”。对日本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很多中国人都不清楚的是,自甲午战争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本的每个家庭都存有从中国抢夺来的自汉朝至民国时期的文物、珍宝,每个家庭有参加侵略战争、双手沾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的鲜血的杀人魔鬼!九一八事变后,唐玄宗手书的“渤海国”的石碑被日本人从东北吉林省盗走,至今还放在日本天皇的皇宫内,不肯归还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中国国宝被抢走盗走(详见附件9《另一场“南京大屠杀”》)

  汉字是中国的象征,同汉语、文言文、中医中药一样都是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尊敬,珍重文字、文言文和汉语。在对待祖国的文字、母语上,我们中国人确实应该向韩国人、法国人学习。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令我们感到庆幸和欣慰的是,中国大地上仍有珍惜、敬畏祖国文字的人们。在河南安阳建有“文字博物馆”;在陕西省韩城有个叫韩村的村庄,一直保留并使用字纸焚化炉,定期不定期将字纸在炉内焚化;在广东佛山市的松塘村的乡民,一直践行着“明理养德,爱惜字纸”的祖训;在广西省灵川县江头村,有周敦颐后世子孙,精心诃护建成二百余年的“字厨塔”,至今仍在焚化字纸,保持着敬畏珍惜文字的优良传统(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有集中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九六六年,在《内部参考》上有一篇短文,刊登一个日本人的讲话,大意是说,五十年以后,你们中国人将不认识繁体的汉字,看不懂中国的古籍。那时候,得请我们日本人来教你们,给你们讲解中国古代的典籍。现在,你们的青年人的书法,根本比不过我们日本青年人!现在还不到五十年,就不幸被这个日本人所言中,现在的五十岁以下相当多的人,真的是不认得正体汉字,古籍更是看不懂!

  辛亥革命后,一帮亲美、亲西方的无耻的青年文人多次游说于民国政府,要求消灭汉字实行拼音拉丁化,由于多数人抵制,其阴谋未得逞,退而求其次,简化汉字的呼声又起,在抗日战争初期,又有一个无耻文人向蒋介石建议,实行汉字简化,蒋被游说心动,正在重庆的虚云大和尚知晓后,吩咐侍者将蒋介石喊至下塌之处,训诫蒋不得简化,汉字是祖宗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不得损坏(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同林森等四人,是在南华寺受戒皈依虚云老和尚的佛弟子,老和尚并开示给他“胜不出川,败不离台”的忠告),方得作罢。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帮人提出简化之事,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抵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南率先实行拉丁字母拼音化,废除了以汉字为主体的越华文。一些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士,频频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频频建议推行汉字简化,大讲简化的“好处”,有的人还“现身说法”,便于“扫除文盲”等,……其祸心不为时人所识破(此事同越王勾践向吴国进献蒸熟的稻种以祸害吴国之阴谋如出一辙也)。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简化汉字在全国强力推行,但毛主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题字,又都是用正体字题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化汉字强力推行六十年的结果表明,真是得不偿失!坊间及网上流传的批评之声不少,比如“親,亲不见,一年难见父母面;鄉,乡无郎,只有老弱和病残;爱,爱无心,试问几人是真情;備,备无人,难道藏备靠天神;厰,厂空空,人去楼空自然穷;麺,面无麦,其实掺了吊白块;傑,杰无人,丰功伟绩怎能成;癡(痴),疑变知,病中有知你说痴。……这是用坊间俚语形式讥讽简体字隔断历史文化的恶果,如果是用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书写的文字,自然会使人思想简陋混乱。简体字的一字代替了好几个字,甚至在姓氏上都造成了混乱,比如用肖代替了萧,用叶代替了葉,用代代替了戴,;用仝代替了童,馀代表了余,用习代替習……这种极不严肃的荒唐的肢解文字的做法,真是愚昧又无知,可悲又可恶!说的严重的是对历代祖宗的不尊重,这叫“数典忘祖”。长此下去,真的是在贻害炎黄子孙的慧命,祸及子孙后代。尼克松、安倍们在偷着乐呢!

  笔者在1998年夏曾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先生有一次交谈,被世人喻为“当代毕昇”、“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的王先生发明的“王码”在电脑转换上非常便捷,且容量很大,亦感慨万分说,“看来汉字简化是欠妥的,是不应简化的”。任继愈先生亦是有同感,在当下要扭转无力,他建议最好是现在从小孩时抓起,在幼儿园、小学开展识繁用简的识字教学。

  在这方面,昆明童蒙国学馆已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了很成功的探索。十三年来,蒙馆开设了规则、生活、诵读、识字、阅读、运动、队列等课程,其中规则教育、识字教育是所有功课中尤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蒙馆中的孩子多是经过胎教生养的,一岁半入馆学规矩、学礼仪,先从识字入手;幼童小班先识字卡,正面是篆体,另一面是正楷字。到五岁时基本能达到三千字的识字量,至上小学时达到五千字的识字量,篆、正、简体字均能认识,小童阅读中国古籍毫不费力。蒙馆的教学效果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肯定和赞叹。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云南教育视界》2016年第4期介绍了该馆的做法,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会长赵廷光(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看此消息后连声赞叹“好!好!好!”“找到了识繁用简的路子,好!是根本途径”。

  前几年,美国有一小男孩从楼上跌下,摔成“植物人”,西医无法救治,最后其父母求救于中医,中国医生建议教小男孩识汉字,经过识字训练居然恢复了智力和健康。去年(2014年)又有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发现,写字可以强化学习过程,储存和内化接受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写字还能提高健康状态,许多老书法家都高寿足以证明。有研究显示,写字可以改变情绪,减轻压力,习惯用右手写字适当使用左手,可使大脑得到更多锻炼……。

  胡耀邦同志晚年很喜欢书法,经常用毛笔写字。认为自己写字,主要是求得心灵平静,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和爱好。我们确实应该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热爱敬仰中华优秀文化。

  国学大师费孝通、启功等学者、专家多次呼吁要尊重、敬畏、珍惜汉字;陈云同志更是要求少年儿童要练好毛笔字,培养定力、开启智慧。令人高兴的是,国家教育部明文规定,要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书法课开设情况也被纳入教育督导的专项内容。云南省教育厅也要求小学生需要学会写铅笔字和钢笔字,学习写毛笔字。初中生需学用硬笔写行楷字,用毛笔临摹名帖书法,书法训练成为云南省中小学的必修课。这是一件有战略眼光的安排,同时还应加上识繁用简的内容,书法要写正(繁)体字。坚决杜绝所谓“电子书包”,无纸教学。我们应当多听听“老人言”才不至于吃亏。恢复正(繁)体汉字的教学与书法训练,理由很多,不一一赘述。但中心一点,在于尽快推进中国文化断层的修复,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亦是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

  (二)恢复“文言文”的教学,废止“白话文”的教学

  “文言文”是一种精简、凝炼、雅化的书面语言。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这又是中华民族先祖的高度智慧的创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文体,是中华古圣先贤为后代子孙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非常科学的语言。只要有阅读能力,就能看懂千百年前的书籍,就能深入中华古圣先贤的智慧之中。“文言文”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最大的方便,这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之原因所在;也是近年来被欧美学者论定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源头的根据之一。

  遗憾的是,在一九一二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等一批留美的基督徒、青年学者,照搬日本、欧美的教育思想和模式,在全国小学、中学废止了“文言文”的教学,一律实行“白话文”,为我们中国的近代教育埋下了百年的祸根。中间又经历了几次大的折腾,使我们中华文化的断层越来越深重。近三十多年来“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的强势侵入,特别是西方的自我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崇尚竞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泛滥,对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核心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这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现实。

  面对“欧美文化”、“日本文化”的冲击,许多仁人志士,在这十几年内大力推广儿童读诵经典的活动,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据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千百万儿童在读诵传统文化的经典,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老子》、《大学》、《中庸》等等,凡是读诵并能深入经典的儿童,道德水平、人格修养、语言行动、礼节礼貌、容貌气质、心理素质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据家长讲,与未读经之前判若两人;据老师讲,与没有读诵经典的孩子比,更是气宇轩昂,聪慧沉稳,不同凡响。

  据日本儿童教育专家、实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先生透露,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多数人从小就用识汉字、背诵《论语》、《道德经》、《孟子》等中国的典籍,以“家塾”的方式,运用王阳明先生训蒙之法,来训练以提升素质、开启智慧。就是杨振宁、丁肇中、陈省身、林家翘等数学、物理、科学大师,他们从小都是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都是在读诵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的经典中长大的。

  “文言文”教学必须恢复,这是教育立国的核心之策,也是将“德、智、体、美、劳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中”唯一有效捷径,更是摈弃欧美教法的有效措施。为了找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一大批仁人志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开始了思考、探索现代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的漫长旅途。其中,昆明博览书社有限公司于二○○三年率先在昆明创立了“童蒙国学馆”,先是用半年时间,培训教师,同时同“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印制发行“传统竖排正体字版”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经典读诵教材》第一卷(其中收录有《弟子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太上感应篇》、《孝经》、《千家诗》、《古文观止》、《启蒙书法教材》等系列教材),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的一位副会长一直担任其“顾问”(义工),该馆教学一直以王阳明先生“训蒙之法”和印光大师的童蒙养正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借鉴康熙大帝教子教孙的“成龙之法”,实施传统蒙学经典的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该馆招收一岁半至六岁的幼童入学,就是从识字入手,一部一部的经典学习、读诵,经过一年的学习,三岁小童可以读诵报刊,可以阅读小说等典籍,有些幼童升入小学三年后可撰写优美的简练短文,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儒联的凌孜先生来国学馆视察,亲自指导,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支持……。

  学校的中国语文教育,必须以“文言文”为主要教材。对于那些认为比较好的白话文的作品、文章,如中国古典名著及欧美的名著,在教学方法应提自学、博闻强记,要给学生充足的课外阅读时间,笔者看到,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小学、中学时的人,在老师的指导下,就已读了中国民间历史故事、四大名著等以及大仲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是很平常的事。可以说,中外名著及一些白话文完全不必进入教科书,可做为学生的“课外读物”、“阅读范文”等即可。不要浪费孩子的生命和时间,有些著作、课本的水平及层次不高,没有必要浪费纸张去印刷!节约国家的资源是时时要考虑的。

  (三)恢复古代家塾或乡塾(义学)教育中的成功教育经验和方法,应当突出识字朗读、背诵来实施教学

  零岁至十三岁的儿童生理、心理的特点是记忆力最好.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对于诵读法的认同,国外的一些名家亦是提倡的。世界语言学大师、对中国文化有深入认识的汉学家,瑞典的高本汉(1889——1979)先生说:“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二千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的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发生了一种崇视敬爱的心理;这种实在是中国人的特色。这种聚集成功的大资产,以供中国著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的修饰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高本汉先生是个外国人,竟能对中国教学讲求背诵有精到的深刻认识,是精思卓见。背诵的效果是:加强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敬爱,同时又能提高运用文字的能力。

  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今年(二O一五年)从元旦开始播放的“百集大型记录片”(第一季)的《记住乡愁》,今年从元旦开始又播放了《记住乡愁》的第二季,六十集已全部播放。为我们披露了中国古人教育教化的真实历史及文化的传承,彰显并验证朱光潜、高本汉等先贤的论断和真知灼见。因此,每一个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中国人,必须猛醒。我们的国民的中文、汉语程度江河日下,教育水准日渐低落,可以说与少年时期放弃了背诵的“童子功”有极大关系,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祖先的教育理念、教材、教法中去寻找智慧,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为迎接二十一世纪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做好人文教育的基础性准备。

  三、规范教学内容,严格课程管理;减少教科书种类,提高教科书质量,降低教科书成本,防止利用教科书非法牟利

  现今的教育状况,仍然是七十年前潘光旦(社会学家,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先生所剖陈的那样,他在《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中说,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应是国士,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有贡献的人谓之“士”)。中国教育没有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会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在课程设置及教科书内容上大搞“去中国化”,盲目、自觉或被动的被西化的结果,就是照抄西方、欧美教育模式的结果。正如美国教育部部长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说的:“我们国家的教育是彻底失败的,我们把人教成了肉机器,我们要向东方学习人文教育(这里的东方是指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即指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教育部长都已醒悟了,我们一些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教育专家”、教育官员又将如何作为呢?

  其实,我们中国历代先祖的教子经验,教育理论、教材、教法非常圆融、圆满的,自有一整套的完整体系,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遗憾的是这一百年,中国人自己革除了两千年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向、目标和原则,废弃了千年验证正确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丢掉了传承千年成功的教学方法。中华民族的教育理论,从上古的尧、舜,夏、商、周至秦汉、至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虽然帝王更迭,但教育方针始终不变,就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最古老的教育理论宝库当属《礼记》、《大学》等名典了。在历代帝王中,当属康熙大帝最为“教子有方”。他自己从五岁(实岁四岁)开始读书至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他的文治武功是靠勤于学习实现的。他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教训子孙的教育理念、目标、方向、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同康熙、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见有关具体细节可参阅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闫崇年所著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康熙帝玄烨——对子孙:督教以严》第80-82页)。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一个异族统治者能做到承袭明制,没有改变中国的教育政策,是因为康熙本人深刻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自己在幼年已能背诵儒家的“四书”、“五经”,深入到中国圣贤的教诲,知道中国二千年的教育政策能够让社会安定和谐、家庭和乐、国家昌盛,所以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皇帝,皆为圣明君王,都能继续推行汉武帝确立的国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才出现了“康乾盛世”,成为世界上第一的强国,享国近三百年。清末由于慈禧太后篡政,放弃了康雍乾盛世时立国的规矩,放弃了中国传承二千年来的教育政策,清朝也就败亡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必须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因此建议:

  (一)抓好零岁的教育,也即是胎教或称谓胎养

  零岁教育在中国古时谓之胎教,亦称“胎养”,胎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生优育的优良传统。现代科学称之为优生学,本文称之为“零岁教育”或胎教。它比德国、美国、日本人的“民族优化战略”、“胎教优生”早了三千年,反观之美、日德等国关于胎教的生命胚胎学研究恰恰是得益于对中国古代典籍(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以及后来通过各种手段抢掠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物。见附件9)的研习和验证。现在欧美及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胎教是儿童早期教育的最重要环节之一。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多有报道,进行胎教的儿童特别聪明又十分懂礼貌。其实,胎教不是西方人的发现,中国自古即有之,早至上古尧舜时期,迟至周朝就有文字记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周朝三位伟大的母亲:太姜、太任、太姒三位“太太”以自己的淑德懿行,相夫教子,生养教育出六位圣王及贤人,即是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三位圣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孙三代女圣生祖孙三代数位圣王,成为千古最美的盛治,成就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孔母亦重视胎教而生孔子,孟母三迁为教孟子,岳母刺字教育岳飞“精忠报国”,乃成为后世母亲的光辉典范,世人称为“三母”。故此,古德云“尤重者,是在胎教。孕妇果能菇素念佛(指念诵阿弥陀佛,意为祝福自己有无量的寿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行善去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身不行恶事,口不出恶言,使儿在胎中即禀受正气,则天性精纯,生后再加以教化,无有不可成为善人者。”据云南大学退休物理教师赵椿先生讲,其祖父赵嘉根是鹤庆家乡私塾先生,曾作《成童之要论》一文,亦对胎教十分重视,自有其见地,赵老先生云:“古者,妇人有妊,则有师氏训导:言不妄吐,食不异味,出入有常,居处有规,不苛訾,不苟笑,坐不倚体,寝不侧身,以和顺谦让自持,则生子端正而聪敏。”有一对台湾医生夫妇一直读诵《论语》,每天早晨坚持半小时的功课。夫妻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太太怀孕了,照常每天早上做功课半小时的《论语》读诵,胎儿在娘肚子里面听十个月的《论语》。出生后,是一男孩,相貌不凡,而且非常好带,晚上从来不哭,聪明得不需要哭,是十个月的《论语》胎中教育。出生以后,父母照样读《论语》,这个婴儿就在旁边听,醒着可以,睡着也没关系,等到这个孩子一周岁会讲话时,就会背《论语》。一岁半就认识很多字,二岁开始读书,一直喜欢读书,到了五岁半时,自己已经读了很多的世界名著,根本不用父母操心。又有一例,在海南省海口市,有一位女理发师刚刚怀孕,听从一位顾客的建议,常常听《弟子规》的光盘读诵,后来也生了一个男孩。这位女理发师常对人讲:“只要我的儿子一吵闹,我就把《弟子规》放下去念,他马上就不哭了”。小男孩不哭闹是因为十个月的《弟子规》的胎教的结果!十年前,笔者曾见不满一岁小童同大人一桌打麻将,打得十分流畅,后问其母,得知其母在妊娠期间天天玩麻将,常赢不输,小童是“麻将”胎教出来的。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值得我们警觉的是,胎教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这是胎教不如法会有负面的状况,比如有的孕妇不按医嘱,乱服抗生素等药物会致使胎儿畸形或聋哑等残障。又如同样的道理是,人们对现在社会上未成年犯罪率上升,小学生患艾滋病亦呈上升趋势……等等。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究其原因,皆是其母在怀孕期间守着电视不放有直接关系。常看杀盗淫妄的电视,对胎儿的教化全是这些负面的东西也,长大以后便成“匪类”。诚如印光大师所言,“以在胎禀其气,生后视其仪,受其教。”“要知今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辈,皆从被父母娇生惯养而来。”这样事例,全国各地都有。随着人们对儿童教育的认识和重视,各级妇联等部门也在倡导胎教,实在说这是件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华民族大有希望也!

  实施胎教不复杂,如理如法的胎教,就是遵循古德的教诲更要以印光大师的教诲:“保胎以绝欲为第一义。故保童心法,首戒交媾”。“妇一有孕之后,切戒交媾。所以若人有孕,即居另室,不与共寝,恐动欲念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一个启示,自古至清末的婚姻制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在人口繁育制度上更有值得深入研究、发现的探求空间,不能一概而论、武断地定为“封建糟粕”。妇女在妊娠期间,除了保证良好的营养之外,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心地清净,饮食不乱吃异味,言语文雅,不恶语,不妄言,生活作息规律,不看电视,尤其是不看杀、盗、淫、妄的电视、光碟等,坐不倚体,寝不侧身,如能每日读诵中华传统典籍如《论语》、《弟子规》乃至佛教大乘经典一部,每日只课诵一部最佳。一门深入,长期薰习。要看中国优美山水风光的国画,听传统的用古琴演奏的古典音乐,如《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等,如能听历代传统的宫廷音乐,佛教梵呗音乐,道教音乐更佳。这些都是最上乘的胎教。现在文化普及,现代科学发达,为我们开展胎教也提供了先进科学工具。事实证明,正确科学地实施胎教生养出来的孩子基本上是五官端正,眼睛明亮,眼神清彻,沉稳大气,聪明健康。

  如果胎教真正为中国广大群众认识和实施,真正让尘封千百年的典籍走向民间,则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只是一个预言也。要养育新世纪的主人,必须从“起跑线”上给力,就是从胎教抓起,从根上抓起,就是俗话讲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中国人必须回归历代先祖的智慧中去!

  (二)抓好一至六岁的学前教育

  婴儿一生出来,脑部恰似一张白纸,要有外界足够的听、视、触觉等感官的刺激,各种功能才会逐渐发达。刺激得越多,发展得也越快,但是这种快速发展时期的时间不会持续一生,它只存在于出生后短短的几年内,其中又以零至三岁为黄金时段。大脑生理学家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儿童的智力和性格,从出生到三岁,就已经完成了60%(每年成长约20%),而且这三年具有天才般的吸收能力。到了六岁,脑细胞的组织完成了80%(每年约成长10%),在这时期内若以游戏化的学习方式教导学习文字、语言、经典古籍,或者学习音乐、绘画、武术等活动,都会有明显的进步。从六岁至八岁,这两年脑部的发育达到了90%(每年为全部成长的5%)。也就是说,儿童在进小学一年级时,聪明与否,大致上已经决定了。从九岁到十三岁,脑部的发育基本完成了,达到100%。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零至三岁之间,实为形成期中最重要的时期。所以,把握这个黄金时期最为关键。如果错过,年龄越长,启发、培养愈费力,效果愈差。因此必须把握好十三岁之前的宝贵时期。这就是古人讲的“三岁定终生,三岁看八十”。

  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的亲子教育法,除了前面讲的胎教之外,古圣先贤早已发现并指出了人生教育的四大阶段。一曰,幼儿养性:零岁至三岁前,心无分别,尘垢未染,真如湛然,性德纯正,心如明镜,朗摄无碍,先入为主,深入人心,终身不移。幼儿怡养本性,正宜此时。二曰,童蒙养正:至十三岁前,物欲微薰,烦恼潜伏,知识略萌,性德仍净,记性犹强,悟性微弱。童蒙蕴养正见,正宜此时。三曰,少年养志:十三岁后,知识渐开,物欲既染,烦恼增多,心逸情泳,故真性渐隐,记性渐泯,然性向显发,崇效楷范,悟性转强。少年启养心志,正宜此时。四曰,成年养德:凡所当读书,如能自幼扎根熟读,庶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学以致用,而为将来成学立业之深基,修身明德之永磐,唯德业无穷,学无止境故,成年学养德行,随时皆宜,无有终时。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的历代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不感恩吗?难道不应该为祖先的智慧自豪吗?对祖先孝敬,最大的孝心是“知恩报恩”,就是要为传承中华优秀的民族文化贡献力量,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要再被人“西化”或“同化”,要从自己做起,“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要做上对得起中华列祖列宗、下无愧于后世子孙的事,不要给子孙留下骂名!

  可怜天下父母心,人人皆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之殷切之心。那就让全中国每个家庭,每个聪明的父母,举起肩上的重任,托起明天的太阳,以全副身心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当务之急,充分握住儿零至十三岁,特别是零至六岁这一宝贵时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向中国古代“三圣母”和古希腊的母亲学习,相夫教子,好好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具体建议是:

  1.为孩子创造一个蕴养正见的清净环境。父母、祖父母千万不要溺爱孩子,家中坚决关闭电视,自己不看也不给孩子看电视,免受精神污染及身体伤害(雷久南博士指出,电视对脑神经和所有感官有麻木作用,对身心均有伤害)。现在令人忧心的是人人玩手机、电脑,“低头族”太多,不但会使人视力大幅减退,伤及大脑发育,还有专注手机掉入河中或与汽车相撞而丧失生命事例时有发生!今年6月18日新闻报道,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4.5亿人是近视,占13.4亿人口的41.1%。频繁使用手机、电脑等,其伤害是:一是免疫力下降;二是夜猫族的肠胃危机;三是增大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四是肥胖;五是皮肤受损;六是性功能障碍;七是记忆力下降;八是视力受损并下降。长时间看电视、电脑以及手机微信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受伤害最大。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都更要注意眼睛保健,最好工作一个小时一定要闭目养神十分钟或连视绿色,或按中医转睛36次及按承泣穴进行保健。除了电视、手机的伤害之外,还与横排从左自右的阅读方式有直接关系,可惜世人无知!不知伤害,我们祖先的竖排从右自左的阅读方式自有护眼功效也!我们应该回归中国古代传统的印刷图书的模式(即竖排从右自左开的书籍和报刊)。

  2.识字、朗读、吟咏、背诵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经典古籍,先从《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下手,抓好扎根教育。就是强调先识字、后读诵,幼儿读上五十遍,基本上会背,百遍即以牢记。正如明朝的思想家吕坤所言:“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三、百、千将早期的识字教育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人格修养的教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言辞简练,含义深刻,朗朗上口,便于读诵和记忆。《弟子规》是家庭第一规,不但孩子要学,照做。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亦应会背、会做。弟子乃学生也,儿童要做学生,成年人也要做学生。周恩来总理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人人皆应做学生,做古圣先贤的弟子,所以,父母、家长一定要为儿童做出好样子,身教重于言教。

  3.为使孩子“快乐生活”,不可去学超越儿童身心承受力的所谓“知识”。一定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即道法自然,不可“拔苗助长”,我们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汉语,不要过早地强迫儿童去学英文或其他外文和电脑操作。也要防止幼儿教育的腐败问题,有些幼儿园完全出于赚钱目的,不顾幼儿发育成长的规律,超负荷地安排每日的“功课”,学什么英文、绘画、唱歌、乐器、演奏、珠算、围棋,还有学跳拉丁舞等等,每月收费高达三、四千元,这叫什么幼儿园育儿,完全是摧残生命!所以,天下的父母在教育幼儿时,要有智慧,自己承担起责任来,亲子教学,不可轻托他人,不要以为花钱就可以办事,未必。人生只有一次,不可重来,错过黄金时段再来教子,将抱憾终生。

  按照昆明明生书舍下属的童蒙国学馆的的教学法,即传统读诵的方法是:(1)读诵标准:循序渐进,日有定课;振起精神,高声朗读;一字一板,字字读响;不误一字,不少一字;不多一字,不倒一字;最后一字,加重拉长;经若未熟,不许下位;一气读熟,一流水背;背了上位,再读几遍;一字含糊,便不上算。(2)诵读四正要求:桌正,身正,书正,心正。(3)诵读四到要求:眼到,手到,口到,心到。(4)诵读四练要求:朗读,熟读,精读,多读。(5)传统经典诵读次第顺序:蒙学、小学、大学。

  亲子教育不难,主要是“背诵、记忆、照做”六个字,加强道德教育。实施智慧的教育教化。

  (三)抓好六至十三岁的小学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对儿童的小学教育十分重视,有着极其丰富的教化儿童的经验,从周至秦汉,隋唐至宋元明清,有很多大师、大家,其著述浩如烟海,尤其在明、清两朝,更是发挥到了极处。其中,明代的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王阳明(1472-1528)的《训蒙大意》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儿童教育在於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王阳明先生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儿童方案,是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的。

  满族入主中原后,清朝承袭明制,康熙大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他能成为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得益于刻苦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实岁四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康熙八岁丧父,九岁丧母,由祖母抚养,深受祖母的教诲。他八岁登基继位,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目的很明确,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康熙十四岁亲政后,一直勤于学习。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要求皇子皇孙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大帝教导子孙是十分认真、负责的,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清朝皇子皇孙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康熙亲自制定确立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一天读书的情况:

  寅时(3-5时),皇子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

  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侍立在东侧,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德格勒、彭孙遹侍立在西侧。皇太子允礽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咏不停。允礽遵照父皇“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年近60岁的汤斌跪着捧接皇太子的书,听完允礽的背诵,一字不错,就用朱笔点上记号,重画一段,再读新书,捧还经书,退回原来的地方站立。皇太子又写楷字一纸,约数百字。

  辰时(7-9时),康熙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皇太子率领诸臣到书房外台阶下恭迎。康熙入斋升座,问汤斌曰:“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康熙接过书后,指出一段,皇太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康熙又问起居注官:“尔等看皇太子读书如何?”奏道:“皇太子睿质歧嶷,学问渊通,实在是宗庙万年无疆之庆!”康熙嘱咐他们对皇太子不要过分夸奖,而应严加要求。检查完皇太子的功课,康熙回宫。

  巳时(9-11时),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师傅达哈塔、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停立时久,体力不支,斜立昏盹,几乎颠仆。皇太子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传观批阅校对。汤斌奏道:“笔之中锋,端严秀劲,真佳书也!”达哈塔也奏道:“笔法精妙,结构纯熟”。皇太子又将《礼记》画定的篇章读120遍。

  午时(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皇太子命赐诸师傅也吃饭。诸臣叩头谢恩后,就座吃饭。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120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接书,皇太子背诵。

  未时(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皇太子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院中张侯——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是为教育皇子们“崇文宣武”,治理国家。皇太子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先生翻书出题,学生依题疏讲。

  申时(15-17时),康熙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六子早殇)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同来侍读。康熙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向来皇子读书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汤斌按照康熙的旨意,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涌、疏讲。皇五子胤祺因学满文,所以只写满文一篇,圈点准确。康熙亲自书写程颐七言律诗一首,又写“存诚”两个大字一幅,给皇子们示范。群臣称颂说小字“秀丽”、大字“苍劲”。

  酉时(17-19时)侍卫在院中张侯之后,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傅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皇太子等在在畅春园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见《正说清朝十二帝》第83页)。

  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行、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康熙大帝一生有35子、20女,皇孙97人。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而老百姓的子女,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而不能成龙。在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成龙。康熙大帝为着大清江山世代永固,社稷绵延亿万斯年,费尽心力对皇子皇孙进行了严格的成功的教育。可以说,康熙是一位合格、称职的父亲、祖父。康熙制定的严格教育制度,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鉴。应该让皇家贵胄的教育制度走出紫禁城、进入寻常百姓家,去教化亿万的未成年人,则真正为未来中国准备丰厚的人才支撑!这才是真正振兴中华之径中径、捷径。一定要从欧美教育模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走自己的路!

  毛主席当年寄语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少年强,国就强,谁能在少年教化上下功夫,就是抢占先机,则可保证国运兴隆,立于不败之地。

  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由国会、政府立法,将佛教列为全英国中的学校之正修课。这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十几年来,英国已在小学、中学、大学课本里都安排有中国儒家经典和印度的大乘佛法的内容,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也在跟进,小学、中学、大学有佛学的课程,有儒家经典的课程。开设静坐静思和瑜伽等心灵宁静的训练;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还邀请中国上海的小学老师赴英国小学教授“小九九”等心算法,足见老牌英国对东方文化的景仰与崇敬和学习。我国的“珠心算”的方法在日本得到广泛推广,用于训练儿童的心智。日本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生在秋冬两季都进行严寒体魄训练,经历冷风、冰雪的训练,练体能,练坚韧性格,年龄稍大些的儿童继而进行剑道、跆拳道等武术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前几年,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倡“以德治国”,又提倡小学念《四书》、《五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和拥护。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古德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时不我待。在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上,首先抓好道德教育,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下手,应该对现行的小学六个年级的课程,重新编排,突出中国语文(应叫国文、国语)、中国历史教育,学习《四书》、《五经》等。古琴、围棋、书法、国画亦应学习。借鉴我国古时的“思过堂”(即吾日消吾果之法,要求犯有过错的儿童检讨、反省,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及印度的“静思室”进行心智培养,还应增加武术、足球、篮球等军事体育课程安排。不但文明其心智,还要野蛮其体魄。

  至于电脑、外语应移到初中阶段再安排,一定要适合儿童心理、生理发展的规律,让中国的儿童真正有美好的童年,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对于小学的教材,应全国统一制订,还是要恢复“文言文”的经典教科书为教材。至于那些现代及西方的文学作品做为“课外阅读”教材即可。印制发行,可以连续使用。减少、限制、甚至取缔各地自行印制发行的所谓教学辅导教材。前几年在湖北省某市的教育局同印刷厂结成利益链条发行低劣粗糙无用的教材及所谓辅导材料,可见贪腐的“冰山一角”。清末民初发行的《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集》、《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弟子规》、《五种遗规》、《珠算》、字帖等现在仍有些家庭保存,作为课子之教材,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发掘、借鉴、继承的。古人的聪明,我们是要学习的。实在说,现代人的智商不如我们的古人!

  (四)中学至大学语文的教育仍需以道德教育为主导

  我国的大学教育盛行的“知识技能教育”或“培训”已百年,要转变为“智慧教育”。还要进行大刀阔斧、彻头彻尾的改革,而且阻力非常之大,需要有大魄力,大手笔,大手段也。实际上历史上的“西南联大”已有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借鉴。随着年龄增长,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加大技能、技艺、技术的培训,但必须围绕修身立志做人、造“士”,为国家服务的原则,因材施教,量需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似乎有一种时髦,把英语、电脑学习摆到了大大高于国文、汉语教育的不适当位置。外语只是工具,从事外事、外贸、科技、研究工作的人员是必须应该学外语并要求精通。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只要熟练掌握中国文字和文言文的经典和汉语就足够了,难道都要去美国打工吗?所以,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来学用外语。台湾的高震东先生的见解是对的。(详见《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前几年,笔者在滇池渡假区曾见过一批来自美、英、法、、意大利、荷兰、印尼及菲、日的华侨、华人儿童“寻根问祖访问团”,都是十至十五的青少年,问其长大做什么,有的孩子要作工程师、企业家,还有的孩子说要做“骆家辉”,我说太低层次了,有一个少年说做总统,我说好,你一定行,一定比奥巴马强!你当美国总统,要中美友好!为祖国中国争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不要学阿基诺三世,数典忘祖,甘做美帝走狗。

  “文革”前,大学理工科系的大一至大三都开设中国语文,而且都是“文言文”的典籍居多,且每周举办“文学讲座”,如北师大老校长陈垣还安排启功等大师讲解古文。现在的大学理工科系亦应恢复“文革”前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定期组织古文典籍讲座,研讨会等,提升学生的道德、艺术修养,国立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感悟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它的成长历史告诉人们,大学应在德育的前提下着力抓好通才教育,与时俱进,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久之计。

  四、加强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建立严格的教育官员的选拔、配备、交流制度

  教育官员必须由真正有道德、懂教育的人来担任。建国以来,可以说各级官员多不称职。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尤其更为荒唐地是,提出教育产业化的误导。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都能像对待卫生部、环保局等行政部门主官的问责制,使庸者下,能者上,则教育系统的面貌会改变。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官,应实行异地做官、定期交流制度,也应通过考试、考核或直选来录用。

  要加强教育行政系统的反腐力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官员的家属子女不得从事教科书教学辅导材料的印制发行工作,从源头上堵塞腐败。

  五、建立全国的教师考评制度

  现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都在拼命盖大楼,拼命花钱建豪华校舍,然而在大楼里,到底有多少大师级的老师呢?只有天知道。《半月谈内部版》2015年4月的《“象牙塔”里,那些出卖灵魂的校长们》披露,高校已成为腐败案件频发的高发区,这些师门败类,久占都堂,闭塞贤路,把持学政是不能容忍的。高校腐败不仅影响人才培养,学风校风也会受到祸害,更是对科研巨大伤害,对中国未来教育事业严重的影响不可低估。说明高校行政化、教育产业化的流毒深入高教的骨髓,更说明过去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训十分深刻。

  自古以来,教师是要有高尚品德的,叫“道德文章”。现在大学校长中,有几个能称得上“张伯苓式的校长”?大学教授中,又有多少真正有师德、学问又好的启功、费孝通、陈省身式的宗师呢?中学、小学的教师的水平又如何呢?自古就有“传道、授业、解惑也”,有多少人达到这个标准?现在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一些有良知的中、小学学校长正在努力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师德传统,比如,中央电视台介绍的陕西省西安市第一中学校长史建奎、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校长王凤进、西北工业大学幼儿园园长王莉、副园长戴翠玲、教师陈小庆等做出很好的成绩,值得赞叹和推广!是当代中学老师学习的榜样。

  令人愤恨和头痛的仍然是教育腐败问题。孟子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举国上下,人人争名逐利,社会就动乱,国家危亡了。现在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老师有几人真正能以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己任,而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呢?我们确实应参照科举取仕制度的做法,从一大批热心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及本科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德行好、水平高、安贫乐道的教师来担当振兴国家重任的教师之职。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在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招收有志于教育的男性考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全国各地,同时要注重师德教化,又要提高贫困地区工作的教师的待遇,用政策统一引导。这方面我们应借鉴日本经验。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实:基础教育领域内男教师比例越来越少,笔者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中都是男老师教导,唯一的女老师是在高中时只教了半年的俄语。现在全国各地的小中学的男性教师越来越少,女老师太多不利于男孩的教化,缺乏应有的坚强血性,不利于男孩成长,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疯狂推动下,小男孩越来越中性化、柔性化、女性化,缺乏勇武刚猛精神。前几年的中俄儿童足球赛中就很能说明问题,如何实现毛泽东主席的“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魄”的目标?将来的江山靠谁来守护,令人担忧!

  重新建立师范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师资力量,保证教师队伍后继有人。有道是“严师出高徒”,毛泽东主席教育我们教育者首先受教育。我们古代传统教育历史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经验也证明,有一支强大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建设强大国家、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出路,更是教育立国、强国,科技兴国,强国之根本经验。所以要恢复“文革”以前的师范教育体系,重新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六、鼓励民办教育,打破官办垄断教育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义务教育是要强迫适龄儿童免费接受教育,要保证义务教育也能在贫困地区推广,使所有地区的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这就要走多条腿办学的路子,尤其是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适龄儿童因各种原因无法保证上学。既有经济条件,又有教学师资、校舍、课本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因此,必须大力提倡民间办学,从政策指导上,在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基础教材统一的前提下,可以将义务教育经费(包括中央、地方下拔的)一并划拨给民办学校,前提是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不得乱收费,在全国春、秋二季统一考试、考核中,认真评定教学资质、资格。民办学校有自己的灵活性,自聘校长、授课老师,自主确定利于儿童成长的教学内容,但不能加大儿童学习负担为前提,尤其要注重道德培养及传统文化薰习和技艺的传授。

  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历经五千年而不断代地传承下来,是通过‘官学’和民间书院两条渠道共同支撑的。民间书院对于传承文化恐怕起了更大的作用。近几十年来,民间文化衰微,这就等于少了一条文化传递的渠道。”我们建国以来,根本上取缔了民办学校,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民办学校,但其中状况亦令人担忧,大都是西方美、英、日的合资合办学校,基本上同上世纪初的“教会学校”,没什么太多的两样,无非是培养外语人才、到欧美留学云云。真正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办学校又有几家?而办学的人,果真为振兴中华文化还是为赚钱、骗钱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必须一开始要规范好,而且也要防止欧美、日本的文化渗透,据了解,一些从美国来昆明留学的教师、学生偷偷传播基督教,在中国的青年学生中秘密发展基督教教徒,企图改变中国学生的文化、宗教信仰(而我们的国家安全、公安部门、学校党委领导还浑然不知)。日本拟招初中生去日本留学,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培养“亲日派”。上个世纪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等人,大都是留日的,美国的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自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来,加紧在中国各地的党政军机、科研、高校加紧间谍、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挑选亲美派,并招收特工人员。所以进行忠孝节义的气节教育、道德教育十分重要。如果教育部门都为别国输送人才,甚至培养汉奸、卖国贼,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十几年前从《半月谈内部版(2001年)》上见到张鸣写的文章《读老书与教老书》(见《书城》2003年第1期或见《中华文化振兴工程》第67页)介绍的是湖南平江私塾,今年元以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向世人展示中国古代乡村的乡规、民约、家规、家风、乡塾(义学)的模式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借鉴推广之作用,是值得我们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和深思的,应当对百年的教育进行反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耀邦等等,都是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后,十六岁走上社会,进行革命的。家塾教育可以说对那些贫困农村、社区低保家庭的儿童能真正享受义务教育又不必多花钱的一条可行之路!!!因此,应放手鼓励民间组织、社团、个人办学,有条件的佛教寺院、道观亦应承担起教化之责,办乡塾、小学、托儿所,不但能使那些家境贫寒、上公办学校困难的儿童就近能得以受到良好的优质教育,又能为国家节省教育经费投入,实际上这也是优质教育的经济节约办学之路,也是从制度上、政策上防止教育腐败的一个措施。

  近十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强力推进的“撤点并校”,实践证明也是失败的,这种做法不利于少年儿童发育成长。《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2015年1月28日刊登并做了剖析,应当引起高层的重视和改进!最近,四月十七日,昆明有两所学校引入“电子书包”,尝试无纸化教学,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又“异想天开”拿我们的娃娃做“试验”,遭到了九成网友的强烈反对。有的教育行政领导根本不懂教育,很多政府官员“任性”,是靠拍脑门,挖空心思,搞“花架子”,想当然冒出的想法,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进是欠妥的,制订政策要学习习主席主持制定《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工作思路方法去办事(见《人民日报》2月2日1版及6版)。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继承传统,与时俱进。不要再做“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事了!

  七、做好古籍经典的印刷发行

  有关专家介绍,中国五千年来的传世各种经典著作有两万五千多部,历经战乱、灾害破坏,尚存两万多种,经过近代的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文化典籍一是疯狂掠夺,二是抢不到就炸毁、焚毁,到“文革”前仅有两千部种。日本军国主义不但屠杀我同胞三千五百万人,制造了比德国纳粹更为惨绝人寰的血案。毁我山河大地、破坏自然环境,除此之外,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迄今并没被国人认识其破坏性及其危害性,随之时间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值得人们反思。“文革”后又经摧残,尚不足两百部。为使中国后世子孙能读到经典古籍的原著,建议由中华书局、商务书局重新印刷发行历代传下来的正(繁)体汉字的原版古籍、文献等,以供当代及子孙后代学习,借以提高国民的整体智慧和学养。

  八、发挥现代传媒手段的优势,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要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的力度

  十多年来中央电视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成绩卓著,应当肯定。

  中央电视台的科教、国际频道的节目办得很好,比如介绍的“中国故事”、“资治通鉴”、“镇馆之宝”、“大家”、“百家讲坛”、“千年书法”、“感动中国”、“记住乡愁”、“远方的家”、“我爱发明”、“汉字、成语大会”、“人物”、“军旅人生”、“文明之旅”、“流行无限”等就很好,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能将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及大乘佛法加以弘扬,则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建议请一些大师级的教授、学者、老师介绍、讲解几部经典,如《论语》、《孟子》、《弟子规》、《三字经》、《道德经》、《尚书》、《左传》、《春秋》、《易经》、《孝经》等等。如能将《德育课本》及各种名著典籍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更佳,其教化之功大矣!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思潮,否定抗日战争,否定、抹黑英雄,甚至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进行诋毁,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这些年来忽视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有关,同时也有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反动宣传有关,还有不良律师煽动有关。因此应加强对国人的历史教育,宣传英烈、英雄人物的事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公民意识和责任担当。电视台近几年先后播放以“毛泽东”、“井冈山”、“延安颂”、“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战将”、“战神”、“绝地枪王”、“东北抗联”、“长沙保卫战”等历史教育片就很好!应将这些优秀的电视剧纳入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做为品德教育的影视教材。

  当下最为迫切的是,要加强人大立法工作。我们要借鉴美、俄等国的经验,由人大立法表彰、肯定、弘扬中国历朝历代以及近代的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对于肆意抹黑、诋毁英雄的人和事要坚决打击,不但在公众舆论上进行谴责,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对境外的敌对势力也如此处置。全力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尊严和安全。

  九、成立中华文化院,各省、地、县亦有相应的机构

  其规格应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职研究、发掘、整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让尘封百年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放光彩,滋养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永立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大学已成立了国学院是件好事,全国各重点大学及各省的地方大学亦应设立国学院或国学系科、所,为弘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化于民,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各级中华文化院的建构应继承唐、宋、明、清时的优良传统,以官学为基础,办好各地方的精英教育教化的学校,培养、储备治国安邦的精英之才,这方面应向英国、日本、新加坡学习。其实,这些国家亦是学习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精英培养的模式和经验,而我们是这一百年中被西化、丢掉了传统,才落到今天这般的田地,该“回头是岸”了!

  十、设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金

  振兴中华,关键在于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犹太民族虽然失国两千年,因为文化不亡,所以能够建国以色列。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每一个真正有热血的中国人,必须向犹太民族那样,牢牢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守护住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弘扬中华文化,各级政府的投入是责无旁贷。我们也必须向古代圣贤办学的经验中学习,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助学兴学,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等老一辈革命家、清末的武训、当代的天津支教模范白芳礼老人即是例证。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个人捐资助学办学,成立专项基金,由国务院或财政部直接掌握,用此资金以补政府资金不足,向革命老区、西部地区乃至城市贫困人群倾斜,让中华文化的薪火永传。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报介绍的北京光爱学校校长石青华、安徽省的国医大师李济仁老先生等人的事绩都很感人,值得赞叹和宣传、学习,他们做出的探索和成绩是对当前体制下教育模式的补充和完善,值得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思考和总结的。其实,他们只是把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进行继承、恢复,与时俱进的实践成果的展现,发扬光大而已。对于这些致力于民间教育的人士我们应当予以资金上的扶持。把有限的金钱去支持真正忧国忧民、为普及国民教育的社会组织和人士,是应该和值得称赞的,好钢用在刀刃上。总比落入贪腐之人口中要好!

  结语

  习近平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紧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彻底摒弃欧美和前苏联的教育模式,继承、恢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和模式。

作者:高三演讲稿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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