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短暂，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照片。如今，我们可以从其胞妹刘爱兰年轻时的照片中，寻到她的模样。

姐妹俩的姨妈王改卿曾回忆道：“胡兰子是双眼皮、厚嘴巴、圆脸盘，比爱兰子高出大半个头，但没爱兰子皮肤白。姐妹俩很像，就是妹妹比姐姐年龄小，还没有长成熟，没有姐姐稳重、大气。”在妹妹刘爱兰心中，自己模样虽然与姐姐酷似，但姐姐比自己要大方、开朗、硬气得多。“姐姐那种敢想敢干、沉稳大气、心胸开阔的个性在童年就早已形成。”

刘爱兰在《我的胞姐刘胡兰》一书中回忆道：“在1939年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我们的母亲怀着对我们姐妹俩的不舍去世了。那时我刚4岁，姐姐也只有7岁。幼小的我只会哭泣，家人为了生计操劳哪能顾得上我，而姐姐却变得坚强起来，也更加懂事了，她走到哪里带我到哪里，给了我母爱般的关爱。”

就在刘胡兰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文水县城，刘胡兰的童年一直生活在日寇的屠刀下。1941年起，日寇在华北先后5次进行“强化治安”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驻文水敌人先后在平川几个村镇扎下据点，云周西村一带也成了敌占区。

不幸中的万幸是，奶奶承担起了抚养两姐妹长大的责任。刘胡兰也迅速成长起来，10岁时，已经学会了纺棉花，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她都干得利利索索。提起孙女，奶奶总是非常自豪，逢人便夸：“我家胡兰子这点像我，放得下这个，就能拿得起那个。”

此时，山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革命斗争总是异常残酷。常有村民为八路军传送情报，被抓后经受严刑拷打，最后惨遭杀害。有一回，刘胡兰的小伙伴金仙的妈妈李玉芳为了掩护抗日民主政府干部，被敌人的狼狗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这些，都没有吓退年幼的刘胡兰。

时任晋绥八地委“抗联”主任米建书回忆说：“当时刘胡兰只有八九岁，圆圆的脸，身体很结实，显得既沉着又机灵。她放哨、送信，积极热情地支持八路军的工作。刘胡兰特别向往西山抗日根据地，每当我们驻村工作时，刘胡兰就缠住我们不放，要我们教她唱抗日歌曲、讲战斗故事……”

就这样，勇敢机灵的刘胡兰，经常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与村里百姓一道掩护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安全脱险。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云周西村成为这一带村庄的红色据点之一，曾一度被称为“小延安”。

“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进，革命最彻底，最不怕死的人”

1945年9月1日，文水县城解放。仅过了8天，文水县城又被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占领，刚刚见到天日的文水人民又被笼罩在乌云之下。

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培养基层妇女干部，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距云周西村东北方8里外的贯家堡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考虑到刘胡兰只有13岁，云周西村上报了3名学员，其中没有刘胡兰的名字。

主持这项工作的县委妇女部长兼五区“抗联”主任吕雪梅回忆道：“当时胡兰子急匆匆地来找我，恳求参加训练班。我反复劝她，以后学习的机会很多，下次再去吧。可胡兰子态度很坚决。我问她：‘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胡兰子爽快地回答：‘不同意，我也要去，我要学文化，为穷人办事情。’”

1945年10月的一天，刘胡兰瞒着家人偷偷跑到贯家堡参加了训练班。但在训练班里，刘胡兰又遇到了新的困难：由于只在小学念过几天书，听课时，看到别人都在记笔记，可她听了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

自觉不如人，刘胡兰一有空就练写字。吕雪梅说：“胡兰子非常刻苦，倔强好学。一天深夜，我从外面开会回来，看见她伏在炕上的小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支铅笔，本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最后一个坚决的‘决’字只写了两个点。我把她唤醒后，叫她躺下睡觉。她却揉揉眼睛，说不困，继续写字。”

1945年11月底，刘胡兰从训练班结业。经过革命思想熏陶的她，整个人焕然一新。此时她已剪掉长发，梳着齐耳短发，人消瘦了许多，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

返乡后，区委组织委员石世芳看到刘胡兰，故意考她：“学习结束了？怎么样，有收获吧？”

刘胡兰开心地说道：“收获可大啦！以前我是个糊涂虫，什么革命道理都不懂，只知道打鬼子就是干革命……只当参加工作就是八路军，就成了共产党的人，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共产党了。”

石世芳问道：“那你说说看，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刘胡兰坚定地说道：“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思想最先进，革命最彻底、最不怕死的人！”

很多年后，80多岁高龄的吕雪梅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刘胡兰入党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放心，入党以后，我保证经得起考验！”

但在当时，为了确定将刘胡兰发展为党员，文水县五区委两次开会研究，大家认为刘胡兰虽然只有14岁，但其表现和觉悟是符合党员条件的，于是批准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不承想，入党后不到7个月，刘胡兰就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如果她不是为了干革命而牺牲，她也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刘胡兰长到十三四岁时，个头很高，亭亭玉立。常有村里的大妈大婶上门来提亲。

这时，奶奶总推脱说，胡兰子年纪还小，家里舍不得。

刘爱兰最怕姐姐远嫁，她跟姐姐曾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姐姐，和你一起工作的同志那么多，你要是和他们好了，或者和队伍上的好了，就会离开家了。”

刘胡兰不假思索地答道：“部队上有很多同志觉悟高、志向远大，现在我们解放全中国，将来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部队上夫妻双方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也不少呢！如果有性格合得来、工作热情高、为人正直的同志看上我，我也会考虑……但是这个事不仅要双方家里同意，还要组织同意，姐姐一个人决定是不行的。”

1946年秋，村里来了一些晋中军分区的伤员。伤员里有个清瘦高个的军人，是第12团的一个连长，名叫王本固。他作战非常勇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刘胡兰当时刚担任妇女秘书工作，经常向他请教工作上的事情。

1957年，在纪念刘胡兰牺牲10周年之际，王本固深情地回忆道，刘胡兰在村里做妇女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她和部队的接触比较多。她经常发动妇女帮助部队缝补衣服。后来我在这个村养病，常和刘胡兰在一起讨论工作上的事……

1964年1月16日，王本固在《战友报》发表了一篇悼念刘胡兰的文章，文章写道：“当时，我到刘胡兰同志就义前隐蔽过的草垛旁，在那里找到了她的钢笔和我以前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我看着这些珍贵的遗物，深深地感到，刘胡兰同志在生死关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工作、斗争、革命！”

正如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所说，“王连长和姐姐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革命者，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朦胧的爱情，但在那个年代，那种感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革命情、战友情。他们没有机会说出对彼此的爱恋，是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他们推到一起。如果她不是为了干革命而牺牲，她也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一个有能力、有胆识、有智慧的优秀女子，她的家庭也一定会温馨、美满……”

“你给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在阎锡山的命令下，第72师第214团、第215团等部气势汹汹地闯入文水县境，实行“水漫平川”的残酷“扫荡”政策。当地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也乘机猖狂活动。被划为“开辟区”的云周西村，更是敌人袭击和搜捕的目标。

于是，上级决定把一些身份已公开、不便于在平川隐蔽的干部，分批转移上山，刘胡兰的名字也在其中。区委把这一决定通知她时，她却表示自己人熟地熟，当地的群众基础好，便于和敌人展开斗争，要留在平川继续完成党的工作。

文水县原县委书记石玉曾撰文回忆了他和刘胡兰的一次谈话：“为了试探一下她对形势变化后的态度，我说：‘环境很快就要恶化了，有些同志要转移到西山上去工作，下边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要你留在村里行不行？’‘行！’她满怀信心地回答。我说：‘敌人要来了，留下以后很艰苦，也很危险。’‘怕什么！’她坚定地回答。”

在这种形势下，刘胡兰和吕雪梅等留下的干部随时都有被敌人捕杀的危险。她们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时值初冬，夜间找不到可以蔽身的地方，她们就在墓穴里和衣而眠。面对困难和危险，刘胡兰依旧坚持斗争，经常在附近村庄隐蔽活动，把上级的指示、传单等秘密送发给地下党组织。

当时，敌人委派的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刘胡兰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并代表群众意见要求铲除这个“地头蛇”。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县武工队来到云周西村，在刘胡兰的配合下，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处决了。云周西村的群众得知后，大快人心。但这很快引起敌人的恐惧和仇视，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在严酷的形势下，刘胡兰销毁了重要文件，并召集村妇女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安排了有关工作。

刘胡兰的父亲和继母见形势危急，劝女儿还是上山去。刘胡兰镇定地安慰二老说：“这些事我都知道，走与不走要等上级的通知。”此时，党组织对刘胡兰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派地下交通员通知刘胡兰离开云周西村，1月12日到北齐村村民安常厚家里，由组织派人接她上山。

12日拂晓，刘胡兰赶回家中准备行装，忙碌中就听见锣声由远而近响了起来。原来是盘踞在大象镇的敌军约100余人，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敌军1营特派员“大胡子”张全宝命令庙倌到村里鸣锣，召集全村群众到庙前开会。

此时，刘胡兰已无法脱身。她做好了和敌人殊死一搏的准备，随着人群向观音庙走去。她悄悄从手指上卸下银戒指，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和一个空万金油小盒，郑重地交给了继母。很快，刘胡兰被敌人推进庙里接受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