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老纪：

提起笔来就想起我四年前初到大庙在你屋里就宿的情景，想到我们无话不谈度过的四个春秋，想念之情油然而生，此时你可能在为公事或杂务而忙碌，请好好保重，为祝为慰。

我于上月二十七日到校报到，这两天来接受入学教育，对我所学专业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据介绍：我们这个系绝密的系，要求条件很多，全是党团员，政法专业原为法律专业，系1954年由重要指定北大创办的，由董老亲自提名一位同志为该系系主任，后为扩大专业所学范围，改名为政经法律专业，简称政法专业。它是北大法律系的唯一的专业，其主要培养对象是法学研究人才，也有少数做实际工作的。北大是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而法律系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因此一入校我们就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战斗。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的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近年来，华主席、党中央号召要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学校及系里都积极做出规划，要尽快把法律的研究和教学搞上去。法学本来是有可学的，一入校我还有调换专业的想法，现在这种念头基本上打消了。你知道，我历来爱好历史，但社会科学的各门都是紧密联系的。学习法学，主要需具备较强的分析、研究能力和一定的社会经验。这些，自认为已初步具备，因此学法学倒是不无适应的。

在大庙的几年中，得到了你各方面的帮助照顾，在这里也不想多说些感谢之类的话，我想我们是相互了解的，而且了解比较深，老实说，在大庙能畅所欲言的对象唯你一人。因此，无须什么客套了。这几天忙于入学准备工作，还有许多信要写，恕我不多谈了……

祝

近佳！

克强

78.8.13

这是1978年李克强写给知青时代老师纪鸿冠那封信的原文。写这封信时，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改革时代已经开始了。那年冬天，家乡的几位农民一夜之间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按钮。几乎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进入朝向“现代化”的邓小平时间，很快，“华主席”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不断贴出大字报，民众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渐渐转移到批判政治体制，各类民刊裹挟着新鲜思想涌入校园，北大三角地出现了民主墙……关于改革的轰轰烈烈的讨论也在李克强的班级——北大77届法律系展开了：家庭承包制是不是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我们的前途！有人对毛主席怀有深厚感情，有人则要全面否定他……

在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李克强身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党支部委员，“他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些东西，他还是很拥护的。”

对政治问题“不轻易表达观点，”这形象停留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同班同学，是因为他们同为“学习毛选先进个人”。只是，何勤华的先进是地市级的，李克强则为安徽省级。“这样的先进，在一个省不会超过10人。”

比起中文系和哲学系对当下政治的热烈讨论，何勤华觉得，77级法律系的同学并不张扬。这是一个82人的大班级，有党员三十多名，年龄参差，从17岁到三十多岁；出身各异，从农家孩子到高干子弟。但在林中梁看来，团结勤奋是他们的共同点。

林中梁时常想起这段美好的时光：一同在校园里的奔跑，课堂上热烈的讨论，共同沉浸在图书馆里的充实，或是挑灯夜下、行走背单词的奋斗，以及中国男排冲出亚洲时，一起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自豪感……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的李克强、坐公交车背英语的李克强、随身携带单词卡片的李克强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大声叫喊。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何勤华在看完一部叙述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电影后，激动难抑，结合《资本论》写下一篇两万多字长文。同学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看，“大家都知道他研究经济。我们都是文革后上大学，底子薄，自学西方经济学不是容易的事。”

李克强花两三晚的时间读完何勤华的文章，给出了直接建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最终没有投稿。别人被这么一说也许会很沮丧，但他佩服李克强的勤奋和见识。而李克强也很快就成为他人榜样，时常被邀请去演讲。已是中国法学会秘书长的林中梁描述起李克强演讲的场景时，赞不绝口。他记得他情绪饱满，总能引发高潮。让他终身难忘的是某一次的结语——“成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

年轻人

看起来，李克强谦卑内敛而积极主动。有一年，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在通往课室的过道里，因为拥挤产生矛盾，扭打起来。结果，法律系一名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群情激奋，要求校领导从严处理。林中梁记得，李克强主动介入，协助沟通谈判，最终将同学情绪安抚下去。这让李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

林中梁发现，李渐渐在学校的活动中崭露头角，承担起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位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很快，李克强被推举为常代会主任。

常代会是当时北大新创立的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的机构，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组成，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被誉为“学生人大”。它是1980年代北大学生民主探索的一部分，当时，这样的探索正生机勃勃地展开。

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学生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当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时，几位北大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作为常代会主任，李克强也被建议参加选举。

竞选声势浩大，一位参选者对本刊回忆，他们大多有自己的选举委员会，有鲜明的宣言与主张。他们贴大字报，组织选民见面会，演讲、答辩。还有人做民意测验，出版刊物。

运动持续了两个月，不少答辩会吸引了上千人参加，学生们满怀激情，一位竞选者说：“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新一代”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教授钱理群写道，“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

根据钱理群的研究，答辩会和大字报的焦点集中在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他们也为改革提出了诉求：人民自己作主；争取人民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那时，李克强和他的同学们正在南京实习。何勤华说，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选举，后来听回来的同学说，演讲最后变成了发牢骚。林中梁对此并不感兴趣，也劝李安心实习。最终，李克强只是参与联署，推荐了一位人大代表候选人，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这大概是他政治敏感的体现”，何勤华说。

这次竞选从北大分校开端，发酵成全国的一股潮流，北大是其中的成功典范。期间，北京市委下达通知压制竞选，但北大党委副书记第二天参加答辩会，还表示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

而此时，李克强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表现优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师的陶景洲见证了李克强在法庭上的辩护。那是一个4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开庭的前一天组织几个人讨论至深夜。法庭上，他表情严肃，缓慢的语速中带点合肥口音。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处理案件积极活跃，还有电影制片厂以他们班的实习为背景、以李克强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见习律师》。这部1982年面世的电影，由孙淳主演，讲述了北大法律系见习生言文刚的办案故事，主题是对“文革”的反思。

人生的路口

李克强更为投入的似乎是专业上的探索。何勤华说，法律系的学生普遍崇拜一些治学和治国的偶像，厉以宁和胡耀邦是其中著名的两位，“李克强则比较亲近龚祥瑞和张国华两位老师的思想。”

张国华当时是法律系主任，颇受学生欢迎。李克强和张国华聊得投机，俩人常一起下围棋（何勤华透露，围棋是李克强惟一的娱乐，水准很高），受张老师影响，李克强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后来，李克强上龚祥瑞老师的宪法课程，“又对西方宪政产生兴趣”。龚祥瑞的课程吸引了一大拨崇拜者，课余时间，李也参加龚祥瑞的读书会。在那里，他们不断讨论各种关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国家、法律与党、法律与政策……

他大量阅读外国法律书籍，参与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还在龚祥瑞的指导下发表论文。多年后，他提及往事，用感激的口吻写道：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他很欣赏李克强！”陶景洲举了一个例子：在校期间，龚祥瑞出过一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他和李克强等几位同学都是助手，但陶在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李克强。

不过，陶景洲认为，李真正的兴趣在于经济法。“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

毕业那一年，李克强还组织20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作为一名全优生，他拥有许多选择，他一度考虑过留学，但党委书记和副校长都希望他留校。

在这人生的路口，他向老师和同学咨询。林中梁告诉他，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很适合，而且一毕业就是正处级”，何勤华说，同学们的普遍意见是强烈建议他从政。“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一届里从政前途最大的就是他了。我们中有的年龄太大，有的太小，能力和志向也不同。”何勤华甚至感觉到，毕业时，“共青团中央可能已经看上他了。”

最终，他选择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师，兼北大团委书记。陶景洲说，“当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时，经济法教研室一位老师很不高兴，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不要走。”

李克强还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