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艰苦卓绝，考验着中国人的意志力。这中间，也有人悲观失望，也有人变节投敌。但更多人坚信，中国不会亡，只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国共两党内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抗日战略主张。而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对持久战真谛的最科学阐释和对持久战进程的最准确预测。

蒋百里“三阳线”决战论

最早认真研究抵抗日本侵略的策略，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1882年出生的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在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归国后长期从事军事理论和世界军事状况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被誉为“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

1923年，蒋百里在一次外出中，在徐州津浦线列车上对与他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三阳线”决战论。

从地理上看，“三阳线”大致上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结地带，按着蒋百里的设想，日军侵略中国时，会深入中国腹地，我们的半壁河山将沦于敌手。然而我军只要固守此线，便能立足山川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持久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日，通过与士官时期的老同学等接触，不仅意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而且战争的爆发也为时不远了。于是，蒋百里归国后加紧了对“三阳线”决战论的阐述。

蒋百里特别重视湖南的战略地位，认为湖南处于中国的内陆心脏地区，物产丰富，就民风而言，湖南民俗强悍，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湘军的兴盛，中国更有“无湘不成军”之说。蒋百里称“这里人力和兵源都是中国的普鲁士”，“宜于对敌进行长期的消耗战”，是坚持“长期作战最好的根据地”。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七·七”事变以后，蒋百里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策略的宣传，他有两句名言，曾被广泛流传。

一句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还有一句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不幸的是，蒋百里1938年就英年早逝，没有等到他一直坚信的胜利那一天。

蒋介石主张持久消耗战

作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比较早地形成了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思想。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

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受到了蒋百里的很大影响。1935年春夏，蒋介石详细视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四省之后，对未来抗日战争再作考虑，最后决定：“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时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然而，纵观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是基于长期消耗，以待敌之疲敝和国际形势变化。他所依靠的力量主要还是政府军队。

毛泽东的演讲稿

到了1938年5月，毛泽东决定对持久战问题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事实上，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时就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又指出，一旦中日爆发战争，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

《论持久战》的酝酿到1938年初已经相当成熟了。著名学者梁漱溟1938年1月到延安拜访了毛泽东，他回忆道：“这篇文章（指《论持久战》）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后，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伏案日夜写作，只用九天时间就将这一部长达5万字的文章一气呵成。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十天的时间，演讲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那么，为什么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是真正正确的抗战策略呢？

第一，它科学分析了抗日持久战一定胜利的根本原因；

第二，它准确预言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第三，它正确提出了实行持久抗战的作战方针，即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感到讲得非常深刻，有说服力。他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

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一是自己抽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首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随后迅速传播到武汉、重庆，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信念观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持久战有何不同？

荣维木

中国抗战是怎么取得胜利的？有多种原因，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保障外，持久战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则是抗战胜利的军事保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持久战思想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蒋百里、李宗仁、陈诚等人在1938年前就已经有过很多持久战言论，蒋介石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设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是客观事实，只要承认这个事实，就会得出抗日战争必须经历持久战的结论。但如何实行持久战并把持久战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却有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经典论断，他把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作为实行持久战的重要条件。如果实现了人民战争，“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事实上，共产党在全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坚持是以最广泛地发动人民战争而实现的。

而国民党却实行了片面抗战路线。尽管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人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的号召，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主要是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队，并没有真正地动员和发动人民共同抗战。相反，在片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发生了花园口黄河决堤和长沙文夕大火事件，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灾难。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与人民的对立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它的作战能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信念文献

毛泽东论持久战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信念事件

汪精卫投敌遭唾弃

在当时的中国有一股逆流，对抗战的前景悲观失望，对抗战的信念怀疑动摇，并最终滑向了卖国投敌的深渊。

然而，事实证明，坚持抗战是全中国的民心所向、意志主流。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后，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唾弃、众叛亲离的过程，最生动地说明了，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共产党人严词痛斥

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是“主和派”公开挑起大旗的关键一步。

汪精卫要“和谈”、要投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对共产党的恐惧。在为自己的投降行为找理由的时候，他曾多次声称，战争“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国打。”他还污蔑共产党之所以坚持抗战，只是想利用抗战为手段来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作为最坚定的抗战派，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降举动，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最无情的痛斥。

12月31日，汪精卫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发出，公开扯起了投降大旗。1939年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出逃是叛国行为。

1939年1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文中写道，在今日之小秦桧小吴三桂名单中，又增加了汪精卫的大名。“其自绝于中国民族，自绝于黄帝子孙，其甘心事仇，其甘心卖国，已无庸置疑。”

蒋介石与之最终决裂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云南昆明秘密出走河内，蒋介石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消息。惊怒之余，蒋介石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挽回事态。他一方面授意新闻机关对外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到河内治病，另一方面让时任驻英大使郭泰棋、驻美大使胡适等做劝说工作。

和汪精卫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郭泰棋立即给汪拍了电报，劝他“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棋愿辞职随侍。”

然而，汪精卫还是一意孤行发了“艳电”，把自己的投降主张公之于世。

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秘密派遣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谷正鼎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去见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然而，汪精卫还是拒绝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命戴笠派人在河内实施暗杀计划。3月21日夜间的行动，虽然只是错杀了汪精卫的手下曾仲鸣，但也宣布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

策反对象无人上钩

应该说，汪精卫之所以下决心去河内，也是以为自己登高一呼，可以带动一帮地方实力派响应追随。

当初汪精卫派梅思平和日本人秘密谈判的时候，梅思平就曾向日本人夸口：“和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一些人。与他们进行了秘密的联络。”

梅思平说的不全是虚言。龙云与四川军阀王陵基、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均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长期以来割据地方，害怕和极力反对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深入。由于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各机构西迁，国民党中央势力日益深入，已经对他们的利益带来了损害。

汪精卫从昆明龙云的地盘上逃往河内，龙云其实脱不了干系。事实上，龙云对汪精卫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彼此也有过深入的交流。

汪精卫逃至河内后，龙云虽然没有公开响应“艳电”声明，但也没有断绝与汪的联系。

然而，全国军民对汪的一致声讨，加上李宗仁、唐生智等素与龙云关系密切的人物对龙云进行了反复规劝，还有蒋介石对云南方面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使得龙云不敢轻举妄动。到了1939年5月2日，龙云终于决定按照蒋的要求，在报纸上发表致汪精卫公开函，指责汪要他起而反对抗战，是要使他“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

追随干将反戈一击

汪精卫投敌，不仅没有拉走他的策反目标，到了后来，连最初和他一起策划起事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干将也反戈一击，离他而去，给了他一个沉重打击。

汪精卫为了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成立伪中央政府，于1939年12月30日和日本人正式签订了密约——《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协议文件》。几天之后，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就相偕潜离上海，于1月5日乘船抵达香港，并把密约内容全部告诉了重庆方面。

陶希圣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曾有“毒酒论”：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重庆当局经过周密策划，于1940年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将汪日密约以整版篇幅刊出，冠以大字标题：“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至此，汪精卫的投降嘴脸已经再也掩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