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
20世纪六十年代,是灌输革命思想的年代,谈恋爱虽然不是非法,但至少不受到提倡。班上的同学谈恋爱大多要讲究革命情怀,把思想进步放在第一位,恋爱放在次要地位。互相间接触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接头,而大大方方两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谈情说爱的不多。
有一次班上一对男女青年谈上恋爱了,难免接触多些,同学们就给他们扣上小资产阶级情调、革命意志衰退的帽子,在舆论的威压下,女方经受不了这种压力,主动放弃恋爱关系,双方告吹。在强烈的革命气氛下,班上谈恋爱之风盛行不起来。直到毕业在即,班上男女同学之间还很少有公开肯定恋爱关系的,但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却在最后一学期也开始涌动了。一些年纪偏大的男生开始出击了,但大多没有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学五年基本上都处在革命气氛中,人们用革命的思想来衡量自己,也用来衡量别人,实际表现和理想化的要求总有出人。加上每一个人都处在长期自我剖析、自我批评之中,在这当中还要不时听取来自上纲上线的批评。每个人都很压抑,都振作不起来,也都有灰溜溜之感。因此,谁要主动出击,对方看到的首先是你的缺点、错误,以及其他消极面,因而也就很难谈成功。
然而,当同学们离开班级、离开学校,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孤零零地生活时,回顾过去学校的岁月,想到同班、同年级的同学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这时候,如果男女同学之间有人撮合,成功率会是很高的。毕业不到半年,同学之间就有三对情人成了眷属。我和宏志也经历过类似的历程。
大学五年级的上半年,应清华大学之请,学校从我们班抽调四个人去参加编写“一二·九”运动史,由我带队,宏志是其中成员之一。记得一个晚上,我和宏志从荷花池招待所散步到水木清华,然后又从水木清华走回荷花池畔。这是清华大学风景最秀丽的地带。但在当时,很少有人去留恋这些景色,在那个特殊年代,对美的观赏等同于小资产阶级情调,等同于思想不健康。这一天,当我们从水木清华转到荷花池畔时,不约而同地在池畔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满池的荷花洋溢着一股扑鼻的清香,宏志和我都凝视着这如画景色,好像是一种感受,也好像是一种惬意,但谁都没有对这景色说出一句赞美的话。就在这一天,我问她毕业后的打算。这是我们第一次互相间进行的对未来的交流,思想有了一些相互浸透,共同的爱好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朋友们说我们是“天作之合”。
(《走过的路——苏双碧回忆录》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