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很多成就，尤其是在推动中国教育方面的功勋，为人所熟知；他提出了很多难能可贵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但是对于蔡元培和电影、电影教育的渊源，很多人并不知道。实际上，蔡元培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者，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电影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请他来讲述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

“得电影者得人心”

中国电影发轫于20世纪初。电影自1895年于法国诞生后，1905年在中国便有了回响，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这部无声电影的诞生，在当时据说是万人空巷，人们充满着对新技术的渴望、对于影像的好奇。“但是，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则敏锐地看到，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工具来进行大众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说。他给记者讲述了自己研究蔡元培与中国电影的成果，并展示了相关史料。

其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战争频仍、生活困苦、举步维艰，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险，中国文化也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成为了头等大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陶行知等教育界的爱国志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教育救国”也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使命。

而此时的教育家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社会和一个近90%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人民群体。教育家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来推行民众教育，掀起了一场教育救亡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率先提出，刚刚引进中国不久的电影，形色兼备，可以用来作为很好的教育工具，对人们科技常识的普及、生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给予很好的教育作用。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以此身份通电全国各省都督时，正式提出要求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为辅佐。……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临时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2月2日)从此电文中可见，蔡元培推崇社会教育辅佐以“有益之活动画影画”，在当时应该泛指有教育意义的幻灯片及无声电影等影像，这也是“中华民国”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到用电影等方式向民众进行宣传。

蔡元培还在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使社会教育在中国国家行政组织上最初确定了地位，来管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图书馆、演艺馆、美术馆等。

1915年，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侯光明给记者展示了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上的一份演讲稿件，其中提到:“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易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均足以增进普通人智德……”并指出德国影戏院中有不正当影片，禁止学生去观看，择日为学生播放影片，多为科学事理。

“蔡元培曾经有一句名言叫作‘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侯光明讲道。这是蔡元培1930年在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作题为《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报告中讲到的，也是在这次演讲中，他第一个提出了“电影哲学”的命题。此后，有志于“电影教育”的教育家们团结在蔡元培周围，开始了以电影为教育工具的各种实践和探索。

“三分娱乐，七分教育”

电影自诞生以来，便向着商业电影和教育电影两个方向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娱乐性和教育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等国家在当时都在以电影进行国民教育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教育电影就是在世界教育电影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此时，蔡元培又发现，电影有它具备教育功能的积极一面，可如果不加以严格的管理，又会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黄、赌、毒’这类有悖于社会风气良好发展的情况。”侯光明说。

在电影技术发展的初期，中国电影市场充斥着西方输入的商业电影，以及中国自己拍摄的一些迷信、色情、暴力的电影。1928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会中，蔡元培就今后办理教育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向与会者征求意见。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致电蔡元培:“窃有陈者，近来上海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其一曰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其情节不外诲盗与诲淫。偶赁数椽，便可开演……若不严加取缔，窃恐积极上谋教育之发达，消极上导教育于破产。何不于此大会之时，严定检查及禁遏方法……此不能不有望于我兄之登高一呼矣。”蔡元培在回复张元济的信中说：“前奉惠书，以电影……之害，宜嘱教育会议诸君注意，因会议已将结束，未能具案提出；曾于谈话时，分别嘱托，彼等均有同情也。检查电影事，别种议案中，已有涉及者……”

1931年，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还曾提出：“影戏本为教育上最简便的工具，近日各都市盛行的，都以娱乐为最大目的，中国人自编的影片甚少，且多为迎合浅人的心理而作，输入的西洋影片，亦多偏于富有刺激性的。他们的好影响不及恶影响多。”

可以看出，蔡元培对电影两面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提出电影要“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他的这种电影教育思想在当时深入人心，也为后来规范电影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电影实现“美育救国”

蔡元培曾有两句名言：“科技救国，美育救国。”

“应该说从广泛意义上讲，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艺术教育并施行的人。”侯光明认为，蔡元培在北大开创了艺术教育，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又推动成立了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几所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其中都受到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

1930年，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一文中指出，美育实施的地方有学校、家庭、社会，社会可以通过设立影院，播放好的影片达到美育效果：“设公立剧院及影戏院，专演文学家所著名剧及有关学术，能引起高等情感之影片……凡卑猥陋劣之作，与真正之美相冲突者，禁之。”并指出公立影戏院等票价要低廉，私立影院的影片要经过公立检查所审定检查等。

“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在诸多艺术形式中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性，我把它叫作综合艺术形式。”侯光明解释道，“因为电影不可能没有美术，不可能没有戏剧，不可能没有文学，也不可能没有音乐。”电影诞生后，随着技术的进步，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一路走来，到现在又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电影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则更加依赖电影教育。“我们当下要艺术和技术相结合地来推动电影教育，这也让我想到钱学森先生晚年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侯光明说，后来，钱学森自己做了回答，要培养大师级的人物，就应该突出科技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结合。

“这时候不能不提蔡元培的电影教育思想，以及对电影教育作出的突出贡献。”在每年新生入学时，北京电影学院都注重突出中国电影发展史，特别是中国电影教育发展史的教育，侯光明说：“蔡元培先生把电影作为一种工具来教化社会、注重电影发展的思想是很有前瞻性的，在今天我们看来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