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关于爱的节日。

　　连日来，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年轻人不自觉地在一对对革命情侣的展陈前驻足，思考：爱情和理想，哪个更重要？生死抉择时，他（她）有没有从心底萌生一分留恋？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彼此，会不会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

　　生命只有一次，历史没有假如。从这些革命英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里，我们看到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读懂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密码。

　　相识

　　热播剧《觉醒年代》里有这样的桥段：工读互助社里，女青年易群先突然当着大伙儿的面向何孟雄表白，而何孟雄十分慌张地说：“对不起易同志，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有观众在弹幕上说出这对真实情侣的名字：何孟雄、缪伯英。

　　龙华烈士纪念馆珍藏着这对英雄夫妇的照片和遗物。其中，一本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上盖有“伯雄藏书”印鉴，而这正是两人的结婚喜章。

　　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

　　何孟雄、缪伯英都来自湖南，生于1898年的何孟雄大缪伯英一岁。何是家中幼子，生活困苦，使他从小就同情贫苦的农民群众，在长沙求学期间，他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建立了革命友谊。缪伯英则出身书香门第，深受父母疼爱。不过，这个家境优渥的女孩却“不爱梳妆打扮，有些男孩子的风度”，眼看国弱民穷，她立志“读书救国”。

　　乱世中，两人的人生轨迹在北京有了交集。何孟雄在北大学习，常去杨昌济教授家学习和讨论，杨昌济之女杨开慧是缪伯英挚友，初到北京的缪伯英，也时常往杨家跑，两人便这样相识了。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改造社会的办法。李大钊的《青春》让他们热血沸腾，也激励着他们不断探求真理。1920年11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两人都是成员，缪伯英更是第一位中共女党员。

　　年纪相仿而志同道合，使相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1921年秋，何孟雄、缪伯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五号寓所组成了家庭，这个新家也是中共北京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许多年后，人们找到多本盖有“伯雄藏书”红色印章的革命书籍，得以知晓这段动荡年代的爱情——两人约定：既然是因共同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以后的藏书都盖上我们的结婚喜章，用共同收藏的书籍见证我们的爱情和革命事业。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小清新’。但是，他们清新更清醒，这种感情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基石的。”龙华烈士纪念馆研究人员徐贞说。

　　革命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对恋人的浓浓思念，也有对长相守的渴望。在龙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一包糖果、两听罐头，是左联作家冯铿在艰苦条件下送给丈夫许峨的生日礼物。

　　彼时，两人寄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某日，晚归的冯铿看到爱人仍未回来，便在书桌上留下一沓稿纸、一包糖果、两听奶粉罐头，还写了一个纸条压在罐头下：“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有忘记，特地抽空回来，但不能等。稿纸和食品我已拿走部分。”

　　冯铿，原名冯岭梅，1907年生于广东潮州。眼见民不聊生，爱好文学的她以笔为枪，投身革命洪流，为此还舍弃了诗情画意的“岭梅”，改名为有力而响亮的“铿”。1929年5月，冯铿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她与50多名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因参加革命工作，冯铿与许峨常常无法见面。爱人之间的挂念，只能藏在生活点滴里。在乘电车的间隙，冯铿一针一线给许峨织了一件羊毛背心，许峨十分喜欢，但他执意要冯铿自己穿上御寒。

　　许峨不会想到，多年后，羊毛背心竟成了他与爱人“相认”的凭证。

　　抉择

　　龙华烈士陵园一个展示柜中，那件羊毛背心静静陈列，色泽灰暗、血迹斑驳，7处弹孔触目惊心。

　　1931年2月7日深夜，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时年24岁的冯铿，与何孟雄等革命者排成一行，气宇轩昂地走上刑场。在悲壮的《国际歌》和高亢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中，烈士们先后倒下。

　　或许有那么一瞬，冯铿会想起爱情的甜蜜、生活的美好，但她更希望的，是自己的牺牲能换来国家的光明。在左联全体盟员大会上，创作了《小阿强》《华老伯》《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等一批反映苏区生活文艺作品的冯铿，热情洋溢地作报告：“光明的幸福的白昼世界快要到了！”

　　或许有那么一瞬，何孟雄会担心自己那些印有“伯雄藏书”的书籍的下落，但他更可能回想起两年前妻子临终时对他说的话：“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诗作《自由与爱情》。诗的中译版广为人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意味深长的是，译者正是与冯铿、何孟雄一同牺牲、同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殷夫。

　　“整理史料时我们感到，这些年轻的革命者都十分坚毅果敢地放弃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幸福，他们真正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进行最强有力的抗争，直至牺牲生命。”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邹强说。

　　“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爱你的湃。”这是彭湃烈士牺牲前写给妻子许冰的遗书。

　　彭湃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24日，彭湃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英勇不屈，30日在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年仅33岁。

　　许冰是彭湃的爱人，也是他的战友。丈夫牺牲后，她挥泪和墨，写下了《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一文：“我彭湃同志虽然死了，但他的光荣历史，伟大的战绩，英勇的精神永不磨灭。”“继承我彭湃同志的精神，遵从他的遗嘱……踏着他的血迹，坚决地到群众中去磨利我的刺刀，以消灭敌人。”

　　她放弃了去莫斯科的机会，把一对亲生儿女寄养在战友家里，从上海回到广东继续战斗。许冰文武双全，机智勇敢，敌人闻之丧胆。1932年2月，许冰所在部队被敌人包围，她在突围中被捕，敌人如获至宝，但无论敌人利诱还是酷刑，许冰始终坚贞不屈，被押往汕头杀害……

　　翻阅一封封血色家书，我们真切看到革命者也会恐惧，也会不舍，只是当面对生死抉择时，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牺牲“小爱”，成就“大爱”——

　　“战争是比不得唱戏，不是开玩笑，是要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倘若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都不要难过。”烈士查茂德在奔赴前线时对妻子说道。

　　“此次被捕，何日得能出，这是不能预料的，现在尚在生死未卜中，哪里管他何日出来呢？我希望你好好读书，不要悲哀，并望劝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复他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这样安慰妻子。

　　革命者同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情。

　　婚礼

　　哪对恋人不渴望浪漫的婚礼？如果没有鲜花，没有祝福，那么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成为最响亮的礼炮。

　　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举行了一场悲壮的婚礼，他们挽手走向刑场。刑前，陈铁军高呼：“我们要举行婚礼了，就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刑场上的婚礼”，为中国共产党人浪漫情怀与炽热信仰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周文雍、陈铁军并非孤例。

　　在龙华烈士陵园，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旧址门前停着一辆老式囚车展品，车上曾发生过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

　　囚车一路呼啸，爱情誓言也反复回荡在路上。蔡博真与伍仲文，这对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恋的情侣，在同车难友的见证下，于狭小的囚车上举行了婚礼。

　　资料记载，蔡博真、伍仲文同为广东人，同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投身革命，伍仲文参加过省港大罢工，蔡博真参加过广州起义，其后分别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同为上海闸北区委干部，也由此相识相恋。然而，未等革命爱情花开，1931年1月17日，反动派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在上海一家旅社内抓捕了蔡、伍等四名中共党员。

　　关押龙华看守所期间，两人面对非人的折磨而信仰不改，伍仲文更显乐观：“列宁、斯大林都坐过不少次牢，被放逐过，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

　　1931年2月7日，蔡博真、伍仲文倒在了反动派的枪口下。

　　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蔡博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以至于党史研究者至今未能为这对夫妻“复原”出一张结婚照来。

　　对于蔡、伍二人的牺牲，上世纪50年代，《文汇报》曾发文感慨：“干革命工作的人，对牺牲并不陌生，但他们却无时不充满快乐，如果死，也应当死得年青一点，在这里，他们竟强迫死神做一次月下老人，死神也不能不低头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双双献身的革命伴侣，太多太多：阮啸仙、高恬波夫妻，陈芬、毛泽建夫妻，萧楚女、游曦夫妻……1932年4月11日，共产党员陈铁儿在广州英勇就义，她是陈铁军的妹妹，牺牲在同一个刑场，生命同样终止于24岁，陈铁儿牺牲前，丈夫林素一也已就义……

　　这些革命伴侣，用自己的爱与信仰，在百年党史中书写了不朽的极致浪漫。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告别人世，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播火者，他们倒下之时，他们的同志前仆后继，已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未来，星火燎原，不远处，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