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新书《看见》发布会演讲稿

　　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提供的柴静在《看见》新书发布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她在演讲中分讲述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她之所以出这么一本书的原因。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开，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哈，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吧，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XX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考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XX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偶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XX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瘦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儿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哈，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XX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点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想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哪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XX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担忧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