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演讲稿网

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2月23日)

　　多久没有见了?你们开团代会时，我是十月二十八日讲的话，将近四个月了。

　　哪一位是上海的陈启楙同志?（陈启楙同志站起作答）你们那个简报（指陈在会上的发言）印发了没有?（答：正在印。）你们其他二十八个省、市的同志，觉得上海市的工作经验怎么样啊?（众答：好。）很好嘛!

　　你们开团代会临走的时候，我同你们讲过什么话啊?我希望你们……(王照华同志插话：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新老团干见面会上讲的。)现在，我们的工作方针都有了，团十大的工作报告讲了三个四条。我考考你们，第二部分的四条任务是什么?你们现在还在问那些东西：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斗争到底还是不是纲?学马列还是不是青年团的根本任务?阶级教育是不是青年的主课?与工农相结合是不是青年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团十大工作报告讲了三个四条，你们不钻这个?第二部分的四条：第一条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代一代传下去；第二条是极大地提高整个青年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第三条是做大干快上的英勇突击队；第四条是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第一个讲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一思想，二科学，三突击队，四道德风尚。把这四大任务抓住了，你那个阶级斗争就抓住了嘛。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不是讲过了吗?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搞马列，就是高举。这四条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把学马列主义具体化，就是搞阶级教育，就是坚持同工农相结合的原则。告诉我们做青年团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停留在争论、议论、讨论许多老的口号上。有些东西当然可以讨论清楚，有些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包括毛主席提的有些口号，他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决定的。我们的时代在前进，我们的工作在发展嘛。工作发展了，我们就提出新的口号。所以，我的意思，阶级斗争到底还是不是纲啊?阶级教育是不是青年的一门主课啊?至少，不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讨论。把这四条任务搞好了，就是搞阶级教育，就是搞马列主义教育。不然，讨论过来，讨论过去，还是闹不清楚，还是苦恼。

　　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有议论，议论议论也可以，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文化革命究竟怎么样?我是赞成邓副主席在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上讲的，以后再说，现在议论不清楚。小平同志不是提了吗?过一段时期我们回头来看，可能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你现在争论文化革命有没有必要，有几分成绩，有几分错误，是二八开，还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我看，讨论一年也讨论不清楚。

　　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我们的目光都要朝前看。抓住现在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不要老是那么想：这十年我吃了什么亏，吃了什么苦头，我上了什么当；或者是，这十年来我有什么功劳，我如何伟大。用主要的心思想这个干什么?!前天邓大姐给你们打了电话没有?对改组团中央书记处平反的事说了没有?(胡启立同志答：说了。)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嘛。你们要说，我也不反对，你口头上讲一讲就可以了。(王照华同志插话：主要是过几年以后，写团史不好写，查档案也没有个文件。)你们下一次开团代会再讲一下嘛。我们要经常引导大家，引导男女老少，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朝前看。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吃亏，吃苦头，受委屈；第二种就是犯错误，干了错事，干了傻事。现在不是有个“说清楚会”吗?过去有什么成绩，吃了什么亏，有什么功劳，我看，大事情可以说清楚，小事情说不清楚。大事情说清楚就行了，说几次就行了，不要老说。我们青年同志支援边疆，搞了五、六年，七、八年，究竟是吃了亏、上了当，还是对自己有好处，或者叫吃亏中间有好处?我们上了当，犯了错误，完全是坏事，还是也有一些好处?我们今天在座的将近二百人中间，吃苦头吃得最大的可能是陈模同志，戴右派帽子，二十年了嘛!当然吃了亏，吃了苦头，有点好处没有?我看，也有一点好处，经受了锻炼嘛。所以，要朝前看，不要老是朝后看。老是把自己的心思、眼光往后看，“想当初”如何如何，这没有多大出息。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你们下次开全会发消息可以提一笔，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有那么一句话就行了。

　　我说，新时期青年团的工作任务，我们确定得非常清楚，四大任务。我们上次团代会就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变的前夕开的。你们开团代会以前，中央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全党的工作任务要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你们团代会报告的四项任务，就是根据中央的思想写的。所以，青年团不存在跟着党的中心工作转变再来确定新的任务，不存在这个问题。要补充一些东西，把有些问题搞得更明确，这个我赞成。三个团体都是如此，工会也是这样，妇联也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起草文件的时候，就没有过份强调那个揭批查问题。你们把这四大任务抓住。后面还有团组织的四条：第一，做好思想工作，积极引导青年前进；第二，照顾青年特点，全面关心青年成长；第三，工作着眼多数，最大限度地团结青年；第四，巩固团的组织，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前四条，后四条，八条呵!当时我们就讲清楚了，积极引导青年嘛。听说，我们有个单位还在争论青年要不要引导。团代会就讲了，积极引导青年嘛，不仅要引导，还要积极引导。工作任务确定得非常清楚。你们回去告诉大家，告诉团的干部，团代会后还不到四个月嘛，要把团代会报告的十二条，至少要把那后八条弄清楚。

　　青年团的工作，什么叫适应新时期的特点?伟大的转变以后怎么做工作?就是抓这八条，提得非常明确。这八条、十二条，是我们今后多少年的纲，纲举目张嘛。我们的纲有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很具体了。不要三中全会以后，就说过去的不算了，重新来一套。我们的任务干了还不到四个月，远远没有干好嘛。(胡启立同志插话：搞运动搞惯了，静不下来。那个主课讲了十几年，不讲了，讲什么呀?)我讲新课嘛!什么叫阶级斗争?过去就是你斗我，我斗你，才叫阶级斗争。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去年，小平同志在东北，人家问他：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说：我看，搞四个现代化就是高举。一句话就答复了。四个现代化代表什么呢?是搞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离开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你搞什么马列啊?!你把马列搞成什么样子哦?!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叫做青年团在转变中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转法?

　　第二个问题，你们对团中央怎么看法?

　　才不到四个月嘛。党中央对团中央这个新班子，书记处，常委会，中央委员会，没有什么批评，至少可以说，还可以吧。团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常委同志，中央委员同志，包括团中央那些报纸刊物，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少年报、出版社，还有团校，绝大多数同志总是努力的，都在那里干事情嘛。

　　有几个什么问题啊?(胡启立同志插话：有人说团中央带头跳舞，跳舞能跳出四化来?)跳集体舞，刚刚开完会，欢乐一下，跳了一次青年舞，我看可以。团中央并没有作过决定，说今后青年团的任务是跳舞。我们不把跳舞当作青年团工作的任务，你们现在不这么做，将来也不这么做，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做过。但是，青年中间，星期天，节假日，要跳个把舞，我看，我们不要反对。这是个人生活嘛。出点毛病，报纸上说一说就行了。前几年我们对个人生活干涉太多了。青年团紧紧张张地开了十几天大会，组织一个联欢晚会，组织青年人跳了一个舞，我看可以。华主席到罗马尼亚，一下飞机人家就叫他跳舞，华主席跳了嘛。怎么是你们带的头?少见多怪!这没有什么错嘛，值不得提那么高嘛。

　　第二条，报告团，开始是我提的议，你们具体化了一下。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其中包括劳动模范、团干部，这么几种人组成报告团到各地作报告，我也赞成了。后来是因为什么问题……(胡启立同志插话：因为西单民主墙、天安门有人演讲。)时机不太好，中央没有批评。(胡启立同志插话：就是说不要搞，不要下去了。)后来说成了“天安门报告团”，没有这个事。团中央没有这个意思。中央有些同志知道的。我觉得是好事，后来因为时机关系，去了恐怕引起误会。(胡启立同志插话：当时不去是完全正确的。)是好意。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什么?(胡启立同志插话：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没有完的时候，团报写了这么一篇评论员文章。我没有细看这篇东西。现在来看，这篇文章可能有某些缺点，心是好心，但没有好好鼓舞大家一下。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作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有些地方的知青就拿着这篇东西质问知青办，说中国青年报关心我们，你们不关心，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加了困难。我看，心是好心，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这当然是个缺点，要引为教训。现在在农村、在边疆的知识青年有七百万。上海下去了一百零五万，现在还有七十多万，搞得上海好紧张噢。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你们要注意咧。这个事后来李副主席讲了几句话：“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人就抓住不放，批评中国青年，不要批评嘛，青年同志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提醒他们一下就行了嘛。”我是亲自听李副主席讲了几句公道话的。但是，作为我们青年报的同志来讲，你们要吸取教训。我们这些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要干事情就得犯错误，如果是错误的话，要及时纠正。

　　还有什么事啊?(胡启立同志插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停印停发的事，是筹委会期间的事。)听说韩英同志还检讨了几句。我看，也没有什么，可以检讨，也可以不检讨。筹委会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没有登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当时有些同志讲，没登没有错，团中央另外几个同志说，既然上面有指示，应该坚持。我看，另外几个同志也没有多大错误，他组织服从，有个组织纪律性嘛。又要坚真理，又要有组织纪律性，这两者不容易结合得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就是说，你们的工作中间出现这么一点缺点、偏差，不要害怕得不得了。我们党现在不是说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重复过去的做法，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几十年来，我们轻易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这个习惯我们还没有完全改过来。这个习惯势力，讲得不好听就是“流毒”。讲“流毒”也是吓人嘛!说习惯势力比较轻一点，搞惯了嘛。不要轻易上纲，不要轻易抓人家的辫子，要把它改过来不容易啊。同志们!我就经常担心那些文化革命初期犯过错误的同志，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一点错误的同志，处理得不好。我经常听到一些私下里流传的话：“过几年再看吧!”“这一下子把我搞得灰溜溜的，这么厉害，也不同我核实”……。我们北京就有，中央机关就有，可要注意嘞!文化革命初期，有些青年同志参加了一些打、砸、抢。七六年总理逝世的时候，不许戴黑纱，上面规定了的，还有不许送花圈，北京有不少机关这样做了。你现在抓住他，说他反总理?文化革命初期，六六年，六七年，参加点打、砸、抢的，参加中南海门前静坐的，有多少啊?可不要搞过头啊!中央反复讲了多少次，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把那个打击面缩得小而又小。先念同志经常称赞两句话，叫做：“落实政策胆子放大一点，处理人胆子放小一点。”“过去十年来，在台上的有台上的难处，在台下的有台下的难处。”十年中间，在台上的有些人实际上对林彪、“四人帮”的这一套心里很不赞成，有时讲了一点违心的话。

　　听说，现在有许多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心情很不舒畅。陕西来的谁啊?韩志刚同志，人家把你们西安的报纸送给我看了，说政治部是“整人部”，把做政治工作的一棍子打下去，打了多少人啊!我们全国在政治部门做工作的，有三、四十万干部。我们工交部门的政治部是六四年才成立起来的，十几年来就在林彪、“四人帮”的路线的影响下做工作，有些事情当时还是对的，现在看，确实是做得不太好。比如说，有些政工部门专门了解干部的错误，看干部上有偏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把阶级斗争、线路斗争提得高高的，口号搞得“左”“左”的，他也没有办法啊，他是根据上级的指示来的。还有第三条，过分强调了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有这么三条，就得罪了不少人。可是，政工部门的绝大多数同志本质上总是好的。所以，我们对十几年来的政工部门、政治干部要讲句公道话，绝大多数很好，一部分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要加以分析。也有个别人不好，甚至很坏。总要这么去看嘛。我们再把它研究一下，是不是《人民日报》在三月份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叫做如何正确对待政工干部。你总得要实事求是，不分析，不搞实事求是，我们还要犯错误嘛。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我们对待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注意，要做出周密的分析，防止片面性，防止感情用事。不要搞片面性，不要急躁，不要感情用事。我们党对青年团这么看，大家对现在的团中央也要这么看。我们现在的新团中央，我看是好的，多数同志是很努力的，是兢兢业业工作的。我也想起，一九五二年我们那个新班子，当时对我们也是纷纷议论。所以，五三年七月毛主席同我们开会时说：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当时主席问我：胡耀邦，你来了多久了?我说：不到一年。主席说：你一年都不到啊?一年还不行，至少三年。小伙子指谁呢?第一个是指我，还有李昌，刘导生等同志，那时我三十八岁，也是“三八”式。主席说的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这两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威信得有个过程嘛!然后就讲，不要轻视小伙子，不要轻视周瑜嘛。主席是很爱护我们的，只要谁在那里努力地干，主席是支持的。如果说有些同志有些意见的话，你们团中央的同志也不要紧张，还是主席讲过的，小伙子上台，现在也不是小伙子，是大伙子，威信要有个过程。我个人这么看，现在七十年代的这个班子，比我们五十年代的班子水平高，也应该高嘛，我们积累了二十几年的经验嘛，这么讲恐怕才公道。

　　我希望你们各个省、市的同志，对你们的领导要支持，如果你们首先拆台，那个台就垮得快。上下左右，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第一，有意见要提出来，第二，要相互支持。只有光明磊落地批评，没有顾全大局的相互支持，我们的团结是团结不好的。不是一点论，两是两点论。有意见要提，光明磊落地提出意见，顾全大局地相互支持。(胡启立同志插话：下面很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下面的同志很困难，在省里团的工作不好做。)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中宣部长也很不好当，你们不要觉得我很好过，各有各的难处。要相互支持，上级要支持下级，下级也要支持上级，要有批评的一面，也要有支持的一面。你们也是这样，该批评的批评，该支持的支持，批评也是为了支持，批评不是为了打倒，而是为了支持你。我们的团结是主要的。这可不可以算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你们青年团的工作还需要不断地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广大青少年，面向各种类型的基层，就是说，要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的一切工作不要从抽象的道理出发，不要停留在道理上。这个问题，我现在也讲不清楚。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向群众，我们搞了几十年，解决得不好。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总是希望上面给我什么法宝，希望党委给我什么法宝，这个很不容易。一个省委希望中央给我什么法宝，各个部可以向中央取法宝，中央又找谁给法宝啊?你说，华主席，几位副主席又往那里去取宝?去向上帝那里、龙王那里取宝?不是说没有什么救世主吗?简报上反映，你们把希望寄托在上面，寄托在党委，这个东西不行，希望要落空的。要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群众，在基层，在自己，这是最好的办法，这就叫自力更生的办法。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寄托在群众，寄托在基层。我们什么时候有苦恼的话，就同群众商量去，自己奋斗去。我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总可以找到办法。这就是上海的办法，我觉得上海的经验可以推广。我看你们简报上登了长春汽车厂的办法，(念简报)“长春汽车厂这方面就有经验。他们发动青年解决了铸造的薄弱环节，使生产上去了，党委很满意。去年他们又开展为完成几大经济指标立功的活动，取得很大成绩，党委拿出一万八千元奖励他们。”你们注意了这一条没有?你们不是说没有钱吗?一下就是一万八。这两件事，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长春。所以，青年干部干工作要敢闯、敢干。到哪里闯?到群众里面闯，到基层去闯，到上山下乡的知青里面去闯，到民主墙去闯。(念简报)上海去年“十二月十日，知青搞请愿，包围了市革委。这时我们公开亮出团市委的旗帜，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第一是劝阻，第二是教育他们遵守公共秩序，不要影响交通。他们提出要借个电喇叭，维持秩序。我们觉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经市委同意，给他们借了一个，他们十分感激。”这就很不错嘛，懂得领导艺术。“为了打破僵局，我们建议市委领导同志接见他们的代表，市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由市委书记王一平同志接见，并向请愿群众讲了话。事实证明，这样做效果不错。……对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坚持原则，坚决顶住。……对‘二五’拦车事件，我们召开了电视座谈会。”你们出台了没有?(陈启(杼森)同志答：汪明章同志和范鸿喜同志出台了。)总的觉得你们做得很好。但还不够，你们团市委为什么不访问知青的家属，他的妈妈、爷爷、奶奶、“求爷爷、告奶奶”。你们上海的知青家属写了五十几封信给新疆农场的十四分团，动员他们回来。你们团市委、团区委、街道团委，我就访问知青的亲属去，“求爷爷、告奶奶”去，同他们做思想工作。

　　对青少年搞思想教育工作，我们要搞出一些方法来。比如说，我提议，《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也向你们上海团市委提议，你不是要回城来吗?我就在《中国青年报》上登征文广告，我们要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可爱的边疆”。你刮“回城风”，我就刮“爱边风”。边疆的团干部、支边青年，请你们投搞，你们是怎么在那里建设边疆的。边疆的山河、宝藏，经过你们的手把她描绘出来。我们对祖国的边疆的宣传，就是对海南岛的宣传比较好，出了一本书，叫《祖国的宝岛——海南岛》。这几年我们对边疆的宣传凄凄惨惨。多好的山河，多好的边疆啊!西双版纳、大兴安岭……。写成散文也可以，写诗歌也可以。记者写的不算。我的意见讲过多少次了，记者为什么要自己署名写，为什么不请群众写?青年人能够写的很多嘛。你又不发动青年写，又不引导，空空洞洞。“上海的青年支边英雄”，“上海的好样的青年一代”，谁是好样的我不清楚，我一本一本地出，你刮“回城风”，我刮另外一股风。出版青年科学读物、理论读物，什么青年知识丛刊、科学丛刊，都重要，还有历史小故事，也重要，不是不重要，但这些东西可以请党的宣传部门来搞，请科学出版部门、教育部门来搞。青年团出版的报刊，主要要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主要的不要请那些专家写。科学读物要请专家写。你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青年的精神状态、思想境界上，重点放在这里。

　　比如说，“巨大的成就出于艰苦的劳动”，这是书的名字。你说，要有贡献，要有成就，没有艰苦的劳动干得成吗?我做宣传工作以后，现在每个晚上看个把小时电视。我看到一个跳水运动员练跳水，不到一分钟，满身都是汗。不知你们看过跳芭蕾舞的练舞没有?你们看过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没有?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他下了多少苦功啊!他还给自己规定不许吃什么东西。他的名戏不多，不过七八出，平常天天在家里扭来扭去地练。一个人要有新成就，懒洋洋的行吗?马马虎虎的行吗?这几年来，有些是靠爸爸、妈妈，靠造反，靠打倒什么人，这行吗?!千难万苦，才能有所成就。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宣传得不好，教育得不好。

　　人大代表有个搞体操的，得过世界体操冠军，她全身都是伤疤，她给我看过她的两只手，都是茧子。我们好的运动员、画家、演员、歌唱家，都是勤学苦练，千辛万苦练出来的。我们过去批评成名成家有片面性，社会主义的名、家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些名、家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们的宣传非常空洞。你们上海的《于无声处》剧本的作者宗福先，为什么不请他写篇文章，他如何写出这个剧本来的?他如果不读很多书，不喜欢文艺，恐怕写不出来。我们宣传艰苦奋斗很呆板，太口号化。所谓艰苦奋斗，就是出大力，流大汗，吃忆苦饭。不是这样的嘛。如何千方百计，九百九十九个方都不算，要一千个方，九十九个计都不算，要一百个计，这么振奋自己的伟大理想，事业心，进取心，不要抽象地讲那个大道理。

　　我们的青年报刊，我觉得总的还是办得不错的。但是，几十年以来，我总有这么一个意见，还是一般化的道理讲得太多，国家大事的道理讲得太多，青年的大事讲得少。要讲青少年的大事，青年报嘛。多种形式，报告文学也好，诗歌也好，团委的工作也好。为什么有些青年人搞民主墙，为什么你们不象上海同志那样到那里面去做工作?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不可以搞定期的诗歌朗诵会?什么业余文化活动，科学活动，政治讨论会。比如说，我们讨论民主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民主，请党委宣传部长讲，宣传部长不愿意讲，我就请那个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讲，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不愿意讲，我就请那个大学的教师讲，如何健全我们党的民主，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民主权利。报告会、朗诵会、音乐会、科学报告会，你不搞，少数人就搞民主墙。民主墙有好东西，有不好的东西。

　　北京市的青年工作带个头嘛!搞了多少刊物，多少组织哟!有的同志讲，叫地下组织、地下刊物。这个话我们不能用。他说我是合法的宣传，不是有言论、出版、集会、给社自由吗?不能叫地下的。叫民间的也不好，叫群众的也不好，你三、五个人就是群众?叫自发性的组织，自发性的刊物。你们不到里面去工作，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支持的不支持，该帮助的不帮助，你们自己又不搞。我看，自发性的组织，自发性的刊物，有些青年是好青年，但是，有些青年可要注意哟!不要使他们走上邪路哟!我就知道，有的要当政协委员，你这个就不好嘛!北京有个内燃机厂，听说全厂有四千多职工，其中有一个人半年不上班，经常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工资照样拿，群众对他意见大得很。(北京同志插话：问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上班?他说：我到民主墙去了。)领导没有办法。我们的办法太简单，一是撒手不管，二是抓起来。合理的要求就支持，不合理的要求就顶住，就批评他，教育他，要想出顶住他教育他的办法，想出千百种办法来。实践是第一位的，你们不去实践，要实践嘛。上海的同志、长春的同志敢于实践。我总是鼓励你们去实践。要到实践中去闯，到群众中去闯，领导的艺术从实践中来。

　　我反复地说，你们的重点要放在面向广大青少年做思想工作。要通过多种形式，要实实在在的，活泼的，不要搞得呆板，不要说教。比如，报告会，座谈会，音乐会，什么表演会啊。昨天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决议，把三月十二日定为植树节。现在看你们的本事了，看你们搞不搞得起来!一般号召也要，你们团中央同林业总局发了一个通知，号召青年植树造林。你还要拿出具体办法来啊!农村里每个公社都给你认真植树，我看希望不大。但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工厂里，学校里，我把它发动一下，第一种树，第二种草，第三种花。种草的种子从哪里来?搞个什么规划啊?我跑到一个工厂里看一看，那里能不能种?有些城里的工厂没有空地就算了，城外的工厂空地有的是。许多到美国、法国去的人回来都说，人家的城市一点黄土都没有，有树木，还有草皮。我们要“种树种草又种花，爱厂爱校胜似家。”通过这个活动，就把我们的组织能力、思想能力、领导才干提高了。不要只是发号令，发通知，那样永远学不会领导艺术。我不知道北京哪个厂子比较大，空地比较多，至少你那个东方红炼油厂、维尼纶厂比较大，我们许多地方空地多得很，一刮起风来都是尘土。人家外国的厂子，有树，还有草皮。

　　我们方针上不要经常翻新，工作任务不要翻新，我们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就是搞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体方法上，万紫千红，“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有一般号召，但不要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相结合。首先就要看你们北京市的了。上次我提“学雷锋，树新风”，学不起来。北京的民主墙，你们能不能派些人去，同他们交朋友，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活动多得是。

　　你们叫青年报写写理论文章。写理论文章那么简单啊?!我们宣传部就非常怵头这个事，要写空空洞洞。可以组织理论报告会，请大家来讲，青年人讲得好，就请你来讲，你把稿子写好，我看行不行。搞群众路线。通过万紫千红、花样翻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调动青年奋发图强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国家搞成一个伟大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是要搞方法，你的工作做活了，青年人的风气搞好了，党委怎么会不给你干部，不给你钱。你先要钱，后干事，颠倒了。先干事，用实际成绩来取得党委的信任，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是最可靠的方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我讲清楚了没有?

　　团中央要经常同省里的同志打打电话，通通信。打电话需要电话费，你们出不起，可以多写点信，开点座谈会，下去跑一跑。青年团的干部要交朋友，各种朋友都要交一点。要使青年团各级团委真正成为青年之家、少年之家、团员之家。

作者:妇女节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