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扬起草“异化”文章相关史实考论-演讲稿网

《中华读书报》今年4月8日和29日发表的张瑞田《协助周扬起草“异化”论始末——忆顾骧》和刘绪源、陈飞雪《“有个地方我记忆错了”——王元化先生晚年谈为周扬起草报告事》，分别从不同角度回忆和描述了为周扬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具体过程。两篇文章有若干史实上的互补，但也存在一些细节描述上的出入，尤其是王元化谈为周扬起草报告事几次强调了“整个报告都是我定稿的”，与王元化此前发表的文章和访谈录里的表述有一些差别，与王若水的《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相对照，也有史实讲述上的细小出入，容易让读者产生歧义。本人经徐庆全先生的介绍，也曾当面向顾骧先生请教周扬研究的问题，顾骧先生也讲述过对王元化回忆录的看法。本文试图比照各方材料，围绕周扬这篇“异化”文章的写作过程，进行相关史实的考察和辨析。

一、周扬：文章的灵魂人物

1.文章的写作起因和周扬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责任感”

周扬写作此文，源于中共中央的安排，也契合了周扬自己多年来希望并不断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和雄心。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说，中央为马克思逝世百年准备组织两个纪念活动，一个是胡耀邦的讲话，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胡乔木的意见，请周扬作学术报告；中宣部根据周扬的意见，为他拟定的题目是：关于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问题，给他挑选的起草人有：陈涌、陆梅林、程代熙、上海的王元化和中宣部文艺局的顾骧等。（贺敬之、李向东：《风雨答问录》，收入《贺敬之文集》第6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对这次“被安排”的报告，周扬非常上心。1983年2月27日，他在天津出席中国文联和天津市文联联合召开的深入生活座谈会，说到了这次报告：“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一种仪式。”“我不愿意自己僵化，而且坚决不想僵化，想跟年轻的同志一道走。”“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之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错误有什么可怕呢？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周扬：《要重新研究认识论》，《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正是基于这种“吸引力”和“责任感”，周扬没有选用中宣部原来设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问题”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文化的问题，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说，周扬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

2.关于起草人

周扬选择了王元化、王若水、顾骧来帮助他起草文稿。周扬与这三个人，主要是思想观点上的知音和理论思考方面的同路者关系。

顾骧的《晚年周扬》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与周扬相识相知的过程。顾骧是周扬晚年手疾、执笔困难之后的文字秘书，曾在《苦恋》的讨论中由周扬授意写过《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帮助周扬起草过《怀念立波》等文章，尤其是帮助周扬整理了关于新的文艺十条的意见，深得周扬信任。王元化在帮助周扬起草文章之前，跟周扬面对面的接触并不多，但两人断断续续的交流也有几十年。1950年代，王元化被认为与胡风案相关联，他不听从周扬之说，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被打成“胡风分子”。丁景唐《三访周扬话〈辞海〉》记录了1961年12月周扬通过丁景唐等人对王元化的口头问候，周扬的问候使王元化的生活境遇得到改善。1962年，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发表于《文艺报》得力于周扬的推荐，1978年，周扬又推荐了王元化的研究论文给《文学评论》。《王元化集》第9卷的书信里，也记载了1970年代末王元化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等问题与周扬的多次直接或间接交流。顾骧两次听到周扬谈及中国文论研究时提起王元化。所以，周扬对王元化也有不少了解。

王若水并不在中宣部拟定的名单里，请他来写稿应该是周扬自己的考虑。周扬1960年代与王若水就有深度接触，那时候王若水参加周扬主持的《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写作组，王若水的一些看法得到周扬赞同。周扬1963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讲到异化问题，吸纳了王若水的某些观点。1978年，王若水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收为《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1辑第一篇，周扬向来关注外国哲学的中文译介。1979年初，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讲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看法，参加会议的周扬受到很大的思想触动。1980年，王若水到周扬担任研究生院长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课，讲到异化问题，提到周扬1963年的异化说，认为经过文革，异化问题的现实意义突出起来。王若水的讲稿后来题为《谈谈异化问题》发表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可以看出，周扬对王若水的思想观点有较多了解和认识。1980年9月初，周扬在政协会议上谈到，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深入地研究并且防止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问题。（《吴江、周扬、徐四民、林一心委员谈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9月16日）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讲《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专辟一个部分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说人道主义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很希望同志们来研究一下”“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有错误的地方”，并用较多篇幅讲述了与人道主义相关的异化问题。王若水也在继续研究人道主义的相关问题。1981年，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作为第一篇收入以这篇文章标题作为书名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1983年1月17日，王若水在《文汇报》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顾骧在《晚年周扬》里说：“周扬同志过去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言论，发表的时间，大体与王若水发表的文章时间相近，要说影响，是相互影响。”可以说，周扬选择王若水来起草文稿，显然是因为与王若水的思想共鸣。

周扬并没有全部采用中宣部给他的推荐人选。譬如陈涌认为，人道主义是西方文化思想侵略的一个工具（《王元化先生晚年谈为周扬起草报告事》），陈涌坦率地讲述自己在双百方针、人性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上与周扬有分歧（《晚年周扬》），的确有点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味道。

因此，王元化等三个人是周扬的心仪，他们可以帮助周扬写出有学术意味的、不僵化的、“多少有新意的意见”。

3.文章的框架结构、基本观点和具体材料

1983年2月15日，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人到天津，先不谈写报告，而是务虚地交谈。关于几人谈话的时间和顺序，顾骧当时有笔记，他的说法应该比较可信：16日上午，王若水谈，下午王元化谈；17日上午顾骧谈，下午周扬谈。周扬有很强的概括力。他根据大家的谈话和自己的想法，把报告内容概括为四个部分。顾骧《晚年周扬》详细记录了周扬的谈话。对比后来发表的文稿可以看出，周扬的这次谈话就是文章的基本骨骼，主要观点也大体清楚了。

周扬与王元化、顾骧在写作间隙的一些交谈，也成为了文稿的具体材料和基本观点：譬如谈曾国藩的《求阙斋书录》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譬如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所记录的周扬观点：马克思主义不可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异化问题，王若水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重实践而忽视理论，中国革命缺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那样的理论家——王元化说，周扬文章后来成为问题据说主要在这一点，因为周扬被认为“没摆好自己的位置”。

4.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1983年被认为是“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这确实是周扬多年来思考和讲述的问题。他有适应时代要求的反对性的批判观点，也有沉思反省性的中性表述。

1960年7月22日，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有若干思考性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人道主义从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1975年周扬复出后，重新阅读马恩全集和黑格尔著作。1980年9月初，他在政协会议上谈到异化问题；尤其是9月27日，他在中央党校报告《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专门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1982年5月12日，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讲异化问题，9月29日在文联干部会议上又特别谈到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周扬：《发扬十二大精神》，《人民日报》1983年1月5日）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批判时，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更明确地解释道：“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同舟共济》1998年第6期）

也就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确实是周扬的一个理论心结，而这个心结与他对文革的体认和反思直接相关。李子云曾向周扬讲述上海文化人的文革遭遇，讲到以群和傅雷夫妇自杀惨状，周扬泪流如注，难以抑制。（李子云：《探病中的周扬》，《中国作家》，1988年第5期）刘再复曾向周扬滔滔不绝地诉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荒诞与野蛮，周扬认真听，很少说话，当刘再复谈到把孙冶方打入牢房，把张闻天按之入地，把厕所里的铁丝纸篓戴到俞平伯老先生的头上时，周扬连声叹息，眼睛是潮湿的，心事很重。（刘再复：《周扬纪事》，收入《师友纪事·刘再复散文精编》，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当然还有自己以及更多亲朋故交的悲惨境地，都使得周扬深思。1979年，周扬为周立波致悼词，几次哽咽而停顿。1981年，有人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反对“伤痕文学”，周扬说：“这么大的灾难，伤痕太重了，如果文艺对此没有反映，那怎么行？……社会主义有阴暗面，怎能不揭露呢？”（周扬：《联系实际，总结经验，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在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情况》，1981年第4期）

所以，周扬对这一部分内容有很多想法，期望值特别高，尤其是“异化”的问题。顾骧《晚年周扬》说，第四部分的第一稿交给周扬后，周扬把稿子退给他，郑重地说，自己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头一天晚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宿未睡好。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说：“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问题更有兴趣……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顾骧在《晚年周扬》里说：“应该说，这份报告，从立意、框架到主要观点，都是周扬同志本人的，只是起草人在这些问题上与他的看法相同。我们这些起草人作了某些发挥，与周扬同志的一贯见解是一致的，是得到他的认同的。”（顾骧：《晚年周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总体描述和基本判断，比较符合实情。周扬是文稿的灵魂人物，这是讨论这篇文章起草和写作过程的基础和前提。

二、四个部分的起草和写作情况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顾骧起草，周扬改了一遍，认为“气势不够”。这里姑且以《晚年周扬》附录的第一页手稿为例，摘录周扬在顾骧原稿上对第一自然段的修改，看看周扬所设想和希望的文章观点和气势的具体表现。周扬的修改文字用引号标注，没有引号的文字为顾骧的原稿，周扬删掉的长句子用括号注明，个别字词或标点的增删改动从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整整一百年了。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共同创建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在他身后的这一个世纪中，在全世界“发生了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化。任何伟大的学说，它的存在和发展，都要经受历史的严峻考验。”（删“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历史总”是“会向前”发展了，“发展中就产生分化，也有一时”停滞或倒退。（删“我看几种状况都有”）但是，总的“趋势”（删“说来”），“是”发展。（删“主要的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向前”）。“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的状态一样，马克思主义发展也不是直线式，而是螺旋式地“曲折”前进的。

这第一自然段的修改，周扬不仅使用了“开天辟地的大变化”“历史的严峻考验”、“必然规律”、“不可逆转”等语汇以显示庞大雄武、斩钉截铁式的气势，而且他显然有自觉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成竹在胸式的思考视野。这当然是第一稿和第一改，以这一段手稿再来对比《人民日报》的发表稿，又有了许多文字的变化。

关于第一部分，《王元化先生晚年谈为周扬起草报告事》说周扬对顾骧写的“不满意”，但没有具体谈及“不满意”的方面，容易给读者整体“不满意”的错觉，这是应该要辨析的。

第二部分《要重视认识论问题》和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由王元化起草，其中的认识论问题为王元化向周扬提出并得到周扬的首肯，王元化的很多回忆录或访谈录均提及此事，顾骧《晚年周扬》也记录得很清楚：唯有一个理论观点不是周扬本人而是起草人的，这就是王元化在讨论时提出的认识“三范畴”（感性、知性、理性）。第二、三部分的诸多内容和观点，与周扬原有文章的观点有很多呼应，譬如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是中国党的一大缺点、毛泽东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等。王元化较少谈及这两个部分的修改情况，譬如周扬的修改意见、顾骧和王若水有没有参与修改等。

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原本分配给王若水起草，但王若水家里有事，提前回北京，把任务推给了顾骧。因此，顾骧起草了这一部分的第一稿。周扬“考虑了好久”“一宿未睡好”，提出还是要写异化问题。顾骧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一批书，同时借鉴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讲话，与周扬讨论，并根据周扬的意见，同时参考王若水的文章，写下了关于异化的八个方面问题。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说，稿子写成后，周扬要他修改人道主义部分，王若水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王若水认为：“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也就是我的观点，但不少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在周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三位起草人各自发挥了自己的强势作用。

三、一些具体史实的辨析

2012年8月24日下午，顾骧先生在北京华威北里他的寓所讲到了王元化的回忆录：

王元化在上海《读书周报》上发表《我给周扬写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是我们三个人起草的，怎么能用“我给周扬写文章”这样的标题？王元化这样一个好朋友这样编造，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王元化与周扬以前并不认识，他参加这篇文章的起草班子是我推荐的。当时，贺敬之向中宣部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说中央要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座谈会，我们给周扬搞个班子起草文章，中宣部三个人：徐非光、梁光第、我，外面请了三个人：陈涌、陆梅林、程代熙，我在讨论时提议加上王元化。我与王元化此前在云南、庐山、上海一起开过三次会。我说写作班子需要不同的声音。然后是开会讨论起草工作，王元化说他主持会议，做起草组的组长，他提出写文化问题。他说的这三点都不对。他还说一定要顾骧参加。本来是我推荐他来的，变成了他说一定要我参加。《王元化文集》里没有他一定要顾骧参加的话，大概是他的大弟子给改掉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第四部分谈“异化”，这部分是我写的，实际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创造。我是参考了周扬在中央党校的讲话。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讲《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那次会上放开来讲，讲得神采飞扬，我听了录音。那时的形势比较放松，四千人参加了讨论。我参考的文章还有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就是全部照抄，连标题也是周扬在党校讲话的标题，怎么会是王元化的统稿？

顾骧的讲述补充了起草小组初期的一些细节。王元化的回忆或访谈录的确有类似的表述，譬如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说，他到北京，在中宣部讨论为周扬文稿起草人时，大家推选他主持起草工作，他还提出希望顾骧也参加起草工作；到天津后，他向周扬提出请王若水、顾骧一起来参加讨论。而关于“统稿”或“定稿”，王元化也有多次讲述，侧重点有所不同：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说：3月6日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最后润色，3月7日凌晨印出；（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王元化集》第7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马国川《王元化：最后的访谈》说：由我统稿，周扬本人定稿；（马国川：《王元化：最后的访谈》，《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19日）《王元化先生晚年谈为周扬起草报告事》说：“整个的稿子的定稿，是由我来定的”“整个的都是我定稿的”“我定稿”。这三种讲述，有细微的差别。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说：3月6日晚，自己和王元化一起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字房边改边排，对讲稿作最后的润色，周扬对他们很放手，让他们替他最后定稿。

结合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个人的材料，或许可以这样来推算文稿大体的写作情况：1983年2月15日，王元化等三人到天津迎宾馆，与早已到达的周扬会合。16—17日，务虚四人谈，分配写作任务，之后王若水返京，剩下周扬、王元化、顾骧以及秘书丁春阳、周扬夫人苏灵扬，几个人朝夕相处。王元化和顾骧写稿，周扬修改，三人交谈，再修改；王若水在北京修改人道主义部分。大约3月3日或4日，王若水又到天津改稿。3月5日晚，王元化开夜车改稿，修改第一部分。3月6日星期天，王元化和王若水在总编室排稿，排出来后给周扬。晚上，周扬润色，审定，顾骧有事回家，王元化和王若水继续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字房边改边排，对讲稿作最后的润色，工作到3月7日凌晨，周扬报告会3月7日上午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临开会时，讲稿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

因此，王元化的“整个的是我定稿”，大概可以理解为文字上的梳理和订正，文意上的顺通和一致，而不应该被视为文章主要观点的决定和调整、基本框架的设计和安排，甚至也不应该视为主要材料的增删和变化。王元化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里删去了王若水几百字或上千字，也是依据周扬意见来处理的。而且，王元化的“定稿”也不是最后定稿，因为正式报告之前还有周扬的审定和王元化、王若水两人最后的文字修订。当然，毋庸赘言，即便是文字上的梳理和订正，对于一篇文章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读者不应该作夸大或过度的理解。

另外，王元化讲述的情况，也有一些是顾骧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譬如，周扬早就知道王元化，并非“以前不认识”；王元化通宵改稿，王若水对第四部分的修改情况等。此外，文稿第四部分的标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与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讲演时的小标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有所不同。

人对于旧事的记忆总难免有些模糊含混，对与自己切近的事情可能知道得比较清楚。同时，口述历史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场合，讲述的深浅或者细节的多寡，会有或大或小的变化，这都是正常的。不同亲历者的讲述，将历史的面貌描述得更清楚更立体化了。文人当然钟爱自己的文字，珍惜自己在文字里渗透的智慧和情怀，但学界在使用这些口述史材料时，不宜以偏概全，不宜完全照搬某一个当事人的某一篇或几篇文稿来作为历史的叙述。孤证不为证，单方叙述也只是史实的一个侧面，不宜完全当作确证。

从1983年2月16日的务虚讨论到3月7日文稿的正式朗读，二十多天的时间完成这么一篇充满“探讨”色彩的大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报告是集体思考和集体劳作的结晶，每个人都分担了不同任务，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周扬是其间的支柱和灵魂。

四、顾骧与周扬研究

顾骧对周扬深有感情。《晚年周扬》于2003年出版后，顾骧又发表了《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人性觉醒，人格独立——记晚年周扬》和石厉的访谈录《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等，接受了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采访：《学者顾骧讲述晚年周扬》。对比这些材料，总体上可以说，顾骧对于周扬的史实回忆、描述和分析一以贯之，张瑞田《协助周扬起草“异化”论始末——忆顾骧》里的材料与《晚年周扬》基本一致。

徐庆全《读顾骧，念周扬》记录了顾骧的一段话：“周扬同志是大理论家，他的报告如果一炮打响了，我们起草人不应该掠美；现在出了问题，我们理应站出来承担责任。”（徐庆全《读顾骧，念周扬》，《纵横》2004年第7期）顾骧的话意味深长。

下面是2012年8月顾骧讲述周扬和周扬研究的部分文字，经过了顾骧过目。

我钦佩周扬。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佩服他的为人，佩服他问题的讨论中不计个人得失。可以看出来，邓小平显然不喜欢他，但他居然不计个人利害。接下来在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以后，中宣部组织了一次会议围攻他，他在会上舌战群儒，他一个人与胡乔木、邓力群舌战，他明确地提出：我不同意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了不起啊！当时会上的人，不要说是左派人物，就是中间派的几个作家，都闭口不言，噤若寒蝉。周扬了不起啊！有骨气！有人说周扬投机，我很气愤，很难容忍。所以我敬佩他。我对周扬晚年的研究有信赖、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有人说顾骧是周扬的人。我一直警惕自己，我不要成为周扬的人，我是我，我有独立的人格，我如果是周扬的人，我的研究不就是宗派主义的研究方法吗？

……

作者:诚信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