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鲲鹏击浪的气势。毛泽东喜欢用《楚辞》、《庄子》、李白、李贺的典故，但多是随手拈来，另出新意，不为典缚，在活用、反用典故中激发新的生命。用典故须用活法，不能用死法，用到能化入自己抒写情志的脉络之中，始可谓之高明。比如《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毛泽东诗词用得较多，1918年送友东行，就唱出了“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是鲲鹏意象的正用，正用为壮志凌云的意象，到了1930年却出现鲲鹏意象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里的鲲鹏已不是远行的壮士，而是腐恶的敌人。1963年再用这个意象来象征和悼念一位开国元帅的时候，所用的手法变成侧用了：“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蓬蒿中的斥?嘲笑高高飞翔的鲲鹏大鸟是冒险和徒劳，这是从侧面写鲲鹏式的英雄人物的不顺利的生存处境。从侧用到深度使用，这又是典故使用法的一项突破。1965年秋写的讽刺苏、美、英“三家条约”和赫鲁晓夫“福利共产主义”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深度使用了鲲鹏的意象：“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是对《庄子・逍遥游》典故的引申，然后摹拟“鸟儿问答”的口吻，影射国际时事，把严峻的国际较量加以喜剧化。那只蓬间雀为战争威胁吓倒，却去营造自己的空中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同一个意象的正、反、侧、深等多种方式的运用，显示了诗人把书读活了，不是典故的奴隶，而是典故的主人，随意驱遣，变化生妙，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把握能力。典故的使用，不刻板地重复前人，也不拘泥地重复自己，或者故意重复却加以点化而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反重复”，这是诗文大家的能事，从中散发着令人感觉到“熟悉中的陌生”的大家气象。鲲鹏击水之气势的另一层意义，可以向毛泽东早年的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中寻找。这一名句当然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转述的典故：“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对击水行为，毛泽东是作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节的盛事来对待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他主张在大江大河中锻炼体魄和意志，年逾甲子之后，他还把“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与古代圣人在川上所说的“逝者如斯夫”联系起来（《水调歌头・游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游泳中生发出气度，生发出哲学，这和他早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磨炼武勇之意志的体育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甚至更加）非常值得注意的，击水行为之所以如此有气势而令人难忘，是它用了“三千里”这个数量计程，并且与“人生二百年”这个数量计时相对仗。这就涉及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数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数学与哲学，向被视为“科学之科学”。数字指向宇宙的时空维度，指向天地万物的计量，指向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向人类思维的有序和无序，某些神秘的数字还指向人类精神的隐秘。如《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相生八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之所谓宇宙起源于纯洁而深奥的一，渐次达到圣洁的四，然后生出圣洁的十，从而成为天下之母，成为万物之锁钥。以原始思维为根，数字在极浅白中包含着极深刻，极简单中包含着极复杂，极轻盈中包含着极厚重。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当然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兼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概括（《七律・长征》）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为“云横九派浮黄鹂，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

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诗情与政论、哲理、史识四者交融,使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运用,出现了一些超越性的创造。他不再拘泥于数字的准确刻度,而使数字无数,从而进入了宇宙和历史的诗意化自由空间。《沁园春・雪》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中的“多”和“无数”,比起已经概括化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进一步虚化而带上超越感。虚化的超越使世人自由地出入历史空间,高屋建瓴地评点历朝雄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由此产生充满历史创造自信感的伟大的“面向今天,面向未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据说1945年8月《沁园春・雪》随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而传至山城,引来政界文坛交口称诵,急得国民党当局暗中组织文人作诗填词要把它比下去。这中间也许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士,不乏“才高八斗”的诗手,惟有一点,他们无法具有毛泽东式的政见、哲思、史识和诗胆,也就无从窃得有这四者交融而成的诗词气象了。1963年面对国际上来势汹汹的反华浪潮,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更是操持数字策略,把地球和历史长河伸缩处置,高占地步地评述世界风云,显示出一种气象宏大的世界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里连用三个“几”字,既指出苍蝇们只占人类极少数,又暗示着无须细算它们的人头和动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过如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样,很难有什么出息。对于历史进程,诗人却表现出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短促的句式和巨细悬殊的时间对比,展示了诗人总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局势,要奋起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实践家的敏感锐利的气质。这种气质表达,得益于一连串数字词的灵活运用,却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些数字词的刻意安排的痕迹。数字本来用以表示时间的刻度,但数字的诗化处理,则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体、亦虚化、亦超越,从而把诗人的博大胸襟或精微的体验融合于其间,再加上中国语言的对偶功能的强化作用,数字就成了开启诗词的精神气象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