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民俗中，就象鱼儿生活在水里。几千年来，民俗就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象一股奇效的粘合剂，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泉港民俗风情，是泉港民间历代相传、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识，是传统文化的宽厚基石。它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底蕴和活力资源，千百年来熏染陶冶了优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构成了泉港民众历尽曲折劫难而不衰败并逐步取得辉煌成绩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泉港的风情习俗，不难窥见蕴藏在其中的朴素厚实的地域文化意蕴。

　　一、泉港民俗的源流

　　泉港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各种异质民俗经过长久的密切交流，进行有意或无意地互相吸收，融合改进。泉港民俗主要由四个源流互相融合形成：

　　（一）闽越土著民俗

　　古时泉港的地理区域划归七闽地，为东越族聚居区。涂岭镇蚁山遗址所发掘的石砖、陶纺纶、陶豆以及数量繁多的陶片，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泉港先民就在这块依山傍海的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原始土著居民在魏晋之前沿江顽强地生活着，从最早的“赤手捕鱼，拾贝为食”，到后来的“依海搭寮，伐木为舟”，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晋代衣冠南渡，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泉港一带是晋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后中原人民在唐初、唐末五代及南宋时期三次较为集中的迁入包括泉港在内的闽南地区，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泉港地带的东越族的大部分习俗现已成为历史遗迹，另有一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泉港民俗的组成部分。如泉港的宗教信仰具有坚实的民间基础，与东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东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迁入的汉族继承下来，在泉港农村和山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一直都相当普遍。

　　（二）中州汉族民俗

　　晋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给闽地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闽地民俗的主体。位于闽地沿海中部的泉港，其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汉人迁徙泉港，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一部分是直接来自中州地带，如前不久在涂岭镇世上村发现的一批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的纪年墓砖，说明了晋代衣冠南迁时，就有一部分中原人士辗转迁入泉港区域；但泉港很大一部分的先民是第二、第三次移民，如山腰庄氏是由河南固始迁到永春桃源，后人由永春迁到惠安洛阳，最后才迁入山腰卜居；坝头连氏是唐中和年间（881—885年）避乱八闽，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才由仙游连坂卜居曾占尾（即今坝头地带）；叶厝叶氏是由原河南叶县迁入仙游，再于约500年前迁入境内，此外前黄黄氏、涂坑刘氏、普安张氏、三朱朱氏、荷池郑氏等，都是中原人士先迁入莆仙区域，其后人再辗转迁到泉港境内。这些主要来自莆仙、永春还有福州等各个地区的汉人，具体习俗原本就有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泉港后，经过长期的生活生产交流，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三）少数民族民俗

　　汉族民俗固然为泉港民俗的主体，但泉港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形成的。泉港境内有蒙古族、回族、畲族三个少数民族共2万多人聚居，他们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也沉淀在泉港民俗中。三个少数民族的先人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根据聚居地的地理环境，大量吸收汉族民俗，并在实际生活中，巧妙地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蒙古族出氏明初因逃难，自福州避入泉港，虽隐居于山林，仍牢记故土燕山，以燕山寺命名村边烟倒山上的宫庙，出氏群众至今还显现的豪饮好客、不过元宵节等风情，表现了顽强的民族特性；按族谱记载，郭厝回族是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到泉港定居立业，或是因为明廷的民族压迫政策，挂名于郭氏大族郭质后裔，如今虽经四五百年的汉化生活，但仍没有抹灭穆斯林回族风俗的痕迹；钟氏畲族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从安溪再分支于今山腰钟厝开基，族人在封建社会怕受大房大族之压迫，长期隐而不宣族别，入乡随俗，但仍长期保持着群聚立寨的习性以及结婚时穿白色的内衣裤拜天地、世代传唱民族图腾《高皇歌》等特殊习俗，对周围汉族的风俗也产生一些影响。

　　（四）外来异域民俗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泉港地处湄洲湾一隅，对外来文化也一样有所吸收，并加以融合。以外来的佛教信仰为例，自唐代始，泉港的佛教开始呈兴旺态势。宋代以后，各种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与佛教和平相处，泉港的佛教渐趋世俗化，在泉港民俗中扎下深根。近代以来，泉港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清末至民国时期，沿海居民为了生计，出洋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谋生，一部分侨胞携其在海外的后裔等家眷回到家乡，带来了异域的民风习俗，如一些华侨到了国外，学习借鉴了国外的民居建筑的风格和优点，回乡之后便洋为中用，逐渐形成了“中外合璧”的建筑式样。前黄镇的合隆大厝和山腰镇阿罗嫂大厝便是近代泉港人巧妙借鉴和吸收异域建筑文化的典范，为泉港民居文化增添新内容。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相继传入泉港。1865年，该会自厦门传入，以境内驿坂为起点向四方扩散传播。基督教反对纳妾养婢，反对妇女缠足，反对铺张浪费，宣传戒赌禁烟禁鸦片，要求教徒简办婚丧仪式等，对近代乃至现在境内的陋俗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发展。

　　二、泉港民俗的特征

　　民俗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但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以传统习惯势力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泉港民俗是闽南民俗文化的一个支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泉港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彩的泉港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独特的特征有：

　　（一）区域性

　　泉港地处泉州之北大门，南面及西南与泉州市的惠安县、洛江区相连,西北及北面同莆田市的仙游县接壤，独特的区位使泉港民俗具有区域过渡和衔接的作用和特点。泉港陆域面积仅300多平方公里，却流行有三种方言，一是闽南话，一是莆仙话，一是“头北话”。“头北话”是惠安人对惠北地区（即今泉港地区）方言的俗称，这是一种从莆仙话地区过渡到闽南话地区的衔接性语言，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头北话”由泉港的北面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过渡过来，各村方言和口音，因各占闽南话和莆仙话的百分比不同而有所差异，一些相邻的乡村甚至不能顺畅地进行语言交流。比如涂岭镇境内岑兜、秀溪两个自然村原是属仙游县管辖，明万历年间连同南庄、港西、东丘、交界塘、柯寨共7个自然村，让惠安人李恺买断，划入惠安境内。这两个自然村方言主要还是莆仙话口音，可再向南一个村庄的方言却主要是闽南话口音。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民俗文化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泉港的民俗便随着方言的过渡而波动，靠近莆仙的界山、南埔地区和峰尾、后龙、涂岭的一部分村庄，由于与仙游境内居民工耕匠作、商贸嫁娶往来密切，民俗上含有莆仙民俗的成份就多，靠近惠安洛江的山腰、前黄地区和涂岭的一部分村庄，地缘上与惠安紧邻，民俗上就和整个泉州民俗大同小异。

　　泉港民俗的区域性即不兼容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泉港的民俗是一种移民的民俗。迁入泉港的一部分是晋、唐、宋时期由中州汉族直接迁入，一部分是晋代之后周边等地区的各族先人二次、三次移民迁入。由于原居住地区不一，以致所带来的民俗和方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地区，同是从莆仙地区迁入，但迁入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一轮一轮的入迁，使泉港各地民俗如年轮一般地沉积在泉港土地上。各族先人迁入时，大多经过繁衍发展，都自成村落，各村落又与当地原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旧时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也是形成许多语言不能相通的方言区和内容迥异的风俗区的原因之一。可见，泉港民俗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原和周边地区民俗的植入，而是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移民民俗的历时性积累，如地质考古中的文化层一样，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

　　泉港民俗的区域性还体现在民间信仰上。如义烈娘娘刘益娘、游路夫人邱二娘崇拜在峰尾、后龙较为流行，顺天圣母陈靖姑、保生大帝吴夲崇拜在涂岭一带较为流行，“圣老爷”齐天大圣崇拜在界山一带较为流行。再如每个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社神等，境主神的宫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宗教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二）伸缩性

　　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是“约定俗成”的，其内容与形式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具有无形的约束力。但在具体操作上有着一定的伸缩灵活性，一般可繁可简，可先可后，可分可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可能进行取舍选择。泉港民俗繁简程度的差别相当大，一般说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种仪礼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繁缛，富豪之家比贫穷之家讲究排场。以婚丧喜庆为例：自唐至清，“六礼”作为基本的婚姻礼俗普遍为百姓所接受，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差别很大，富豪之家严格遵循“六礼”，仪礼繁琐。而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只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只能煮碗寿面意思一下。

　　境内人们认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王母娘娘”等神灵的庇佑。所以在孩子16岁那年中秋节要“做大分”谢神，等到儿子结婚之际，还要“做小分”谢神。这些信仰基本一致，但在谢神仪式上却各自不一。山腰、峰尾做小分时，是在娶亲的前一日，新郎手臂挽着新娘的红衣向神祗拜三大拜，表示新娘同新郎一起“邀拜王母”。而南埔、界山一带男孩16岁时没有做大分，结婚时就将“大分”、“小分”一起做了。而且是在拜堂的前一日，就将新娘娶到家中，和新郞一起“邀拜王母”。按儒家礼教传统，家中有丧事，必须等到三年“脱孝”（解除服丧）才能举行婚礼，但境内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灵活的做法，如在丧事百日内可嫁娶办喜事，此称“趁孝娶”。再者旧时倡导“守节”，寡妇改嫁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习俗，允许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寡妇再嫁，嫁时必须在夜晚，而且不得张扬，不得举办热闹的仪式，嫁期也不用择日，一般是在腊月除夕夜。出门时要走偏门，不能从大门出去等。再如早期各村普度是在同一天举行，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引发宗族械斗；经协商议定，各街衢巷里和村落轮流普度。这些方面，都可见民间礼仪尺度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灵活性。

　　（三）娱乐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并乐意参与，需要有一定的娱乐性。泉港民俗的娱乐性随处可见。如春节各村庄举行抬神游境仪式，出游的队伍浩浩荡荡，有旗队、车鼓队、香炉队和神轿队，旗幡漫舞，鼓乐喧天；轿夫根据所抬神像的性情等特征来确定抬轿的动作，大抵若是文官，则平稳前进，少作颠摇，若是武官，则尽力颠着神轿，摇出各种花样；有的村庄游朝拜时还抬着跳僮，跳僮常手持刀斧自砍肩背，或过刀桥，或坐钉椅、睡钉床，或赤足从火炭上走过，种种令人瞠目咋舌的幻术表演，引得村民一路围观。还有元宵节的乞彩、跳火、游灯活动、端午节赛龙舟活动、年兜打正鼓活动等等，都带有娱乐性质。旧时结婚当日，闹洞房时也有人家请来弦管乐手助兴，以及闹洞房时种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节目，都营造出欢快的娱乐氛围。出殡队伍中，也常见有西乐队、南音乐队、北管乐队和歌仔戏，一路弦管齐奏，唱曲跳舞，风光了死人，热闹了活人。

　　再以戏剧为例，泉港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进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寺庙落成、神灵点眼开光、庙会、祈雨、五谷丰收、斋醮仪式等等活动都要演戏酬神。最典型的是连普度和丧葬也要为鬼魂演木偶戏或打城戏。宗教祭祀活动与戏剧演出相结合的习俗，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虽说是为了“酬神”，但在客观上却取得“娱人”的效果。

　　（四）发展性

　　民俗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泉港民俗也受其规律制约而沿着一定的轨迹发展、演变，总体说来，有以下两种发展趋势：

　　文明进化。最早的民俗产生于原始社会，充满神秘的色彩，带有野蛮、粗犷的风格。随着社会的进步，旧有的落后习俗得到改造，逐渐理性化和文雅化。如早期居住的是高台巢居，秦汉时出现船屋，宋代出现官式大厝，以及民国的洋楼、建国以来的石构民居和当代城区涌现的套房等等居住民俗，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又如原始社会婚姻礼俗极为简单，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买卖婚姻，礼俗也逐渐复杂。到了封建社会，形成繁琐的“六礼”婚俗。近现代以来，这一礼俗趋向简单，出现了旅游结婚、集体婚礼的新式婚礼。再如原始社会时期一般是掘地而葬，丧葬礼俗十分简单，只随葬几件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奴隶社会以后，丧葬礼俗逐渐繁琐，到封建社会形成了送终、搬铺、报丧、治丧、入殓、超度、送草、出殡、安葬、守孝、重葬等繁文缛节。本世纪以来，丧葬习俗趋向简化，随着火葬制度的推行，丧葬习俗更为简约，并逐渐成为风尚。还有，旧时民间的一些不科学禁忌，如儿童勿戴两顶帽，否则长不高；进他人屋内不得打伞或戴斗笠，俗谓这样做预兆该房屋易漏雨……等等，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群众的视野日益开阔，一些禁忌自行泯灭，有些禁忌虽延续至今，但多数已不再拘泥了。

　　融合发展。民俗一般都具有排他性。随着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交往和交流不断增多、加强，封闭的格局就会被打破，逐渐渗透、融合。闽越土著的舞蹈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形式简单，往往是身体狂舞，大声喊叫，甚至裸体而舞。晋代以后，中州汉族和各地区汉族民众迁入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这种祭祀舞蹈或成为一门表演艺术，或成为平时的娱乐方式。蒙古族人本不信奉汉族的民间神祇，而小坝出氏在泉港定居数百年来，也入乡随俗，敬祀何氏九仙、土地公，并奉汉将张巡、许远为境主，以往每年正月也和周围的汉族一样举行“游朝拜”民俗活动。在基督教传入初期，境内民众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地方绅士和群众联合反对教会的事件，称为“教案”。它不但反映了人民的反侵略精神，而且也含有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的成分。随着基督教在当地的深入传播，西方宗教习俗逐渐被容纳，逐步由冲突走向融合，促进境内风俗的改良和陋俗的改造。

　　（五）辐射性

　　泉港民俗也具有辐射范围广的特点。泉港是侨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共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37万之众，相当于当前全区的总人口数。其中台胞16万人；华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以马来西亚最多，约有14.7万，占69%，其次为新加坡，共有5.3万，占25%。明清至民国时期，大批泉港人漂渡海峡，或移居台湾岛，或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把家乡的民俗移植到那边，世代相传。如移民为祈求旅途平安，临行前特地到庙宇祈祷，到了异域他乡后，为不忘故土和感念神恩，陆续建起各种庙宇供奉家乡的神祗，现在每年都有海内外分灵的宫观信众来泉港祖殿谒祖进香。如涂岭乌石宫便是台湾高雄市一甲的美泰宫的祖殿，每年都有该分灵地区的善男信女纷至沓来谒拜；境内的女神刘益娘崇拜在东南亚传播极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建有义烈庙敬祀，台湾台北刘氏还组织“姑妈会”，尊刘益娘为“海峡第二女神”。

　　境内的生活生产习俗也不时向周围地区辐射。比如清末至民国时期，因峰尾黄氏所造的黑皮五枪孔船造型独特，质量上乘，能够顽强应战，常在海上给匪敌以致命的打击，海盗匪敌不敢贸然进犯，所以当时莆仙等地的海上作业和运输的船只，多为仿造，有的船家则雇请峰尾工匠制造。女神刘益娘崇拜也传播至莆田、仙游、惠安等周边地区，成了这些地区日常敬奉的神祇之一，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是义烈娘娘的生日，周边地区信众和峰尾刘氏后人纷纷赶到峰尾义烈庙庆贺神诞。

　　三、泉港民俗的发扬

　　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良风美俗，又有恶风陋习。所谓良风美俗，是指那些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的习尚，对人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有利的习俗，它们能反映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弘扬传统的良风美俗，摒弃恶风陋习，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搜集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泉港不少历代传承的民俗风情，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有着共同点和结合点。

　　境内人们在民俗节日里喜欢创设喜庆热闹的氛围，可以加以引导，与文艺下乡和广场文艺演出、文艺踩街、文体比赛活动相结合，既具有宣传教育意义，又可活跃传统民俗节日气氛。如2005年举行泉港区首届少数民族文化节，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该文化节除了民族歌舞表演外，还进行打篮球、挑水、拔河、踩气球和猜谜竞赛等文体娱乐活动，搭起了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平台，注入了一股文明喜庆的民族交流与沟通的时代新风。再则可以把民俗活动的热闹喜庆场面，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把民间仪式提高到更为文明、高雅的层次。如有关七星灯的民俗事象，被民间艺人提炼成民间歌舞，这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各个民俗节日主题不同，形式各一，要善于挖掘内涵，发现其中的闪光点，加以引导和宣传，促进社会文明新风建设。如春节期间组织下乡书写赠送春联活动，书法工作者既可进行书法艺术切磋，使其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艺术交流平台；又可以书写具有时代风采的内容，与描述时代建设美景，祝愿国泰民安、和平统一、风调雨顺相结合，表达人民求富裕、求平安、求团圆、求吉利的意愿。逢年过节时祭拜宗庙祠堂，进行家祭，以及清明、冬至祭扫祖墓的习俗，可以与寻根认祖、敬拜祖先、追思先烈、怀念先哲的宣传活动相结合。端午节悬蒲艾避邪、洒雄黄水去毒等节俗，可以与讲卫生、灭蚊蝇、促环保等活动相结合；当日所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可以与纪念先贤、弘扬爱国正气活动或提倡全民健身活动相结合。七夕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可以开展独具民俗特色的联谊联欢活动，营造中国特色的情人节氛围。中秋节和重阳节可以和倡导家庭和睦、盼海峡两岸团圆和敬老爱老的宣传活动相结合。冬至节则与冬令进补、宣传卫生保健的活动相结合。此外，出嫁后已有生育的女儿须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节“送节”、“送秋”，即购买猪肉、猪脚、面线等食品和礼品回娘家孝敬父母，可以结合这种习俗开展孝敬父母继承传统美德的宣传和活动。

　　当然，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应用，主要取决于民俗群体和个人的自觉优选，不决定于民俗学者的指手划脚；但是，政府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全社会提倡哪些民俗文化，抵制和摒弃哪些民俗文化，则是可以作出科学的判断、引导和弘扬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恰如其分地反映和推介风土文化，才能弘扬民族文化中的珍贵成分，用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对社会生活做匠心独具的解读和调节。因此可以说，泉港民俗的收集整理和继承发扬，对于协调泉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创造“和谐泉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本书的编撰

　　民俗风情是由各种族群在共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经过长时期冲突和融合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其内容几乎涵盖了民间生活的全部范畴，一般将其归成三大类：一为物质的，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食艺、衣饰、住居、交通等皆属之；二为精神的，有关宗教信仰、岁时节庆、生命礼俗等皆属之；三为社会的，家庭、婚姻、宗族、邻里等等活动皆属之。

　　本书将浩繁复杂的泉港民俗风情事象大略划为岁时节俗、人生礼俗、生活习俗、信仰崇敬、社会风情5章，共23节102篇。《岁时节俗》主要以四季为序，表现各个节日的礼节、仪式、饮食、交游和尚忌等；《人生礼俗》以人的出生、成年、婚姻、寿庆和丧葬过程为序，描述泉港人民赋予人的自身生产方面的特定含义及其在风俗方面的表现形式；《生活习俗》包括衣饰、饮食、居住、行旅等方面，从日常生活入手，介绍境内人民在世代交替的同时，传承着的生活方式；《信仰崇敬》对境内宗教信仰、民俗崇敬进行归类梳理，表现各种信仰崇敬因素对于泉港社会生活、风俗民情产生的影响；《社会风情》主要通过介绍行业、社交、民间戏曲和少数民族四个领域风情的演变与发展，打开展现泉港民俗魅力的又一个窗口。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尽可能表现泉港的整体概貌和独特风情，但由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个村庄的民俗风情有同有异，大同小异，不可能一一罗列，只能选择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或独特性的民俗事象进行叙述；在阐释时尽量采用普通话和规范字，少用方言词汇，避免在理解上造成障碍以及注释上的累赘，当然，也保留一部分别具韵味的方言俚语，以形象地体现地方民俗特色；一些篇目也对当代民俗进行描述，主要目的在于完整表现风俗的传承和变异，对移风易俗的趋势有所了解；由于境内口头民俗文学，如民歌民谣、俗语、谚语等，非常丰富，足于编成专集，本书主要在介绍内容范围内顺便提及、引用，至于民间故事、地方掌故等，本套丛书已有专著刊行，本书极少撷取；本书在注明日期时，依照境内约定俗成的说法，农历日期后面一般不加“日”字，如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便写作“十二月廿九”；阳历的日期才注明几月几日，用阿拉伯数字体现。本书在撰稿过程中，还参考了《惠安县志》（清嘉庆版）、《闽文化述论》（何锦山著）、《泉州习俗》（陈垂成主编）、《闽南侨乡风俗录》（刘浩然著）等书目和一些境内的文史和民俗资料。

　　民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本书写作时间匆迫，作者经验、精力和学识等方面都有限，缺漏谬误之处，恳请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传统民俗往往是良莠杂揉，十分复杂，如何搜集整理、继承发扬，去芜存菁，改莠为良，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这并不是一本书、一场活动或一项工程所能完成的。作为民俗文化的一圈涟漪，本书愿意抛砖引玉，期待着更多美丽的民俗浪花，把泉港的历史文化海湾点缀得更加妩媚多姿。

　　陈华发    

　　2005年10月25日 

　　《返回

　　 第一辑

　　岁时节俗

　　岁即年，古人把一年分为四季，即四时，《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每一季再分六个节，四季共廿四个节气。“节”原意指竹节，引伸为对岁时的分节，把两个节气相交接的日时定为交节，并转意为节日。岁时节日风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变革、信仰崇尚、伦理道德和民间技艺等方面的内容。

　　泉港居海峡西岸一隅，传统节日和闽南各地大体相同，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和文化交融等因素的独特性，在浩瀚奔涌的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庆典、纪念、祭祀、交游等民俗事象，本章按春、夏、秋、冬四时，分别予以叙述。

　　《返回

　　一、春季节俗

　　春 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佳节，在中国民俗生活中的隆重程度，如同圣诞节之于欧美。春节的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即在腊月用农猎物祭祀众神灵和祖先，殷商时期年头岁尾也延续这种祭神祭祖活动。虽然我国古代民间早已有过年的习俗，但那时并不叫春节，而是称“元日”、“元旦”、“新年”。那时的春节，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时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辛亥革命后改用阳历，为了区分农历、阳历的新年，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

　　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叫做过年，泉港亦流行这种称谓。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并不相同，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传说，讲的是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在与“年”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人们发现此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每年临近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清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遂形成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另一种说法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表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禾谷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被引申为岁名。

　　春节，顾名思义就是迎春的节日。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的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举行活动来迎接这个继往开来的节日。所以，这一天的庆祝活动较其他传统节日显得隆重，境内主要有以下几项民俗事象。

　　纳祥。人们除夕守岁到深夜，俟子时（约零时）一到，迎接新年第一天来临。各家各户在门口燃放鞭炮，以示迎春纳祥、除旧迎新，此举俗称“开正”。此时鞭炮声此起彼伏，喧天动地，蔚为壮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始，许多人家还在爆竹声中燃放起烟花，以表喜悦兴奋之心情，这等热闹景象持续半个钟头才逐渐消隐。开正之后，人们方才关门憩息。

　　祭祀。清晨，人们起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祭祀先祖，俗称“拜公婆”。这一仪式一般由主妇操作，她们备办果品菜肴到厅堂或祠堂祖厝，焚香点烛，意为给祖先贺正（拜年），并祈祷祖灵庇佑新年平安吉祥。

　　交游。早餐之后，男女老少均着节日新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随后出访或在家接待亲戚好友，互相拜年，恭贺新禧，沉浸在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气氛中。家家都备着茶水、桔子和甜点，请人“吃甜”，祝贺日子甜蜜，请人吃桔，则祝贺生活吉祥。

　　本地自古便有“看新人（新娘）”的习俗。上一年新婚的夫妇，这一天不能外出，要坐在家中接待前来见识新娘子的乡邻亲友。新娘子要身着结婚时的盛装，一一向来人奉茶敬烟。客人告辞时，主人须分送桔子和糖果。

　　界山、涂岭一带这天有游览周邻秀丽春景的习俗，或一家老少，或呼朋引伴，在春日下踏青，其乐融融。而不论是游景，还是访亲友、看新娘，只要迈出家门，人们都称为“游春”。涂岭人“游春”不囿于初一，还延至初四。

　　饮食。早餐是面线和鸡蛋，长长的面线寓意福寿绵长，圆圆的鸡蛋寓意诸事圆满。还以除夕拜天地的牲礼（如猪肉、鸡肉），煮一锅汤肴来配主食。界山镇一带早餐则以长寿菜代替鸡蛋，而且第一口要先食之。长寿菜当地又称面菜，也寓含着福寿绵长的意思。南埔镇和涂岭镇某些村庄却没有吃鸡蛋和面菜的习俗。

　　闽南地区初一午餐有饮屠苏酒的习俗，泉港却有宴客才饮酒，大部分村落午餐都煮丰盛鱼肉菜肴，而界山镇的一些村庄则只吃干饭，配以汤馔。

　　晚饭大多烫温当日之剩肴，家人围桌而食。界山镇的一些村庄则须吃地瓜粉糊，糊粥中拌有过年贮备的炸食和当天余下的肉类，佐料非常丰富。此俗与晋江东石初一纪念“番薯王生日”吃地瓜汤寓意相似。

　　禁忌。这日有许多禁忌，如不食稀饭，特别是早餐第一口不喝汤，以防“出行遇雨”；不扫地板倒垃圾，以防“财气扫出门”；不动刀具，以免招来“不祥之祸”；不损破碗碟等瓷器，以免“财福喜受损”；不说不吉利的话，不打人骂人，不讨债。为避免初一疱厨动菜刀，除夕之夜各家就要切好第二天所需的菜蔬食物；如不小心损破了碗碟瓷器，则将碎片投入井中以压邪解厄。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许多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在旧年的腊月前伸和在新年正月后延（本章编排以一年先后为序，有关腊月过年兜的活动留置后面《冬季节俗》介绍），正月的有关节日活动要延至元宵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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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二

　　山腰、前黄和峰尾一带的习俗，正月初二为归宁日，俗称“子婿日”、“女儿节”，已嫁女儿要和女婿双双回娘家拜年。这天清早，女儿女婿（有子女的要带上子女）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糕粿糖果等礼品一起到娘家。如果是新婚第一次回娘家拜年，清早由小舅子去请姐姐姐夫来，新婚夫妻要向岳父岳母奉上红包，岳父岳母会回一个红包，金额一般相同。新婚女婿还要备着香烟，到岳父母家分发。

　　旧时生育子女较多，这日来自各地的众女儿女婿和外孙外孙女一大群，难得欢集一堂，姐妹们一堆，连襟们一堆，表兄弟姐妹们一堆，大家七嘴八舌，尽情述说，双亲在堂，笑得合不拢嘴。中午岳父岳母设宴招待，酒席之上，其乐融融。

　　而南埔、界山、涂岭三镇归宁日则在初三，这里女儿女婿已育子女的，逢岳父岳母当年“做十”（即做寿），还要带寿礼上门（关于当日做十礼仪，留待第二章《人生礼俗》叙述）。其他民俗仪式大同小异。

　　南埔、界山二镇初二的风俗则截然不同，两地把新春第二天称为“乞丐日”，人们禁忌串门。一些乞丐会在这天到这个地区乞讨，人们则以节日的红团粿（一种手掌大小红色的扁圆状米粿）或剩下的菜肴施舍。上世纪90年代初还可见到此现象，如今乞丐的生活也提高了，罕见当日出来讨食者。

　　这天群众尽量避免串门，凡初一早有到过的家，初二可视为拜年的延续，仍然可以上门，如果初一没去过，就不能去。这种奇俗相传与明朝沿海倭患有关。

　　一说嘉靖五年（1526年）除夕晚上，倭寇从泉港沿海村落登陆，一路杀向邻邑的枫亭，他们入室抢劫、杀人、放火后，在大门前摔年夜饭为标志。当时家家户户正在“围炉”庆团圆，毫无防备，死伤无数。逃出虎口的人，群集到山上，饥寒交迫，眺望山下，村村起火，处处冒烟。初一下午，倭寇北撤，胆大的摸黑回家，其余人初二早晨回家。许多人家破人亡，号啕遍野。人们把丧事办妥以后，于初五重新“做岁”。

　　一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农历十一月初，大股倭寇偷袭邻域莆仙、秀屿等地区，逢人就杀，大肆掳掠，泉港沿海诸村亦遭受侵袭，人们四处逃难，流离失所。农历十二月廿六，倭寇大举进攻兴化（今莆田市）仙游城，后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部赶到，击退来敌。正月初二，又一股倭寇自湄洲湾登陆，血洗境内界山、南埔和邻邑枫亭，初五方退回海上，百姓当日才得以返乡补过春节。

　　以上二则故事中，正月初二都是悲惨的日子。这天访友探亲有上门吊悼之嫌，所以这一带的百姓这天禁忌往来，只有乞丐才能挨家挨户乞讨，遂把此日定为乞丐日。当日逢乞丐上门，各家皆慷慨施舍，以积功德，从此相沿成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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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神

　　在闽南民俗中，上一年腊月底诸神升天，在天上欢度春节十天左右，过了春节又奉玉皇大帝旨意返回人间各司其职，维护人间各地安宁吉祥，于是民间各家各户都要举行“接神”仪式。清嘉庆《惠安县志》载：“先除夜六日，言百神有事上帝，画幡幢舆马仪从于楮，具牲馔焚而送，至正月初四，乃迎而复之如送之礼，于灶尤谨。”惠安地区在除夕前六日“送神上天”，接神日是正月初四。原处惠安一隅的泉港大部分地区“接神日”则在正月初三。虽然界山一带是正月初四“接神”，相传亦是因明代倭难延迟一日，山腰下乡小房顶厝的“接神日”也在正月初四，据传其祖先早时贫困，为备办接神的供品，正月初二就下海挖蚵，由于该日误了潮水，初三来不及奉接诸神，延至正月初四补接。

　　在这过程中，“于灶犹谨”，灶王爷被赋予特殊的角色，他是各家各户的“一家之主”，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可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长久镇守在人家的厨房内。

　　在中国的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民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

　　传说玉皇大帝封灶王爷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人间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人们称他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灶王龛大多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可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多还印有年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或“一家之主”等文字，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对联，以表明灶神的地位。

　　接神仪式是在灶王爷神龛前摆上牲礼、果合、面线、清茶美酒，烧香点烛，焚贡银纸鸣鞭炮来迎接诸神。虽然本地接神时间不一，但这礼仪在民俗中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俗话说：晚送神，早接神。民众送神时间在下午（或中午、黄昏），接神时间在早上。一则表示眷恋不舍之意，二则想让各路神祇多在家中护佑几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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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岁

　　可以说，正月初一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热闹的佳节，可是泉港一部分地区（主要是南埔界山两地）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初五比初一还大。”这些地方都保留着一种“补过年”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五都要“做大岁”、“过大年”。

　　每年的正月初五，这里的人们都要热热闹闹地过一个“大年”，相比而言，春节只算是“小年”。但山腰一带也把初五称之“过小年兜”。总之，境内民众习惯将“初一”和“初五”两节相提并论，把初五看作重新过年。由于是“做大岁”，当日早餐自然是“吃大顿”，饮食和初一一模一样。

　　泉港人初五做大岁的历史由来与前面初二“乞丐日”相同，都因为明朝嘉靖年间，南埔、界山一带的人们过年时遭遇倭患，各家在收殓死难者后，初五才得以重新过年。此俗从此流传开来，沿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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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日

　　俗语说：“初五隔开，初六舀肥。”意思说初五过了，初六就该干农活（舀肥粪下田）了。从初六开始，经商的开始做生意，务农的开始种田，做工的开始开工，但是正月接下的各项节俗仍照常进行。正月初七据说是人日，泉港一些地区要吃五谷、蔬菜精制的“七宝汤”，又称“七元”，而闽南其它地方称为“七菜羹”。

　　“人日”的来源，据说女娲造物时，人是第七天才造出来的。根据汉时东方朔的占卜书：“正月初一鸡日、初二犬日、初三猪日、初四羊日、初五牛日、初六马日、初七人日。”其中又说：“初七人日，从旦至暮，月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合。”可见人日在汉朝时代就开始流传了。人类诞生的这一天，自然值得纪念。在农业社会，民间祈望吃了七宝汤，来年大丰收。而南埔、界山等区域鲜见此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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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生

　　初九是“天公生”，即天上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的诞辰，须大祭，在全年众多的祭祀礼仪中此节最为隆重。这个特定的大喜节日是闽南的特有风俗，泉港人也深为信奉，以至境内少数民族也参与敬拜，正月浓郁的节日气氛再掀一个高潮。

　　人们初七就开始张罗磨米，洗蒸笼，蒸粿做糕。粿糕的品种有白糖糕、红糖糕、咸粿、松糕、磨糕、九层粿等，各家所制不一。初八一大清早大人们就上集市采购物品，同时开始宰鸡、宰鸭作牲礼。这牲礼是有讲究的：不能像平常一样切脖子，须得取针状铁器穿耳取血；后去毛，尾巴部必须留三根较为精良的毛，翅膀与腿部必须弯折向背；后取内脏，清洗完毕一起入锅蒸煮。

　　俗传因为天公的神格非常尊贵，因此越早敬供越有诚意。许多人家初八中午过后，就开始摆香案。摆香案可分两类：一是家中正厅有吊天公炉者，二是家中无天公炉者。若是前者，可把供桌设于大公炉下向门外的方向，表示向天恭迎驾临；若是后者，则可将神桌设于大门口或中庭露天的地方。桌面的木纹必须横对大门，若方桌摆放不下全部的贡品，也可以在方桌后面摆放小圆桌，方桌的正向须挂桌裙，桌裙为艳红底色的织着吉祥图案的绸布。

　　敬天公的贡品一般为双数，而且避开“四”这个数目。桌面的摆设如下：对着大门最前面的是木雕器具“果合顺合”，有两层可放置贡品，下一层有三格，每格放冰糖、红枣、龙眼干各两颗，上一层一般放六个红桔子。“果合顺合”的左右放置鲜花，左边再放清茶三杯、米饭三杯；右边再放米酒三杯、面线三杯。在“果合顺合”的后面摆着一碗熟面，上放着两个染红的鸡蛋；中央靠前请奉香炉，并在炉之两旁备好烛台；接下来摆放五肴六斋，“五肴”为五道荤菜：如虾丸、灌肠、烧管、水丸等；“六斋”为六道斋菜：如金针、木耳、豆乳片、香菇、红枣等。随后是放置“果盘果合”，如柑橘、苹果、香瓜、甘蔗、香蕉等水果，还有糖果，饼干等甜盏。最后一道是牲礼（如全鸡、全鸭、全鱼、全猪、全羊）与年糕。牲礼在蒸熟之后放在盘内晾干，捞取内脏放置旁边，其血料放置背上，血料上边插纸折红花，嘴“叼”绸春枝。绸春枝其花像玫瑰，冬季开花，花色红艳，泉港人视为迎春花。牲礼还与猪脚、鱼干、豆腐干合并而成一盘，而年糕也必须在正中心插绸春枝与红花，这样才算初八白天的活做好了。入夜则必须准备天公金、贡银、香、烛、鞭炮和卜卦所用的信杯。天公金是特制的大型金箔，贡银是一张大白纸上贴着各种颜色剪纸，内容有房子、衣饰、丫环、轿子等。

　　祭拜天公约在初九凌晨子时开始，直到翌日清晨七点。是夜爆竹之声不断，烟花爆竹的闪光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初九凌晨子时，人们全都起床，梳洗之后在案前焚香上烛，最后全家老少按长幼次序逐一三叩九拜。行拜完毕点烧天公金和贡银，打信杯以确定天公受贡与否。随后便在自家大院点放焰火和红炮，至此“天公生”的敬奉才算礼毕。

　　初九也是向上天祈祷全家新年平安顺利、大福大贵的最佳时机。民间习俗非常强调拜天公的诚意，有的人家为示敬重或前年向天公许愿遂心，则用刚宰杀未烹煮的全猪或全羊作牲礼，称为“献青”。“献青”是一种高规格的牲礼，只有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上，如祠堂上梁谢土、大型庙会等，才敬献给神灵。“献青”的牲礼以红线固定成向天跪拜的姿态，嘴里还要叼着带着青叶的桔子。当天也必须遵守一些禁忌。如所献的全鸡，必须是阉过的公鸡，白毛鸡和母鸡则不可。当天不可以曝晒女性的内衣裤，不可以随意对外倾倒粪便，不可以口出秽言，以免亵渎尊贵的天公。此外，居丧守孝之家怀着对亲人的哀思，尽量避免隆重热闹的仪式，故初九不举行拜天公礼仪，也没有蒸糕炊粿，各家亲戚朋友则在拜天公后，纷纷送糕或粿给他们。许多村落这天早餐和初一一样，要吃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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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朝拜

　　境内又称游朝拜为“出游”，就是抬着宫中神像游春巡境，是一项日夜都进行的极其隆重的民俗活动。如今的出游活动，是旧俗游神活动的延续。乾隆《泉州府志》引《温陵旧事》详细记载清代泉州城区正月游神活动的盛况：

　　境内居民，家家户户置几案。绅富之家如事先祈请，则负责妆神像，饰假面具，高擎其座及于门楣、屋檐。正神入座后，其前行开道者为“某将军、某元帅”等道教杂神，皆由人妆饰入座，挺立轿中。游行时道路高低转折，挺立者“凝然不动，足称绝技者”。游行队伍中的乐器，有马上吹、步吹、五音铜鼓；旗之部有高招旗、五方旗、帅旗、三军司令旗、清道旗、飞虎旗、巡视旗；执事则戈、铤、矛、戟、剑、箭架、盾、刀；还有材官、骑士、军校、苍头、旗手之类。神轿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两类，视其神格而定。抬吴真人、天妃神像等采用缓步而行，而其他诸神像皆采用奔驰冲撞，其“疾如风，虽奔马弗及”。队伍中人“异饰面，极为丑态，鸣鼓助喊，以为神威。”而神行列之前为道士，又前为鼓吹，又前为巡逻，虚冠假面为厉鬼之形。

　　入夜，其首事者鸣锣知各家“门首点灯，二更时呼出灯牌、火把”。于是，不论大小人家，各持一盏长柄方灯，或执香灯，上书写“风调雨顺”、“祈保平安”。每间隔十步，就有一个四人抬的钟、鼓架，鼓鸣于内，钟声应于外。整个游神的行列中，“关大帝、吴真人灯牌，数以万计，钟鼓架、香架数以百计，火炬亦千百计”。是夜，泉州城区的盛况是“长街一望，如星宿，如燎原”。最后，府志补记：“凡兹皆不招而至，不约而同，欣欣而来，满愿而归者。”

　　以上记载，表明道教的某些仪式活动，已演变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如今泉港地区不少村落在元宵前后举行的出游活动，便是这种游神习俗的延续，但境况没有清时之盛大，仪队亦较为简易。

　　境内各村举行出游的时间不一，一般在初九与元宵之间。参加出游的老中青少皆有，少的数百人，多的一二千人。轿夫一般由村中青壮年报名担任，迷信认为出游中为菩萨服务，在新的一年中能够获得特别的保佑。旧时有些乡村凡有娶新人（娘）的人家，这一天要给举旗的大人小孩，每人分一枚铜币。现时有的村落给参与出游者的礼金，是由宫庙的香火钱中支出。出游队伍从本村宫庙出发，以本村为中心，绕道几十公里。出游队伍浩浩荡荡，前排是旗队，有彩旗、宫旗、龙虎旗，其后是车鼓队、香炉队和神轿队，旗幡漫舞，鼓乐喧天，香烟袅绕。每一顶神轿队前都有一人鸣锣开道，轿夫根据所抬神像的性情等特征来确定抬轿的动作。大抵若是文官，则平稳前进，少作颠摇，若是武官，则尽力颠着神轿，摇出各种花样。

　　旧时游神时还常见跳僮出场，境内称扮神出游的跳僮为“僮英”。僮英多赤祼上身，披头散发，腰围红肚兜，下系白裙（或穿白裤），手持刀斧自砍肩背，或用长针刺穿双颊，或爬刀梯、过刀桥，或坐钉椅、睡钉床，或赤足走火炭，或手入油锅，表演种种令人瞠目咋舌的恐怖幻术。现出游神队中有僮英的村庄较少，且幻术也不如先前恐怖。

　　出游队伍所到之处，群众夹道观看，焚香鸣炮。时间一般持续二至三日，中途之夜驻跸在一自然村的宫庙中。民众视接驾为幸事，当夜点灯结彩，献牲礼祭拜。各村出游路线事先划分清楚，一般是沿着本村环绕一周，互不相犯。假如要逾境，应事先向邻村借路，经允许，该村村民则在各自家门口焚香鸣炮。若强行越境，小则争吵，大则斗殴，喜事成凶事。现在社会越来越文明，村与村之间都善于交流和沟通，因出游而吵骂和械斗之事已销声匿迹。

　　山腰前黄一带的村庄旧时在游朝拜后还举行“送虎”活动。事前由糊纸匠糊一只1尺左右长的纸虎，由一人拿着往乡外跑，后面一人拿着锣用力敲打，一人手拿铳枪，追赶着拿虎的人。这里面有个诀窍，即是拿纸虎的人必须善跑，而追赶之人一定不要追上。这样一直追到村外的某个特定地方，拿虎者将虎焚烧。古代泉港为山岭荒蛮之地，劳动人民以此仪式象征驱避兽类，以求免受侵害，全年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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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宵

　　元宵节因其在每年正月（元）的十五夜（宵）举行节俗活动得名，又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挂灯赏灯，故也叫“灯节”、“灯夕”。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这是从道教借来的说法。据道家说法，正月十五为“上元日”，乃天官大帝生日，天官能赐福；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日”，乃地官大帝的生日，地官能赦罪；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日”，乃水官大帝生日，水官能解厄。此三日合称为“三元”。元宵乃月圆之日，也是思乡团圆之时，故当晚亦有吃汤圆之习俗，有的村落也蒸粿祭祀。

　　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认为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太一地位相当显赫，在五帝之上，所以受到隆盛奉祀。相传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汉文帝是大将周勃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即位称帝的，所以此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都要出宫与民同乐，并且确定这天为元宵节。不过，在有关这位汉室皇帝的记载里，正月十五夜并无张灯、放火的内容，真正有记载的是汉室的另一位皇帝——汉明帝敕令元宵燃灯，从而形成了后世张灯、观灯的习俗。隋朝时盛行欢度元宵习俗。隋炀帝在位时，“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后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

　　唐朝诗人崔液《上元夜》诗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宋王安石也有“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的佳句，可见唐宋元宵赏灯之俗已盛行。《泉州府志》记载“上元夜张灯，以米圆祭先及神，或以酒馔祀祠，谓之祭春”。泉州元夕闹花灯的盛事，由来久矣。唐时泉州建城，元宵佳节的风俗，遂由中原的士族南迁，而迅速传到泉州来。两宋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参与活动，特别是南宋，据《武林旧事》的描述，临安元宵花灯的来源有：“灯品之多、苏、福为冠。”又据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佾》亦云：“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泉州是福建东南濒海的文化古城，海外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工艺美术，百花齐放。且有一批皇族宗亲来此定居，他们手头有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可供任意挥霍。于是有了大型的以山水为背景的综合性的创作，如在通衢大道高结“鳌山”，设置机关，使人物能动，精巧绝伦。亦有在公共场所搭“馆蓬”，张灯结彩，日夜笙箫，盛极一时。泉港一带如今仍沿泉郡古俗，在“上元节”前后各宫庙张灯，燃大烛巨香。

　　乞彩。乞彩是指本村宫庙在元宵前后几日的白天，组织彩仪队到前一年家中有生男丁、起厝、进财、结婚或做寿等大喜事的家中讨彩钱。有的村落抬出宫中神像到村内巡行镇境并乞彩，鼓乐前导，旌旗招展。最有趣的节目是众善男信女在大厝埕或宫口燃起火堆，轿夫抬着神轿从火堆中一跃跳过，意即为神像焚身净化，那矫健的身姿利索的动作博得围观者喝彩不断。有的村落则是组织彩旗队、锣鼓队，热热闹闹把宫庙中的彩饼（一个肉馅扁饼，寓意好彩头）、桔子（寓意吉祥）和白花（本地将男丁称为白花枝，寓意添丁）。受乞彩人家就要准备红包和香烟给彩仪队等，有的人家一家有多种喜事，就乞多彩。

　　乞花。由于方言“灯”和“丁”同音，“添灯”即“添丁”，因此，民间在十五晚上有乞花的习俗。村庄中的宫庙都挂起“走马灯”。“走马灯”又叫“活景灯”，利用空气回流的原理，灯罩上纸剪的人物能对拜，马匹能回旋跑动。有民谚：“钻灯脚，生男芭！”人们聚集在灯下“钻灯脚”，祈求“出丁”得贵子，保佑人丁兴旺。灯罩上预先装有许多纸剪的白花和红花，随着灯的旋转飘落下来。企盼生育的人在灯下等待飘落下来的“花”，捡到后赶快用衣角兜住跑回卧室中，置放在床头。据说这些灯花为注生娘娘所赐，捡到白花的将生男孩，捡到红花的将生女孩。所以到宫庙乞花大多数是新婚和久婚未孕的女人或其亲属。乞到花者如在当年怀孕，生孩子满月时必须到宫内祭拜叩谢。

　　听香。当日又有听香习俗，即听香者于夜阑人静时在神明前燃三柱香，说明心事，掷筊问方向，然后挟一柱香，循方向走，记住沿途听到的第一句话，再返回掷筊卜问此言是否为神明之意。若是，则据此详细推敲，以卜凶吉。有好恶作剧的，见听香者走来，故意满口不吉利的话，让人索然扫兴；也有成人之美的，好话连篇，令听香者欣欣然。

　　跳火。“跳火”是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夜进行的。是夜，各户都拿出的草堆放在各房头的大埕中，然后点燃，请村中宫庙的神灵、境主上木轿，每尊由四个青年抬着从火堆上跳过，还有些青年以手捧着神灵，跟着佛轿后面跳过。

　　换香。这习俗是在元宵夜的半夜时分，等“跳火”完毕后才进行。其时由宫头或拜头等民间组织者手捧一个大香炉，炉中插着一些燃着的香条，挨家挨户给人们换香。而各家各户一听到拜头换香到来，立即燃香三根，插在拜头捧着的香炉里，然后在香炉上另拔三根出来插到自己家里的香炉中。

　　游灯。涂岭、南埔、界山等地的一些村庄元宵节有游灯习俗。正月十五左右，村里择个晴朗无风的夜晚，于傍晚时分沿路鸣锣告知各家。“游灯夜，吃咸粥”，傍晚家家煮咸粥，佐料特别丰富。夜幕降临，各家就举着由一根木板制成的灯架，到村路上集合。按俗规，灯架要男丁来抬。人们把自家灯架的前端，搭在前一家灯架的后端，再用一根木棍竖着贯起。木棍上横钻个孔，穿上大铁钉，灯架就不会滑落。每条灯龙之后又带着锣鼓队，群“龙”荟集，锣鼓喧天，蔚为壮观。

　　灯架上的彩灯式样繁多：有莲花灯、骰子灯、鼓仔灯、兔仔灯、关刀灯、柑仔灯、狮球灯、船灯、走马灯……有水晶玻璃制的，有纱布织的，有纸扎的……一盏盏，一排排，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汇成人间银河！每条灯龙的带头灯都独具匠心，设计个精巧的龙头，青面红须，张牙舞爪，眼珠上还亮着绿灯。灯龙未行，停放在马路上时，大人们就鼓励小孩去穿灯架，然后许愿。据说这时许愿特别能得到神灵的庇佑。吉时一到，灯队出发了。此际云淡星稀，圆月当头，一条条长龙高昂着头，蜿蜒前行，活灵活现。随行的人不时放起烟花，焰火冲天，灿然如炽，远远看去，好似群龙戏珠，又如神龙吐火。灯队要环绕全村一圈，常常游到深夜。

　　由于移风易俗，境内许多村庄正月游灯的习俗于解放初废弃。泉港正月游灯的历史，可远溯至宋时，至今已近千年。因以上三镇毗邻的仙游县枫亭镇，明时有七个自然村在枫亭辖内（后由惠安人李恺买归惠安），这一风俗应是由枫亭传入而流行。枫亭宋时便有上元节游灯的记载，据《枫亭志》载，“早期的元宵游灯，是把灯笼、火把扎在长条木板上，由各村和各姓氏的民众各自打着自家的宫、庙号和姓氏，并抬着供奉的菩萨偶像，按规定的‘游路’进行”，“是从正月十五到十七当中挑选一日，每条灯后有锣鼓队，到家后煮点心”。以上内容与现代泉港境内的一些村庄游灯情景大致相同，只是随着灯笼盛行，灯架上绑火把的形式自然被淘汰；另外，抬着菩萨出游的过程放在白天进行。随着时光流逝，枫亭镇的元宵游灯现在已发展成另一番景象，而其相邻的泉港乡村，却承继着千年传统，保存着宋时古韵。

　　新中国成立后，元宵节仍沿袭，并由政府部门牵头，各企事业单位为主，依托文体部门举办戏剧展演、文娱晚会、体育比赛、猜灯谜等活动，赋予元宵节新的内容，又不失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十五元宵灯，十六煞了心”，春节的气氛大致延续到元宵，人们趣称为“愿消”（与元宵方言相同）。热热闹闹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人们又开始重整心态，投入新一年的劳动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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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牙

　　泉港敬拜土地公的风俗活动和闽南其他地方一样频繁，每月的初二、十六都须敬拜土地公，俗称“做牙”，一年共计22次，遇到润月加做。二月初二土地公的生日，又是一年中第一次做牙，俗称“头福”或“头牙”；十二月十六是一年中最后一次做牙，俗称为“尾牙”。

　　“做牙”之说又相当于“打牙祭”。所谓“打牙祭”，《现代汉语词典》注解说：“原指每逢月初、月中吃一顿有荤菜的饭，后来泛指偶尔吃一顿丰盛的饭菜。”整个正月虽有“丰盛的菜肴”，但却算不得“做牙”，要到二月初二才是一年中“做牙”的头一次。头牙的风俗活动较为隆重，按传统惯例，各行业主于晚上办果、酒、香烛、烧贡银以祭神祈福，后请雇佣伙友工匠们聚餐，未得邀请者，就意味着被解雇。

　　为什么会形成主祭土地公的“做牙”习俗呢？这得追溯到远古农耕时代。在闽地，春天实际上开始于农历仲春二月，在这个月中，寒流退去，草木复苏，播种和插秧等农事活动即将开始。旧时农民认为农田林果收成与土地神有很大关系，因此，以祈丰年、祭社神为主题的春社节也就被安排在这个月。由于中国古代又有以重日为节的习尚，所以，二月二实际上很早就被作为春社节。近世，汉族多以二月初二为土地神的诞辰，故春社祭祀“土地公”也就定在二月二。

　　春社的祭祀对象主要是社神，社神即土地公。社神不止一个，且分有等级。在古代传说中，一国有一国的社神，一邑有一邑的社神，一乡一里也有各自的小社神。就其外延而言，社神是一个集体名词，是各地大小土地公的总称。在民间信仰中，各乡村、各区域甚至各屋舍的地基都有各自的土地公，因而土地公的祭祀非常普遍。尤其以工商之家和乡村为盛，甚至“田头田尾”都有土地公，人们在“土地公生日”都要办备祭品到田头园头祭祀，祈求丰收。村民雇佣木工、泥工、石工等兴建某项工程时，开工之日，备办果品酒肴祭土地公，燃放鞭炮，称为“动工”。施工过程中，户主做牙时不但要备办祭品祀神，晚上还办酒席请工匠。逢年头牙、尾牙尤为隆重，酒席规格视工程规模而定，少者三道菜、多者十二道菜。

　　古时，家长于此日送子弟入塾受教，学生要到学馆参拜先生，朝拜孔子（或文昌帝君）。新入学的学生，由家长带到学堂，提着一花篮“冰膜”（用糯谷炒的米花），先敬老师，行三鞠躬礼，后把米花分给同学吃。这天，南埔、界山等地有吃“菜饼”的习俗，所谓的菜饼，即是地瓜粉调水，再配以蔬菜、海蛎、花生和小虾米，在锅底铺匀，煎成一块块不规则的饼状，风味独特。这天夜里，山腰前黄等地的村庄有“打春水”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人都拿着一面锣，从村头沿大路一直敲打到村尾为止，返回时绝不得敲响锣。这仪式应与古时的春社节有关，以此祈求春季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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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明

　　清明节为二十四个节气的第五个节气，在农历中标志着重要的时序更替，是我国民间旧时重要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这个节的时间在公历4月5日前后，“清明”名称的来由，《岁时百问》解释曰：“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此节是溯源追本的节日，其主要活动是祭祖扫墓。俗话说“清明无回家无祖”，所以外出的人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回家过节。旧时旅居海外侨胞，清明、七月半和年兜（除夕）这三个节日会汇寄资费，让亲人备办节日所需。

　　祭祀。是日正午，照例须祭祀祖先。家祭一般在祖厝或在自家厅堂的祖先神位前摆上米饭、荤素五味，焚香点烛，烧金放炮，磕头祭拜。如属大宗望族，还会在祠堂或家庙举行“春祭”仪式，由值年户主预备祭品，以齿为序，敬拜列祖列宗。这天也是宗族集会商议族内一年大事之良好时机。

　　饮食。旧时这日要吃嫩饼。在祭祀的菜肴中，必备有“嫩饼”所需的部分配料，祭祀礼毕，把各种配料（有红萝卜丝、绿豆芽、碗豆、煎蛋、豆腐条炒蒜、肉丁、花生末等）一齐倒入锅中拌和加热，然后摊开用面粉烙成的薄饼皮，抹上辣酱、甜浆，包上菜肴，然后人手一卷，双手捧起.细嚼慢咽，别有风味。嫩饼，又叫嫩饼菜、薄饼，实际上就是春饼，古人也叫春盘。在方言中，“春”与“剩”谐音，是个吉祥的字眼，表示“年年有剩余”。这种合菜，正是唐宋诗所说的“青蒿黄韭簇春盘”，是唐宋饮食文化的遗风，由于花工费料，如今渐渐没人去做。倒是南埔、界山等地这日煎“菜饼”作主食，这或许是旧时嫩饼菜的一种演变或替代吧。

　　旧时清明还有蒸清明粿、什虾圆的风俗。清明粿又名“脚目粿”，农村以初收的新麦炒后磨细，伴上糖，搓成如拳头一样大的圆形，里面包上糯米粉或碗豆，外面裹着叶子。根据《泉州府志》记载，古时有以鼠曲草和米粉为皮绿豆为馅做成的叫“鼠曲粿”。以上两种做法在泉港已鲜见，南埔、界山一带则以炊清明龟和米粿替代。什虾圆至今还有人家沿袭，其做法是：以淀粉、豆腐、海鲜、肥肉再配以葱头、生姜等物混合捣成一堆，再揉成一粒一粒的放到沸腾的水中煮，浮于水面即熟，味道极佳。

　　扫墓。旧时中午吃完“润饼菜”，一家人除老病及婴孩外，都一起参加扫墓，泉港一带如今有的人家在早饭过后就开始扫墓。各家各户带上果合、香、金纸、烛、鞭炮和一大叠纸钱，此外还有人带上毛笔、朱漆。到了墓地，先把墓地周围杂草锄净，清理墓埕。有的用红笔把墓牌石上的祖宗名号描红，有的焚香点烛，摆上果合，而小孩最喜欢在墓上献纸钱。传统的纸钱有红和白两种，宽约三四厘米，长约十二厘米，用波纹状的钢錾在中间錾出三四行波纹状的曲线。纸钱以三张为单位，一张红纸钱在上，两张白纸钱在下，分叠压在墓茔、两侧墓手和后土之上，红的意在庆祝节日，白的意在寄托哀思。近年来，纸钱不再局限于单调的红白两色，纸页也仿造金融纸币印制，从而形成一种时尚。纸钱献毕，儿孙们便在祖先墓前跪拜行礼，之后烧金纸和燃放鞭炮。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重大风俗。古时扫墓的日期并不一定在清明时节，如隋唐时期，大多在清明前一二天的寒食节进行。后来，寒食节扫墓逐渐改在清明节，寒食节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虽说清明节扫墓可前伸十日后延八日，但一般都争取在当日扫墓，即使在外地者也尽量赶回来。近年来公职人员因清明节不放假，只得在当周的周末回乡扫墓。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清明，各单位也组织人员到烈士陵园扫墓，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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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夏季节俗

　　浴佛节

　　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生日，寺内称“浴佛节”，俗称“佛诞节”。据旧方志的有关记载，每逢此节到来之前，寺僧们要于四月初一沿门唱梵曲化缘，名曰“洗太子”（佛陀原为印度某一小国的王子）。至初八这一天，寺院举行“浴佛法会”，全寺僧侣和信徒们要用香汤为佛像洗浴，作为佛诞生的纪念。民间无子者，可用薄饼供九子母以乞子。

　　关于佛生日的习俗，在泉州许多县城和城区中已渐渐湮失，而泉港为新开发区域，尚存此俗。主要事项是各寺庵和在家修行者诵经奉祀，举行佛事活动，邻近善男信女亦到寺内以果合礼佛，并烧贡金纸银，放鞭炮，祈求佛主庇佑。

　　泉州佛教在宋时已蓬勃发展，南宋大儒朱熹著名的联句“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可证。北宋之初，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已度者万数，其后因宋王朝滥卖度牒度僧，僧尼队伍迅速膨胀，可见朱熹之对联绝非空泛。古代泉州佛教如此兴盛，自然会在岁时节日民俗上有所体现，浴佛节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起的节日，但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

　　泉港一些乡村世代相袭认为，这一天佛主会出示一些自然现象来预告收成，如清晨放牛出栏，牛如果哞哞叫，则预示早稻收获时节会多雨，要注意稻草腐烂；如果当天下雨，则预示今年果树收成不佳，百果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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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等，它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纪念屈原。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愤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人们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每年这一天荡舟江河之上，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唐代文秀《端午》有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二、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三、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吴越百姓早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龙舟与古代吴越龙的图腾的关系尤深。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以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风。

　　四、恶日。据《史记》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初五，其父曾令其母遗弃田文，理由是这一日生的孩子要害父。东汉《风俗通义》也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说法。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五月天气多雨，地气潮湿，热冷交差，蚊虫繁多，恶病瘟疫时常泛滥成灾。旧时医疗、文化水平低下，人们未能正确认识看待，认为“五”与“误”谐音是恶兆的日子，就举行礼仪希望能避免灾祸，逢凶化吉。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

　　五、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可见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

　　以上诸说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高尚，人们多愿意把这一节日归之纪念他。泉港过端午主要有以下几项习俗：

　　插榕插艾。俗称“插榕插艾，脚手经用（经得起用，意为身体强健）”。《荆楚岁时记》中有五月初五采艾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之记载，古人所以用艾禳毒气，是对艾叶药性的认识有关。《名医别录》说“艾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灸百病”，而菖蒲则在《本草纲目》中称为“水剑”。《情嘉录》卷五说“截蒲为剑，割草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过去端午节用于祛毒邪之草木有榴花、蒜头、龙舟草，与艾、菖蒲合数为五，称之为“天中五端”。由上述记载而知，古时人们在家门顶悬挂菖蒲和艾叶是为了驱毒避邪。泉港百姓在门窗上“插榕插艾”，是由此沿继而来的。

　　关于插榕插艾风俗，泉港民间还流传一个故事。早时，沿海一带经常遭受海盗登岸抢掠洗劫，有一海盗小头目为报答昔日曾有救命之恩的卖水缸商贩，暗中告诫他在五月初五全家人不得外出，并在门窗上插榕枝艾叶，又交待其他海盗此日入乡抢劫若见门窗有插榕艾的人家不得骚扰。是日，全村除卖水缸者外，全部遭劫。后来人们发现他的门窗上插有榕枝艾叶，便认为此物可起庇护作用，过后每年五月初五，大家仿效插榕艾以保平安。

　　饮食。端午节人们都要吃粽子，当地主要有烧肉粽和碱水粽两种。制作烧肉粽颇费一番心思，其主料有糯米、五花肉、香菇、干栗子、咸蛋黄、虾米等，再配以红葱头、酱油、胡椒粉、五香粉、精盐等调料。先将糯米洗净，泡水6小时以上再沥干水分，粽叶洗净备用。其次将香菇泡浸后切成小块，干栗子泡水除去外膜煮松，虾米泡水，以上全沥干水分备用。然后将五花肉切成块，加油入锅拌炒，调入酱油、胡椒粉、五香粉炒香，再投入香菇及栗子，煮至稍入味盛出备用。接着净锅烧热后下油爆香红葱头，待酥黄后倒入糯米拌炒并加少许调味料炒匀。最后取两张粽叶折成三角形，包入糯米及所有原料，上面再盖上一层糯米，用棉绳绑好，放入大锅中，水要盖过粽子，用中火煮约一个时辰即可捞出。烧肉粽清香糯烂，风味特佳，冷吃热吃均可（热吃比较容易消化）。碱水粽制作较为简易，乃以糯米加一部分日常食用米，淘洗后浸在碱水中，再以粽叶和棉线扎成菱形块状，放入锅中煮熟，置凉后可存放多日，剥去粽叶蘸砂糖水食用，甚为清凉爽口。现在每到端午节前，许多小吃店、商店都在卖粽子，酒店也可以打包外带，嫌自做太麻烦的人家，就到街上买。

　　除了吃粽子的习俗外，后龙、峰尾、南埔、界山等地还有用牡荆、石榴叶、菖蒲、艾草、龙舟草等加水合成“午时水”煮鸡蛋吃，全家老少，人手一个。“午时水”亦可浴身，这样既可洁身，在盛夏日不生痱子，又可祛邪。当日泉港地区又有蒸磨糕和煎麦饼祭祀祖先的习俗。磨糕是以米碾成粉，伴以白糖，再用粿模印成鱼、桃等各种形状，放在蒸笼里蒸熟。麦饼是以小麦辗成粉，配以红糖或白糖调水，用油烙成掌面大小一种薄饼。以上是麦饼的甜式制法，还有一种咸饼，要配以豆芽菜、韭菜、小白虾或海蛎油煎而成，较费功夫。古代人们认为农历五月梅雨天，是天漏了，便制以麦饼补天。

　　雄黄驱邪。端午节还有用雄黄的习俗，雄黄具有驱邪的功效，《本草纲目》记，雄黄性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温、杀虫、祛疾功效。古人以雄黄辟病邪，正是对雄黄药性的认识。上个世纪末尚有人家用黄纸染浸雄黄水，贴在门扇上，有的人家还用少量雄黄浸入酒瓶里，加入少许朱砂，用毛笔在孩子脸上划“王”字，点抹于手心、脚心，以示驱凶煞保平安，雄黄之俗今已鲜见。

　　送节。俗语说：“手里抱孩儿，忆着父母时。”做了母亲的女人在每年端午节、中秋节、年兜备面线或米粉、猪脚或鲜鱼、鸡蛋等物回娘家赠送父母，名曰“送节”，直至父母去世才停止，表示不忘养育之恩。第一次回娘家送节，必须办盘担，内有猪脚、米粉、面线等数十斤，还有酪花、寿桃若干，但娘家父母只能“看盘”，不能收下，或只收下酪花、寿桃。现代人们简化礼俗，直接包等价的“红包”，让老人家爱吃啥买啥。端午节孩儿胸前的鸡蛋袋是送节时外婆回送的礼物，袋中装有鸡蛋、桃仔、五色线，寓意吃鸡蛋去壳祛灾，桃仔代表桃枝镇煞，五色线乃是旧时闽越之地龙的崇拜的遗风。

　　赛龙舟。本地最出名的是南埔镇沙格澳海域龙舟竞渡，已沿袭六百多年的历史。自泉港区成立后，区、镇二级也参与组织，广邀全区各队能手参与，场面愈发壮观。首先在北管悠扬的乐曲声及轰鸣的爆竹声中，供奉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灵慈宫里的妈祖等塑像先后被抬请出宫，开始为时两个小时的巡游，为赛龙舟活动拉开序幕。各参加竞渡的龙舟船头雕饰成龙头形状，船尾雕饰成龙尾形状，并于船舷处彩绘龙纹图案，酷似蛟龙出水。龙舟装饰的图案有红、白、蓝、黄、青五色，唯黑色不用。竞渡比赛通常在海水进潮时的下午一二时开始，竞渡过程中，舟首一人擂鼓或击锣，舟尾一人掌舵，一二十名划手分坐两侧，奋力划桨。比赛一般要进行两三日。俗语道:“五月五，龙船鼓满街路。”比赛之时观者群集，船上鼓锣之声不绝，岸上喝彩之声不断，场面煞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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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秋季节俗

　　七 夕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娘妈是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保护神，深受天下母亲敬仰。在泉港，已婚夫妇如头胎育男，妻子娘家要送木制“娘妈架”，安装在卧房中的“床头巷（置便桶之处），奉祀七娘妈，祈求娘妈的保佑。七娘妈架边上贴着对联：“娘是房中母，妈为世间人。”到了儿女全部成人立家后，才举行“送娘妈”仪式，不必在房中再敬奉了。家中孩子尚未成人，须于七夕日中午时分，在家门口备办“糖豆”（也称炒豆，由花生米、黄豆炒熟拌蔗糖成块）、菜肴，另加花粉、胭脂、香粉等物供奉祭拜七娘妈，祈祝孩儿万事平安，健康生长。涂岭镇的村民当日还有煮糖粿供奉灶君之俗。糖粿是以水拌糯米粉搓成丸，在水中煮熟，捞起撒上糖即成。

　　民间关于七夕的传说主要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编织云锦天衣的织女聪明伶俐，受到妇女的崇拜，纷纷向之乞巧，于是乞巧与七夕联系形成风俗。到了七夕的晚上，供瓜果、针线等物于庭中，向七娘妈祈求灵巧聪明，此叫“乞巧”。

　　在星光灿烂的夏季夜空，天河的北面有一个呈三角形的星座，那是织女星，南面成一直线的三颗星则是牛郎星座，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美丽的仙女织女偷偷下凡与穷苦的牛郎结为夫妻，并生育一男一女，后王母娘娘派遣天将拘拿织女，牛郎挑着一双儿女踏乘牛皮腾空直追。王母娘娘见牛郎即将追上织女，用金簪划出一道天河，从此牛郎织女两相隔。当地民谚道：牛郎直直甩（一横），织女三角拐。牛郎因为挑着子女，所以三颗星形成一线，织女在对岸冲着子女伸出双手，所以织女星座是一个三角形。

　　后来天帝怜惜织女，准许他们七日相会一次，但喜鹊“报错喜”，报成了每年七月初七相会一次。这是个不能原谅的过失，因此人们在七夕大清早把胭脂花粉用红髻索捆扎起来，抛上屋檐顶，责罚喜鹊衔送到天河边，让织女梳妆打扮，以会牛郎。牛郎会织女时，喜鹊会纷纷飞至天河上，为之搭桥，名曰“鹊桥”。每逢七夕这天常下小雨，人们则谓之是牛郎织女喜相会、惜别时的泪水。七夕过后，喜鹊头部皆秃顶，人们认为是牛郎牵牛过鹊桥时，牛蹄子踩踏所致。

　　由于七仙女与董永“百日缘”的故事，说的也是仙女与凡夫相恋的坎坷历程，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把这两个传说混为一谈，把天帝的孙女织女提了一辈，说是天帝的第七个女儿，并尊称为“七娘妈”。谚云：“七月初七七娘生。”可见民间是把这天界定为七娘妈的诞辰，是日要举行祈福活动，称“做七娘妈生”。七夕中午，敬祀七娘妈，旧时人们要备瓜果菜肴七盘、胭脂花粉七件、剪刀七把、燃香七柱、酒盏七个、筷子七双、小型纸轿七乘，看来，热情好客的人们把七娘妈的六位姐姐也全部请来了。至于供品以“七”为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的思维模式有关，即“数七”为阳数之一，是吉样之数。如正月初七为人的生日，需取菜果七样做羹，名七宝羹。七月初七为“重七”，亦是吉日，把织女演化为七娘妈，可能也与“数七”有关。

　　七夕是个悲喜交集的日子，人们却把它演化为织女的诞辰，并举行相应的祈祷活动，这就大大地冲淡了“七夕”节原来所具有的悲剧气氛。人们还把原为玉帝孙女的织女演化成玉帝的第七个女儿，谚云“父母疼尾仔”，这就缩短了天帝与织女之间的感情距离。天帝为使女儿不因婚后悲伤而荒废织锦手艺，愿意让她每七日与牛郎相会一次，尚不为绝情。喜鹊虽有报错喜的过失，但它那种将功补过、任劳任怨的精神，也确实令人感动。这些故事情节的安排，充分体现了民俗文化中所蕴涵的“中庸”的儒家伦理思想。

　　公历3月8日为现代的一个国际性妇女节日，而七夕可以说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唯一的属于妇女的节日。但这两个节日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国际妇女节是世界各国劳动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妇女解放而斗争的节日，而“七夕”乞巧，则曲折地反映了旧中国的妇女们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可悲地位，她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巧”一些，是为了更能适应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但“七夕”节使在封建礼教下的妇女们堂皇地通过“过节”的形式，表露心中深藏的美好愿望，渲泄心中积郁的种种情思，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我国民俗文化对女性关心和同情的一面。

　　在界山、南埔一带，还有“送炒豆”的习俗。居丧守孝人家因怀着哀思，不做甜食，其已嫁女儿则要在七夕前几日或当日，将已炒好的糖豆送到娘家，一是表示感念娘家的养育之恩，二是劝慰娘家人消减哀伤。娘家则要送面线、白壳、姜、龙眼、红枣、红布、筷子、纸春花等作为回礼，祝福女儿家庭旺盛、子孙繁衍不息。其他亲戚也送米或炊粉等给守孝人家，守孝人家如上一一回礼。经常走动的邻里也会在七夕当日送一碗炒豆给他们，以尽邻里情谊。因七夕送炒豆之俗与居丧有关，故这段时间无丧事的亲戚之间忌无故相访，更讳赠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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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元

　　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早在汉代之前，中国道家就有“上元”、“中元”、“下元”三个节日，七月十五乃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生日，又是其下凡考察人间善恶之期，故要举行祭拜仪式。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传播的“目连救母”的故事，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精神和祖先崇拜不谋而合。经南朝梁武帝的提倡，以目连救母故事为中心的佛教盂兰盆会与中元节合而为一，并逐渐取而代之，形成“普度”习俗。“普度”原是佛教的术语，意为广施法力，使众生遍得解脱。

　　关于普度的来历，民间则传说中元节阴间鬼门大开，所有鬼魂全从阴间出来，人们就要祭祖祀鬼和超度孤魂野鬼，七月故又名“鬼月”。乾隆版《泉州府志》载：“中元祀先，寺观作盂兰会，俗名普度。南国风俗，中元夜，家户各具斋供，罗于门外或垌衢，祝祀伤亡野鬼。”早期普度，各村是同在七月十五这天举行，因常常发生宗族纠纷甚至引发村落械斗，经协商议定，各街衢巷里和村落轮流普度。

　　泉港境内普度，要在主日前备置鱼、肉、鸡、鸭，还要蒸粿、缚粽等。清嘉庆《惠安县志》云：“七月望日，中元节，有事先祖。”境内当日除了祭祀祖先外，还要将供品摆在家门口或祠堂布施，甚至将家中凡装粮食和贮水的器具全都打开，好让鬼魂饕餮一顿，黄昏时烧纸钱放花炮欢送。当月大约从初一到三十，各乡村皆有自己的普度日。以涂岭的普度习俗为例，当地流传这样的俗语：“十三站鹤，十四撞走（忙着备办过节的物品），十五做节（即祭祀祖先），十六吃碗底（吃十五日剩余的菜肴），十七炊糕，十八缚粽，十九忙趟趟（超度鬼神，并摆宴请客），二十分粿粽。”站鹤的“鹤”是草绑或木制的，外用彩纸包裏，绑在长竿顶端，立在村子中央，此俗有镇邪之意。

　　由于各村普度日不一，亲朋好友轮流宴请，请客之日从黄昏直吃到半夜，饭饱酒醉方休。俗话说：“普度普十五，粿粽担无路。”意思是人们纷纷把粿（白糕或米龟）和粽子馈赠给亲友，一直挑到没有路为止，表明以粿粽赠人的风俗之盛。现较少有人缚粽子，主要是做“九层粿”。九层粿是一种用米和花生碾成粉蒸成的咸粿，在蒸笼里蒸熟之后，自上而下会形成鲜明的薄层，因最多可成九层而得名。

　　有的村庄偶尔会在普度期间请戏班子来演戏，以示隆重。普度戏大都是请木偶剧团或打城戏团来演出。打城戏是道士或和尚演的超度亡灵的故事。最初，是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灵时，桌上扎一个纸城，寓意亡灵囚于城中受苦，救苦道士要引渡亡灵出城，最后破城门而入，救出亡灵。其方式是一道士与一象征着亡灵的女子对着说唱，这种仪式也叫“打桌头城”。后来发展为“打地上城”，演员发展至一二十人，有布景、道具和剧目，在广场表演。之后又发展为舞台戏剧，其表演科步、身段、曲调等，既吸取提线木偶的表演艺术，又吸收梨园戏技艺和京剧的武技，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地方戏曲。演出的木偶戏又称“嘉礼戏”，演的基本上是鬼怪剧目，主要有《目连救母》、《西游记》、《封神榜》等。普度戏往往接连三五日。农村没有路灯，也没有文化广场，在夜间演鬼戏特别的阴森，因为每户家中离戏台都有一段路，有的还常常要经过一片沙沙作响树林，或一条淙淙流动的溪河，或久废无人的祖厝，受剧情的熏染，胆小者走夜路很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大人一般不允许小孩去看普度戏。

　　沿海的村庄也有将普度称为水普，重在超度海难中的鬼魂。有些村庄有单普与双普之分，单普是各家各户在家门口普度众魂，双普即集体以寺庙或祠堂为中心举行普度仪式。本地的“七月半”是属于单普的类型，各家在自家门口置供品拜祭，并撒饭在地上让无祀之鬼抢吃，希望别来相缠。双普大多安排在十月十五，沿海各村隆重做水普。因道家认为当日为“下元日”，是水官大帝的生日，水官大帝能解厄。当日普度诸事象与上述相同，不再赘述。

　　境内分日轮流普度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族间和村落间的纠纷，但又产生了竞尚奢侈、酗酒滋事、聚众赌博等陋习。不同铺境和村落之间竞相攀比，看谁的客人多，谁办得酒席丰盛，谁演戏的台数多，谁祭神典礼隆重。因此，每家要摆下数十桌甚至上百桌宴席，铺张浪费极为惊人。而一些人忙于赴宴，今天这一乡，明日那一村，你吃我家的，我吃你家的，吃来吃去，宴饮经旬，既伤害肠胃，又耽误生产，更是浪费钱财，弊端多多。1949年之后，在政府的引导下，普度之风大为收敛，普度风俗益发简易，宴客也不再如以往铺张。

　　农村七月半还有拜“田头公”的习俗，农户在田头敬奉牲礼、菜饭，边祭边念“田头土地公、田尾番薯王”，意在祈求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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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境内叫“栽秋”，俗称团圆节，是出嫁的女儿回家送节的三个节日（端午、中秋、除夕）之一。此日女儿女婿回娘家送节亦称“送秋”。节前，外出亲人都返家团聚；当日晚餐，家家户户加菜，一些地区刻意吃炒米粉、芋头，涂岭等地民众当日有蒸米粿之俗。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买中秋饼吃的风气也越来越盛行。

　　“中秋节”的起源与月神崇拜有关。古时中秋夜，各家朝月出的方向张挂木刻版印的“月光神妈”（也叫“月光纸”），设下供案，等月亮出来，便燃香烧纸恭祀“太阳星主月亮菩萨”。祀时，妇女儿童先拜，然后男人再拜。拜后，焚烧“月光神妈”，撒供，全家在月下享用祭品。此俗现已失传，已演化成为孩儿们祈安和对王母娘娘及诸夫人娘妈平时保护孩儿恩德的回敬节日，家中有男孩届十六岁要举行“做大分”仪式。

　　当夜也吃“中秋月饼”，月饼也叫“团圆饼”，反映了人们对家庭团圆的美好愿望。据民间的传说，中秋月饼源于元末人民反抗元朝的专制统治，当时汉人要三家养一元兵，元兵先称体重寄养于汉人家，体重如有下降或侍候稍有不周，就要遭官府的笞打和辱骂，大家忍无可忍，于中秋节这天以饼馅里密藏纸条约定时间发动起义，杀死所养的元兵，今民间有云“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全”，所指即此也。

　　相传过去有八月中秋用番薯、芋头祀土地神的习俗，隆重程度与二月初二相差无几，但缘由不同。据传，土地公和土地婆在讨论世间万物时，土地公主张让天下五谷丰登、六畜旺盛，人人丰衣足食。土地婆却说，如果家家都富足了，将来女儿出嫁，谁来替我们抬轿子？因此土地婆主张天下富的富上天，穷的无寸地。土地公认为这样太苛刻，民以食为先，还是赐给穷人蕃薯、芋头半年粮，人们感其恩德，就在番薯、芋头收成之时即中秋节祭祀土地公。

　　有的村庄会在中秋及八月十六、十七连续三夜举行“引入阴”的活动。其做法是，愿意“走入阴间”的妇女身上会附上太子的灵魂，在懂得念开路咒的女伴的咒语声中，慢慢进入半催眠状态，神情异常，手舞足蹈。这时，旁人赶快焚烧“开口符”，那妇人就以太子的身份进入阴间与那里的亲人或认识的人相会对话。现场有很多人都在等待阴间的亲人出来问话，气氛相当悲怆。女伴们念的开路咒是：“请太子，二郎神，手强好摇摆，紧紧走，紧紧跑，跑上莲花洋，跑下路二禁，步步就这通，头戴冠带赴马关，身穿武甲桃花链，脚踏莲花步步平。”桌上安放果合、牲礼、香炉，观入阴的妇女从阴间返来现身时，旁人赶快念返魂咒：“引主观太阴，阴上不能离，离上不能阴，请太子神赶快返家门。”

　　旧时在三月、八月、十月的十五夜有“看花”的活动，“看花”是妇女在咒语的引导下到三姑子花园内去看别的妇女注定生育几个子女，红花代表女孩，白花代表男孩。引看花的咒语是：“月光光，月沉沉，请三姑，来扬名。扬名扬矣矣，三姑阮厝来。阮厝有花有粉，也有青瓜青果子，也有冰糖酪花米。酪花甜甜不分你，要分三姑搁知亲，亲是亲，戚是戚，一条手巾赏观音，二条手巾赏自亲，自亲赏了赏天才。七尺红绫伴米筛，日的（白天）烧香给姑知，暝的（晚上）烧香叫姑来。三姑好名声，香案在大厅，布鞋金珠十二件，住房烧贡银，欢迎三姑来光临，保佑花房有身孕，答谢三姑来显身。”如果要返魂，旁人叫“嫂嫂”就可以现原。上述活动带有迷信性质，但这些节俗也反映出人们对子嗣繁衍的一种渴望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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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阳

　　农历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又名重九节、菊花节、茱萸节，泉港称“九重阳”。“重阳”这个词，最早见于《楚辞远游》：“集重阳八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说明重阳节令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到汉代逐步成为民间节日而兴起。重阳节正式定名是在唐代。唐德宗年间（780～785年），皇帝批准宰相李沁的奏请，民间以中和、上巳、重阳这三天为时令节，并命百官在这三个节日休沐。

　　旧时乡民有登高避灾之俗，各处私塾一般会组织学子到涂岭虎岩山、界山九峰山、南埔天湖岩、峰尾岩山等名胜古迹，登高聚雅。凉秋九月天高气爽，登高远眺，山河秀色尽收眼底，令人精神振奋，胸怀舒畅，既赏心悦目，又是一种体育锻炼活动。泉港古属闽越地，这种“重九登高”的风俗，是由南迁入闽的中原人民带入的。古时文人骚客很讲究此节，节中盛行吟诗赏菊之俗。

　　西汉时，京都长安城郊筑有高台，每逢重阳佳节，人们登上高台，观景玩乐，“登高”一词即由此而得。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收》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佳其名，以为宜于长寿，故以享宴高会。”由此可见，早在三国时期，登高饮宴欢度重阳佳节的习俗就比较盛行了。到了唐代，人们每逢重阳佳节登高、饮宴、佩带茱萸的活动就更盛行了。杜甫《九日蓝田催氏庄》诗中说：“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李白《九日登陵望洞庭水军》曰：“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造化避山岳，了然楚汉分。”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尊重传统节日的基础上，倡导尊老风气，给重阳节充实了新的内容。根据东方健康长寿中心的建议，1989年，我国把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老人节。自泉港新区成立以来，每逢重阳节，有关部门都会举行活动慰问老人，组织老人过节，渐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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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冬季节俗

　　立 冬

　　立冬是农历廿四节气之一，时间为农历十月上半月，阳历11月上半月。明代王伯穀有《补冬》诗曰：“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较昨宵多。”立冬是我国气候暑往寒来的一个分界线，立冬之前是深秋，之后严寒将至。

　　常言道：“秋风起，三蛇肥。”立冬来临，又到了秋冬进补的最佳时节。传统医学认为，秋冬进补可平衡阴阳，调和气血。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秋冬时节是给身体“进补”的大好时节，大家称之为“补冬”。由于夏天天气炎热，人们的进食相对较少，各方面的耗损也都很大，所以在秋天天气转凉时，适当进补是有科学道理的。秋冬时节进补不仅能固本培元，而且有利于驱病祛邪，使体内的阴、阳、气、血、津液得到充实，使身体能进入到最佳的状态。

　　民谚云：“立冬之时饮水也有补。”反映民俗对“补冬”之重视。境内常见的补冬食品是羊肉、猪脚、鸡鸭肉等。出嫁的女儿，常在这个节日给父母送去鸡、鸭、猪蹄、猪肚之类营养品，让父母补养身体，聊表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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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至

　　冬至为廿四个节气之一，每年农历十一月中旬，阳历11月22日（或前、后一天）就是冬至节，又称冬节。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把过冬至节当作过年一样，非常隆重。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的历法，曾以冬至为岁首隆重庆祝，改行夏历后，冬至才退居次位。汉朝时，冬至成了“冬节”，魏晋南北朝时又改称“亚岁”。闽南一带称冬节为“小年兜”，过节时同样很隆重。关于这一天，泉港也有“冬节不回家无祖”之说，故出门在外者，都会尽可能回家过节。

　　饮食。圆子（汤圆）是应节的食品，它由糯米制成，是中国人很早就发明的一种食物，在古时候称为牢丸或粉圆。《清嘉录》曰：“有馅而大者为粉团，冬至夜祭先品也；无馅而小者为粉圆，冬至朝供神品也。”泉港人所吃的圆仔，实际上就是《清嘉录》所介绍的苏州人应节食品粉圆。早先，吃汤圆没有一定的时间，宋朝以后，有人开始在元宵、冬至吃汤圆，明清以后，家家户户开始以圆仔祭神祭祖。

　　冬至前一两天，先把糯米浸水，用石磨磨成米浆，压榨水分，成为“圆仔齑”，然后动员全家大小把它搓成小团子，分为红、白两种，红的是用“红花膏”染成。而以前富裕人家，也有搓成比一般圆仔大数倍的圆仔，里面包着糖和土豆麸(花生研磨成粉)，红白各六颗，称为“圆仔母”，不论是“圆仔”或“圆仔母”，因为在冬节使用，都称为“冬至圆”。每当大人搓圆仔时，小孩子喜欢在旁边凑热闹，一边搓圆仔，一边把圆仔齑染上各种颜色，再捏出鸟兽花果的形状（如鸡、狗、猪等等），且把它们蒸熟了拿去祭祖，俗称“做鸡母狗仔”，有祈求六畜兴旺，百谷丰登之意。孕妇也以冬节圆来占卜生男生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冬节圆就着火烤，如果汤圆胀而不裂则生男，如果膨胀破裂了则意味着会生女孩；另外一种是将放在筛子里头的圆仔，每次取出两颗，取到最后，如果只剩下一颗，预兆生男，如果没有剩下，则可能生女。

　　南埔、界山一带也有做红团粿过冬至的习俗，以糯米和粳米各半碾成粉，染红花膏作粿皮，以糯米掺白糖煮成粿馅，用粿模印成手掌大扁形圆粿，在蒸笼里蒸熟后即成。当日亦用红团粿来祭祖，象征合家团圆，日子红火。由于旧时富人都过着丰厚的冬至，而穷人只能饥寒过夜，于是有“有者冬至夜，无者过一夜”、“富人吃一夜，穷人冻一夜”的俗谚。

　　冬节早晨，要煮汤圆敬奉祖先，然后合家以之为早餐。有的人家还于餐后留下几粒，粘于门上，称“敬门神”。人们称元宵汤圆为“头圆”，冬节汤圆为“尾圆”，寓意全家人整年从头到尾一切圆满。清嘉庆《惠安县志·风俗志》对冬节吃丸是这样解释的：“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萌，食米丸，仍粘丸于门。凡阳尚圆，阴尚方，五月阴始生，黍先谷而熟，则为角黍，以象阴角，方也。冬至阳始生，则为米丸，以象阳，丸，圆也。各以其类象之。夏至不以为节。抑阴也。”圆仔象征着阳气，人们用其庆祝冬至时分阳气初萌。

　　祭祀。家庭主妇必须早起以圆仔祭拜神明、祖先。旧时如属大宗望族者，还于是日开宗庙祠堂大门，举行祭祖仪式，与清明节祭祖合称春冬二祭。祭仪十分严格，参祭者虔敬至诚。祭品由祠堂“公金”支出或是每家各出一些，大家齐聚在祠堂内，按照长幼尊卑的次序，祭拜祖先。祭拜完后，晚辈叩拜长辈，并进行会餐，利用祠堂“公金”宴客，叫做“食祖”。有钱的宗祠，还会请来戏班演戏，称为“冬节戏”。泉港不少地方冬节除祭祖外，还有一些与清明节同样的习俗，可在前后十天内上山扫墓献钱，修坟迁墓也百无忌讳。

　　送齑。居丧人家过冬至不自制“圆仔齑”，已嫁女儿要将已制好的圆仔齑送到娘家，娘家则送面线、白壳、姜、龙眼、红枣、红布、筷子、纸春花等作为回礼（这个礼仪的来由和寓意与本地七夕“送炒豆”一样）。娘家人用女儿所送的圆仔齑做圆仔时，不能掺与红花膏，只能做成白圆仔，以寄托对亡者的哀思。其他亲戚乡邻也会在冬至之前提着米或炊粉等给居丧人家，居丧人家也一一如上回礼。因送圆仔齑（境内简称“送齑”）之俗与居丧有关联，故冬到之前几天，无丧事亲戚之间忌无故相访，更禁止馈赠物品。

　　生产。冬至作为一个重要节气，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境内人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流传的谚语中可窥一斑。如“吃冬节，上冬天；吃清明，下苦坑”，意思冬节过后，气温继续下降，农活也很少，成了农闲季节，称“上冬天”。而到了清明节，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生产上多忙于春耕春种，是农民最劳累阶段，所以谓之“入苦坑”。于是谚语又及时提醒农民：“冬至百日六是清明。”冬至过后106天就是清明，农闲不忘农忙，应该及早准备农耕之事。此外，还有“干冬节，湿年兜”，“冬至前，米价长，贫儿受长养；冬至前，米价落，贫儿转萧索”等等。为了探索冬至前后的自然现象变化规律，以服务于农耕，人们从长期的实践中归纳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天气谚语，如“冬至一阳生”，意思是说从冬至开始，阳气就要回升了。又有俗语：“冬至在月头，要冷在年兜；冬至在月尾，要冷在正月；冬至在月中，无雪也没霜”，这是依据冬至日到来的早晚，推测寒流到的早晚。俗语也说“冬至黑，过年疏；冬至疏，过年黑”，意思是：冬至这天如果没有太阳，那么过年一定晴天，反之，如果冬至放晴，过年就会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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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牙

　　农历每月的初二、十六泉港均有“做牙”之俗，农历十二月十六称为“尾牙”，与二月初二“头牙”对应。

　　旧俗谚云：“尾牙先生，送神长年。”意即到了“尾牙”这一天，村中私塾就停馆了，学生不必再上课，塾师也要回家过年了。尾牙这日，各行业主略备酒菜，供奉土地公，烧金纸贡银，燃放鞭炮，焚香点烛，祈求明年生意兴隆。又在各家门口供家常便饭以祭“地基主”（房舍土地神）。开店的、做生意的、木工、泥水匠都要敬神“做牙”，家有雇佣工的，户主要办席宴请佣工饱餐一顿。

　　旧时，面对丰盛宴席，那些伙计却毫无欢颜，个个反而惴惴不安。如果东家面含笑意，提起酒壶，朝着某一个伙计面前的酒杯，将酒慢慢斟下，那个伙计顿时就会双眼珠泪随东家壶中酒液同时滴下，原来这头杯酒表示明年不再雇他了。其他伙计虽然松了一口气，但物伤其类，说不定明年轮到自己饮此头斟酒，所以也无心品尝桌上的佳肴美馔，故俗谚有云:“尾牙无好顿。”原因即在于此。后来店东们为避免一开席就使伙计失去兴致，改用“出全鸡”。全鸡菜待酒席临近结束才端出，而由头家亲自接下摆上桌面，鸡头对准谁，就表示明年不再雇用他了。在酒席上这么耍花样，终究使人扫兴，后来又改用在年终的红包里表明，在红包的纸上直接写明：因某种原因，明年另请高就云云。

　　新中国成立后，泉港做尾牙之俗一直沿续下来，但辞退职工，国营有国营的制度，私营有私营的办法。企业家可以辞退职工，职工也可以跳槽，完全同尾牙脱钩。现在的尾牙，各公司行号的老板在公司、家中或餐馆犒赏员工，慰劳他们一年来的辛勤工作，大家开怀畅饮，宾主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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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神

　　泉港大部分地区在农历十二月廿三举行送神仪式，但南埔、界山一带的村庄日子不一，有的在十八日，有的在廿二日，有的在廿三日。

　　送神又称祭灶，是一项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家家灶间几乎都设有“灶王爷”神位。灶王爷自正月接神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和众神一起升天过年，并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举或恶行，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正月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欢送诸神的仪式称为“送神”，对灶王爷来说叫“祭灶”。

　　送神仪式多在下午或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人们上牲礼、果合、面线、清茶美酒，烧香点烛、焚金鸣炮来为诸神饯行。民谚流行：“送神风，接神雨”，其意是送神这天常常刮风，而正月接神之日，又常常降雨，按迷信的解释：诸神要上天，自然有风吹送，而诸神要下凡，自然随雨而落。其实自然界气候变化，冬天多刮北风，新春普降春雨，也没什么稀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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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兜

　　作为我国最隆重的民间节日的春节，往往随腊月下旬的一些习俗逐渐拉开序幕。“年兜”一词，狭义特指除夕，广义则指腊月下旬到除夕这段准备过年的时间，本文取后者之意。下面就年兜习俗分目说明，让读者对泉港热闹吉祥的年兜习俗有比较具体形象的感受。

　　打正鼓。南埔、后龙、峰尾、山腰、前黄五个镇的一些村庄，如山腰、南埔、肖厝、前黄、涂坑和沙格等，早先从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六“尾牙”起，有“打正鼓”的习俗，一直持续到翌年正月十五元宵夜十二时，为年兜、春节和正月渲染喜庆的氛围。相传这风俗源于唐朝：唐明皇于一年元宵夜梦游月宫，午夜梦醒，遂按印象将月宫所听的仙曲和所看的仙舞教给梨园子弟，取名为“打车鼓”。后宫梅妃是唐明皇宠妃，为泉港邻邑莆田人，一日唐明皇特恩准其亲人进宫探望，其亲人进宫时正好见到梨园乐队的中“打车鼓”节目，乐曲非常悦耳，遂暗中记下，回乡时组织演练，乡人闻说宫乐，竞相学习，遂流传开来。莆仙戏传统剧目《唐明皇游月宫》中，就有打车鼓的内容。打车鼓之俗后来从湄洲湾传至泉港沿海，作为正月的娱乐活动，故称“打正鼓”。由于唐明皇梦游月宫在元宵节的午夜结束，所以打正鼓也到那时止，表示天人相应。泉港的打正鼓队由六人组成，分别持钟、鼓、大锣、小锣和大钹等乐器协调敲打，韵律为：“孔——孔——孔，起——起——可龙。千冬——可龙。孔孔利孔，利利可龙。打打利利打——孔龙。”如此循环不已，和谐协调。这种风俗传至上世纪50年代末，因新社会移风易俗，现只见于沿海的几个村庄，且不拘于年兜、春节进行，村中有佛诞等盛典，村民们也“打车鼓”庆祝。

　　掸尘。掸尘，就是在家中进行大扫除。节前，要完成扫尘、拆洗被褥蚊帐和清洗地板墙壁等。十二月廿三、廿四左右，人们用稻草和一根长木棍扎成长扫把，将房子屋梁上、墙角的灰尘和蜘蛛网等脏东西打扫干净。然后把那些稻草留着，等除夕夜吃完年夜饭后，再和贡银一起焚烧，意为除旧去邪。关于掸尘的由来，传说每年玉皇大帝都要派三尸神到人间视察，三尸神把各家的过错写在一张纸上，把纸粘在门前的蜘蛛网上，供玉皇大帝视察。人们知道后，就想出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的办法，瞒过玉皇大帝。后来就形成了扫尘的习俗。

　　备年货。从十二月二十六开始蒸红团粿或白糕，做豆腐，买鱼购肉，杀鸡宰鸭，油炸地瓜片、竽头片、豆腐、鱼肉和蚵饼等食品；操办有关祭祀用品，添置碗筷；旧时还要给大人小孩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多数人家则买现成的新衣服过节；时下还兴买挂历和水仙花装饰厅堂。

　　贴春联。春节贴春联是中国人普遍的习俗，泉港地区春联有普通春联、新婚联、寿联、新居联和丁忧联，内容有别，混淆不得。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在楹柱、门楣、厅堂、门扉、厨房、菜橱、米缸、井盖、猪圈等处贴联。书法好的人可利用这时机写春联出售。较有地方民俗特色的，当为白头春联和丁忧春联。白头春联是指对联顶端留有二三寸长的白纸额头。其缘起据说与清初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有关。其时闽人因抗清和不肯剃发，被杀甚多，办丧事者家家贴白联，清朝地方官府为粉饰太平，下令各户人家都要贴红纸春联，并以违者杀头相威胁。人们迫不得已遵命贴上红联，但巧妙地在顶端留出一小段原有白联的纸头，以示抗议。这个风俗一直延续至今，染坊还特地制作了一种“白眉红纸”来写春联，省去了再贴白纸的麻烦。丁忧春联是指新丧人家于丁忧期间不得贴红纸春联，在守孝的第一年春节须贴绿纸春联，第二年春节贴粉红纸春联，联语俱表哀思之意。

　　天神下降。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载：“（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俗谓天神下降，设香案于神前。”十二月廿五，相传天神来了解人间善恶事，这天，大人不能打骂小孩，也禁止说不吉利的话。

　　送节。泉港在端午、中秋和年兜都有“送年送节”之俗。已婚育的妇女，要于除夕临近之时，备着面线或米粉、鱼或肉回娘家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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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夕

　　除夕是农历一年里的最后一天，也指这天的晚上，本地俗称“年瞑”，该年腊月如果是小月，这日子就是十二月廿九，大月则是三十日。闽南俗谚：“清明不回家无祖，年瞑不回家无某（方言某即妻）。”外出读书、工作、经商或打工的，都想方设法回家“过年瞑”。除夕这天的节俗主要有吃年夜饭、祭祀天帝祖先、分压岁钱、跳火、辞年守岁等。

　　吃年夜饭。是夜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民俗对“围炉”吃团圆饭过年历来十分重视，因为这象征着合家团圆之庆。因为年兜备办年货，所以这年夜饭年菜肴自然很丰盛，其中照例要有鱼，取“年年有余”吉兆。

　　祭祀。除夕是全年祭祀祖先最重大的节日。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至夕，祭先及神，谓之辞年。”除夕日上午，杀鸡宰鸭；下午举行祭祀活动，祭桌围上吉祥喜庆的绣花桌裙，摆上鸡、鸭、鱼、肉、五斋六果、酒、米粿等丰盛祭礼，有的人家还会全羊或全猪“献青”。还换下旧的“天地灯”（纸糊灯笼），挂上新的，烧香点烛，由家长主祭，烧天帝金、贡银，放鞭炮，先拜天帝，后拜祖先。由家长拈香，男女家人一齐跪拜，祈求庇佑合家平安，兴旺发达。祭祀活动举行时间各个乡村不一，有的也在黄昏时，有的则在年夜饭后。居丧守孝人家当日隆重的祭祀和喜庆的仪式一切从简或免除。

　　压岁钱。除夕之夜，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压岁钱。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儿子、媳妇也给父母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又叫压胜钱，并不在市面上流通，而是铸成钱币形式的玩赏物，有避邪的功能。钱币正面一般铸有“万岁千秋”、“去殃除凶”等吉祥话和龙凤、龟蛇、双鱼等吉祥图案。关于压岁钱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每年除夕夜出来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就变成痴呆疯癫了。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守祟”。据说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除夕晚上因年老力衰，不知不觉睡去，半夜里，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人正要用他的白手摸孩子的头，突然孩子枕边的一枚铜钱迸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于是这件事传扬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夜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跳火盆。清乾隆年间《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除夕……至夕……炽炉炭，烧杂木爆竹于庭前，或超而越之，谓之过炎。”泉港农村拜完天帝，在门外大埕或旷地上烧天帝金和贡银，把掸尘的扫把和撕下的旧春联投入其火中，或烧起火盆，待火烧旺后，家中所有男子成员逐一从熊熊火堆上跳跃过去，幼孩亦要由成人抱着跳过，外出未归的男人则由在家兄弟替跳。有的认为此举旨在焚柴报天，说明年谷大熟，祈祷来年好运；亦有人认为意在以火祓除附在身上的不祥之气，是一种古老的避邪和驱疫巫术。

　　守岁。所谓守岁，就是在除夕之夜一家老小围坐，叙旧迎新，以待天明，称之为“守岁”。据晋周处《周土记》载：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曰馈岁；酒食相邀，称曰别岁；长幼聚欢，祝颂完备称曰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除夕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唐诗中对守岁习俗也有不少描写。大诗人白居易《客中守岁》诗：守岁樽地酒，思乡泪满巾。孟浩然有“续明摧画烛，守岁接长宴”的诗句。到了宋朝，守岁之风遍布城乡。北宋苏轼的“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也描述了守岁的情景。由此可见，守岁由来已久。这夜大门前点两盏大灯笼，屋内点灯，皆要亮到第二日凌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电视机的普及，守岁之俗被合家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替代，在扣人心弦的午夜钟声中，迎来充满希望的新一年。

　　禁忌。除夕这天禁忌很多，讳言“死”、“老鼠”等字，忌打破碗碟家什等，万一打破东西，便说“破瓷有肥”。这天也禁止讨债。1949年前，为结清一年的钱粮往来，临近年兜时领工钱的、讨债的络绎不绝。无力偿还者便出门躲债，除夕即可回家，此日即使遇上债主，也不言债务，还互道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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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辑人生礼俗

　　生产有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人类自身生产的礼俗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它不仅突出体现在生育礼仪、婚姻礼仪和生殖崇拜等方面，甚至连人死后所举行的丧葬礼仪，也贯穿着人类自身生产的意识，因为按照宗教迷信的观念，人死后还可以“轮回转世”。

　　社会接纳来到世间的婴儿，要举行诞生仪礼；确认在生理上成熟的男女为正式成员，要举行成年仪礼；承认男女的配偶关系，并赋予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义务，要举行结婚仪礼；当一个人上了年纪，颐养天年，亲友就要给他做寿，就有了庆寿礼仪；当一个人离开了世间，亲友们要为之举行丧葬仪礼。人生的仪礼就是这样形影相随，陪伴着一个人从生命的起点走到终点。古人以“冠、婚、丧、祭”为人生礼俗，现代社会生活也普遍遵循这四大礼仪，本章即从生育、成年、婚嫁、寿庆、丧葬诸方面分述泉港丰富淳朴的人生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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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育礼俗

　　求 子

　　诞生礼仪的主角是母亲和婴儿。就母亲而言，早生贵子的祈求和祝福早已洋溢于婚礼之中，与诞生礼仪有关的习俗自婚嫁之日即已开始，新娘子嫁人时，家人回的“轿前盘”中就有五谷种子和生姜，寓有日后繁衍旺盛之意。

　　旧时，女子婚后常由年长女眷带领前往寺庙参拜神佛，希冀早赐子嗣。求神赐子不拘时日，但要虔诚恭敬。众神之中，掌管生子的神是“注生娘娘”，又称“送子娘娘”，旧时城隍庙都有配祀。神像安详端坐，怀抱娃娃。求子的妇女摆上香果供品，拈香跪拜祷告，请求注生娘娘赐子。然后掷“信杯”，若是“吉卦”，表示注生娘娘已愿赐子与她，即将事先准备好的小衣裳给注生娘娘怀中的娃娃穿上，然后再拜，据说无不灵验——这当然是迷信。得子后，还要来拜谢，奉之以油饭、鸡、酒。除了向注生娘娘求子外，人们还可向各路神佛求子，如天公、土地公、观音、保生大帝、妈祖等，都是膜拜求子的对象，尽管他们司掌的专业有所不同。

　　正月还有集体求子的风俗，那便是本书第一章提及的正月十五月圆之夜乞花活动。华灯初上时，平时难得露脸的小媳妇们，穿上新衣，打扮得花枝招展，由家中姑嫂陪同到寺庙观灯。人家观灯，都是举头欣赏，她们却在一盏盏花灯下挤来钻去。顽皮的孩子们会喊道：“钻灯脚，生男芭（男性生殖器，此处代男孩）！钻灯脚，生男芭！”观者听了大笑，姑嫂听了大喜。喊的人越多，小媳妇和姑嫂们不仅不会认为是非分调戏，反而会越高兴；没人喊，反觉败兴。因为方言“灯”与“丁”谐音，世俗认为钻灯脚就能添丁。心中的愿望经由他人之口喊出，便具有了祝贺和代向灯神求子的意义，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吉大喜，于是姑嫂簇拥着脸红心跳的小媳妇再往别处花灯脚下钻去。

　　当夜，宫庙的走马灯的灯罩上还会预先装有许多纸剪的白花和红花，随着灯的旋转飘落下来。求子媳妇或其家眷在灯下等待花飘落下来，捡起后用衣角兜住跑回小夫妇卧室，置放在床头。据说这些灯花为注生娘娘所赐，捡到白花的将生男孩，捡到红花的则生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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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 娠

　　婚后妇女怀孕俗称有喜，也叫“病子”、“有身”或“官身命”。期间有诸多禁忌，凡事须小心。当妇女一旦怀胎后，便有胎神相随存在了，胎神可得罪不得，否则，对胎儿将造成损害。人们为了胎儿不受胎神的损害，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镇制胎神的办法。

　　人们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认为中方戊巳土最为庄重朴实，并能制、能生、能助万物，所以就想象出以“土”来镇“胎神”。由此，在怀上身孕的妇女眠床下安放一块“土结”（建筑用的土制坯块），以稳住胎神，保护胎儿。怀孕期间，孕妇若有不适，疑为胎神作乱，据传若以“上梁谢土”所用的“五方镜”烧灰泡开水服用，能保平安。五方镜以青、赤、白、黑、黄五色纸，并贴上纸剪的剪刀、尺、镜，然后书写五方神名而做成。五方神名为东方甲乙青龙大神，南方丙丁朱雀大神，西方庚辛白虎大神，北方壬癸玄武大神，中方戊巳勾陈腾蛇大神。

　　日常生活还有许多稳定胎神的习俗，“刀犯者形必伤，泥犯者窍必塞，打击者色青黯，系缚者相拘挛”，形象地表明孕妇在妊娠期间举止行为不适当会造成胎儿身体残缺，所以孕妇不得动用剪刀、针线等一应什物，不得切割鱼肉，孕妇或他人更不能在卧室内外乱钉钉子，房中凡较重之物不能搬迁移位。说话不能高声，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孕妇要回避丧葬仪式，孕妇之间也不能接触，否则会造成“换胎”。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胎儿，道家符咒在旧时更是比比皆是，符有安胎、保胎、催生三种。“孕不易，保胎更难”，在十月怀胎期间，人们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恪守习俗。同时也注意孕妇营养，多以鸡肉鱼肉、猪肝猪肾等补养身体，促使胎儿健壮，孕妇顺利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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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 生

　　人类胎儿出生之际，也是母亲受苦之时。俗话说：“不生不值钱，要生生命来交缠。”此言道出妇女在临盆分娩时生命攸关，切勿疏忽大意。娘家于孕妇临产前，通常要送鸡蛋、面线、鸡等物品到女婿家，此谓“催生”，祈望外孙降生顺遂，倾注着深厚的戚族情谊。孕妇安全分娩的当日或翌日，当父亲的要到外婆家“报生”。若是男孩，外婆家必备二斤米、二粒鸡蛋和二粒石卵；若是女孩则备二扎面线、二粒鸡蛋和二粒石卵，给报生者带回产妇的房中，置于衣柜顶上。界山南埔一带则不论男女，娘家都给女婿带回一条孩子用的双层被裙、二件衫仔。涂岭一带则在女儿分娩第三天，娘家给她“做月内”时，连被裙一起带上。

　　古代中国为宗法社会，人们特别重视传宗接代。新生婴儿性别不同，对待他们的是两种不相同的眼光。《诗·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故后人称生男生女分别为“弄璋”和“弄瓦”。璋即圭璋，是一种宝玉，为春秋时大臣朝见王侯时所执，使男婴弄璋，是希望他长大后做官。瓦是古代妇女纺织时用的纺锤，让女婴弄瓦，有从小就培养她勤于纺织的寓意。孔子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得积淀在诞生仪礼中的男尊女卑的偏见越来越深。旧时生男，要马上到祖祠去燃放鞭炮，有的甚至鸣火铳，以示向祖先报喜。在家门口或庭院则摔“土结”（一种建筑用的泥土坯块），意在祈求日后幼儿好养育，长大有气魄。生女则没有如此热烈气氛，甚至所送礼品也有差别，亲友一般仅送鸡蛋，不送面线，以免有连续不断生女之嫌。如今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一个样，实行计划生育后，人们的传统观念大为改变，生女的也放鞭炮、送线面。

　　婴儿出生后的一个月内，产妇的卧房严禁接近丧事之人或有丧之人进入，生疏之人也慎让进入，以避产妇血气之灾，亦免给误入者带来晦气，而进入产妇卧房的人因带有血气也不能进入有丧之家。现在婴儿基本上都在医院出生，也就没有旧时那样繁杂的陈规陋习，但陪产妇分娩的人仍有避忌。

　　所生的若是男婴，主人在第三天（有的村庄为第五天）要挨家挨户“分饭”，这种饭是加上鱼、肉、菜等煮成的“咸饭”。被分到饭的人家须以两粒鸡蛋返以“压碗”，并道恭喜。此日还有个习俗称“缚手”，先给婴儿洗澡换衫，再用红纱绳把两袖口缚住，人们认为：“缚了手，日后才勿贱手。”意思是不会好动，随便乱摸乱拿东西，祈望孩子健康茁壮成长。涂岭一带是给孩子做“四月日”时，才进行“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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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月内

　　婴儿诞生的第一个月是产妇的调养期，俗称“做月内”，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也有产妇做两个月的。婴儿出生半个月内又有“做半月”之俗，一般来说前半个月送一些清淡营养的三餐食品，后半个月送较有滋补的补品，让产妇调养身体。娘家要在孩子出生第三天起，备办“月内包”给产妇“做月内”。月内包有蛏干、目鱼、芡实、莲子、红枣、豆乳皮、红菇、蚝干等数包，生男的包数为偶数，生女的包数为奇数。境内也盛行将活鸡送到女婿家。产妇的姐妹、女伴，男方家的亲戚朋友闻讯后，也会来“送庚”。有的送“月内包”，有的送瘦肉，有的送米粉面线和鸡蛋，有的送红包，有的送鸡。这些都是平常交往中礼尚往来的亲戚朋友，赠送物品都是根据交情和意愿而行。

　　在“月内”的产妇忌风、冷水，食物应以干饭、猪肉、鸡肉、鸡蛋为主，早饭前吃“五味汤”，配干饭的汤要加姜油。旧时做月内时，产妇的床头巷要装神龛奉祀“王母娘娘”、“七娘妈”、“床姆”等妇幼保护神，左右贴上“此谓民父母，能保我子孙”等对联，在出生三日、七日、十四日时均要敬祀，特别是生男孩时更要如此，祈求神灵庇佑平安长大成人。婴儿若出现异常，则烧香祷告王母娘娘、七娘妈或“床姆”保佑，同时采取相应的办法求得“制止”。如婴儿脸呈黄色或脚手不适时，就在产妇的床底下放置一碗水配以相应物，婴儿的异常便会随着相应物的浸水而消失；婴儿如果在月内日夜啼哭不止，在床梁前挂“爱哭帕”，婴孩便不会再哭闹，“爱哭帕”用两层纸中间夹一纸剪的红孩儿做成。

　　现时医学日益发达，人们育婴都讲究哺乳等方面的清洁卫生，有不良症状都找医生就诊医治，保证婴儿安康，逐渐抛弃配以相应物和请符驱邪的迷信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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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月

　　婴儿出生一个月要举行“满月”仪式。满月又称出月，所择日子是在满一个月的前一两天，男孩为单日，女孩为双日，这样做据说是将来男孩心肠会软而女孩的心肠不会硬。这天家内的女人都要头插黄花，以示喜气。

　　满月时，产妇的娘家要送婴儿衣服、被仔、背巾、摇篮、蚊帐等。另有避邪的金银饰品，如长寿锁和银镯，旨在让小孩能无病无灾、长命百岁。若是头胎，则要宴请亲戚朋友，还要赠送亲友邻居印有大红双喜的“满月包”或“龟”。龟是一种面粉制的甜粿，顾名思义其状如龟，“龟壳”隆起，中间还有一条长形裂纹；旧时满月包的形状因生男或生女而有别，男的为“8”字形，女的为“心”字形，现在均做成圆形的了。当日还要给来送庚者、亲友和邻居分发红鸡蛋或满月包（有的乡村两者都分），各乡村分发的数量不一，一般以一双为基数，有的乡村是一双，有的乡村是两双，有的乡村则三双，亲戚至友、送庚者分得较多，邻里的数量相对较少。

　　做“满月”当天，产妇必须“绞面”（刮脸毛），头发插着黄花，梳妆打扮，向亲友表示坐月子已经结束，产期的晦气随之消失，可以出外串门、劳动。这一天要还祀神祭祖。最隆重的是为婴儿举行“剃头”仪式。首先置洗头温水一盆，盆中放有菖蒲、牡荆等端午节煮午时水所用的草叶和12粒鸡蛋、12枚钱币（若逢闰月其数各为13）。盆边置葱数棵、镜子一面，葱谓聪，镜谓明，合谓“聪明”。剃头时由母亲或祖母动手，先从温水中拿出一粒鸡蛋，在婴儿头上滚一圈，边滚边念吉祥语：“鸡蛋滚落面，有的吃，有的穿，小弟仔来一大阵。”剃头后凡曾进入产房者均要在剃头盆温水中洗手，以示从此之后就无任何禁忌了。随后让家中的小孩和邻居的孩童入盆洗手，并捞鸡蛋食用，据说这样做婴儿长大后会与孩子们和睦相处，不会吵架。剃头洗手毕，把洗头水泼在门前地上，认真察看钱币正反面字样。钱币正面为“某某通宝”，谓之“字”，反面为“万”。如果有八个钱币正面向上，就说婴儿好“八字”。接着由一位婶姆用背巾把婴儿背上，一手拿一把有裂缝的雨伞，一手执一根裂尾的竹杖，从家大门出来绕房屋走一圈，边走边用竹杖不停地敲着地面，喊道：“老鹞（老鹰）哦——大门出，后门入，不怕电不怕闪。”认为此举会使婴儿长大后有胆量，俗称“叫喊练胆”。

　　从满月这一天开始，婴儿就可以睡摇篮了。界山南埔等地的一些乡村，外婆家会送摇篮过来。长辈们对襁褓中的婴儿细心抚养，希盼平安长大。民间流传的育婴谣充分反映了长辈们的良好愿望。如安抚婴儿入眠时，母亲的《摇篮曲》是：“捂捂睏，干仔（孩子）乖乖睏（睡），一暝（夜）大一寸。捂捂摇，狗仔勿吠叫，一暝大一尺。”如给婴儿洗澡时，母亲边洗边念：“洗脸洗目眉，愈洗愈成材。洗身洗脚仓（屁股），一暝睏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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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日

　　婴儿出生满四个月这一天，要做称为“淋黑”的仪式。外婆家还要备办小孩的衣服，以及米香（爆米花）、饼干、大豆、麦粒等食物，送到婴儿家。淋黑仪式要在厅堂中的桌子上平放一个大筛子，筛子中央置一小石臼，石臼上横放一根扁担，让婴儿坐在扁担上。把12个饼干用针线串联（逢闰年则挂13个），挂在婴儿胸前。男婴脸朝厅内，女婴则脸朝外，头披一黑巾，接着将满竹管的黑豆、白豆、小麦、大麦及米香的混合物往婴儿头上倒，像雨淋似地从头上掉落到筛子里，边倒边念吉祥语：“淋黑淋豆，吃搁老啊老，淋黑淋麦，吃搁头毛嘴须白。”接着抱婴儿“钻桌脚”，意为此后不怕响雷闪电。举行“淋黑”仪式一般无须宴请亲人，但要向邻居分送一竹管的米香和饼干。

　　此日还要举行坐“椅轿”仪式，椅轿是一种流行于闽南地区的用竹子制作的座椅，正放为坐凳，侧放是一张带有围护装置的童椅，可供婴儿或端坐或站立其中。涂岭等地的一些乡村椅轿也为外婆家所送。首先将婴儿安放在椅轿内举行“开荤”仪式。拿一丁点熟虾、熟虾姑及肉、蛋等食物喂婴儿。相传吃虾会聪明，吃虾姑会精于算帐，但不能喂食蟳肉，据说婴儿吃蟳肉长大后若与人吵架，会像蟳一样咬人。有的还用香菇给婴儿擦嘴，称为“香嘴”，使孩子长大后能说会道，不讲粗言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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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坐

　　婴儿周岁的时候，是自婴儿出生后最为隆重的一个喜庆日子，此日要举行“度坐”仪式。民间常有“抓周”仪俗，抓周又称抓龟。用一个大竹盘或大木盆，内装红面包一双、红蛋一对，以及书本、剪刀、尺子、算盘各一，此外还有其它文具、玩具、乐器和化装品之类，然后放置在婴儿面前，让婴儿伸手拿，看其先抓着什么。宾主围观，以婴儿抓着之物预测孩子未来的爱好、志向和前途，如先拿书本，则预示将来会读书，先拿算盘则预示日后会经商等。这样的预测虽然毫无根据，但却反映了长辈们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

　　外婆家还要为婴儿送来四季穿用的衣裤、袜子、鞋帽、童被、布料之类物品，以及八卦项链、长命锁链、手镯脚环等金银饰品，其中缀绣的“度坐裘”（披风）和虎头图案的虎耳帽、虎仔鞋，颇有特色，寓有避邪，吉庆、长寿之意。婴儿家则必须准备筵席招待外婆家客人及亲朋好友，叫做“周睟”，旧时筵席丰俭与否视其所生婴儿性别而定，是男的丰盛而隆重，女的则一切从简。当日还要向邻居乡亲分送“度坐包”。

　　做过度坐以后，婴儿出生后一周年内有关礼仪即告结束。产妇在男孩出生后的第一次送节时，要办四个盘送到娘家，四个盘分别是猪脚、面线、包子和鞭炮。从此以后每逢端午、中秋和年兜，都必须按习俗送节。山腰、前黄一带人家每年八月十五祭神时，还要为男孩加一份“小分”祭品，直至男孩十六岁做“大分”为止。

　　《返回命 名

　　孩子出生以后，就要给孩子命名，当地人谓之“贺名”。人之所以要命名，据东汉著名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命名的习俗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已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在古代为孩子取名属于礼仪的一部分，婴儿诞生后三个月，就要为其命名。古代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比较复杂，不仅有奶名，还有大名（又称学名、正名、书名）；有的人还有字、号，而且字、号还不止一个。

　　如今命名时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一般出生后只取乳名（或称奶名），报户口或上学之前才取定正名。如今有字、有号的极少。乳名是人们小时候的非正式名字，其取名时间大多早于正式名字，也有的同时取定。乳名为昵称，年长后即不用，只让家里人或亲戚呼唤，外人及晚辈均不称呼，以示尊重。

　　名字虽然是人的代号，但它伴人一生，甚至更长。所以人们给孩子取名都很慎重、认真，包含着对孩子一生的希望。若是家庭自己为子女取名，多以父亲或祖父的意见为主。若因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或要进一步慎重其事，就请深通文墨的先生取名，请德高望重的长辈命名，请衔高位显的长官赐名。当地人在给孩子取名上有四个特点：

　　一、以贱庇佑。为了易养育、保平安，人们有意给孩子取个轻贱的奶名，民间常见的如牛仔、狗娃、猪娃、狗蛋、臭娃等等。宋代有一取名逸闻，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素不重佛，就给其一子取命僧哥，有人问他：“公素不重佛，安用此名？”欧阳修回答说：“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俗来源于一段迷信传说：每个人的名字都压在“阎王爷”那里，它想叫谁死，就按名拿人。为了迷惑“阎王爷”，故意不取人的名字，使其在“人簿”中找不到，拿不住就能长大成人。这也算是人要胜天的一种办法。但这种取名法只限奶名，若取学名，则依照以下三例。

　　二、按字排辈。宗法伦理始终贯串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而与宗法社会观念相吻合的命名方式也于汉代应运而生，影响至今。例如家族早就确定每一辈份命名必须使用的偏旁或文字，前者称局部范字，后者称完全范字。局部范字现较少人使用，一般都采用完全范字。范字就其使用范围而言，又有家族范字和家庭范字之分。一般是儿子们用家族范字，日后要按辈份登录于族谱，而女儿们则用家庭范字。如有的宗族按福、禄、寿、禧、吉、星、高、照、富、贵、康、宁等吉语祥字，按辈排列，看名字即知此人为家族中的“福”字辈、“禄”字辈或“寿”字辈。以前人们给孩子取名还忌与宗族和近亲长辈重名重字，否则就会被人们谴责为“不恭”、“不孝”。现在人们取名，虽不拘于许多戒规了，但与长辈重名重字仍是一忌。

　　三、寓有深意。字音响亮，充满褒义，气魄宏大，呼叫顺口，是人们取名一个主要意向。如富、贵、吉、祥、玉、辉、丁等寓意兴旺发达的字眼，常为人所用。取名用字还推崇一些高尚雅致的字，或者来源于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字词和典故，以此寓含着长辈对子女成材的殷切期望。也有以记事、记人取名，以作为父辈生命历程的一个纪念。由于个人是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这类取名法就受到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例如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取名“卫东”、“新民”、“跃进”的大有人在。

　　四、避免歧意。人们给孩子取名不仅追求字义好，而且特别注意避免与其他字义不佳的字词同音或近音，以免造成名字的谐音，呼叫时形成歧意，把名字变成“绰号”。例如：名为“秦富”的，就与“情妇”谐音；名为“史贵”的，就与“死鬼”谐音；名为“曾怀丹”的，就与“真坏蛋”谐音。如果不避开这些谐音，就会造成许多尴尬和误会。

　　二、成年礼俗

　　泉港山腰、前黄一带有成人“做大分”的习俗。人们认为婴儿自呱呱坠地，养育到十六岁已长大成人，都托“王母娘娘”等神灵庇佑（参看本章第一节《做月内》篇）。所以当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要举行成丁谢神礼仪，俗称“做大分”。

　　是日请糊纸师扎一座“王母亭”，背对大门立在祭桌上，家中若仍供奉“王母娘娘”，则要奉请到亭中。王母亭配有金山和银山图样，祭桌分为顶界和下界。顶界的供品是五果六斋，面、饭、茶、酒各三，香炉、孩儿灯、果合各一，牲礼视家中经济备办，糕一道，荤素祭碗普遍备八道或者十二道。下界备三十六个桃形磨糕，若年逢润月加一个，用米筛盛着，筛中还摆饭、菜、汤各一碗，牲礼一道。

　　排列完备后，主人先上香，然后请道士在王母亭前念咒请神。道士头戴金冠，身着道衣，手执铜铃，年届十六岁的男丁站在道士背后捻香而拜。道士念咒叩请王母娘娘、本境土地公、家中奉祀诸神、房中夫人娘妈降临，主人在旁虔诚三斟酒。请神完毕，由姑姑或姐妹为跪在王母亭前的男丁披上红布和插金花，寓意来日出人头地。

　　接下来“称金纸”，用红纸包着纸币或硬币作秤锤，给道士为主人备办的金纸称重量。称金纸时秆尾一定要翘得高高，才显得金纸的丰厚。男丁双手要压在盛金纸的筐沿，旁边两个男人用扁担将挂着一筐金纸的秤杆抬起，道士按秤杆，喊道：“一翘升（足重的意思），孩童保平安。”并叮嘱成年者“从此不再是小孩了，要孝敬父母，努力打拼，早日成家立业……”等勉励之言。所使用的秆和扁担的头尾要用红纸贴封，筐绳用红绳系结。

　　一切完毕，道士就辞神烧王母亭，表示敬送王母诸神上天。男丁将戴在脖子上的红布和金花送到自己的房中，主人捧着下界的磨糕在金纸灰上左右各筛三圈，表示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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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婚姻礼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礼仪不但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而且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国古代婚姻礼仪，有“六礼”之规。六礼即纳采（求婚）、问名（问女姓名）、纳吉（定婚）、纳征（送礼物）、请期（通知婚期）、亲迎（迎娶）。六礼定下了婚姻基本程序，虽然经历漫长的历史长河，但仍为历代参照遵行。泉港现代民间，虽然不是咬文嚼字地行六礼，但从实际活动看，六礼内容都已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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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亲

　　封建社会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有儿女年及冠筓，提亲的人就上门来了。旧时有专司撮合婚事的媒人，专替求亲人家上门撮合，泉港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所谓“明媒正娶”的“媒”，当然也有至亲的人临时担任的，但往往指的就是专业媒人，这种从业者多为中老年妇女，泉港人称之为“媒人婆”。现时虽兴自由恋爱，但农村仍有媒人活动的空间，大多为媒人先介绍，双方初步认为合适再恋爱，倒也成就了不少美满姻缘。

　　近代一般到了18岁，就被视为进入婚嫁年龄。男方父母托媒人或亲朋好友为儿子找对象，向女方父母提亲。若双方认可，女方父母即将女儿“生辰八字”用红纸楷书“坤造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瑞生”，由媒人送到男家合婚。男方则压在厅堂祖先木主牌前或家中灶公香炉下卜吉，三日内家中未打破碗碟杯盏或家人无头烧耳热不吉之事，称为“三日圆”，视女方“八字头清秀”，对象合宜。否则退回“生辰八字”，以示合婚议订不成。以这种形式拒绝对方，女方认为命该如此，也不介意。还有“对生肖”之俗也是重要的一环，民间流传婚姻中属虎对属狗不合，属蛇对属蛇不合，属马对属马不合，等等，生肖不合，双方均有顾忌。也有的人家请算命先生对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进行卜测，看双方命相是相符还是相克。这些当然是迷信言行，新时期的青年男女都不以为意，开明的长辈也不会计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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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亲

　　相亲俗称对看。合婚顺利后，男女两家都要针对对方的家世、职业、品行等进行一番调查，对婚事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后，一般由男方提出见面“相亲”的要求。日子由媒人与男女两家商定，在女方家进行。

　　相亲是婚姻成败的关键环节。男方备办礼物在亲属以及媒人的陪同下到女方家，女方家要打扫门庭，备茶迎接客人。过程中女方要出来敬茶，实则是与男方及其亲属照面；女方亲属也会对男方进行审视。涂岭等地也有女方到男方家相亲的习俗，这是因为女方本人也想亲自看看男方的家庭环境，方才心中有数。境内也出现相亲既不到男方家，也不到女方家的情况，即男女双方选定一个地点，由媒人带去见面。如此经过对看，如双方均感满意，下一步就择定吉日“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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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婚

　　订婚免不了由媒人作中，双方进行聘金、嫁奁、盘担的“讨价还价”。较开明的女方家长，对聘金、盘担之数并不介意，较守旧的，则是非常苛刻。一般来说，聘金数额视男方的家境等而定，两万元至四五万元不等。盘担一般6至8担，多的达12担，盘担内一般都是事先定好的各若干斤的面线、猪肉、猪脚（渔村还有黄鱼）等物。泉港与仙游交界的界山镇一带，由于长期受邻邑风俗的影响，礼数较为简易，聘金也大大减少，盘担只有3至6担。现时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很多实物都折为现金交付。

　　放小定。“放小定”较简单，男方择卜吉日，当事人与亲人和媒人一起到女方家送上若干聘金为“定金”。早些时候定金为82元（方言“二”与“字”谐音，“八二”即“八字”，象征好的生辰八字），后随物价上涨增至820元、8200元。双方互赠定亲礼物，如男方给女方手帕、戒指或项链等，女方给男方戒指或钢笔等，互相馈赠之物各村风俗略有差别。若女方祖父母健在，并有弟妹等，男方必须分别给见面礼，俗称“挂兜”。放小定之后，双方婚姻关系已确定，每逢年节之际，男方家大多会有礼品致送女方家。

　　放大定。这项程序可以说是具有民间“法律效力”的关系确认。男方要先后三次备办盘担送往女方。第一次是“行大礼”，也就是放大定，送盘担若干、聘金半数。盘担中要有猪肉和猪脚，女方可收下猪肉，猪腿不能收，要退还给男方，这是循俗行事。俗语说：“肉给人吃，骨不给人啃。”放大定预示着婚期将近，具体的迎娶日期由男家择日确定后通知女方。

　　送日头。第二次办盘担到女方家便是“提日盘”，俗称“送日头”。“日头”方言指“太阳”，这里指“日期”。“送日头”即男方将迎娶的日期通知女方，相当于古代六礼中的“请期”礼。从字面上看，似乎古代是男方向女方请示婚期，其实不是这样。古代礼书上是这样解释“请期”的：“婿之父使使纳征迄，乃下卜婚月得吉日，又使使吉日，是期由男家来。今以男家执谦，故遣使者请女家，若云期由女氏，故云请期。女氏知阳倡阴随，当由男家出，故主人辞之，使者即是主人辞，遂告主人期日也。”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言“请”是男方尊重女方的谦让表示，女方还之以礼，婚期还是男方定的。中国是闻名全世界的礼仪之邦，从“请期”用“请”字可窥一斑。女方当即备礼回盘，男女两家各将所收粿糕之类分赠亲友，同时分发喜帖。受送者必备礼物或红包，分别赠送男女当事者，以示贺喜。

　　轿前盘。第三次备办到女方家的盘担是“轿前盘”，在结婚前一日，男方要将先前约好的剩下的盘担和聘金送到女方家，过去迎接新娘用花轿，故称轿前盘，如今改称为“起落脚盘”。旧时富有人家的新娘流行的“金（凤）冠红袄”，男家自制或租或借一套如古装戏中扮演女旦穿戴的服装，装在精致的箱子里贴上封签，随“轿前盘”送到女家，以备结婚之日穿戴。女家接受盘担后亦须回盘，回送男方的物品有谷、豆、麦、芋和花生“五谷种子”，两个用红丝线结扎的猪脚，以及生姜、铅钱、面线、袋子、家婆（男方祖母）鞋、新娘的红衣、盘花、糖果诸物。五谷种寓意着新娘到了夫家如同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生姜则寓意家业兴旺，儿孙满堂。红丝线结扎猪脚，象征新婚夫妇情投意合，百年和睦。铅钱是用铅纸剪成小碎片而成，“铅”与“缘”谐音，所谓“人未到缘先到”，表达了人们对夫妻相爱、家庭和睦的良好愿望。女方还要给挑送盘担者送红包致谢，一般为十五元，多的有三十元不等。回盘的盘担将至，媒人必先到男方家中请男方亲人回避，待盘担安置在厅堂中，男方的亲人才能与盘担照面。据说这种习俗是为了避免新娘进入夫家后与夫家的亲人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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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前

　　临近婚期，男方家庭有很多的筹备事项，如事先要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到择日馆择日，对几个重要仪式如裁剪、安床和冠笄都要择取良日吉时，并注明所冲忌的属相。要依照所择吉时为新郎裁剪缝制“上头衣”，俗称“开绞剪”。如今由于衣服都是购置的，这一礼节也名存实亡。此外，男方还要在家中张灯结彩，门楣上横披上红布，家中和祖厝的门窗和柱子上都贴上喜联，并结挂“鸡母刺”和一小块白肉，据说“挂鸡母刺”可避邪消秽。

　　做小分。旧时本地男孩生下后，要奉祀“王母娘娘”等神位，祈求神灵庇佑平安成长（见本章第一节《做月内》篇）。等到孩子16岁成人时，要“做大分”谢神礼仪（见本单第二节《成人礼俗》），等到儿子结婚之际，还要“做小分”谢神。山腰、峰尾周围一带小分的形式与16岁男孩做“大分”基本相同，要请道士来主持。做小分在称金钱时，同时过称新娘的红衣。小分完毕，新郎手臂挽着新娘的红衣向神祗拜三大拜，表示新娘同新郎一起“邀拜王母”。同时还要叩谢家中敬祀的诸位神明，新郎的父母也要叩拜谢恩。道士要将新郎身上披的红布扣得整整齐齐，表示夫妻同心、和谐恩爱。拜后，新郎手拿着新娘的红衣进入洞房，把红衣挂在床头衣架上。家人要把供品赠给左邻右舍，亲邻便纷纷上门送礼道贺，在场的长辈要给新郎送红包。做小分的礼俗各地区有所不同，有的地区男孩16岁时没有做大分，结婚时就将“大分”、“小分”一起做了。旧时山腰一带较富有的家庭会在结婚的前一天，请道士在凌晨子丑时建坛设醮叩谢天地神祗及王母娘娘、娘妈正神，俗称“烧大金”。现在普遍是以做小分代替“烧大金”。

　　南埔、界山一带是在正日拜堂的前一天，就将新娘娶到家中，当天下午新郎新娘就一起“邀拜王母”。这种做小分形式较为简易，主持人可以是道士，也可以是族中德高望重之人。主人先要在厅堂朝大门摆上八仙桌，上置牲礼（最好是整只猪）、六斋六果、炊粉、面线、红团、白糕等。主持人手持红纸写的祷文，按上面所列的神灵名称，一一祷告天公、王母、娘妈以及之前主人所有烧香过的宫庙寺院神灵，祷毕，合家烧香敬拜，之后一样要称金钱和烧王母亭，祷文要放进王母亭一起烧掉，表示敬送诸神。最后新郎要挑一担桶底放有铜钱或硬币的水，在烧王母亭的地方按相逆的方向各自浇一圈，剩下一些水要挑回家中水缸，表示财源如水源，滚滚而来。

　　安床。即在迎亲的前一天晚上，按择日馆择好的吉时，为新人的床铺举行“安床”仪式。参加安装眠床者的生肖必须与择日馆指定的生肖相符合，待吉时一到，安床者将新床的床脚挪到准确的位置上，并在新床脚下垫上金纸和铜钱，称为“悬升”，意为日后高升富贵。司仪同时在旁念“诗句”：“选好吉日来安床，夫妻恩爱幸福长；眠床安得稳又在，子孙人人发大财；床铺放在好位处，子孙个个盖大厝；眠床安进平安宅，子孙活到头发嘴须白；眠床安妥撒花生，以后就会大出丁；床铺安好撒花生，以后专生如意丁。”世俗认为，新床安妥后，在新婚夫妇生育之前不能随意移动床位。安床的礼俗各地有所差别，一些村落是在拜堂之后才安床，与“滚落铺”同时举行；一些村落安床后还在新房内撒花生（寓“出丁”）或点香烧金祭拜“床神”。

　　在结婚前一天，女方也要宴请关系密切的女伴聚餐，俗称“吃小娘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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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婚

　　旧时结婚当天起轿迎亲，出发时要奏乐鸣炮，媒人、锣鼓吹（乐队）为先导，新郎、花轿、伴娘（俗称礼妈）、担礼盒的族亲跟随在后，浩浩荡荡前往接新娘。古人重婚礼，所以新郎必须亲至女方家礼迎新娘，这在古六礼中称“亲迎”。如今迎亲不用花轿，都以妆扮华丽的轿车代替，也鲜见人家请乐队，其它礼俗大致相同。清代泉州一带的婚姻礼俗中，除个别宦族外，婚礼皆不亲迎，至期办好彩轿，遣媒送至女家。界山镇一些村庄尚存有“新郎不迎新娘”之俗。

　　女方家早上就要办出嫁酒席，宴请陪送的女伴，新娘则梳妆打扮等待男方迎亲。出嫁是件喜事，新娘反而要“哭嫁”，以示对父母家人的依依惜别。据考这是原始社会掠夺抢婚的遗俗。此外还有先出后入之习俗，凡同族甚至同村之内，如是同一天举办嫁、娶喜事，出嫁的女儿必须先出门，儿子娶媳妇的在其后才迎接新娘入门。人们还认为：同样嫁女，早出门的更吉利，同样娶亲，早入门的更吉利，所以那天会出现两家争先恐后的场面。

　　女方的陪嫁妆奁随时代的进步而有所不同，除金银首饰、衣料、家具外，在20世纪60年代，手表、针车（缝纫机）、脚踏车（自行车）被列为首选件，流行将近20年。现在一般为摩托车、彩电、音响、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女方家富裕的还有陪嫁套房和轿车之举。一般人家虽说也为女儿购置陪嫁妆奁，其实是出自婚前男方按婚约付予的聘金。如果购置的物品花销大，娘家给女儿“压箱底”陪嫁的现金自然就少了。旧时一些男方家很在意亲家置办“压箱底”的钱数，迎亲后发现“压箱底”的金额少于期望值，会指责亲家“抠相”。

　　旧时新娘上下轿时要头披红色纱巾，现代则以红伞替代。新娘到了男方家门口，由礼妈牵着新娘走出轿车，有人把一个米筛举在新娘头顶，遮着她跨过预备在大门前的火炉和瓦片，缓缓进入洞房。遮米筛、踏瓦片是依古俗行事，古代有娶亲瞒天瞒地之说，俗称这样可以驱魔避邪。米筛上大多画八卦或阴阳太极图案，有兆祥繁盛之意。新娘进门时，新郎三代以内的亲属要回避，特别是生肖冲克者更应如此，据说这样日后才会和睦相处。

　　进洞房后，新郎新娘一起“吃丸子”，但仅是象征性的，新郎启筷表示，新娘不动筷子。礼妈在旁念吉祥语：“丸子吃一弗（粒），生子生罱核（睾丸之方言，借代男孩之意），丸子吃一双，生子生相公（当官的）。”吉祥语一般以四句为一组，富有韵律，琅琅上口，俗称念“诗句”。过去嫁妆中有“粗桶”（即马桶，便器）内装红糖，称为“粗桶糖”。此时礼妈将粗桶糖分给小孩吃，俗称“分粗桶糖”，意为交好小孩子，今后好差使。

　　娶亲的当天便是结婚正日，要进行拜堂和办喜宴。南埔、界山不少村落则在新娘进门的第二日才拜堂，因此第二天才算是正日，而在娶亲当日中午宴请陪新娘过来的女伴，当日晚上宴请族内亲人。

　　新郎新娘“出厅”拜堂时，新郎在前，新娘头罩红纱巾，由礼妈搀扶或新郎牵引，一齐到祖厝或厅堂拜堂，这时要有司仪在一旁主持，并念“诗句”。拜天地和高堂时，司仪念道：“拜天日月双晴，拜地五谷丰登。拜国出忠臣良将，拜家传孝子贤孙。”夫妻对拜时，司仪念道：“一炉香火阵阵香，灯火蜡烛满堂红。双双对对来相拜，恩爱和睦过春秋。夫妻成对像鸳鸯，三元五桂永世续。百子千孙祖积德，富贵荣华万万年。”拜堂之后，新娘才算男方家中的一员，此时由新郎领着，逐一与新郎的三代亲属相见，新娘跟着新郎一一称呼，分别将一块包着红纸的糯米糕仔交到对方手中，对方则还以钱数不等的见面礼，如祖父祖母健在，还应各送二老鞋袜一双。

　　新郎新娘回洞房后，家人要请一位男童（最好是属龙的）“滚落铺”，即在眠床上左翻右滚，主持人嘴里念道：“滚落铺，生达埔（男丁）”一句，旨在祈望早生贵子。“滚落铺”的礼俗各地也略有不同，不少村庄是在正日夜间进行。

　　正日中午便举行婚宴，俗称“吃喜酒”，筵席的桌位和座位很有讲究，正厅主桌的“大位”，非小舅子或母舅公享坐不可。各席宾客必要待小舅子坐定启筷后才能跟着动筷，席间，新郎新娘必须向客人敬酒敬烟致以谢意。与此同时，在洞房内摆设一餐桌，就席的是陪同新娘而来的亲人、女伴和新郎家的女性亲人等，俗称“伴房桌”。

　　正日夜间还要举行冠笄仪式，冠笄俗称“上头”。冠笄是旧时的一种成年仪式，后来渐变成男女新婚时双方共同进行的结发之礼。为新婚者上头的，一般都是族中父母翁姑双全所谓“八字头清秀”的有福德之长辈、妇人或孩童。上头时，在洞房里供上“果合金”，上酒、烧香、点烛，新郎新娘穿上上头礼服，男左女右并坐在板凳上，由妇人扶男童的手，执木梳、木篦分别为新郎新娘各梳发三下，边梳边念“诗句”：“木梳走，篦箕兑（跟），二人吃到百廿岁”。礼毕新郎新娘同吃猪心、面线、丸子汤，“猪心”方言与“知心”二字同音，寓为夫妻心心相印；面线寓为白头偕老；丸子汤寓为婚姻圆满甜蜜。旧时上头的衣裤，穿过后要收起来压在箱底，保留终生，用作寿衣，如今所用衣服都是购置的，所以也鲜有收藏。山腰、后龙、峰尾的一些村庄，新娘子上头必须换上新郎“邀拜王母”时挽在手上的那套大红衣裤，上头之后，这套红衣裤要好好保存，等到儿子结婚或家里有大喜事时，才拿出来穿。上头仪式完毕，就要关上洞房，在第二日天亮之前，新郎新娘均不能出外，防止“踏青”影响生育，旁人也不能进入。

　　界山、南埔、峰尾、后龙等镇婚庆正日还有“挂表轴”之俗。所谓的“表轴”就是将新郎的名、字和排行，请书法优秀者用毛笔写在整张红纸上，然后挂在祠堂或祖厝大厅的高墙之上。表第的格式为从右到左竖排撰写，共有三排，右为“某某（新郞之名）字”，中间两个字便是新郞的字，左为“行第X（新郎在家中的排行）”。挂表轴的作用，是向祖先和家族宣示，族中某一代的某某人已成年结婚了。有些村庄挂表轴也要依照择日的吉时进行，可见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洞房不闹不喜，不闹不吉利”，自新娘娶进门之夜，众亲友便要来闹洞房，俗称为“弄新娘”，也就是戏弄新娘之意，此举也有个雅称叫“弄经文”。闹洞房有“七天内不分大小”之说，在新婚七天内可随便闹。闹洞房的形式与内容丰富多彩，大多是要新婚夫妇当众做出种种亲昵动作，大家逗笑玩乐。如果新房较小，则在厅堂摆上八仙桌，备茶水、糖果点心、香烟招待客人。也有人家请来弦管乐手助兴。开始时，主持人念“诗句”：“心心相印，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然后弹奏一曲喜庆的乐曲。主持人接着追问一些问题，如新娘姓什么、名什么？新娘一时不好意思马上答话，主持人则有机会故意为难，使得新娘招架不住，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音乐节奏中，新郎新娘还要根据主持人或围观者的提议，表演抱出丁、过鹊桥、吃糖果、钓鱼、公背婆等诙谐有趣的节目。现弦管助兴的场面已鲜见，但那些热闹易行的节目仍保存下来，这里选录三例。

　　抱出丁。出丁是方言出灯的谐音，由一人用长竿将灯笼高高举起，要求新郎抱起新娘，让新娘举手将灯笼拿下。举灯笼的人有时故意将灯笼东摇西晃，新郎新娘就要跟来跟去，忙得不亦乐乎。

　　过鹊桥。人们抬来一把又窄又长的长凳，让新郎、新娘各站一端，相向走向另一端，到相遇时，两人须小心翼翼地相拥移动，才能通过。如果两人或一人不慎掉下来，就要重新开始。

　　钓鱼。让新娘站在一只椅子上，举一根尾端系有红头绳的长竿，红头绳的下面绑着一支点燃的香。新郎则端着一盆水，水上漂浮着一块小木板，木板上用蜡油固定着一个小鞭炮，两人须配合把小鞭炮点燃。

　　闹洞房者出示的妙趣节目，动作多为戏谑，新娘难于应对时，多以敬烟、送糖果而圆场。亲友闹洞房是自古延续下来的社会风俗，体现了人际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祥和喜庆的婚庆氛围。以往恶作剧者会在洞房内通宵打扑克，让新人不得鸳鸯同眠；或者将炒过的柯木皮粉末撒进新娘的脖颈，使她痒不可耐；或者将带刺的植物放在眠床的席子下面，让新娘遭受皮肉之苦……如今，这些陋习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渐渐消失了。

　　娶亲的第二日有“换花”的习俗。“换花”是封建社会检验新娘是否处女的一种见证。旧时女儿出嫁时，母亲必须交给一块白布或白手帕，待新婚夜圆房之后，查看白布是否染血，若有，说明新娘是在室闺女，此谓“探红”。来“换花”者有新娘的兄弟、侄儿，还有伯叔、祖叔辈陪同，到男方家后先吃点心再用午餐。新娘家备“换花”盘担，内有果合、红帖（请柬）、纸花若干，还有糕仔、剪刀、尺、小筐等。新郎家在午餐后要回盘，盘内有“递盘”礼金，钱数往往视新娘陪嫁丰俭而定；并给小舅子红包，称“结衫带”，也称“挂兜”。回盘物品有红团、猪肉、肉丸、蒸糕、甜粿、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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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后

　　古人婚庆“六礼”，有五礼为婚前仪礼，只有“亲迎”一礼为嫁娶当日的仪礼，嫁娶之日过后尚须行之的仪礼，就无礼可遵了，但其在境内的习俗亦是相当丰富。

　　下灶脚。正日的第二天，新郎要再陪同新娘，由家人引导，来到厨房灶边，让新娘摸摸各种饮具、餐具，并让新娘到附近水井去挑水，这些象征性的家务劳动，目的是让新娘熟悉新的生活环境，是新娘进入家庭妇女角色前的一次预演，俗称“下灶脚”。

　　请子婿。正日的第二日，小舅子还要来姐夫家请新娘回娘家，一些乡村的礼俗是要送给小舅子“彩头”，即红包，数额不一，多至数千元。新郎在媒人及二三位“子婿伴”的陪同下前往岳父母家“做子婿”。用过点心后，女婿首先要上祖厝拜谒女方家祖先，再拜见新娘亲戚，然后就宴。筵席上，女婿到上鱼这道菜即离席，有的村落则是八道菜上席后，女婿即要离开筵席。当日小姑还要专门去接大哥大嫂回家，新郎向女方祖父母、父母拜别，各送上一份“拜见礼”（红包）。娘家要备两棵留根带尾的甘蔗让他们带回去，由于街上卖的甘蔗多是削去尾梢的，要特地吩咐卖蔗人从田里选取上好、无虫蛀的甘蔗连尾送来，寓意夫妇生活有头有尾，恩爱甜蜜，百年偕老。界山、南埔一带也有将此甘蔗称为“状元蔗”，寓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美好愿望。

　　请后请。后龙、峰尾、山腰、前黄一带还有“请后请”的习俗。即在上述请女婿之后的第二天，女方娘家再请一次女儿女婿，这天新婚夫妇不须他人陪同，自行赴宴，娘家的直系亲人同新婚夫妇一起用餐畅饮，共享亲情之欢。

　　拜圆仔。即是新郎之母在儿子结婚之后携子祭拜娘家祖先。一般在婚后三五天内进行，无论新郎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在世与否，都要“办盘担”，即备一席的鱼肉等菜肴和用大米粉搓成的“圆仔”，前往祭拜。礼毕设宴招待外祖父母家亲人，并分赠左邻右舍每户一碗圆仔汤。

　　贺灶。在女婿兄弟分家时，岳家要购置一批家庭用具，如橱柜、罐、盆、箩筐等等，送到女婿家，此俗称作“贺灶”，庆祝女儿女婿自立灶户，开始更为独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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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婚俗

　　趁孝娶。居丧人家在民间婚俗方面，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在丧事百日内可嫁娶办喜事，此称“趁孝娶”；若过百日，必须等到三年“脱孝”（解除服丧）才能举行婚礼。

　　丧偶再婚。丧妻者为了避免再婚时受到前妻魂魄的纠缠，在妻子刚亡收殓入棺后，鳏夫须在其亡妻的棺盖顶走过，此俗称“过棺材头”。亡夫者为寡，受封建伦理道德贞节观的影响，寡妇改嫁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习俗认为寡妇死去的丈夫的魂魄会常随其身，娶之者会受其祟。因而在寡妇再嫁时有许多特殊婚姻习俗。嫁时必须在夜晚，而且不得张扬，不得举办热闹的仪式。嫁期也不用择日，一般是在除夕夜。出门时要走偏门，不能从大门出去。在坐轿的时代，寡妇再嫁不能坐大花轿，只能坐简易轿子，而且必先徒步到半路再上轿，有的还在上轿的地方丢弃一件平时穿的衣服，据传这样使前夫的鬼魅认不出自己，而与之了断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改革婚姻旧俗。有的改用茶话会形式，会上主婚人、证明人和来宾分别致词祝贺，然后新郎、新娘答词作谢，气氛生动活跃，称为“文明结婚”。1980年后提倡集体婚礼，还有人举行旅游结婚，蜜月生活丰富新颖。1950至1960年间婚事新办，男不求女方打发嫁妆，女不索男方聘礼；1960年后，一些地方逐渐恢复聘礼，男方彩礼有羊毛衣、哔吱衣裤、手表等，费用约500元；1970年后，将彩礼提高为新“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要有现金作聘金，到1980年后，男方为结婚准备家具的逐渐增多，标准也不断提高，木家具多为组合式，沙发、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聘金也高达数万元，有的家庭因之债台高筑。所以，境内倡导和响应婚事新办的逐渐增多，礼仪程序逐渐简化，封建色彩日益淡化，婚嫁形式日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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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寿庆礼俗

　　江南地区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开始出现了做生日的风俗，但出于孝亲观念，双亲健在时才可以做。后来，即使双亲亡故，也有人依然做生日。唐代更把生日庆贺与祝寿古礼结合起来，并传承后世。

　　泉港一般以49岁（虚岁）为分界，49岁之前做生日称贺生，之后称为做寿。如79岁，人们雅称“某翁（或某太夫人）七秩晋九大寿”。49岁以下的人过生日，都要吃鸡蛋面，面线和鸡蛋分别寓以长寿和圆满之意，有的还煮其它佳肴，全家人一同聚餐庆贺，享受天伦之乐。寿庆仪礼更为人们所重视，父母都健在，当年父母一方做寿，子女要敬奉双亲各一份寿礼。

　　满49岁开始，每十年一大庆，岁数逢九逢十都要举办寿庆，境内都称为“做十”。一般是逢九庆寿礼仪较为隆重，逢十庆寿礼仪较为简易。泉港大部分地区寿者是在生日当天做十，而南埔、界山一带做十的日子却都定在正月初三，也就是女儿女婿日，生日当天只是按一般做生日的礼俗进行。至于人们为何逢九做十，一说“九”与“久”谐音，寓有“岁寿长久”之意，谓之岁寿可添不可减；一说方言“九”和“狗”谐音，人们忌讳之，故逢九即说做十。两者都体现了泉港人对数字的讲究。境内一般认为：“二”谓一双，成双成对，觉得吉利；“四”与“死”谐音，极其禁忌；“八”恰与相命的生辰“八”字相合，视为理想；“九”，与“狗”谐音，故极禁忌；“十”则有十全十美、圆满的意思。

　　旧时富裕人家做十，先要布置寿堂，在寿堂上挂着红灯、大彩、寿幛、寿联，正堂还有一幅由一百个寿字拼成的百寿图，长案上红烛高烧，摆放着面粉做成的大寿桃。那时亦有拜寿之礼，民俗认为清早为阳中之阳，故拜寿时间都安排在早晨。一般只让子女和女婿、媳妇和内外孙拜寿，其他亲友若要拜寿，则只拜百寿图。有的人家当日还会请戏班子演戏庆贺，大办寿筵宴请来宾，场面隆重非常。

　　新中国成立后，寿庆之礼较为简朴。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逐渐进入老年人社会，庆贺长寿之风日趋盛行。庆寿时，要备办礼物祭祖，亲友送面线、鸡蛋、烛、炮等来庆贺，主人设寿筵答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宽裕人家还会出钱演电影，庆祝亲人做十。

　　出嫁的女儿若已育有子女，逢娘家父母做十，要带猪脚、面线、鸡蛋、酪花和寿桃粿等上门拜寿。如娘家兄弟为父母举行隆重寿庆，嫁出的女儿则要备办十个盘一担，里面除烛、炮、衣、裤、鞋、袜、帽外，还有寿糕、寿面、寿米团、寿龟、寿桃、绿豆、猪脚、花生等回娘家拜寿。父母高龄或夫妇双寿，仪式更加隆重。受拜者收礼物时，除衣、帽、袜外，“面食”类不能全收。

　　做十这天，凡是住在一起的嫡亲兄弟，他们都要给“做十”者祝寿，但只煮两大碗线面，面上铺好佐料，每碗安放两个剥壳的蛋。做十者通常是收一碗退一碗，表示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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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丧葬礼俗

　　泉港人忌讳把亲人的死亡谓为“死”，而是称为“老了”或“过身”，委婉地表达了人们对亡者的尊重。在传统观念中，灵魂是令人敬畏的，亲人之灵可以庇佑子孙后代。迷信认为，人活着的时候，灵魂主宰着自己的肉体，不能支配他人；人死后，灵魂还存在着，能影响甚至支配还活着的人，能给他们带来灾祸，也能给他们带来幸福。

　　当地迷信还认为，死者的灵魂居住在另一个世界——地府，过着和活人没有两样的生活，要吃要喝要穿要住要钱花，逢年过节还要回到原来的家里走走看看。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起源于远古的原始人类，如果说现代人常常为在梦中与死去的亲友相会而产生震撼，那么，就不难理解远古的原始人类因梦见死者而产生死者灵魂不死的念头了。

　　灵魂信仰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不同的是西洋人以为死者灵魂上了天堂，由上帝供养，吃“大锅饭”；而中国人则以为死者在阴间地府的开销，全靠活着的家人供奉。无人供奉者则成为饿鬼，将会作祟于人。每年旧历七月的普度习俗，据说就是敬供这些无人祭祀的饿鬼，祈求他们不要作祟。

　　在泉港人传统观念里，死者的灵魂还得再受摆布，面临着令人诧异的悬殊命运：虔诚从佛的死者，灵魂直上西天净土的极乐世界；得道成仙的，则定居仙岛神山，都可享乐；凡人落入阴间地府，一律被押往地狱，接受十殿阎罗王的审判。依平生善恶判处，善者直送第十殿，投生为人；生前有罪恶者，依次过十殿审讯，历尽酷刑后，或投生为牲畜，或投入最底层的地狱，永受折磨，不得投生，惨不可言。地狱之说源自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说，道教接过此说，对地狱作了更详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民间不敢奢望自己的亲人死后能成仙成佛，唯恐死者灵魂在阴间饱受折磨，无不希望死者灵魂早早免罪投生为人。泉港人说死为“过身”，就有祝愿死者灵魂安然投生人世的含意。“过”即“转移”，“过身”即灵魂已转世投胎，重新获得新生，因此人们还称妇女怀孕为“有身”。

　　可以说，泉港的丧葬礼仪是当地民间灵魂观念的产物，是建立在灵魂不死观念之上的习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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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棺

　　人们认为过50岁辞世就不算“夭寿”。因此，做过50岁大寿之后，就可以备下“百年”之后的棺木和寿衣。因为老人还健在，所以将棺材称为“生寿”。棺木制好后，要竖立置放于厅角，人们将这一仪式称“竖生寿”，又称“起大厝”。

　　留板。首先要购置合乎规格的木板，一般要在闰年进行，意为“天增岁月人增寿”。购置好的木板称为“寿板”，要择吉日搬运回家，沿途大鸣鞭炮。至半路时，出嫁后的女儿须从夫家煮好面线，配以佳肴，并携带碗筷，将运木板的工人截留下来，请他们就地用膳，并将纸制的金花、红布系挂在木板上，俗称“留板”，含意是将寿板永远留住，父母健康长寿而用不着它们。孝乃百善之源，自古以来，衡量后代是否履行孝礼，要看其如何对父母进行“生养死葬”。因此，制棺作为丧葬仪礼的前奏，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竖寿板。寿板运到家后，要在祖厝或大厅边竖列着，并贴上“福如东海大，寿比南山高”等寿联，中间还要有一张“福”或“寿”字大春，然后高烧红烛，燃放鞭炮，宴请亲友和搬运木板者。

　　竖生寿。首先择日开斧，当日亲属应回避。世俗认为，工匠动第一斧时，由木屑弹跳距离远近可预测用棺者阳寿之长短。这自是无稽之谈。各种棺木成本悬殊甚大，上等棺材每面皆以一片杉木制成，称为“全成板”；棺底为二块合并的，称“五合”；此外还有“七合”，最下的为薄木板钉成的“薄钉”。棺木内部必须严密封闭，漆补裂缝，谓之“打桶”。之后着漆，棺木外一般漆朱红色，外妆金点；棺头写金字，男为“福”字，女为“寿”字，边加蝙蝠等图案装饰；棺尾画上香炉烛台、童男童女持幡接引西方的图案。棺材制好之后，再请择日师择良日举行竖生寿仪式，如果是给夫妻二人同制棺材，则称为“竖鸳鸯”。棺材用草席和红织带包系妥当，靠大厅的墙壁竖立，并贴上寿联，大放爆竹，烧香点烛，子女、媳妇及内外孙都要对着寿棺叩拜，并操办筵席宴客。

　　借此也提一下预制寿衣（即死者穿着入棺的衣服）等风俗。寿衣在民国时男多瓜皮帽、长衣马褂，女则披风衣裙。今人无此讲究，数量则为单数，不能复数，一般是衣7件，裤3条。寿衣布料不能采用“绸缎”来做，因为“缎”与“断”谐音，有“断子断孙”之说。另外还备寿鞋寿袜，寿鞋不能用皮鞋，以便过世者好走阴间路。有人生前会穿着这些寿衣照相留念。丧事一概物品，都可在专卖店铺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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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墓

　　以往在老人还健在时，亲人就要为其预建坟墓，称为“寿域”。造寿域同样以闰年为吉。

　　风水。首先要请风水先生勘舆吉地。尸体葬之高阜向阳之地，以免受湿受寒，亦合乎情理。但汉代以后，阴阳五行之说流行，加上“天地人时”四维，风水堪舆遂起。泉港海疆逶迤，山丘连绵，风水迷信长期存在。墓地已择定，如是他人田地，则要向业主购买，称为“给地”，过银立契为据。地虽已购为己有，但造墓时也有邻家以风水挡伤为由不相容，常以赔偿调解，调解不成就会发生争吵，甚至发生械斗。如今已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政府推行火葬和集中殡葬，已鲜见风水纷争。而旧时贫者无所谓风水，多就本乡闲地葬之。

　　造墓。再择吉日动土，泥水匠先掘地砌砖为墓穴。墓穴有长方形与长方穹顶状两种，一般为并排双穴或四穴，空穴内填细砂。明清时期，庶民坟墓最大不能超过方18步。贫者开地为穴，不营圹。富者用砖圹、三合土圹，大小不一。墓圹分独葬、合葬、群葬三种。合葬多为夫妻，筑双圹中隔以砖土；先卒者先葬，后卒者葬时只须揭开另一单圹，并不破坏先葬者的墓圹。群葬为全家葬在一起，较为罕见；较为常见的是四圹，即在父母双圹墓左右各增制一圹，以供长子长媳百年之后伴葬，以便在阴间继续奉孝。

　　墓圹砌好后，墓上复土，或复以木板加灰土。以前人家常自己“做灰”筑墓，多用三合土，有的还拌以糯米、糖汁，坚固异常。近代人们则常用洋灰（水泥），也是足够坚固。

　　墓碑是以石板磨制，上刻碑文，通常只录族望姓氏，如“××（族望）×氏祖坟”、“××（族望）先考（妣）××（名字）×公（妈）佳城（或之墓、之坟、封茔）”。族望如吴姓称“延陵”，王姓称“开闽”等，流派甚多，名目各异，恕不一一详列。“封茔”之“封”字义本为封固，人们以讹传讹，以为官绅所封头衔，便用以官绅墓的专称，无职者不得称。

　　施工期间，逢每月初二、十六主人要进行做牙，祭拜土地神，宴请工匠。在动土、竖后土、竖墓碑等重要工序中，还要给工匠红包。出嫁的女儿则每日三餐做饭菜给造墓的工匠吃，表示为父母造“寿域”，她们也有份内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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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殓 期

　　临终。亡者在原来的寝室断气是很不吉利的，被称为“隔梁断气”。凡已过50岁或做“公（祖父）、妈（祖母）”者，病危临终之际要“上厅边”，即背到祖厝厅边，未满50岁的，只能在下厅边。将临终者安放于用两条长凳和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万一病者“上厅边”后又慢慢康复起来，必须由病者自己下床，亲自撤下那简易床铺的四块板。临终时儿孙家眷都要守候其身边“送终”，即将断气时，家眷要赶快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以免在断气后，有“生死都光着身子”之嫌。有的村庄是在入棺收殓之前，为死者洗脸、洗身、洗手，再由孝男、孝女给死者更换寿衣。

　　去世。死者寿终正寝后，立即将死者头朝厅内、脚朝厅外安放，并用被单（称“水被”）把死者的躯体和面部盖得严实。合家男去冠，女披发，地上铺稻草，众人围尸跪坐恸哭。一般为配偶和子媳披麻带孝，孝子腰缚草鞋，其他的亲人或着白长衫，或着蓝长衫，或着白上衣，各地略有差别。协助治丧亲堂在厅口张挂“脚尾布”遮挡阳光，以免照射到亡者的身上。并于尸前点生油灯一盏，烛一支，注意不使熄灭，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称“点脚尾烛”，孝男孝女日夜守灵至出殡。家族中老者提着装有斋果、金银纸的“礼篮”，引领孝男以及长孙（长孙与“尾仔”同礼）到供奉“保境社主”宫庙“投社”，为亡者到阴府报到，免得灵魂归阴后沦为孤魂野鬼。接着，长孝男出门，自池塘、溪沟或田埂边取粘土一块，用瓦片盛着捧回，置于亡者脚尾地上，土上插香点燃。同时要不断地焚烧冥纸，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称“买路钱”，直到入殓为止。

　　关于死者去世的时辰，迷信有“留三顿”的说法。清晨早饭之前气绝，说是为子孙留下三顿饭，后代一日三餐都有饭吃。若在早饭或午饭后去世，则后代三餐将有难以为继的可能。最忌讳的是在晚饭后断气，死者将一日三餐都带走了，预示后代子孙将无一日三餐之用了，必须进行一番解厄。解厄的方法是让众孝男和孝妇在厅堂面朝外跪地，由堂亲长辈分别给每个人分米，意为向天乞米。

　　治丧。泉港人自古以来都尽其力隆重办理亲人丧事，究其原因，一是与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转世再生”说的影响有关；二是在宗法社会里，葬礼是对死者身份、地位的确认，出殡仪式也是对死者家族势力的一次大检阅，其社会意义大于个人意义。而这个职责就落在“库房”上。

　　库房由堂亲组成，首先在治丧之家的大门贴白纸条挂白布，向外人告示；派人向亲戚朋友报丧，“报死”者足不可进入人家大门，在门外高声喊叫；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令在外子女闻讯奔丧。逝世者或其子嗣有文化或有身份者，则会印发“讣帖”，遍告诸亲友。讣帖有繁、简两种。简的由姻、世、谊、宗诸同人代告，其式：“×××令先尊（令先慈）××先生（孺人）于×年×月×日×时仙逝，择此×月×日安葬于××山之麓，×刻启灵，我同人忝属挚交，务希于是日×时齐集×处，以便执绋，勿外是荷。”印于红纸，称“公启片”。繁的除“公启片”外，尚有孝男孝孙署名的讣告、公吊帖、行述、哀启等。还有的印上死者遗像、名人题唁的哀词合订一本，封面加名人题签，形如线装书，颇美观。讣闻上子孙如已故的，于名外加一黑框，以示区别。

　　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礼记》在记述婚姻功能时，首先强调“合二姓之好”。如果是妇女非正常死亡，姻亲常会怀疑死于夫家过失，必纠集人马前来“吃人命”。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俗语“死姑父抬去埋，死姑母等外家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同时要开具死者生死时日，请僧、道为其推算何时入殓，名叫“开斗书”。

　　其次接收亲友的“白礼”，回送“头红”（即白布条）和彩钱，告知殡葬日期；亲友送礼多为金银锭、纸钱、香烛等，1980年后盛行送花圈。然后安排丧事议程，雇请做法事的“师公”（道士）或和尚，组织出殡仪仗等；同时还要负责租借采买用具、操办伙食、接待宾客、管理物品账务等。

　　入殓。入殓俗称“收乌”。首先由长媳手提吊桶到附近的水井打水，象征性地给死者洗身，谓之“乞水”。长媳吊起水后向井中投二枚硬币，向“井神”买水。返回时，吊桶绳拖地，边走边哭，走到厅口，取一小碗水进厅为亡者洗身，剩下的水倒在天井。界山镇周围一带虽同样要为死者洗身，但无乞水之俗。

　　之后在厅堂摆祭桌，桌后置“太师椅”（交椅），死者由子婿（或孙婿）二人用“吊棺布”抬到交椅坐下，双脚平放在米筛上（米筛下垫盆）。死者穿的寿鞋必须是布底，说是阴间路滑好走路，如果鞋底非布料，可贴上白纸代替。死者面前祭桌上备办一个碗、一双筷，加炒豆一碗、“福粿”一盘、“糖粿”一盘、五味菜肴为之辞生，故这些祭品又称“辞生饭”。死者若是女性，长媳妇（或由孝女帮忙）为之梳头髻发，其他孝眷一律脸朝外跪在厅口或天井中。这时道士（或和尚）在旁摇铃念咒，为死者引路。众孝眷最后朝死者叩首跪拜四大拜，再朝外跪着。死者由子婿（或孙婿）二人执“吊棺布”抬入棺木中，预先备好的一条手巾、一把扇、半把木梳、半把篦箕放在亡者身边。还要在其侧放置到阴间的“面情”（即见面礼），一般是饼类。然后盖上棺盖，并以木楔钉紧，孝眷此时方可站立起来。

　　凡“收乌”时，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禁忌孕妇近前，如是亲眷孕妇，必须在腰上围“红布”保胎。停柩结灵堂后，家属三餐都要在灵前敬饭举哀。即“守棺脚”。

　　超度。收殓毕，由师公（道士或和尚）在死者原居室内进行赶煞驱邪的法事（俗称清净）。清净前必须将死者生前就寝眠床上的“角斗”和蚊帐拆除，因为“角斗”和蚊帐犹如天罗地网会将死者魂魄罩住，无法超度。

　　《惠安县志》曰：“丧事率僧道，鼓铙之声与哭泣竞。”说的就是超度仪式。出殡前一天晚上要由师公做“随身库”，择日另外进行的称作“做功德”，总称为做功果或拜唱。做功德有大型、小型之分，大型的长达五夜五日或七夜七日。做随身库只须一夜，通宵达旦。做“随身库”和“做功德”是死者子孙感激死者养育之恩而请僧道做的道场法事，民俗认为这样做可以为死者赎生前罪孽，超越畜牲、饿鬼、地狱三恶道，而获得升天或投生人世。首先要请糊纸师糊“灵厝”，灵厝是人们以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设想死者灵魂在阴间生活的需要，而加以安排，敬以纸做的奴仆、楼宇巨宅、车马轿等等，撤灵后在旷场烧化，备亡者冥间之用。人们也称灵厝为“龙厝”，用竹篾和纸绳结扎骨架，再用五颜六色的纸张贴糊成楼台亭阁，富丽堂皇。

　　灵厝象征死者在阴间起居的住所，生活所需家具、用品一应俱全，还配有奴婢等供差遣。令人称奇的是，灵厝上下还拉了一些五光十色的小灯泡，接上电源后，整座灵厝流光溢彩，富丽堂皇。灵厝依壁而立，前面置“灵桌”，桌上摆设供奉死者的饭菜和米酒等以及筷子、汤匙、酒杯等器具。灵桌下点“七星灯”，为死者照路。灵桌前设坛，在大桌上叠着小桌成阶式，成为“三界坛”。桌上张挂神佛像，如果是道士主持，应挂“三清图”，如是和尚主持，则挂“三宝图”。坛中设“信斗火”，用一个木斗，装半斗大米，上平置一瓷碟，倒入花生油加上灯芯将其点燃。斗内还放置剪刀、尺和镜子。师公在坛前作法，锣鼓乐队在旁配合念经伴奏。孝女围在灵厝前或灵柩旁痛哭，哭诉亡者生前的恩情和品德。

　　超度前，道士将死者（也包括先前死去的亲人）的生卒年月日时，以及孝眷的名字依次定在纸牒上，以备超度时念诵。超度通常有如下程序：一、起鼓，呈报消息；二、请神，敬请各自教主及列圣降临；三、开路，念药师经文，为亡魂消除路上的诸般障碍；四、放赦，奉请金马驿使官到阴府通报亡魂前来领沾功德；五、至接，俗称围篮，召请亡魂，众孝女及女婿、孙婿等在大门外埕中扶着围着草席的米篮啼哭，米篮内放置灵桌脚的“七星火”（亦称“开路火”），孝男跪在道士后面祈愿；六、解愿，要解四十九愿，师公用四十九枚铜钱和四十九条黑白线到灵厝前引度亡魂；七、礼忏，师公到坛前宣念经文和礼拜水忏；八、献供，俗称“做敬”、“做五敬”，献上供品奉敬诸列圣；九、拜火盆，道士手提一盏“火盆灯”（灯内燃烛），女婿随道士举灯转动而跪拜；十、烧库银，库银用十二张金纸（库金）或十二张银纸（库银）做成，亡者生前吃素烧“库金”，食荤则烧“库银”，数量视其生肖不一。沿海村落会将库银灰用纸包好，待海水将近退潮时投入水中“放归”；十一、辞神，送轿，烧灵厝。

　　关于第九项拜火盆，有时会发生一些过节：师公作法时会故意作弄女婿们，不时地转动花灯示意他们叩拜，这种情况下，女婿再疲再累，也要按师公的示意跪拜，否则不但会招来不吉，还会落个不孝之名，受人指责。但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因为作法后，他们应送礼钱给师公，如果师公太过刁难，则故意少包礼金，以示抗议。

　　对于凶死者，还有相应的解厄法事。如上吊而亡的要做“脱椽”，才能免去死者地阴间担椽挑檩的痛苦；投水或溺水者，要举行“牵钻”仪式，使死者免受阴间挑水的折磨。还有“刀山”、“枪山”、“血山”等非正常死亡者的超度仪式，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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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殡 葬

　　安葬死亡者，有“丧三日而殡”之说，但境内一般做“随身库”的第二天便“入土为安”。死者发丧要请择日师选个吉时良辰，当日清早，请人到由风水先生勘定的墓地开挖“金井”（墓坑）。挖“金井”之前，要举行“打土”仪式，打土是祭土地公，礼物有果合、金纸、牲礼、米酒等。

　　送草。当日出殡之前，先送草，又称“送脚尾”，由一亲堂长者手执用稻草扎成圈状的火把，点燃后在前引路，亡者长子捧着“收乌”时用的内装有“脚尾烛”的米筛在前，其他孝眷依序携带死者生前用过的卧草垫、棉被、餐具等物，由鼓吹乐队送至郊外焚烧。孝眷面对焚烧物跪拜四拜，回归时，须从另路折返，沿途不得号哭。

　　出殡。进行出殡仪式时，队伍一般依以下次序排列：

　　一是把火，长者（有的为女婿，各村不一）执火把点燃在前开路，利用烟火驱除鬼魅污秽；

　　二是散纸钱，由一位长者提一篮金银纸钱沿途断续撒放，称“买路钱”；有的村庄则是孝男手执孝子鞭，沿途抛散纸钱。

　　三是举蓝白旗，用二尺左右的蓝、白两色布，各用两根竹子交叉支撑，出殡白旗在前，“返主”时蓝旗在前；

　　四是举幢幡旗，幢幡旗由纸糊而成，有二面，一面写“金童接引香烟去”，另一面写“玉女迎归魂魄来”；

　　五是鼓吹，两人吹大唢呐在前，三至五个“菜友”或“法师”在后敲锣打鼓等，又称“引棺”；

　　六是举铭旌，过去能享受举旌的亡者，其本人或儿孙辈应具有“秀才”以上功名，铭旌用二尺二寸宽、一丈二尺长的红绫布为之，上面提头书写朝代，紧接写“×代大父（母）享寿××（年龄）××（名字）×（姓）公（妈）铭旌”，旌头、旌尾各镶嵌木刻的鲤鱼和莲花，由长女婿举着，旌上端系着12条一丈二尺长的红织带，由其他女婿、孙女婿、侄女婿等拉牵；

　　七是举花环、轴布以及亲戚朋友吊挽赠送的物品；

　　八是奉像亭，纸糊亭龛内安放死者的遗像，由长、次孙或长、次曾孙两人抬着；

　　九是抬灵柩，由八个人抬，抬者俗称“寿脚”，由亲堂担任，棺上盖棺罩，死者为男性棺罩饰金狮，若是女性则饰白鹤，孝男和长孙扶在灵柩两边，并用两匹白布从棺的的两边往后拉，让所有送殡的人牵执着走，俗称“拔龙布”或“拔龙尾”。有的地方白布在棺木前，称“拔龙须”。跟随直属孝眷之后的送殡者有亲戚、亲堂，以及生前好友等，有的穿白礼服，有的手执白布，以表哀悼。

　　出殡队伍中，还有西乐队和南音、北管戏仔队等。出殡仪式一村一俗，队列和顺序不一，如奉像亭一项，也有不少村庄置于队伍之前。

　　出殡至半途，灵柩用两条长凳架着，孝眷跪在灵柩对面，送殡队伍从中间绕灵柩走一圈，向遗体告别，然后返回，孝眷则叩首致谢。山腰、前黄等镇，送殡的妇女此时要脱下素服换上红衣才回去，称“半路红”。

　　安葬。到了安葬地点，下葬时辰一到，孝眷背对墓穴跪在前面，由“寿脚”把灵柩下葬入穴，并将铭旌、草席或被毡覆盖于棺木之上，将两个花盆、红烛等祭品放于棺材前端的墓圹上。随后孝男及长孙用孝服捧土，沿着墓穴边走过向棺木四周撒下，并呼叫：“父（或母）呀！你着（要）起来。”此俗称“抔土”。

　　接着复土造坟，祭“后土”（土地神）。其后“点主”，长孝男在墓前朝外跪下，双手背着“神主”，神主是亡者的神灵之牌位，以木制成，俗称“公婆”，上书亡者姓名、诞生和死亡年、月、日、时，以及孝男的名字。神主牌预先写好，上面的“主”字只写为“王”字，上面一点此时才由点主官点上。点主官由当地有身份者或道士担任，手执崭新的毛笔，沾上鸡血、朱砂，笔头朝太阳，让孝男对着笔头呵气后，才在神主牌的“主”字上点了一点。有的村庄点主仪式是在做功德之后举行的。

　　点主毕，进行墓祭，神主和像亭摆在墓前，孝男将孝杖插在墓头，然后献花圈，供上祭品，置供炉焚香，烧金银纸钱，孝眷对墓拜四大拜，然后归还。到家时要将遗像安放在祖厝或厅堂供桌上，再行跪拜。同时还要宴请帮忙发丧者。女儿及亲戚返家时要回送“灯红糟”（两盏玻璃灯或红烛），还有一盆上面盖着红纸大米饭、二粒白壳、二支纸糊的春花和一小块熟猪肉，让他们回各自家中在灶公前祭拜。

　　回来时，八名扛棺者应将二条捆绳截成八段，每人各分一段。丧事借用的东西或帮忙时家里带来的工具，如桌椅、锄头、铁锨等等，都要一一贴上一小片红纸，表示冲喜。孝眷还应分发帮忙丧事者一条手巾或手绢，扛棺、挑灰、挖金井者，还应另发给数元钱，俗称“草鞋钱”。

　　《返回守 孝

　　七日之内，孝眷每日早晚在厅堂桌案上的神主牌和像亭前敬奉茶水、饭菜，并啼哭哀悼。从死者殡葬后，孝眷开始挂带“手尾孝”，即在手上带布制孝圈，按子、孙、曾孙不同辈份，分别挂麻孝、白孝和蓝孝。至十四天，要举行“十四日祭”，凌晨，挂孝者换孝，脱“手尾孝”，连同像亭送到门外埕边焚烧。孝男、孝孙、曾孙另换白孝、蓝孝、水红孝，即以所属颜色的小布块佩戴在胸口或袖口。名义上必须带孝三年，实际上除去头尾两年，完整的才一年。这些礼节，南埔、界山一带较为讲究。

　　在死后的第七日、十四日、四十九日、百日等日子，还要焚香烧纸钱，摆上菜肴供祭亡者，每年逢死者的亡日，也要如此，称“做忌”。如做忌所在月逢闰月，出嫁的女儿要备香、纸钱和祭品，回家祭奠。相传人死十四天后，知道自己已经归阴，要向阳间的眷属诉说生死离别的苦楚。因此，这一天，孝眷要请巫神为死亡者“找神”。

　　死者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古称“小祥”，今称“对年”，去世两周年纪念日，古称“大祥”，今称“三年”。现今“对年”的祭祀仪式一般在周年内举行，“三年”的祭祀仪式在周年左右举行。周年内祭拜初亡者后，都要顺带祭祀祖先。带孝期间对敬祀神明的礼俗一律可免除。

　　“做三年”时要贴“脱孝联”（又称“三年联”），全家脱孝换红，如果是寡妇则终身与红衣服无缘。做三年当日还要炊糕粿分给在婚丧喜庆上有礼节来往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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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葬

　　开棺重葬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原埋葬之处或因地势低潮湿，或因正当风口、山边等一些民间认为风水不理想的位置，应另迁他处营葬。一种是墓葬之后，家境不顺或家属之中有凶事发生，风水先生鉴定墓葬不祥，特迁址另葬。还有一种是夫妇中一人先亡，只葬于单圹之墓。另一人死后，家人营造了双圹大墓，并择日将早先亡故者之骨骸迁入新墓圹合葬。有了这三种情况，都要开墓拾骸。

　　拾骸俗称“拾骨”，首先要请风水先生或择日师择日，依所选日子动土。若在清明节或冬至节，则无禁忌，不必择日。当日扒开原墓后，在墓埕当中铺下一张新草席，由风水先生或熟悉拾骸之人，将棺中骨骸逐一拾起，并用上等棉花或油纸略加包裹，然后在草席上按人体各骨骼原位排成人形，检视无遗漏后，再用朱笔点过每一根骨头。

　　此时另备棺木一具，规制较原来之棺木小，这种装骨骸的棺木俗称“骸棺”。将拾起之骸骨按人形放入棺木之中，再加上棺盖，并遵照丧葬礼俗运到新圹安葬。还有一种是用堭金装骸。堭金是用陶土制成胚模加陶釉烧成的罐子，径可盈尺，高二尺许，上较宽而下略窄，上有凸形圆盖，专门用以装骸骨。按次序将骸骨装入“堭金”中，内盖书写着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再用陶盖盖好，油灰密封。然后由孝男或孝孙背在背后移走，无论移至他处或下山转弯，背“堭金”者均不能回头。闽南民俗有“自己脊背背堭金，还要替别人看风水”之说，笑话人家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还要去管别人的闲事！重葬堭金时，一般人家只筑个三合土小圆坟，同样立墓牌墓桌。大户人家，则同样砌筑规模宏敞之大墓。

　　新中国成立之初，境内治丧道场被取缔，风气一新。1980年后，丧葬旧俗又一度恢复，且愈演愈烈。近年来，全区深入宣传提倡火葬，取消土葬，逐渐为群众所接受，一些繁杂铺张和带有迷信色彩的殡葬陋习也随之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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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习俗

　　生活习俗包括衣饰、饮食、居住、行旅等方面。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生活之河滔滔奔流，人类在世代交替的同时，也传承着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生活习俗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更新，同时亦因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具若干差异。

　　民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变化是有层次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深层次价值观念的习俗，如男婚女嫁、敬宗法祖、等级观念、多子多福、土葬、婚嫁彩礼等等，这类习俗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另一类习俗处于价值体系的表层，有些并不直接反映价值观念，属中性习俗如技术型、器物性的习俗，生活方面的某些习俗、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性习俗，有很多都属此类。其特点是直接反映社会的变迁，变化迅速，开放性较强，容易形成某种流行文化、流行习俗。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最明显地反映在生活习俗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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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衣饰习俗

　　“上古草衣卉服，大朴无华。后世乃易为冠裳，一洗乾坤之陋矣。”关于服饰的起源，有御寒说、遮盖说和装饰说等，有的则认为在于显示富有，这一用意明显较晚，是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后的事，而属于美学范畴的羞耻和审美观念，当是更晚一步才产生的。

　　丘吉尔曾讲：“衣着是最好的名片。”衣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身份与地位。特别在旧时代，衣着曾是分等级，严内外、辨亲疏的标志。官服与民间服饰有着明显的区分，下不得逾上。除了官方的规定外，民间的服饰也反映着人们职业与社会地位的不同。服饰就物质文化而言，反映着人类生产实践的水平，如从精神文化看，则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化心理活动。因此要了解泉港服饰民俗文化，除了要考虑到泉港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外，更要考虑到泉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泉港的历史文化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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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装

　　近代泉港传统农民的服装虽然也经历变迁，但它和全国的农村服装一样，总是受社会的经济、文化、风尚的制约，样式单一，变化较少，显现出呆板、单调、保守的特点。清末，西方人发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不具有那种追求时尚的嗜好：“全中国三亿人都穿着蓝布衣衫，男女老少的衣衫都是宽大的，全国的衣衫样式和尺码还不到五种。”（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显然，这种穿衣模式同静态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

　　解放前，境内农村群众大部分生活穷苦，衣着褴褛，存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八年破裘五年裤”，“一件布裘九斤重，一双木屐度十冬”，“棕蓑布袋作棉被”等等现象；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衣着逐渐讲究，基本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年青人还追求新款、名牌，市场上服装款式和布样百花齐放，层出不穷，琳琅满目，完全打打破了呆板、单调的服饰格局。

　　男装。清代泉港农家一般穿着自纺自织的麻布或棉布衣服，为汉族传统服装，俗叫“本地衫”。男装以黑、白、蓝为主，民间称外衫为褂子，有大襟和对襟两种，皆为圆领，布扣；老年人多穿大襟，青年人则穿对襟。外衫有便服与礼服之分。便服上着短衫，其款式初为大襟，后改对襟，下着宽筒裤，此裤高腰、大裆，穿时将腰部宽松部分对折扎上腰带。礼服是大襟右衽的长衫，晚清时有外加马褂，马褂有马甲式和汉装式两种。农民日常穿便服，如逢隆重节俗才穿礼服；而官吏、乡绅、富商、教员、郎中等，日常则着长褂。富贵者夏日为绸袍，冬天为棉袍或裘袍，外套马褂。在长衫外面加马褂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趋时的服装，普通农民则是没资格也没能力穿的。

　　民国初期，正值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交替之际，服饰式样的变化更具有文化革命的意味。泉港一带为边远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山装自20世纪30年代起逐渐由城区传入，至40年代方才流行。穿西装的人也在40年代后日渐增多。这时的学堂学生统一着装，初中、高小学生为童子军服，高中、大学之学生着中山装。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装、长衫几乎绝迹，灰色和蓝色的列宁服、中山装、干部服、八角帽风靡一时，农村男人夏穿自织麻布衣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地有两种职业特色的服装颇受男人欢迎：一是男式绿军装，在青少年中十分趋时；一是沿海一带渔民常穿的“讨海衫”，这是用荔枝柴汁（俗称红柴汁）染成的暗红色粗布衫，亦称“红柴汁衫”，为年纪较大者所喜爱。以穿军装为时髦，主要与当时国内“全国学解放军”的大气候有关。而爱穿“讨海衫”，其原因可能是其具有耐穿不易脏的实用性，体现出劳动人民朴素本色。

　　1980后，人们服饰纷呈异彩。儿童服装五彩缤纷，把“祖国的花朵”打扮得多姿多彩；青少年偏爱富有朝气的T恤衫、牛仔服、运动服、太空服、蝙蝠衫、羽绒服等等，富有洋气的喇叭裤也为年轻人所喜爱。最为大众化的当为夹克衣，社会各界人士都可随意穿着。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多着西装，打领带，穿皮鞋。农村村民参加庄重活动或举行隆重礼俗，如结婚、庆寿等，也多西装革履。色彩和款式庄重的中山装仍是老年人的常着服装。

　　女装。泉港清代时女性上装为右衽大裙衫，下装为裙或裤。裙子是妇女特有的服装。在各种服饰中，可以说裙子出现最早，它那波动、飘逸的动感，最能展示女性之美。解放前裙子多在农村富家妇女中流行，有布裙、绸裙、百褶裙，月华裙等等，年轻女性的裙子艳丽多彩，老人则多穿黑、青等色裙装。农家妇女多穿宽筒“斗笼裤”。

　　女装上、下装同色居多，老年妇女多选黑、蓝、褐三色；年轻女子不拘，大致夏求淡雅，冬多浓艳。富有人家女装，其襟、袖、裙、裤之边缘，常以配色镶边美化。老年妇女往往在裤管口里藏有腿带，以便于裹脚行走。

　　民国改制，以女性长衫改进后的旗袍，至上世纪40年代成为通式女服，体现出女性的曲线美，富家妇女尤为流行。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被称为“番仔衫”的连衣裙，女中、小学生则一律穿上衣衫配黑裙的学生装。

　　新中国成立后，泉港女装还是以“纽边衫”和“纽边裤”为主，以朴素为荣，色彩、式样较为单调，年轻女性也穿机织花大裙衫。“文革”期间，绿色军装尤为女性青少年所喜爱。

　　改革开放以后，服装讲究美观、时髦，注重质地、品牌。女装款式变化尤多，绚丽多姿，令人眼花缭乱。上世纪80年代长袜短裙最流行，成为新时期一道新奇的风景线，即使寒冬腊月亦有妙龄女郎乐此不疲，人们戏称“冬天穿裙子——美丽又动（冻）人”。

　　泉港区沿海乡村妇女，自古以来便有爱穿红裤的习俗（寡妇则穿紫色，未出嫁的姑娘穿粉红色）。平时，她们分开穿红衫和红裤，遇到喜庆日子，如春节、正月初九天公生日、元宵节、父母翁婆丈夫做寿或兴建房屋奠基、上梁、大厝落成迁入、兄弟或子女结婚、子女满月、四周月、周岁……则穿全套红衫红裤。

　　这些乡村或是从邻邑的莆田、仙游一带渡海迁徙而来，或是与莆仙相邻，方言习俗都有相通之处。穿红衫红裤的习俗便是从莆仙传来的，至今还在延续着。关于这个习俗的形成有两种传说。

　　一是传说妈祖女神升天时身着朱衣，人们视红衣红裤为吉祥幸福的象征，也仿效穿起来，以接近妈祖，祈求妈祖保佑。另一是据传在莆仙大部分乡村的宫庙都奉祀王太师爷（即杨家将中的杨延德）。这王太师爷的神像为乌面红袈裟，在香火灯光照耀衬托下，煞是好看。最初是莆仙戏仿效它绚丽的色彩，运用到戏剧的装扮上，所饰的夫人和小姐分别穿大红、浅红衫裤，配上灯光和后台结彩的效果，显得更加喜气洋洋。于是红衣红裤就被看作是富贵、幸福的象征，农村妇女相继仿效，遂成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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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袜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鞋也应运而生。上古三代时鞋就成为不可缺少的服饰品。古代的鞋有许多种类，主要的有以下几种：舄是礼仪场合穿用的鞋，双底，以木制或注腊来防潮和保暖。草鞋称屦，帛制称履，麻制称鞋。其中屦、履、鞋穿用的较为普遍，所以曾先后成为各种鞋的通称，汉以前是屦，汉以后是履，宋以后是鞋。此外，还有屐，它是一种木底鞋。相传是春秋时晋文公为纪念介之推制成的。有平底和装齿两种。靴，古称鞾，皮制，有靿，是草原民族适应游牧生活的鞋制。战国末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种鞋制传入中原。清末至1949年前，泉港农民除冬天外，多数赤脚或穿草鞋走路。冬天穿的鞋多是自制平底布鞋，配以白布袜。商人、绅士穿线袜，或丝袜、针织长统袜等。鞋面多用黑斜纹、黑哔吱、土织布等。式样有浅口、深口等款式。鞋袜多为男女通用，有的女鞋则会加一条横扣板带。旧时泉港沿海村庄的妇女多缠足，得穿木后跟的尖头绣花布鞋。内地农村妇女多天足，劳动时习惯赤足，只有出嫁、过年或祭祀典礼时才穿布鞋，上山入城时则穿草鞋。

　　民国时富有人家穿皮鞋、运动鞋。夏季晚上，人们多穿木屐，或“咸草”编织的拖鞋，富有人家穿鞋头绣花拖鞋，或皮革凉鞋。民国后，缠足妇女大多数放脚复原，穿上自制的合脊尖头鞋，俗称“半缚鞋”。胶底鞋、皮鞋、凉鞋、雨鞋等这时也渐渐进入妇女生活，而以黑色横带的“纽边布鞋”最为普遍。袜子有针织的线袜和丝袜。

　　解放后，多穿胶底布鞋、回力鞋等，夏日在家里休歇常着木屐。1960年至1979年，多穿解放鞋、松紧鞋、田径鞋或布鞋，尼龙袜、锦纶袜等也开始在市场上出现，木屐已为塑料拖鞋所取代。1980年后，鞋类花样繁多，出现各种款式的旅游鞋、高级皮鞋等。女性鞋袜由经济实用转向高档时尚，高跟、半高跟的皮鞋、凉鞋广受欢迎。

　　借此章的篇幅，顺便对泉港地区近代独特的缠脚风俗进行介绍。我国五代至20世纪30年代流传着妇女缠足之俗，各个地域大体可分为三类足形：东北等省属小足型，华北及江浙属尖足型，闽南一带属马蹄型，但莆仙与泉港一带着意为“三寸金莲”。

　　泉港妇女缠足比例在清朝光绪年间最盛，当时峰尾、肖厝、沙格等沿海三个村被称为缠足村，这一带缠足妇女占95%，涂岭、界山等内陆地区较少，缠足妇女只占20%。原来峰尾、肖厝等村面对海湾良港，清光绪年间海运商业繁盛，洋船日夜卸货不停，肖厝、峰尾分别有“不夜市”和“小上海”之称誉。这里的男人长年以海为业，以船为家，对妻子失去约束力，只恐春色关不住。而缠足妇女能守在家中，拖儿带女，包揽家务，男人外出比较放心，故乐意娶缠足女，而排斥天足女。

　　女性便成为这种封建观念的受害者，忍受着人为的煎熬。“一年裹着、二年郁腰，三年缚平，四年扶行。”要把小女孩的天足缠成“N”字形，须苦苦等待三四年之久。首先把脚趾捏拢着，用织帛牢牢捆扎，不让骨骼及肌肉生长，称为“裹着”；经一段时间脚掌慢慢屈到后脚跟，脚趾褶成拳状，称为“郁腰”；再过一段时间，脚后跟用棉织品垫着，与足底平衡着地，用布绕足紧缚，称为“缚平”；最后做一双合适小弓鞋套着，用鞋带自下而上圈扎着，开始“扶行”。俚语云：五岁缠足象鸟蹄，八岁缠足歪一撇，九斜十不正，十几龙船底。就是说女孩越小缠足越缠得细巧端正，年岁渐大，肌骨成形，就缠得像龙舟，十分难看。

　　缠足妇女的穿着也很讲究，在青春时期，缚鞋带要用春莲色或金黄色，鞋面要刺绣莲花或寿春花。外挂银脚环二套，分软环和硬环，系银铃，叮当作响，银装素裹，格外玲珑。

　　妇女缠足后，婚嫁时还要经过几番窥察，如订亲看鞋样，花轿进门掀裙。新婚闹洞房也有关于考验缠足的内容：一个是桃花搭渡，让新娘在长凳上行走，如袅袅婷婷就判断为细足；一个是足踏白银，两叠白银各三个，放在厅堂桌上，新娘站上去踩，缠足不超出白银范围的为小足，可收起白银为奖励，如超出则要反罚六个白银，供观众吃茶及果品之用。

　　目前泉港的峰尾、肖厝等村尚有缠足的老年妇女近200人，她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打扮，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成为一曲行将消逝的古韵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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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妆 饰

　　封建时期，国人对妆饰的态度非常慎重和严肃，甚至纳入礼法统辖的范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以到扬州混事的牛浦为叙事线索，对有关人等的穿着衣饰，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文中叙述某妓院人物由于戴方巾逾越封建礼法，遭到两个书生的一顿痛打，最后反而自己赔礼求饶的有趣故事。从中既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国人的服装样式，也可以看出人们赋予服饰穿戴特殊的观念。时人身上的那些饰品，是当时时尚的体现，与其身上的衣服相为印照，具有古典的美学功能。别看只是小物件，一旦忽略了，就会影响整体造型的和谐。

　　帽子。清末时期，男子有戴帽之俗，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帽有布帽、纱线帽、毛绒帽。已婚男性戴崇帽、佛光帽，儿童戴“头箍”、“红猴”帽等。瓜皮帽亦可作礼帽，为显示身份，官绅豪富之帽前常缀以碧玉或玛瑙。上世纪40年代，学校统一着装，儿童少年戴船形或平边的“童子军帽”，高中学生戴“鸭舌帽”。俗称“遮瓢”的呢布所制的礼帽，由上层社会逐渐扩展到城乡平民。60至70年代军帽甚为流行。80年代至今，除防日晒戴草帽，施工现场和坐摩托戴安全帽，冬天老人小孩防冻戴布帽之外，已鲜有人戴实用的帽子。

　　发式。古代儿童“垂髻”，让头发自然下垂；稍长“总角”，把头发束为左右两结；成年时，女子束发穿笄，男子结发加冠。清代发式与政治挂钩，男子被强制剃发留辫。民国建立，剪辫留发，其时发式有平头、光头、分发（发分左右，有“二八分”和“三七分”两种），“满堂发”（全发后梳至颈剪齐）等等，幼童留护卤发。清末至民国，境内未婚少女有的梳辫子，有单辫和双辫两种，有的头上左右两边扎上小髻，俗叫“双髻灯”。这些辫髻，多饰以绸布结蝴蝶。女青年婚后，把辫子梳成各种型式的髻，劳动妇女梳云耳髻、太极髻，还有长髻。抗日战争时期推行“新生活运动”，男学生一度推行剃光头，女学生则剪短发。

　　新中国成立后，发式变化不大。开放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美本性，人们对自己的头发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舍得掏钱。以前仅见于“番客婶”的烫发，自1980年以来已成为境内女子追求的新潮，连老年妇女也不甘落后。女发式视各人所好，或齐耳短发，或披肩长发，或扎“马尾巴”。青年男子亦讲究发式时髦，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游泳发、短披发，长鬓发。如今发廊如春日之花遍地开放，烫发、染发等“头上功夫”日新月异，人们的发式也就率性而制，随心而改。

　　首饰。旧时成年女子挽髻，戴有各种头饰。旧时泉港妇女盛行戴花之俗，有鲜花，也有绢花，花色以红、白、黄为多，喜庆时须插红花。头饰还有笄、簪、钗之类。笄有骨笄、银笄和金笄等，少女盘发为髻，以笄横贯固之。笄的首端或两端镂以花鸟装饰纹样，并配以小垂链。簪有骨簪、角簪、象牙簪、铜簪、银簪、金簪等。发簪是用来插髻使头发不散乱，后来经过改进，缀上珠宝花饰，装饰作用更加突出。钗由两股簪子合成，有金钗、银钗，常配备成对，首端一缀凤，一缀凰，称为凤钗；还有钗首镶嵌珍珠的珠钗，镶嵌玉石的玉钗。此外还有耳挖、发夹、发梳、扣花、扣链等。民国以来，去髻剪发，饰品一般只用发夹，夹上饰以金花。耳饰有耳坠、耳环、耳钩、耳柱等。项饰有各式项链，以及胸饰。手饰有戒指、手链、手镯。男子亦有戴项饰、手饰。足饰有脚环、脚链，足饰一般为儿童所佩。上述项、手、足饰多为金、银、玉等所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朴素，再加上上世纪50年代未的“献金”运动，销金匿玉，金、银、玉饰品遂逐渐敛迹。至上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饰品热，男女佩带戒指、项链者众，为前所未有。佩金带玉，不仅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审美观念，而且还蕴含着避邪趋吉的潜在意识。

　　佩饰。佩饰在解放前盛行，晚清尤为盛。种类及样式都很多，形状小巧，材质多样，有翠玉、青金石、金嵌绿松石、檀香木、金铂、金星石珐琅、珊瑚、玻璃等等不同材料。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刺绣小品，其中有香囊、香袋、扇套、眼镜盒、表带、火镰袋、斋戒牌等。这些佩挂在腰间的佩饰，无论男女都作为随身携带的赏玩之物，解放之后就鲜有流行，文革时期或销毁或遗弃，现多见于古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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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之一，但饮食习俗是随着火的使用而形成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饮食民俗越来越表现出其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机体特征、时代条件、自然环境等，而且更取决于所在区域的文化特点。不同的文化，对食物有不同的标准和消费方式，如中国人认为“以形补形”，视动物的肝、肾、心肺为佳肴，而美国人则认为其对人体健康无益，却拿它们来喂猫、狗。而在饮食活动过程中的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一直以来，泉港人谓出门谋生为“讨食”，可见日常饮食观念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泉港人相逢，频率最高的问候语仍是：“吃了没有？”而听者并不拘泥于其时其地是否恰当，皆礼应之。当地孩子周岁时，亲友要吃红蛋表示喜庆。“蛋”表示着生命的延续，“吃蛋”寄寓着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厚望。孩子周岁时要“吃”，结婚时要“吃”，到了庆寿时，更要觥筹交错地庆贺一番。这种“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理满足，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丰富的心理内涵。泉港人对其饮食的选择，也正是其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吃的文化已超越“吃”本身，具备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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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常食俗

　　一千五百年之前，中国人就有常馔（即吃饭）和小食（即吃点心）之分。唐代，人们用点心一词来表示稍许吃些食物的意思。唐代后期，点心流行起来，宋代时，称早晨的小食为点。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泉港居家食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保持一日三餐，在封建时代和民国时期，各阶层配备点心有所不同，官绅有早点和晚点，有的甚至还吃午点，平民农忙时才多加“一点”，而穷人家三餐难继，点心纯属奢想。清至民国，境内冬春二季三餐食地瓜粥、地瓜片粥为主，秋夏二季食大麦糊粥为主。年景不佳时，三餐只能食地瓜汤甚至地瓜渣。吃一顿咸粥就算改善伙食，米饭、面条多为宴客和节日之用。副食品有青菜、花生油、海味、禽蛋、豆制品等，逢年过节才改善一下伙食，合家食点鱼肉。

　　新中国成立后，主食增米粉、面条，副食品增鱼肉等。1978年后，三餐以地瓜粥、米粥、米饭为主，副食品有海味、水果、山珍。节日或宴客备有多道菜肴，席间多饮瓶装白酒、啤酒、红酒，以及罐装精制饮料等。

　　还须特别提到地瓜这一物产。嘉庆年间的《惠安县志》卷十三对这种特产着墨颇多：“薯，种来自外国，一名地瓜，皮有紫有白，肉则皆白。有自文来国来者，名文来薯，肉淡红。有芋薯似文来薯，而皮红。种法治地成段，剪藤之四节，连叶斜插段中，留一节出土外，不宜太深。阴雨时植，无雨用泥水洗窟，一夜生根。溉时将段犁开，沃粪水。凡藤所至，即根所至。一窟可得数斤，视他谷亩兼数倍。切薄曝干，今有为签，曝干可经年，洗粉为用最广，人甚资之，故种志多于他谷。”又说：“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贱，而又易生无事。粪多力勤，其八亩五六千觔，沃壤获倍。岂非天地辟一嘉种哉。藏至冬至则易烂，以其色朱又名朱薯。万历间始有其种，又曰蕃薯，不忘旧也。”

　　县志对地瓜的来历、品种、植法、习性、食用和贡献说得极为清楚，原处于惠安之北的泉港一带，自古有“农商税赋半惠安”之称，其种植地瓜之盛亦可推测。在灾荒时，地瓜则成为填饥救命的良食。如嘉庆年间，有一年天灾不断，米价一石高涨至三四金，而独番薯丰收，惠安全县靠吃番薯无一人饿死。旧时街头，有专门卖地瓜的商贩，将地瓜蒸、焖、烤、炸出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随处可见。蒸地瓜用蒸笼，焖地瓜用铁锅，烤地瓜则用烤炉。烤炉用废油桶糊上泥巴制成，老远就能闻到熟地瓜诱人的香味。

　　目前地瓜种植几经改良，品种繁多，本地农民最常栽种的有“新种花”、“湖南薯”和“白海风”三种。白海风黄皮黄心，皮下一层是淡淡的黄色，内里则黄灿灿，此品种蒸或烤熟，疏松香软，如吃蛋黄。新种花红皮红心，含糖量极高，绵软甜嫩，掺米煮成地瓜粥，连米粥都是甜的。湖南薯白皮白心，质硬，如香芋，宜制成地瓜粉。番薯除了作为三餐的主食，以及制作薯粉糊、炸薯片等风味小吃外，也是馈赠外地亲友的特产礼品。

　　当前泉港家常一般是中午或晚上煮一顿“好”（境内凡是加油加咸加副食品的主餐即可称为“煮好”，主要有咸饭、干饭、面食之类），其余两餐则是稀粥或地瓜粥。如《惠安县志》所述，地瓜还可切成片和签，晒成地瓜干或地瓜签。地瓜片和地瓜签能够贮藏八九个月，既可以掺在饭中煮，也可以单独和水烹煮，成为美味可口的地瓜签（片）汤。地瓜还能制成粉，性凉和，用法极广，是煮肉羹、海蛎羹等各种羹汤的必不可少的粉料。

　　旧时一般民众生活俭朴，粗食淡饭，佐食之物多是新鲜蔬菜、自家腌制的瓜菜和豆制品等，鱼、肉、禽、蛋往往要逢年过节才得一尝，俗谚有“日日酱瓜豆豉，终年不知肉味”之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之后，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主食结构已以细粮为主，面食品也进入正餐。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少家庭以牛奶、豆浆、麦乳精和营养麦片等，配面包、油条或糕点为早餐。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时常合家到饭店酒家进餐。

　　泉港人历来有主、副食“二合一”的吃法，即把蔬菜、海鲜、肉类等副食品直接掺入大米煮成咸饭（如高丽菜饭、红膏蟳饭、肉饭等）和咸粥（如花生仁粥、蚵仔粥、鸭仔粥等），年代越近，其中的副食品越丰富，档次也越高，这种吃法颇具地方风味。家常咸饭有芋饭、菜豆饭、高丽菜饭等。芋饭是将芋头去皮切块，放热锅中油炒，加适量的米和水，有的还要掺猪肉、蔬菜，盖上锅盖煮熟，就成了一锅香喷喷的咸饭。家常的“咸粥”，一般有“芋粥”和“蚵仔粥”。芋粥用芋头掺米煮，再加扣肉丝、炸豆干，最后淋上“葱头油”，香气诱人。蚵仔粥则是用海蛎（俗称“蚵”）掺粥一道煮。泉港沿海盛产海蛎，每逢冬春之际，海蛎上市，十分便宜。一般人家买来做菜，甚至干脆掺在粥中煮，放上油、盐，搁上姜丝、青蒜，再撒上胡椒粉，美味可口。咸粥将米和菜一道煮，省却许多做菜的功夫，也算是一种家常速食菜肴。

　　大米不仅仅用于煮饭、煮粥，而且可以用石磨磨成浆，做成米粉丝等。米粉也是泉港人家常备的食物。逢年过节或亲朋好友来，招待的菜肴中常有一道炒米粉。家常则做成米粉汤来吃。米粉分“水粉”和“蒸粉”。“蒸粉”是做成一叠叠后蒸过再晒干，或烘干，“水粉”则不经过蒸这道工序。早年的米粉都是“水粉”，“蒸粉”是近几年才生产的，较讲究卫生，工效也比较快。

　　泉港主食除了上述的大米和地瓜外，也有少量用麦粉制作的面食，如面条、面线。旧时面条一般是待客及年节才用，面线则多用作产妇、病人、老人的食物，如今也成为主食了。至于用小麦粉做成的包子、馒头，当地都把它当作点心，而不作为主食。境内过年过节时，还用糯米做粿、圆仔和糕，都是极富特色的小吃。

　　泉港区海域面积105平方公里，占区域总面积的1/3，七个镇中有五个镇沿海，还有一个国营盐场更是濒海之区。特别是峰尾、后龙、南埔三镇的诚平、诚峰、前亭、割山、肖厝、沙格等村庄田地少，民众多务渔。在山腰盐场、奎壁、峥嵘有大片天然滩涂，那里盛产贝类、蟹类、软体类、鱼虾类，尤以蛏、牡蛎最出名。因内河泥沙不入海域，污染少，那一带滩涂地有泥无沙，且肥沃而洁净。出产的蛏不淤泥，不积沙，品位更高。渔民的日常饮食习惯和其它村庄大同小异，日常主食大米和地瓜都是从街市上买来，他们捕来的海产大多出卖，只留一些小鱼小虾作配饭的小菜。随着经济的发展，渔民们也舍得将海味办成家常食物。下面简略介绍一下沿海各村日常海产食品。

　　蛏、海蛎、花蛤、带鱼和海带是普通人家常见的海味。蛏、海蛎、花蛤可以加到面条和米粉中，煮成鲜美的主食，也可以做汤或油炒，做汤用来配干饭，油炒则用来配稀饭。蛏和海蛎还可以做成羹汤。带鱼以往一般腌制成咸带鱼，可储藏经年，如今常见用其煎食和做汤。以前渔民出船回家，都会带二三十斤海带放在家中，由家人逐日煎熟配饭，如今常加肉炒，味道更佳。

　　墨鱼和“小管”也在渔村饭桌上常见。“小管”即小鱿鱼，作汤、烫、炒皆宜。炒墨鱼则要有点功夫，火候稍过就不爽口了，再过则咬都咬不动。一般先在鱼肉上交叉地拉几刀，再切块，在沸水中稍烫即捞起。然后用油锅炒菜，菜熟了，再把墨鱼倒入锅中翻几下。这样炒出的墨鱼又鲜又脆，十分爽口。

　　泉港渔村常见的虾类有对虾、红虾、九节虾、白丁虾等。对虾与九节虾都是上宴席或妇女做月子的上等海味。红虾捕获量大，个儿参差不齐，且多已死，所以价格便宜，常为寻常百姓盘中餐。虾仁可炒菜，可煮汤。旧时贫困渔民用虾头虾壳熬汤、煮面、煮菜。

　　虾菇和螃蟹也是泉港人常食之物，俗话说：“正月虾菇，二月蟳。”点出了两者最适宜食用的时间。不过红膏蟳价格昂贵，一般人家不可能经常吃，只有梭子蟹、菜蟳才成为日常的菜肴。梭子蟹又称为“蜞”，在二月份左右膏满肉肥，吃起来十分鲜美。民俗有“死蟹活蜞”之说，梭子蟹一定要活煮，死了煮着吃，味道就差远了。

　　旧时泉港人日常三餐虽俭朴，却总能花样翻新。近年来，生活水平直线上升，过去梦想的“日日初一早，顿顿三十暝（除夕夜）”，对许多家庭来说已经成为现实。百姓的膳食日益注重日常三餐的营养配搭，家常饮食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但无论如何变化，传统食俗中诸如番薯粥、咸饭、咸粥之类的浸透了乡情乡思的居家美食，一定会世代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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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肴小吃

　　随着时代的发展，菜肴和小吃日益多样化。各地域的菜肴小吃也反映了当地的商业环境、主要物产及其饮食习惯。比如北方的小吃朴实无华，十分实惠；南方的点心受海外饮食的影响，做工十分考究。泉港地处山海之会，食料种类丰富，既有山珍又有海味，菜肴小吃注重口味和营养，品种繁多，式样翻新，美味可口，一般喜酸甜不喜辛辣，喜清淡鲜美不喜油腻。

　　境内视婚嫁、寿诞、满月、开业、新屋落成、乔迁为喜庆。届时，主人多办酒席请客，通常要上十多道菜肴。以前常以焖豆腐开宴，一盆一盆端出来，叫做“出匹”或“出落”。最后一道菜叫“尾落汤”，以甜汤结束。以示甜味无穷、喜庆不断之意。寿宴则以“炒面条”开席，以示福寿绵长之意。随着时代美食的进步，泉港“出落”的菜肴花样日益繁多，令人大饱口福。

　　小吃也是泉港食俗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仅是泉港小吃品种丰富多样，体现了泉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不仅是泉港小吃的风味独特，令人难忘；更因为对泉港人来说，小吃既可是点心，亦能作正餐，甚至可以上宴席待客。小吃已经深深融于泉港人饮食习俗之中，成为一种偏好，一种习惯，一种民风。

　　改革开放以来，泉港美食向高档次发展，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改革大潮中的泉港人意识到，生活上不尚奢华是可取的，但绝不能以固穷作为判定操守的标准，这使他们能够摒弃旧思想，去勇敢追求生活质量。在泉港，一种潮流是将大众化的小吃“宴席化”，又较那些小摊点做工精致，风味更佳；另一潮流则将宴席佳肴“家常化”，像插蛏、蚵煎、鱼头豆腐汤等等，都成为不少人家的三餐饮食。下面向读者朋友介绍十八种主要的特色佳肴和小吃：

　　口酥。将花生、芝麻炒熟、捣碎，和糖成为内馅；以面粉调水，再加少许肉油，揉成面团，取一小团，以圆木棍或酒瓶等圆滑的东西擀平，平摊于手，将馅置于其中，捏拳使面团合拢成鸡冠状。一个个捏成之后，分批放入油锅炸熟，即成又酥又脆又香又甜的口酥。

　　鸡卷。先把瘦肉剁碎，加上香菇、虾仁、尾梨（荸荠）、冬瓜条、五香、胡椒等佐料，再用猪网油裹卷，切成半寸左右的圆柱状，油炸成焦黄色，趁热沾上酱醋，酥脆香甜，五味俱全。

　　肉丸。用瘦肉为主料，捶打成浆，加上尾梨、硼砂、胡椒、食盐、姜汁等佐料，刮成小圆球，放在热水中烫熟。食用前加上清骨汤煮沸，即成为当地有名的汤肴。

　　铲饼。白米掺小量黄豆磨成稀糊浆，再将高丽菜、南瓜或萝卜等蔬菜剁碎；以海蛎、猪瘦肉或三层肉作馅，将味精、卤料、盐少量和入馅中；再将米浆放进直径约10公分、中间微凹的圆形铲勺中，用汤匙薄铺，放进蔬菜、肉、蚵等；然后再在上面盖一层米浆，成凸形。放入油锅炸熟后，皮酥、馅咸甘，油香四溢，蘸酱醋食用滋味更好。因形与饼相似，味因蚵佳，故又名“蚵饼”。

　　浮粿。将蔬菜切碎与地瓜粉兑水和成稠糊浆，加入少许盐和味精；用汤匙勺到特制专用的直径6—7公分五瓣花瓣形的炸具内，添上蚵、肉后再铺上糊浆，然后放进油锅炸熟捞起即可。食用时蘸点酱醋，更是香嫩可口。

　　粿浮。将大米磨成浆，分数次用勺倒进蒸笼蒸熟，一层蒸熟再添蒸一层，每层厚约0.3公分，因最高可达九层，故又名“九重粿”；用面粉掺地瓜粉兑水制成稀浆，蒸熟的粿切成小方块，蘸稀浆为皮，放入热油锅小炸即可。吃起来脆嫩爽口。

　　糯米叟。以糯米为主，掺适量大米磨成粉，兑水揉成团，把花生和芝麻拌糖为馅，做成蛋圆形，外层再裹上疏密均匀浸泡湿透的糯米粒，放进蒸笼蒸熟即成。因外皮上的糯米粒象在滚动行走，故名“糯米叟”。

　　卷煎。先将糯米煮成米饭，再将米饭反复揉成粘状，然后将粘状的米饭放在桌上搓揉成长卷状（为防止粘手，可在桌上洒些面粉），再将其切成小块，放在锅里油煎，之后放在盘子里，洒些糖，即可食用。因其做法而称“卷煎”，吃起来香甜而不腻。

　　蛏猴。蛏猴即蛏羹，因做成后肥嫩溜滑，白腻甜脆，故又称蛏溜。首先将蛏洗净去壳，拌以适量的酱油、地瓜粉，搅成粉团状。再佐以油炸葱头、姜片等，水煮沸后，将蛏粉团逐个放入锅里煮熟，加点米醋，撒上香菜即可。那汤汁稀稠相济，素荤互补，浓淡咸宜，常为家宴或菜馆的汤菜。乡人走遍天下，都认为家乡蛏溜是汤中“王牌”。

　　插蛏。将蛏洗净，一只一只直立置于瓷罐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姜末、白酒（不加水和酱油），扣紧罐盖，文火炖熟，色香味并存，雅称“玉箸”。

　　芋头小吃。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境内居民在除夕等重大节日自制一种俗称“芋圆仔”的特色小吃，即将芋头煮熟去皮，捣成芋泥，再加入适量的肉泥、葱泥、姜泥和细碎的咸带鱼，在盆子里搅和，再搓成汤圆状，置于油锅中炸熟，食之香甜脆嫩。还有一种较为简易的芋头小吃，先将香芋或槟榔芋去皮洗净切块，先油炸姜片，再将两者热炒，加点猪骨汤、酱油、味精，再加上一些水，把锅盖好，炖烂即成香喷喷的炖芋头。

　　焖豆腐。将嫩豆腐搅碎，加进瘦肉丝、虾仁、花生仁、香菇、芹菜、紫菜等，再加适量的清骨汤、精盐、味精烧煮，煮开后，再淋上搅拌的鸡（鸭）蛋糊。文火焖熟，撒上碎葱末即可。食之质地柔嫩，润滑爽口，汤鲜味纯。

　　跳鱼穿豆腐。选肥大肉厚、味鲜少腥的跳鱼为主料。先煸葱头、蒜头、生姜，至香味飘出时加入清汤、小方块豆腐和鲜活跳鱼。从文火渐渐到旺火，烧至豆腐被跳鱼穿成蜂窝状后，再下精盐、味精等调料品即可。豆腐呈玉色，跳鱼如卧龙，汤清味鲜，营养丰富。

　　炒面。主料是面条，配以切丝的瘦肉、少量香菇、牡蛎和虾肉。先将葱、姜油煸至出香味，用旺火快炒肉、虾、香茹及青菜，加入适量的清汤、酱油，待清汤煮沸后下面条，再将牡蛎放在面条上面，待面熟后翻炒即成，清香扑鼻，别具风味。

　　海蛎煎。海蛎煎是境内民众最喜爱的菜肴之一，也是颇具特色的一道地方风味食谱。把主料海蛎洗净沥干后待用，将青蒜切粒状，鸡蛋打散；在碗中放入地瓜粉、青蒜、姜末、味精、精盐、辣椒粉，拌匀，后放入海蛎和熟肉丝，再轻轻拌匀待用；将锅烧热放进适量花生油，油热后放入拌好的海蛎于锅中，用铲子铺开，不时翻动至快熟时，将鸡蛋淋在海蛎煎上面至酥熟，配上甜辣酱、香菜即可。

　　鱼头豆腐汤。水烧开后把切好的鱼头放入稍烫一下，去血污捞起；锅烧热后倒进少许油，放进姜片、鱼头，略炒一下，倒进清水和青葱，煮开后再去掉浮在水面上的杂物，放进豆腐，调入白酒、盐、味精，炖至汤成乳白色时，捡去姜片、葱，装于碗内，撒上胡椒粉即成，清香四溢。

　　蛏干炖汤。每年盛夏是制蛏干的季节。先把蛏洗净沥干，再将其煮沸，捞剥除壳，接着是晾与晒，留意翻动，至干透收藏。蛏干分大、中、小不同规格。除了看大小肥瘦程度，还辨色泽判断其鲜度品质，微黄色为上，浅橙色居中，灰褐色属下；而且通过手感，测定其干度，愈干贮藏期愈长，一般以第二年新蛏干上市为界限。蛏干清补滋阴，居家常清炖食用，也有加入萝卜炖汤。境内孕妇坐月哺乳期常食蛏干与红菇煲汤，“山珍海味”兼得，是最珍贵的美食补品之一。

　　海带龙骨汤。先将龙骨剁成块状，入滚水搅洗，去除血沫；另起锅，入大半锅水，龙骨放进去，拍碎生姜，和胡椒粒一起放进去，倒入一汤勺酱油，一汤勺料酒，一小勺糖，盐适量；大火煮开，转中火炖。近两个小时放入海带节，再煮十分钟即可。据说本地养殖的海带较厚，炖起汤来更是营养可口，是居家滋补的上选佳肴。

　　无论是风味小吃“宴席化”还是特色佳肴“家常化”，都体现了泉港人对当地佳肴小吃的深切喜爱。这些佳肴和小吃通过承继和流传，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对于许多泉港游子来说，那街头巷尾小摊上“浮粿”和“粿浮”的香味，便是刻骨铭心的故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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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之俗

　　境内称饮茶为“喝茶”或“吃茶”，是一种常见的生活习惯。许多泉港人晨起第一桩事就是烹水泡茶，否则整天都提不起劲。即使不大喝茶的人，家中也必备茶具。“寒夜客来茶当酒”，泉港是客一进门即泡茶。敬茶时应先宾后主、先长后少，添茶时不能斟得太满，双手将茶端到客人面前。客人也须以双手接茶，主人添茶时客人将手放在杯边，有的还用手指轻叩桌面以表谢意。工厂、机关也备有茶具茶叶，招待来访客人，而且要立刻煮水，常换茶叶。这一习俗难免令人有太浪费时间的感慨，却也表现了主人的好客热情。

　　虽然泉港山区也有一些农户种茶，但在泉港盛行的主要还是安溪茶，不少茶行多标榜为正宗安溪茶行。安溪茶中又以铁观音为上品。铁观音如青橄榄，初入口略有苦涩，入喉后渐渐回甘，韵味无穷。若喝黄旦，举杯即有淡淡的幽香，入口香醇，只是回味略差一些。泉港人为人处世，崇尚讲究隽永久长，视铁观音为上品，而不选黄旦，更轻视花茶。农村也爱喝“朝阳茶”。朝阳茶是盛产于涂岭山区的“土茶”，有红绿两种，以红茶为主，均属乌龙茶，素为农村老人、妇女所喜爱。

　　农村喝茶较不讲究，以止渴或消暑为目的，大碗小泡均有，口渴即泡，泡了就喝。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出社会”之人泡茶的程序较为讲究，所费的时间功夫，多于喝茶。首先是茶具，一般喜用红色的宜兴陶壶，只掌心大小，叫“小掌”，配套的茶杯自然就更小了。用这样的茶具泡出来的茶叫“小掌茶”，以别于大壶茶。除了茶壶、茶杯，还得有搁茶杯的茶盘和一个碗状的放置茶壶的茶洗。每一次喝完茶和泡茶之前，都要将茶杯置茶洗中，用煮沸的开水冲烫。此即茶洗的功能之一。过去烧水泡茶用木炭炉、油炉，现在大多用电炉。水壶也都是特制的，大约只装得一碗水，以便很快烧开。

　　水开之后，第一道程序就是烫壶、烫杯。先将茶壶和茶杯都放在茶洗中，开水倾入壶中和茶杯上，再将壶中水也一起倾于茶洗中，然后用手轻拨茶杯，让它们在开水中浸洗，再一个个拿出，一个紧挨着一个，在茶盘上摆成一个圈。

　　其后将茶叶置于茶壶，开水冲入，这时会浮起一些泡沫，水要继续冲下，让壶中的水溢出壶外，把那些泡沫带出。有时要用壶盖轻轻拨动，把泡沫拨出。盖上壶盖后，再从壶盖上淋下开水，一来把壶外那些泡沫冲下茶洗，二来使茶壶内外温差不致太大，以免走了热气。

　　第一泡茶水要全都倒出，目的是清洗茶叶。第二道水冲进去时，仍然要有少许的溢出，盖上盖后，再淋上一些开水，然后马上斟茶，不能延候，最忌讳浸茶，一浸茶就变苦了，味道就破坏了。

　　于是，主人开始请茶。一杯茶虽然很少，却是不能一饮而尽的。因为那水是刚烧开的，会烫口。必须先浅浅地抿一口，在口中稍留，再缓缓咽下。咽下后，不要急于饮第二口。不妨先“啧”几下，品味茶在嘴里留下的余香。若真是好茶，就会有回味从喉中涌起。真正懂行的茶仙，第一口下去，就开始评点。一般的则要在三四口饮完第一杯后，才开始评茶。这样，即使陌生的人也立刻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你若懂茶，尽可据实而谈，从茶的品种、茶叶的收藏到水质的好坏、茶具的趣闻等等，都可畅所欲言，话题相当广泛。高手甚至一杯茶就可以品出是春茶，还是秋茶。若不懂，也不妨道些“茶香回喉”一类的赞美。

　　中国当代茶学泰斗、泉港山腰人庄晚芳教授提出“中国茶德”的理论，可以说也是泉港人品茗敬茶习俗的哲学升华。庄晚芳教授在贫苦的生活中度过童年，因为父母信基督教，才得以就读教会办的小学，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艺系，建国后先后任复旦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兼任国家供销总社茶叶加工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顾问，他从事茶叶教学和科研六十多年，是我国著名的茶叶专家和学者。在茶文化的研究中，庄晚芳把“中国茶德”精辟地概括为“廉、美、和、敬”四字：

　　廉即“廉俭育德”。清茶一杯，以茶代酒，以茶敬客，减少洋饮料节约外汇，从家庭到整个社会，全面提倡、推行清廉节俭之风。

　　美即“美真康乐”。茶真形美，器净水甘，环境幽雅，讲究茶艺，清茶一杯，共品美味，共尝清香，美化生活，康乐长寿。

　　和即“和诚处世”。人间万物，以和为贵，清茶一杯，以茶联谊，德重茶礼，修身养性，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敬即“敬爱为人”。清茶一杯，相敬如宾，尊老爱幼，安定祥和，共促社会精神文明。

　　这里的茶德之说，把饮茶的社会效益、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养身之道、文艺熏陶融为一体。作为泉港人，庄晚芳教授的茶论无疑融入了泉港茶俗文化的影子。《每周文摘》曾刊发一篇茶文化的文章，将唐代刘贞亮的茶德之说与庄晚芳的“中国茶德”相提并论，认为庄晚芳的中国茶德之论，“把新时代的茶文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

　　以前盛夏时节，为让行人消暑解渴，泉港乡村的道路旁常有一些乐善好施的人家，泡制茶水于大缸之中，缸外贴着“奉茶”字样的红纸，缸旁还备有杯子，让过路客旅免费饮用。此举可谓是“廉、美、和、敬”茶德的最好注脚，至上世纪90年代仍有此俗，后因各类饮料争先涌现，才悄然隐去。现泉港街市的茶馆如雨后春笋，竟相冒出。茶馆内窗明几净，茶香四溢。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在夜幕降临时，邀几个朋友，在品茗的同时，一边听歌，一边谈心，成为泉港人主要休闲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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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之俗

　　古代泉港人常饮家酿醇酒，粮食花果皆供糟汤。有常见的米酒、地瓜酒和荔枝酒等。酒用酒糟蒸造者，为烧酒；用白曲蒸造者，为甜酒；取白甜酒和烧酒煮成者，为蜜林擒。古来以喝烧酒居多，至今泉港人还称饮酒为“喝烧酒”。民国年间，渐有北高粱、国光酒、绍兴酒等外来酒。80年代以来，盛行啤酒或低度白酒，马爹利、威士忌、人头马等进口洋酒也出现在宴饮桌上。

　　家常品饮，重酒不重菜，小菜一碟，或花生数颗，也无碍饮兴。逢上冬至、清明、除夕等节令，合家聚餐，则必以酒相敬，即使不敢喝的，也要将酒掺到汤食中，如排骨汤、鸭汤，一并喝下。款待客人，即使满桌佳肴，如无酒下菜，主人也会自愧不成敬意。酬酢宴会，更离不开酒，主人常以有高档名酒请客而自豪。许多人家自己买来中药，浸于酒中，每晚一小杯，长年饮用，健补身体。产妇一般喝老酒，即糯米酒，此酒度数底，营养高，含糖分，易入口，坐月子时一天至少要喝两次。

　　酒席之上，除了相互敬酒干杯，也常猜拳助兴，拳令都用闽南方言。出拳有一条“拳不离拇”的规矩，除非你不出指，出指则必须出大拇指。再则如果喊“八”，只出二指，那就犯规了，因为与对方的五个指头加起来也只有“七”，如此出手叫着“出土拳”，有时要罚酒。酒令也不能喊“五”，喊“五”被称作“女人拳”，按科学计算，“五”的命中率较高，不禁会造成竞相喊的局面。

　　旧时峰尾渔人常自湄洲湾扬帆至浙江，因此取福建至浙江带有数字的水中岛屿礁石和岸边山谷的名字，创出一套独特的拳令自娱。根据峰尾人刘大庆搜集，这种拳令的具体内容为：“一江（一江山），二钱（钱屿），三山（山名），四屿（群岛名），五虎（五虎山），六耳（海礁名），七星（海礁名），八亩（海礁名），九山（山名），十浦（即石浦）。”渔人在工闲之时，设酒消遣，以自创的拳令助兴，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酒俗。

　　泉港人具有热情待客之禀性，以往甚至出现多方劝酒和强行敬酒的现象，许多不善饮者遇到这种局面颇觉尴尬。近年以来，泉港的酒场风气趋于温和，强人所难的劝酒现象基本消失，低度酒和啤酒渐趋流行，果汁、饮料、茶水、矿泉水也纷纷摆上宴席，可以充作酒来相敬，席上彼此尊重，愿喝什么就喝什么，使宴席更加轻松愉快、科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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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居住习俗

　　变异性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居住民俗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泉港地区，无论是先秦的高台巢居、秦汉的船屋，还是始于宋代的官式大厝、清代的“土楼”、民国的洋楼、建国以来的石构民居等等居住民俗，都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

　　先秦至五代

　　1987年11月，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在涂岭镇芦朴村东北400多米处的蚁山顶上，发现了一处先民遗址，共采集石砖3件、陶纺纶1件、陶豆1件以及陶片200余种。蚁山遗址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泉港先民就在这块依山傍海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繁衍生息。简单原始的竹木结构的高台巢居，是先秦时期的居住形式。秦汉时期，百越民族在我国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生活，泉港境内的居民是百越之一的闽越族。闽越人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之为船屋。另一种房屋是在岸上或临水而建干阑式建筑，俗称“吊脚楼”。一般用木材或竹子建造，即用矮柱将整座房屋架起，“上设茅屋、下豢牛豕”。这种民居干爽、不潮湿，且可避免沙虱、毒蛇、猛兽的侵害。

　　秦汉时期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断有中原人士徙居南方。中原汉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泉州是在西晋永嘉年间，其后还有三次较为集中的迁入，分别是唐初、唐末五代及南宋时期。《闽中记》记载：“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入闽。”位于湄洲湾南岸的泉港一带是泉州地区开发较早的地域。2005年9月，涂岭镇世上村发现一批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的纪年墓砖。这些1696年以前的墓砖长27.5厘米、厚5.3厘米、宽10.3厘米，与现在的机砖相比显得略长，被当地村民当做普通的建筑材料使用，因常年风吹日晒，大多已是青苔斑斑。可见当时砖头作为建筑材料，已在境内的房屋、墓室等建筑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部门还在山腰镇普安村发掘了多座南朝古墓，根据造型及砖的纹饰可推测，墓主皆是中原迁入的富裕之人。这个时期，在南迁的高官贵族的带动下，中原风格的民居建筑逐渐代替了土著民居。据专家考证，这时的古民居以三开间为基本单位，再组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以及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与中原地区晋、唐住宅形制特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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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至明中期

　　这一时期民居注重择位、定向、布局，已普遍流行使用罗盘。宋元时期大量烧制的纯正红砖瓦已出现并广泛用于建筑上，如南埔镇南埔村咸淳十年宋墓的墓室外侧有三或五层薄瓦片砌成的防水层，防水瓦片略有拱形，大小规格与传统民宅上覆盖屋面的红瓦片十分接近，铺地的薄方砖则与传统民居中用于厅堂铺地的大方砖完全一致。红色象征喜庆、富贵，帝王宫殿建筑如宫墙、檐墙、屋顶一律用朱色。而泉州民居却以红砖文化为其显著特征，时至当代，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的民居仍是包括泉港区在内的泉州地区所特有的，这种“皇宫起”的传统民居，引起众多建筑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兴趣。

　　“皇宫起”民居，传说为五代王审知为董皇后娘家赐“皇宫起”所致，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赐闽南地区民所作“皇宫起”。前者脱离了民居发展形成所需的长期基础，后者就形成时间而言与考古资料不符。比较而言，“皇宫起”源于南外宗似更为可信。原来，两宋之交时，北方战火不断。宋南渡后，宋宗室贵族大批南移，众多赵氏宗子在泉居住，由于其身份显赫，住宅必然是规格较高的宫殿式建筑，这就大大刺激这一时期当地民居的发展。

　　“皇宫起”的古式大厝也称官式大厝，是泉港传统民居的典型。其布局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间数多取奇数，作三开间或五开间，进深有一进（落）、二进、三进，乃至四、五进。如二进三开间大厝，是由“下落”（或称“前落”）、天井及两厢、“上落”三部分组成。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榉头”）。过天井为主屋，中间是厅堂及后轩，其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厅堂是奉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甚小，房内幽暗。

　　“上落”的房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余类推。有的大厝前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及后轩外面，或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并于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格独立的建筑群。大门逢大事才启开，平时由两侧边门进出，大门入门处正中又有木板壁，或置屏风。室内地面铺红方砖，窗根门扉则雕塑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厅口、天井、厢房、墙础、台阶、门庭等铺砌平整条石，四周墙面贴砌红砖，并构成各种几何形或吉庆图案。大厝屋顶多为悬山式曲线燕尾脊，屋面铺设红瓦间瓦筒，檐口装配瓦当和滴水。而下房、厢房、护厝等次要房屋，则多为硬山式屋顶或马头式山墙。豪华士绅之宅，还于宅外增辟花园，园内挖池垒山，构筑亭榭；或于宅内天井中缀以盆景假山，以成幽雅自然之趣。

　　“皇宫起”大厝在建筑造型上既堂皇古雅，又肃穆大方，在文化内涵上，体现了与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气氛。泉港一带“皇宫起”大厝至元代已趋于成熟，峰尾镇现存的卢琦故居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明代初期至中期，社会较为稳定，永乐、宣德后，随着官营海外贸易的衰落，私商海外贸易出现空前繁盛，获利颇丰的私商经济为这一时期民居发展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当时泉港沿海的后龙、峰尾、界山一带都营造不少巨宅华屋，较有影响的是槐山大府第。

　　卢琦故居。卢琦故居是泉港地区现存较有影响的元代民居。其坐落在峰尾镇诚平村卢厝自然村，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坐东北朝西南，长60米，宽38米，三进七间张，两天井，硬山式屋顶，是一座颇富地方特色的宏伟建筑。故居四周筑有围墙，门前有宽阔埕地，两边有柴房（厨房和贮藏室）各两间；北边有两层绣花楼（小姐居室）一座；南边有文武馆各一座；馆后有小花园，内设凉亭、石桌、石凳、假山等。卢琦系终元之世泉郡北门外唯一进士，其故居系泉港负有盛名的文物古迹，然因年久失修，前二进倒塌，仅存外墙体。

　　槐山大府第。界山镇槐山村林氏家庙右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大厝，人称为“大厅大府第”。古大厝共有四进，左右各有四座三开间护厝，府第后另建一座三开间后护厝，整座古大厝原有大小房间132间，天井20个，大石阶30级，目前保存下来的一个厅堂极为阔大，房顶横排椽子多达36支。虽然古大厝的屋顶、壁墙经历代修葺，大部分不复原貌，但天井、柱珠、台阶和石狮等犹遗留至今，围墙四角的四个大茅厕尚有遗迹可寻，宅院之前那个占地约300平方米的石砌荷池也见证了当年的奢华。该大厝宽37米，进深88米，占地约3250平方米，规模之大，在泉港乃至泉州地区都极为罕见。它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66—1486年），建筑年代之久远，遥遥领先于泉港一带绝大部分现存的古民居。说明早在明中期以前，泉港古大厝的形制已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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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至清中期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首先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沿海海盗猖獗一时，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许多繁华的城镇、村落沦为废墟。其次是清初频繁的战乱、“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所谓迁界，指清廷为扼制踞在台湾的郑成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强迫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30—50里，泉港区域几乎全在迁界之内。先民们在这场迁界的历史浩劫中，倍尝辗转迁徙之苦和远离祖业家园之痛。当时，界外田园、房屋、树木，尽被烧毁。这一时期民居建筑停滞发展，主要风格趋于自然、朴素。由于社会财力的匮乏，民居建筑材料最大限度地利用乡土建筑材料和建筑废弃物，由于用生土、三合土夯筑墙体既坚固又经济，故当时十分流行；“出砖露石”、“城市瓦砾土”墙体也是这时期的发明创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撤销迁界令，沿海移民回流原籍重建家园。一方面，相对的政治安宁带来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加上泉港人在浩劫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经商发展经济的能力，泉港民居建筑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因长期动乱的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建设民居时不得不考虑防御功能，出现建设密集排列分布的建筑群，如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后龙镇涂坑村，即是在复界后建成宏伟的古民居群，还有山腰镇小三房古民居群，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单座建筑则多出现能了望敌情的埕头楼、护厝楼、榉头楼以及最后一落为楼房的局部高层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有前黄土楼、山腰后楼、前黄侍卫府等。

　　涂坑古民居群。当时在涂坑定居的主要是刘氏长房和四房。长房后嗣衔连建四排大厝，前排建造三座并排三进三开间大厝，其中一座外加双护厝，共有100个门、99个窗，11个天井，连同砖埕及围墙，占地面积达1739平方米，范围之大，极为罕见；第二排建造一座二进五开间大厝、三座二进三开间大厝；第三排有八座两两相向的二进三开间大厝，中间形成一条街；第四排建造四座二进三开间大厝。在这四排大厝东北面斜角度坐落着三座两进三开间大厝。四房后嗣建造三处民居群，一处是两排四座二进三开间大厝，中间是又一座三进深五开间的提督府第，另外两处皆是整排三座二进三开间大厝。这些古民居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指挥着它们，排列齐整，井然有序，绝大部分坐西北朝东南，冬暖夏凉，每座大厝相距30至50米，便于通风、交通、活动和互动防御。

　　现存的27座古民居大部份还居住着刘氏后人，可知其坚实牢固。它们皆是砖石木材结构，大部分古大厝大门前的壁肚是以宽2米、长3米的大石板砌成，底部又有石雕脚架。古民居中雕塑种类繁多，姿态万千。按雕塑材料分，有石雕、木雕、砖雕和泥灰雕；按造型分，有浮雕、阴雕、线雕和透雕；按雕塑内容分，有山水雕、人物雕、花鸟雕、楼阁雕。石雕上的构图均衡，线条细腻流畅，人物的胡须衣袂恍若欲飘，跳跃于枝上的喜鹊仿佛在戏谑追逐，屋宇的窗户和门户镂空相通，别出心裁……在大门侧、屋脊上、院子里，蹲着、立着、卧着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石狮，此外还有各式各样上面锲刻着各种花纹的石柱、石鼓、石花架、石砣、石盆。泉港地区古代民间雕塑艺术，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黄土楼。前黄镇前黄村的土楼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为当时楼主黄素、黄堂官父子历经30余载建成。土楼皆由条石砌筑，作平面方形四合式，等边长20.8米，高三层9.4米，墙壁的厚度最宽达1.4米，窄者也达0.73米。一、二两层由花岗岩条石砌体，精凿得平坦均匀，只见线条，不见灰浆。第三层由糯米、糖水、石灰抹壁而成。年久变黑似土，故当地人称之“土楼”。二三层楼内彩栋画壁，共有24格栏杆，雕饰花鸟。三楼上紧靠墙壁处有一条约宽2米左右的可通达四周或哨楼的走廊，旧称“跑马道”，既宽敞明亮，又通风透气。土楼外部四角顶端各有哨楼伸出，设有射击孔。楼下四壁仅在西面设拱形石大门，石大门分内外两重，都用优质坚固的桧木做门板，中间为大铁闸。外门板又加包铁皮，门上还设有水槽，以防土匪火攻。这些设备堪称防范严密，布局严谨。楼内隔成36间房，楼外环筑72间厢房，取象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石楼坐东朝西坐落于厝群中央，总体结构主次有别、高大壮观。

　　土楼因年久失修，屋盖梁柱又于“文革”期间惨遭毁损，现徒剩四壁。独环绕石楼的72厢房，基本保持原状，多为红砖白墙体、硬山式屋顶、屋盖瓦筒、二进五间张双护厝格局，里面雕梁画壁，雕饰花鸟禽兽，堂皇气派。土楼前面有石埕，分三层铺以石板，占地453.6平方米。埕北有一木构的埕门，埕门外又一石埕，也铺石板三层。此埕的西面又有两个高低不同的大砖埕。土楼与环屋高低俯仰，相互连贯，自西往东分为四进，地势逐进抬高，铺以石台阶连通。相传楼主黄素父母早逝，孤苦伶仃，后娶邻村的“歹命女”为妻，夫妻俩先后无意中各得一笔大财，就在邻村埕边购置土地建造土楼。

　　小三房古民居群。古厝群由大小不一的九座大厝组成，总占地约6700平方米。其中最能体现建筑艺术水平、最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是下厝和中厝，二者始建于清朝乾隆丙午年（公元1786年），比南安官桥蔡氏故居早80年。它们皆是悬山式屋脊，前面有砖埕，并护以杂石围墙，雍容大方。

　　下厝由东西两座相联的三进五间张的大厝构成，两边各有两个天井，俗称“四马拖车”。左右辅以护厝，西面的护厝又一前一后附有武馆和文馆。下厝共占地1414.84平方米，总计有房子65间。进大门，下天井，上厅堂，入后厅，台阶皆是辉绿岩长石板，天井中掘有集水井、地下排水沟，上面两侧置着摆放花卉的石案。古厝的通风采光主要依赖天井、门窗，以及房檐的天窗和空气阁，因而如此之大的古厝常年清新明亮，即使是累日阴雨亦不潮湿晦暗。中厝内部格局及大小与下厝东大厝前两进相似，右边单护厝，总占地627.45平方米。屋后建两间并列的文武馆。下厝和中厝外墙墙基、墙裙以花岗岩砌筑，上用红砖砌筑，大厝内以几十根巨木作柱，支撑起宽广的房顶，木柱之下的柱础皆以辉绿岩雕琢而成，木柱之上是叠梁式托梁，梁上是椽子檩条屋架、双层瓦屋面，上有瓦筒压顶，檐前有陶制封檐和滴水。由于中厝和下厝始建时正好临海，这种精巧坚实的房檐结构有效地抵御沿海风暴，使后世子孙在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安居乐业。梁、柱、墙板上有漆画和木雕，大门门廊两侧镶嵌有精致的砖雕，门前的墙裙的基石有石雕，屋檐与砖墙的交衔处有泥塑雕。下厝的东西两大厝房檐本相衔连，廊上建小阁楼，名为“娘子织布楼”，可惜在“文革”后期毁殆。其余的古大厝在建筑材料、内部构造和雕塑装饰上大体类似。这些大厝皆面朝西南，为闽南沿海地区最佳朝向，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建筑造诣，包含丰富的美学、工艺学建筑学、材料学、工程力学的知识。

　　望海楼。望海楼俗称后楼，坐落于山腰镇埭港村。始建于清嘉庆丙辰年（公元1796年），费银1.44万两，历经三年落成。泉港民间广泛流传“山腰后楼，前黄土楼”，意谓两座名楼可相媲美。望海楼的整座建筑占地1712平方米，深四进，前三进为五开间，西侧双护厝，系穿斗式木构架，硬山式屋顶。最后一进为二层楼，“后楼”之名即由此而得，上下各五间，东侧文武馆。整座建筑前低后高，为砖、石、木混合结构，大楼内部的造型精美、布局科学，内有大小天井14个，气势壮观。望海楼前面有两个大埕：上为石埕，面积389平方米，近大门口是下埕，用砖块铺成，面积203平方米。下埕的大门前两旁屹立着两座清代的石雕旗杆座，说明楼主人曾获得功名，在祖祠前树旗以显示。该楼的前两进已全化为灰烬，三进、四进及护厝至今幸存。

　　土楼侍卫府。前黄镇前黄村有一座建于清朝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的二进五间张双护厝南接偏馆庭院的皇宫式古民居，名叫“侍卫府”。它坐东朝西，红砖白石墙体，硬山式屋顶，屋盖铺瓦筒，燕尾式屋脊高翘欲飞；前面有一个大砖埕，两旁各置一个石砌的旗杆座；两侧两层楼的护厝把整座府宅陪衬得更为恢宏富丽。屋檐下，有白灰雕塑成的山水人物、花卉树木和飞禽走兽等图案，涂色绘彩，形象逼真；凹入的大门两旁，有绿瓷棕砖等镶嵌的“麒麟呈祥”、“花鸟闹春”等图案；大门顶端是黄底金字的“侍卫府”横匾，匾左下角刻着蓝底红字的光绪御玺印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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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至民国

　　清末至民国时期，泉港民居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做工更加精细，装饰更加华美；二、建筑风格更趋于多元化，出现了中外合璧的民居建筑。清末至民国时期，大批乡人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谋生，这些华侨到了国外，学习借鉴了国外的民居建筑的风格和优点，回乡之后便洋为中用，逐渐形成了“中外合璧”的建筑式样。如前黄镇的合隆大厝和山腰镇阿罗嫂大厝，这两座民居巧妙借鉴和吸收西方建筑文化，为泉港民居文化增添新内容。

　　合隆大厝。气势恢宏、建构别致的合隆大厝坐落于前黄镇前黄村，始建于1911年。大厝坐北朝南，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共有36间房屋，总长44.5米，宽35.7米，占地1588.7平方米。从最东面的围墙大门进去，便踏上砖埕；紧挨围墙边有个前花园。砖埕的前面是红砖白石墙体、硬山式屋顶、燕尾翘脊的二进五间张的皇宫式大厝。檐下以白灰与彩瓷雕塑着众多的人物山水、花卉树木、飞禽走兽等，形象毕肖，情态动人，外面用透明玻璃框加以保护。大门两旁分别镶嵌着四幅用辉绿岩镂刻的工笔画梅兰松竹图，左右侧各有一个侧门，门额上分别有“居仁”、“由义”的石刻。当年平时大门通常是紧闭的，均从两侧边门出入，若逢盛事节日，方启开大门。穿过天井再上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幅“黄山迎客松”的山水国画。整座大厝雕梁画栋，古朴典雅之中，不失大气壮观。

　　隔开一条2.5米宽的大巷路，就是西面部分：分别由下馆、小洋楼和一座三间张大厝组成。下馆与三间张大厝前面均有砖埕，三面围墙与东面部分隔开，又与围墙边门相互勾通。下馆西南面有个大门，最西面留个天井，内有二房一厅；往西间隔一条0.5米宽的小巷，就是三间张大厝；北面与小洋楼厝埕联壁。小洋楼因门窗等仿效西洋建筑而得名，它的东面壁也就是五间张大厝西后厅连接的跨巷骑楼壁。另外还在五间张下厅角房的翘脊下开一个小门，内通阁楼，外延的跨巷厝埕与下馆厝埕、小洋楼厝埕、跨巷骑楼厝埕串联勾通，布局严谨，建筑独特。

　　阿罗嫂大厝。山腰镇顶埭村的阿罗嫂古大厝素以“三奇”闻名遐迩：第一奇是古大厝以一个女人的称谓来命名而流传，这在泉州侨乡乃至闽南各地，极为罕见；第二奇是古大厝建筑特色绝无仅有，名扬海内外；第三奇是建筑选址奇特，整座大厝有意建在一条小河转弯的两面临水之处，底基不惜代价打下密密麻麻的木桩。这座大厝始建于1947年7月，原计划建108间，1949年农历10月建至99间时，远在新加坡的厝主人“阿罗嫂”的经济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无力顾及而停建。虽如此，也已花费了90多斤黄金。

　　阿罗嫂大厝坐东朝西，系三进三间张双护驾楼的皇宫式建筑，紧接后院环楼花园，总长38.4米，宽33.3米，占地1278.7平方米。大厝硬山式屋顶，燕尾式屋脊，屋檐下用白灰雕塑着各种山水人物图形，墙裙上用红砖与白瓷砖镶嵌成斜格几何图案。凹入的石大门顶端是一排排斗拱梁雕，镂刻着多种花鸟卉树等精美图案；大门两侧是精美的辉绿岩浮雕，上面则是用红砖绿瓷等组成的图案。穿过天井步上厅堂，可见一堵屏风，顶上也是一排镂刻着人物花卉等图案的斗拱梁雕，雕工精湛雅美。从屏风两侧边门进去可通往后厅，后厅中竖立着一座分别通往南北后房阁楼的楼梯。这二间后房阁楼小巧玲珑，墙体与门窗等均是红砖砌成，像两颗璀璨的玛瑙，镶嵌在高翘欲飞的燕尾式屋脊旁边。从北护厝大门进去，可见一溜白石红砖墙体的厢房，走廊高大宽敞明亮；由走廊经过二道门后，就是后院环楼花园。北护厝及后院环楼的北面，除分别设门、窗外，还铺筑五个面临小河的台阶。南护厝下层与北护厝基本相同，一样可通后院环楼花园。上层最东面是一个钢筋混凝土梁柱支架平面的凉亭；间隔一间平屋之后，则是典雅秀丽的梳妆楼；楼前北侧有一座凌空飞架的楼梯，直通楼上屋埕，在这里极目远眺，万千气象与如画美景尽收眼底。南护厝及后院环楼的南面，因是交通要道，所以一楼设有三个凹入的大门、二个小门供行人出入。尽管“阿罗嫂”古大厝未能建完整，后院环楼的东面与北面的几间楼房仅建墙体或架设钢筋混凝土梁柱而已，但仍不失绮丽壮观，许多人观后赞叹它是一座“现代别墅花园”。

　　自宋时至近代，本地民间风俗无根本上破立，小农经济一贯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民居的布局大体一致，房屋装饰、日常器具亦世代传承，相差无几。

　　厅堂。厅堂是显耀主人的社会地位、财力、文化修养等的所在。是整座住宅装饰的重点。境内每个家庭的厅堂正中，都置一长案桌，祀一龛祖先木主，称公妈龛，有的会在龛前衔接摆设“公妈桌”，主要用于摆放祭祀品。长案桌置一佛龛，通常主祀观音菩萨、土地公，有的还供灶君公，其它神祇增减不一。长案桌上方正中壁挂着年画，有松鹤延年、牡丹富贵、福禄寿喜或百寿图、盛世升平等。厅堂两侧还有雕艺讲究的木制太师椅、茶几，用以招待客人。这种布局，现在乡村还有传统人家沿用。

　　厨房。厨房是全家人一日三餐的地方，如果没有筑灶，则整座房子就不算完工，不能谢土进厝。建房之后，首先要由地理先生确定灶口朝向，备料择日动工。较大的家庭有“双连灶”，大灶置大锅，小灶置小锅，灶腔通连一个砖砌的烟囱通屋顶。有的灶仅有大灶，另用大号烘炉作小灶，俗称“鸡母灶”。民间厨灶有几种禁忌，灶口不能直对门，也不能对墙角；不得敲打灶台，也不得在灶前啼哭；熄火时不得把火叉梗于灶口。新灶建成后，在大门口“挂青”三日，不让陌生人进屋，以免冲撞灶神。这个习俗解放后已鲜见。境内称传统的铁锅为“鼎”，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柴火是主要的炊事燃料，煮饭后会在锅底附上一层烟灰，乡下人家经常会在第二天清早煮饭前，一手提着锄头，一手提着自家的锅，在门平地上扒锅灰。这时，左邻右舍锄头刮着锅底之声此起彼伏，相通交错，汇成一曲乡村清晨序曲。60年代以后，炊事燃料逐渐用煤，灶改用蜂窝煤炉；90年代以后，已逐渐采用电炉电锅、液化气灶，因此大多筑设新式灶锅台。如今，还可见到乡村人家两种或三种燃料不同的锅灶并用。

　　厨房放置的食具和炊具，有陶器类、瓷器类的各种碗、盘、碟、瓶、钵、缸、瓮、壶等；有铁、铜类的锅、鼎、铲、勺等；有竹器类的笊篱、加箩、簸箕、米筛、吊篮、蒸笼等。用本地海产鲎的背壳制成的鲎勺因为弧形边缘平整又活软，能舀括尽锅中汁液，是用途最广的厨房用具。以上器具至今还为人们所用。

　　卧室。古式大厝的特色就是光厅暗房。因为厅堂既要奉祀祖先神明，又要待人接客，必须光亮；卧室是家人睡卧起居之处，按封建传统礼教来说，非礼勿视，必须昏暗。特别是夫妇和闺女的居室，还要在房门之前挂竹帘或布帘。一般大房为尊，其次是后房、榉头房、下房和护厝房，按家中的辈份入住。当然，如果下房或护厝房修建得更为堂皇高雅，高敞透气，那么宜尊长辈先入住。

　　房内家具最主要的是床，旧时床铺穷者有七堵、九堵，富者有十八堵、二十四堵，甚至三十六堵。“堵”是以床上三面围栏上刻花拼堵为数。后围栏称为“遮风”，上方有床架，是一列精美的抽屉柜，围栏还撑起一面图案对称的“承尘”，这些支架平平整整地把蚊帐张起。床前还配长柜形“踏斗”，有的会有踏斗两端置齐床高的柜椅。解放初期，床的款式变得更为简单、实用，改革开放后，高低床走入了千家万户，以其舒适、科学、大方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旧时卧室内的家具，还有小桌、衣橱、衣箱、梳妆箱、凳椅、脸盆架，家具上多刻有“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双凤牡丹”等构图装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组合家具的流行，使这些器具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空间。

　　水井。因为井水是旧时最重要的生活水源，所以水井也可以说是居家的重要配置。旧时在巷内路边或村头边设有公用水井，井口以花岗石雕成多孔，方便多家提水；有经济能力的人家，都要在厝内天井或厝前置一口私家水井，井口多为单孔。井口要对着天空，不能被屋檐遮挡，也不能将其覆盖；较深的井，上方设有利用滑轮原理的横杆轮上下吊桶，也有利用械杆原理设单支吊杆提水。挖井时一般先请地理先生定井位，以求不伤全村的“龙心”和左邻右舍的“风水”，然后择日动土。井挖好后，要封井三日，然后由“好命”的人揭开井盖，始许用水。现在乡村仍以挖井汲水为主，许多人家利用抽水泵抽水到屋顶水池，形成家用自来水；城区则依赖自来水公司配送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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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至建国以来

　　泉港乡间聚族而居，形成小村落，并常带以姓氏作地名或屋场名，如南埔的柯厝、施厝，山腰的陈庄、钟厝等。夯土墙民居在旧时民间也颇为流行，民国至建国初期，村民建房多建平房，房屋构造下半部分为杂石，上半部分夯土，房顶为瓦檐的民房。夯土墙是比红砖白墙还要节省的一种砌墙方式，是用红土、糯米、石灰混拌夯成。当地的雨水多，墙体上会留下了斑驳痕迹，当地的能工巧匠在墙体内加入了碎石、碎砖、碎瓷、稻草和贝壳等，使之连接得更稳固。泉港涂岭一带的山区，解放前民居均以溪石、山石、卵石垒叠为主，较富有人家才用红砖垒成墙。

　　建房前一般先请地理先生看风水、定朝向，择定下基时刻；多选择向阳背阴、依山面水和冬暖夏凉之地。然后由工匠师傅绘设计图，主人凭设计图购买泥土、木料、石头。需择洪潮和吉日、吉时动土，安土地神位，早晚焚香供果。木匠、泥水匠、石匠同日进场作业，除三餐一点心及初二、十六日“做牙”加餐外，从动土到上墙模、安装大门、安装石珠大柱、装楼园、墙筑到顶放墙模、上中梁、出水（装屋园、钉屋架、铺瓦片、压砖块等），要办7次酒席，宴请木匠、泥水匠和石匠。上脊梁时，须择好日辰，举行上梁仪式，选父母双全兄弟众多的人扶梁，梁正中悬挂红布和宝袋（内装五谷种），左右两边挂上灯笼。架梁时，燃放鞭炮，撒花生、铜币，让小孩哄抢，以求财丁兴旺。同时摆上香案，供果合牲礼，焚香祭祀神衹，祈求安居乐业，兴旺发达。祭毕，设宴招待工匠和乡亲。

　　1970年左右，泉港农村由于本地石资源丰富而木材供应紧张，因而兴建石构平屋，地板上铺红砖，白灰粉刷墙壁，无论采光、通气都有新的气象。较为普遍的是“四房看厅”、“五房看廊”平屋。“四房看厅”即中间为开敞式厅堂，两侧各有两房，厅前有门庭；“五房看廊”即五间房间前对着一条走廊，中间的房敞开，形成厅堂。上述两者厨房皆建于房侧或厅后。建房子的习俗也简化了，工匠的伙食自己处理，办酒席也只有开工、竣工和上中梁三次。有的还实行包工包料，或包工不包料等多种形式。

　　泉港民居使用石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境内丘岗连绵，石料资源丰富，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己用石板做屋面，并以三合土（白灰、砂、黄土）灌缝，至今完好无损。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还广泛采用花岗石作为建筑材料，以杂石奠基，条石砌墙，板石盖屋顶（如盖楼房，也可作楼板），梁、柱、拱、悬臂楼梯、门窗框、栏杆等建筑物构件，也全用石料。建筑工人使用石料得心应手，技术令人赞叹。石构民居外观甚少装饰，有朴素自然之美。与木结构民居相比，石结构民居具有经济耐用、寿命较长、不生白蚁、维修费用少等优点，以花岗岩石为建筑材料，也比较能够满足沿海民居抗御台风和防盐碱腐蚀的特殊要求。但石结构民居也存在着抗震性能差，石构件笨重，加工、运输及安装比较困难等缺点。

　　1980年后，人们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多以人口集中、交通方便为前提选择建房地点和房屋朝向。多数是砖木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款式新颖、明亮、通风，还向高层、套房式发展，设有客厅、卧室、书房、厨房、餐厅、卫生间、阳台等。城乡新建的居民住宅群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建成新居后，要择吉日良辰，举行乔迁新居仪式，俗称“入厝”或“过厝”。届时，全家男女老少都要穿新衣服，男的披红布，女的穿红衫（寡妇穿茄色）和黑裙，每个人都要拿一样东西，每样东西都要挂红。有的挑上盛着米的箩筐，米上面放着红模花；有的挑上盛着水的水桶，水内放着数枚银元（象征水宝盘）；还有的拿着大秤、小秤、碗筷、炊具、扫帚等。长辈走前头，循序排列。到了新居时要大放鞭炮，并举行拜天帝、祭祖先仪式。中午办酒席答谢前来庆贺乔迁的亲戚朋友。

　　旧时生活落后，大部分的农村群众几代人、几户人家同住在一座旧大厝里，拥挤、低矮、潮湿，特别是“后房角”，老鼠、蚊蝇为患，虱子咬、跳蚤叮，卫生条件很差；现在有80%以上的村民告别古屋，乔迁新房，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但许多古式大厝还有人居住，如山腰小三房古大厝群里仍然住着近千人口，其中中厝和下厝住有20多户计100多人。居住在古大厝里的人一大半是60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生活的富足，他们的儿辈或孙辈大多在外面盖了小洋楼或买了商品房，而他们依然眷恋着古大厝。许多有条件搬出去的老人执意要在古式大厝里居住，其原因不外三点：一是他们在古大厝里居住了半辈子，对这里的一砖一柱都很熟悉，怀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二是古大厝宽敞幽静，冬暖夏凉，较之水泥钢筋建成的商品房来得自由自在；三是商品房楼高梯斜而又铁门重重，老人们出入不方便，而在古大厝里，老人们能够轻易地串门拉家常，其乐融融。

　　一些传统古大厝也渐渐成为祖祠，其厅堂为家族祭祀喜庆仪式之用，虽然大部分后人都迁出去，但一些重要的红白喜事，如结婚、送终等，还是要回到这里举行仪式。在山腰小三房古大厝群，还保存着一种独特的风俗：每一座大厝的大厅除了奉祀历代祖先的灵牌，还供奉着一尊保护神，每到这些保护神的生日或忌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或仪式。如下厝尊奉的保护神是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农历四月二十三是其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下厝这一房支的后裔就要举行庆典活动，并请来戏班唱演数天，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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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旅习俗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泉港的区位特点和地理环境，对境内的行旅民俗有着极大影响。泉港区位于泉州北大门，踞于湄洲湾南岸的一隅之地，海岸线漫长，海域面积105平方公里，拥有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自古便从海港通向浙江、台湾等地。陆域以山地、丘陵为主，峭壁陡岩、峡谷溪流无数。泉港人为了拓展活动空间，发展经济文化，自古以来，修路、建桥、造船不断，努力改善行旅的交通条件，并形成相应的行旅民俗。

　　《返回水陆交通

　　泉港北通省会福州，南抵泉州漳州，自古以来就是官民商旅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有一条“官马大道”从境内的涂岭镇通过，并在驿坂建有古驿站，驿坂之名也由此而来。在驿坂之北的古驿道上，至今还保存着一条弥漫着明清风情的涂岭古街。

　　古街长1000多米，宽约2米，南起涂岭中心小学，北至镇政府旧址，以各种颜色的鹅卵石铺筑，旁边砌有排水沟。两边齐整的店面、参差的民居和低矮的露天厕所，以及百年古井，也都是鹅卵石所砌，色彩斑爛，外形滑润，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情。明清时期，许多赴省城或京都赶考的学子、巡察办差的官吏、南来北往的商贩，都在这里的商铺和客栈汇集。

　　由于境内多溪流，常见在通道过溪流处铺建桥梁。明嘉靖《惠安县志》称：“邑之跨溪谷间，疏潮汐，越沟渠而为桥梁者，不可胜数。”“惟取其临要冲大道，工巨而利溥者。”现惠安泉港两地仍存包括洛阳桥在内的五座古桥，大德桥和无量桥各占其一，是两座处于古代官道上的重要桥梁。

　　大德桥。位于涂岭镇，始建于宋代泉州造桥热潮期间，清朝经过两次重修。其处于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官路”上，作为一道交通要塞，横跨在驿坂溪上。《惠安风土志》称这条溪“是本县惟一可圈可点的溪，终年四季，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下雨时候，志得意满，奔腾澎湃，沟浍皆盈”。据说原来大德桥南起大德山麓（清道光二十九年知县同卜年重修碑记原来便立于大德山下），北接驿坂街（现在的驿坂街道原来也是桥的一部分，街尾以南大片农田就是当时的溪底沼泽地淤积日高而成）。按此推测，原来的大德桥至少长250米以上，是仅次于安平桥、洛阳桥的天下名桥，分享“泉州桥梁甲闽中”的美誉并不为过。这座古桥随着上游陈田、菱溪水库的修建和地形的变化，桥身大部分废圮无存。现残存的大德桥为石墩石梁桥，南北走向，长24米，宽3.2米，高2米；三孔四墩，每孔跨度5.3米，长方形桥墩上端叠梁出檐，桥面各节由五条石板铺成，桥板条石最长5.9米，最宽0.7米，最厚0.4米，现在仍为乡间交通要道。

　　无量桥。也位于涂岭镇，横跨南田村溪头溪。桥始建于宋元时期，它也处于古驿道上，曾发挥着重大作用，明嘉靖《惠安县志》记载其为十七座古桥之一。相传无量桥早期原为木桥，由大圆柱杉木架设而成，桥板随溪水涨落而上下浮动，因此而得名“浮动桥”，后民间也谐音称为“浮浪桥”、“芙蓉桥”。至清雍正年间修造成石墩石梁桥，后来又经过三次重修。现此桥为20世纪60年代重造，长30多米，宽1.8米，四孔五墩。桥面每节原由五条石板铺成，现各剩四条，最长的5.4米，最宽的0.65米，厚0.25米。桥墩用长石条犬牙状交错垒砌而成，桥墩两侧俱作舟尖形状以分水势减轻冲力，把桥身与桥墩连结成牢固的整体。这座桥尚保存完好，仍作乡间通道，车辆出入较少，但行人来往不绝。

　　大德和无量两座桥的桥名，正好应了本地流行的一句俗语：“铺桥造路，功德无量。”民间认为：“铺桥造路，甲好烧香。”自古以来，官吏乡绅、有识人士普遍热心出资造桥修路，造福一方百姓。如蔡襄之母舅、泉港人卢锡不入仕途，乐善好施，其协助蔡襄主持建造举世闻名的惠安洛阳桥，历时六年多，耗资1400万钱，这些钱都是卢锡等人募捐集资而来，没动用过国库分文。

　　又如涂岭古街原为杂石铺成，是贯穿福厦古驿道的其中一段，因年久失修，每逢雨天，污泥四溅。康乾时期，乡贤陈文辉出资重建，方便往来过客。大德、无量两桥共修建7次，4次以上为民间急公好义之士出资玉成。以前乡贤在神灵前烧香许愿时，也有许以心想事成之后，修筑乡间道路和小桥之愿，表示其虔诚之心。清同治年间南埔镇施厝女子施氏天生丽质，书织兼通，发愿：“若能嫁为贵人妇，誓在溪（施厝村中之溪）上建桥，造福梓里。”后果然嫁肖厝人奉政大夫肖继光，富贵双全，便央告其夫心愿，肖继光也乐为其事，雇工匠以石筑成通联七八个乡村的兰陵桥。泉港许多华侨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后也慷慨解囊，修路造桥，改善故乡的交通条件，在社会上频频传为佳话。如龙马溪横贯界山镇境内，其阔20余米，处于东张村路段的溪桥是两个镇二十多个乡村的交通要道，解放初溪桥出现险情。1963年，界山籍华侨筹集资金，及时建筑了一座石拱桥。家乡人民为纪念此事，遂将此桥称为“华侨桥”。

　　乡人筑路建桥，亦有一番礼仪。筑路时要先择日动土，安土地神位，焚香供果，初二、十六“做牙”。路建好后，过去是选夫妻双寿的长辈剪彩，现在则由出资者和有名望的人士剪彩；旧时剪彩后，由男人先行，妇女在后，现不拘此俗。建桥时也要择日动工，旧时要推选村里大房大姓、子孙众多、家资富有的长辈动土。动土时安上土地神位和鲁班神位，焚香供果。动工后，初二、十六要“做牙”，祈求建桥施工安全。建桥完工后，要举办酒席宴请建桥有功人员，并进行“谢土”。古时桥建成后，还要让村里36岁当爷爷的人牵孙过桥，算是“开桥”，然后才让众人过桥。

　　清嘉庆版的《惠安县志》载：“岁暮，商贩以入兴泉，鸡鹅羊豕（猪）大抵由吾邑往者多也。滨海业海，亦不废田事。自青山以往，业盐又出细白布，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泉港古有“农商税赋半惠安”之称，又拥有大型盐场，“业盐又出细白布，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通商风气如此之盛，若从陆路，必经官道，若从水路，则从境内各渔村港口。泉港海岸线漫长，海域面积105平方公里，《泉州渔业专辑》载，峰尾在宋朝中期就有捕鱼人家往福宁府（今宁德霞浦）一带作业，明朝初期，渔船已常往浙江、台湾作业。宋元时期，泉港的渔民商人便从境内海港通向宁德、浙江、关东、台湾、香港等地。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出洋“讨吃”，便是从家乡扬帆出海。

　　随着时代的进步，泉港已发展成新兴石化基地和现代化港口新城，324国道穿境而过，泉港和福州、厦门分别相距100多公里，处于福州、厦门两个对台试点直航口岸的中间，是闽东海陆交通的重要通道。与上海港相距510海里，与广州相距540海里，距台中97海里，是最理想的通台、通商、通航口岸。区域内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福厦高速公路穿过泉港区，并有2个出入口；区内“四横三竖”路网已经形成，连接324国道与码头的通港路和连接324国道与城区的驿峰路两条城市主干道宽敞清洁；漳泉肖铁路货运量不断增多，全长34公里的泉州沿海大通道泉港段即将全线通车；规划中的福厦高速铁路穿境而过。现代化的海陆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使泉港交通风情更显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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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旅工具

　　人类最早的行旅工具是畜力，它是随着在狩猎经济基础上的家畜饲养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后来最迟于夏朝，人们开始使用车辇。车辇在行旅民俗上影响最为深远，那时用牛马拉的叫车，用人力拉的叫辇。古时驾车最早用牛，后来才用马。旧时的牛车、马车多用于运输货物，载人较少。俗语说“北马南舟”，实际上马匹在泉港古代陆路行旅方面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不过多为官宦之家或是富家子弟所用。轿子始于晋代，那时称肩舆，至宋代才正式称为轿。泉港民间旧时广泛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南宋时任过泉州知州的王十朋，在其吟咏洛阳桥诗中有“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肩舆走骇牧”之句。这是说，当时洛阳桥上南来北往的人们，步行、坐轿、骑马者均有。泉港惠安本属同邑，其时交通工具的使用应无所差别。但旧时能借助交通工具的多为官绅富人，民众出门办事、访亲会友通常都是步行，只有嫁女、病人外出就医时才坐轿，跨县跋涉才坐车。

　　泉港近现代交通工具的革新，与福建沿海其他地方一样。民国时独轮车、板车、人力车（黄包车）、自行车、三轮车等相继出现。上世纪50至60年代，马车曾是境内主要客货运输工具，70年代后逐渐被自行车、三轮车取代。后来由于摩托车、汽车投入营运，自行车运载功能逐渐减弱。今日，泉港的行旅民俗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就陆路交通而言，自行车和摩托车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出门代步工具。企事业单位普遍配置小轿车，不少富裕人家也购置了私人轿车。公交车穿越于各个乡镇，城区的“的士”招手即停。人们要远行，可以坐车走高速公路，还可以到晋江、福州等机场乘飞机，还可以坐客轮走水路。人们出门可昼夜兼程，不受时间限制。交通工具的进步和道路的畅通，大大地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涉水用船，泉港人很早就运用舟船从水路进行交通行旅。早在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沿海半岛聚居，过着捕鱼、捞贝和采集的生活，与舟楫结下不解之缘。至唐神龙、景龙年间（公元705—710年），峰尾、沙格二澳就有连家船的记载：“其居址常在船中，或结庐海边，随时移徙。”清代中叶，南埔镇肖厝村人移居到隔水相望的惠屿岛，成为这座孤岛的拓荒者，并繁衍成村。惠屿与外界交流全部依靠舟揖，撑船近一小时，便到对岸肖厝村，驱舟往北，不久可达莆田、仙游两邑。但自古以来，泉港人主要是把船用于货运和捕鱼，用于客运的较少，通常用于商运、客运的船只有以下几种：

　　竹排。用绳索捆扎成排的大竹筒而成，没有舷舱、桅杆，使用槁、橹、桨操纵推进。这是一种原始的渔业生产工具，安全系数较低，来往速度缓慢。平时可作为近距离水域摆渡之用，也用于母船与海边码头之间卸货或渡人。

　　阔头。木质结构，长5米、宽1.6米左右，有舷坡、开口舱，没桅杆，使用槁橹推进，载重一吨左右。是一种简易的渔业工具，也是近距离水域的摆渡工具，商运船常用它把人员、货物运往海边或码头。

　　舢板。木质结构，头尖尾宽；也有阔头船，稍大，有舷舱，没桅杆，或用竹杆作桅，挂小布帆，载重1至2吨，通常用槁、橹、桨推进。渔业上用于配合大钓船进行生产，平时作为大钓船运载人员和货物的摆渡工具。

　　商船。即商业运输船，泉港古时富庶商家北通关东，南往香港，便全赖于其。当时商运船装载量是40至80吨，船上有2至3支桅杆，使用布帆作为推进动力。因有海盗骚扰，泉港的商船元末清初始仿照官船进行装饰，在船舷两边雕绘五个“回”字形的黑色图案，酷似枪炮架孔，俗称“黑皮五青案”。峰尾船上的相应部位有十二生肖称谓，如鼠桥、牛栏、虎口、兔厕、龙骨、蛇皮、马面、羊角、猴头、鸡橱、狗齿、猪架等。至民国时期，商运船还配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并雇枪手随船保驾护航。

　　民国时期，泉港海域机帆船投入运输，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在木帆船上安装柴油机和螺旋桨，使之成为机帆船，80年代后，木帆船逐渐被机动船取代。现在惠屿岛已发展成为区内富有特色的风俗旅游景点，游客往返皆用机动客船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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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旅礼节

　　送顺风。有人即将出门远行，亲戚朋友和兄弟姐妹要为其进行“送顺风”。大家送去线面、猪肉、鸡蛋等礼品，表示饯行，祝贺远行之人旅途平安。建国后，分配到远地工作和入伍参军的，亲友也送去礼品和礼金。这时主人收下路费和礼品，暂不回礼，等以后返乡时再行答谢。

　　泉港是闽南著名侨乡，现总人口36.72万人，却有37万海外侨胞。清朝和民国时期出外的华侨多为贫苦劳动人民，他们大多是肩负一家人的生计，到海外谋生的。华侨出洋前须先“拜公妈”，即到祖厝厅焚香拜祖辞行，并祈求祖宗神灵庇佑安全渡洋，在侨居地兴旺发达，然后向亲友告别。亲友都要来送顺风，有的还设宴办“送顺风桌”。家人在为出洋亲人准备行装时，须为其装上一小包泥土和一小瓶井水，寓有饮水思源、不忘故土之意，临行时，家人还须煮四个甜鸡蛋，放在家中的水缸盖上，让出洋亲人吃下，以预祝来日甜蜜圆满。出洋人要特意在水缸边食用，也是包含“饮水思源”之意。当出洋者辞别家人，走出大门后，还要“三回头”，看望故居，表示自己出洋后，不会忘记家园亲人，争取早日归里与家人团圆。抵达侨居地后，要及时向家里和亲友寄信或寄钱，以告知家人及亲友平安抵达，或答谢“送顺风”之情。

　　接风。亲戚朋友和兄弟姐妹从远方回家或探亲，要送去线面、猪肉、鸡蛋等礼品，对其平安返回故里表示祝贺。这时受接风的人用煮点心招待大家，把送来的礼品象征性地收一点，并以毛巾、肥皂等回赠，有的也以布料相赠。

　　华侨返归故里，亲友们闻讯都要赶来看望和“接风”，甚至设宴为其接风洗尘，俗称“脱草鞋”。这大概因为早期华侨因交通不便，且也表示自己不忘本，故多脚着草鞋走进家门。随着时代的演变和交通的发展，归里华侨都西装革履，以车代步，直抵家门，但“脱草鞋”之称已相沿成俗。华侨则向为其“脱草鞋”的亲友逐一回赠从海外带回的礼品。

　　坐碓臼。妇女如果远嫁，或外出长期没回娘家，回到娘家时就要“坐碓臼”。所谓的“坐碓臼”，是指12年以上没有回娘家的妇女回娘家时，须带一瓶花生油、一个米筛，走到娘家门口或附近，见有碓臼就把米筛顶在头上遮天，蹲坐碓臼内，表示忏悔。然后由娘家亲人出来迎接，把瓶中的花生油顺着碓臼倒注少许，口念：“由（油）你来，由（油）你去。”表示亲人已经谅解她了，并希望她常回娘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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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崇敬

　　泉港区内群众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以佛教信徒最多。此外，民间信仰相沿久远、神祗甚多，主要敬奉妈祖等女神、关羽等英杰，土地公、五爷公等神灵；供奉不知名的乡土神祗小宫庙则多达千余座。

　　泉港的信仰风俗最大的特色就是儒释道与民间封神、祖先信仰水乳交融。由于宗教逐步走向世俗化，有些寺庙把佛、道、乡土神祗一起奉祀，兼容并蓄，拥有不少信教群众。泉港宗教文化丰富多彩，是构成泉港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种宗教的传播发展，对于泉港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风俗民情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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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教信仰

　　公元前6世纪，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这几个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诞生在世界东方。释迦牟尼的哲学被奉为宗教，形成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泉州素有“泉南佛国”、“闽南蓬莱”之称。处于泉州之北部的泉港地区，东晋时期境内最高峰笔架山上就建有寺宇，唐五代时兴建天湖岩寺、云门寺、太白峰寺、离相寺等寺院，这与当时主政者的信仰与倡导是分不开的。当时随着整个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从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的“誓愿归佛”至先后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等人尊佛，泉港的佛教也呈兴旺态势。宋代以后，因儒道释逐渐融合，泉港的佛教渐趋世俗化，但仍继续发展，直到清朝才逐渐衰落，鲜有新建佛寺。宋明二代扩增的佛寺中，如今较为闻名的有山头寺、虎岩寺、九峰寺、重光寺和清莲庵等。一些寺院也在历史进程中，因各种原由倒塌凐没，如境内宋代名寺龙塔寺（其遗址位于山腰街道塔山），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区内现有佛教寺庵92座，其中十多座建筑精美的寺院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这些禅寺历经千百年的兴废轮回，经过信众和侨胞献资修建，时逢盛世又焕发魅力，与周围的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与当地信仰习俗互为交融，展现出东南沿海一隅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和独特的人文景观。

　　泉港佛教与海外各地的关系源远流长，是泉州佛教向海外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如民国时期在太白峰寺修行的达明禅师远渡重洋，到新加坡布法，得到新加坡佛教界的普遍赞许，被推为佛教总会副主席。

　　界山镇清莲庵可以说是近代泉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佛教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清莲庵本是寺堂，第四任住持兴辉禅师远渡重洋，往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布法，后定居马来西亚引渡信众；第五、六任住持行亮、肃亮禅师本为夫妻，一夜同梦观音送花，翌日发愿出家同修，后来行亮亦云游东南亚诸国，先后被邀往印尼地藏殿及关帝庙“护香”重兴，清莲庵因此与印尼地藏殿、关帝庙同谱记载；第六代弟子高参和尚上世纪50年代为双林寺方丈，在新加坡兴建寺院9座，名震东南亚。清朝同治年间，时行亮禅师在新加坡双林寺任住持，汇款给在堂主持的肃亮禅师，填塘拓建，寺院面貌为之一新。由于肃亮禅师只收女尼，便改良德堂为清莲庵。行亮禅师兴建的其中两列两层僧舍至今坚固如初，当时的一个门匾至今还存在庵中，庵内至今还完好保存着行亮遗下的铜佛、铜炉、戒珠、经书、佛衣和刻有行亮书写禅联“清风明月临三界，莲座慈云普十方”的石柱。

　　改革开放以来，泉港佛教界与海外佛教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与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泉港十多座寺宇庵堂的修建，多由海外侨僧、信众出资。如上述清莲庵的第五任住持行亮禅师在印尼的谪传弟子法禅、成雄、睿振等侨僧，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心出资，为清莲庵翻建大雄宝殿、观音阁、僧舍楼三座大楼，整个寺院更为巍然壮观。

　　泉港佛教在一千多年以来，为了适应时势的变化而逐渐世俗化，愈来愈与民俗和民间杂神信仰结合，延至清末，出现了皈依佛门的“菜姑”这种特殊现象。民国时期，境内寺院半数以上为“菜姑”住持。这时也出现了寺庙道观佛、道、杂神共祀现象。如涂岭山头寺、界山九峰寺之侧建有奉祭天帝的天地殿、九云殿；肖厝怀恩寺于清朝初建时为天华堂，仙佛同居一堂；南埔重光寺后殿如来、观音和关羽同祀，其照墙上绘有大幅八仙过海图；峰尾永全社既祀观音，又祀妈祖、陈靖姑、社神、关羽等。信众释道不分，仙佛同礼，正如人们还习惯上把奉祀何氏九仙的九真观称为燕山寺。

　　1980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寺产，僧尼返寺，相关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近年来，区宗教部门组织成立了佛教协会，进一步加强了全区佛教界的联系和对外的交流。泉港佛教界秉承“慈悲为怀”的理念，以出世的佛学思想，做入世的慈善事业，为构造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如许多寺庵堂收容了一些被弃女婴或残障儿童，抚养培育成人。挂靠在肖厝怀恩寺的慈善福利协会，历年来筹措并支出公益资金400多万元。泉港佛教逐步走上正常轨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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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信仰

　　佛祖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是族人对他的尊称，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祖居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他的母亲人称摩耶夫人，是邻国拘利族无臂国王的女儿。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诞生时，“普放大光，照三千界”，“佛星下现，侍太子生”，“虚空无云，自然而雨”。总之，这位非常人物的诞生有种种异兆，他的生年有公元前687年和前622年等不同的说法，但佛典明确记载他的诞辰为农历四月初八。

　　传说摩耶夫人在分娩前夕，按照古印度的习俗回娘家生产。当她路过蓝毗尼花园（即腊伐尼林）时，见花园有一棵无忧树，其上花色鲜美，香气四溢。摩耶夫人在举手摘取无忧树上的鲜花时，释迦牟尼从她的右肋下生出。

　　这位王子生来就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他也目睹了人间的种种痛苦，引发了寻求真理的念头。29岁时，他皈依沙门，抛弃王位、宗族，周游印度，遍访名师，“日食一麻或一麦”。那时的印度人认为通过苦修手段可以获得知识。乔答摩经过6年多的苦修，意识到寻求人类真谛不能靠折磨肉体的苦行生活，于是去尼禅河边洗去身上积垢，又得到牧羊女的乳糜喝，于是体力渐渐恢复。

　　乔答摩离开苦行林，向伽椰山上走去，在毕钵罗树下正襟危坐，并起誓：若不证得“无上正觉”，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经过七天七夜，乔答摩终于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即“腊八节”）恍然大悟而证得“菩提”。

　　因释迦牟尼为佛教祖师，故人称佛祖，泉港人也大多以此称之。凡有寺院，必有大雄宝殿（或三宝殿）主供佛祖。境内信众坚信佛祖为“天地神人鬼”五界法力最为高强者，他能够除恶庇弱，扶危济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故常到佛祖圣像下烧香叩拜，借以保境安民、祈福解危、超度亡魂。

　　在农历四月初八佛祖生日，各寺庵和在家修行者诵经奉祀，举行佛事活动，邻近善男信女亦到寺内以果合礼佛，并烧贡金纸银，放鞭炮，祈求佛主庇佑。泉港一些乡村世代相袭认为，这一天佛主会出示一些自然现象来预兆收成，如清晨放牛出栏，牛如果哞哞叫，则预示早稻收获时节会多雨，要注意稻草腐烂；如果当天下雨，则预示今年果树收成不佳，百果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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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信仰

　　观音亦称观音菩萨、观音大士，原称观世音，于唐代因避世宗讳而去掉“世”字。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又译作“光世音”、“观自在”等，意即神通广大的观世音，时时都在观照着世间受苦受难的众生，一旦称诵其名，她就立刻前往解救。庙堂里，观音一般放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大雄宝殿之后的大悲殿来供奉，而她在民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却远远超过了佛祖，成为人们意识中的“佛祖”的化身，普遍认为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既能消灾添福寿，又能许诺人们的世俗愿望的祈求。

　　公元前5世纪，佛教接纳印度婆罗门教的善神双马神童，将其化成一位慈善菩萨，叫“马头观世音”。后来佛教徒把观世音人格化，变成一位威武的伟丈夫，并创造了观世音出身王族的新身世。据《悲华经》的说法，观世音是转轮圣王无净念的太子，他修行时立下宏愿，要断绝众生诸苦和烦恼，佛祖便给他取名为观世音。

　　观世音大约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的。随着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南北朝时出现了大批尼姑和女信徒。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根，必须造出一位女菩萨，满足民间信众的愿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观世音的身上。首先他是善神，其次他有33种化身，可男可女，因此干脆就让他变为女菩萨，这大约在隋唐时期。

　　到了北宋，中国人又创造了新的观音的身世。说是有位妙庄王，生了3个女儿，三女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二女高高兴兴嫁出去了，三女儿妙善死也不肯出嫁，执意出家。庄王大怒，把妙善赶出王宫。妙善就到深山修行，成为香山仙长。后来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作药引子。大姐、二姐都不肯作出牺牲，只有出家的妙善献出自己的手眼，救了父亲的命。佛祖被其孝心感动，便赏她一千只手，一千只眼，使之成为千手千眼的观世音。

　　观音可以说是泉港民间最流行的信仰。明清时期，观音崇拜进入百姓家。农家厅堂的神龛，除了供奉“天地君亲师”或“历代先祖之神位”外，大多同时敬奉观音，每逢“观音妈生”备三道面三道斋菜，烧香祭拜。有虔诚者每日早晚都在观音神像前烧一束香，甚至有些妇女终生吃素奉祀观音，称“观音妈斋”。人们如遇难，则呼“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子，则祈“观音送子”，有子，则往往“契”给观音做干儿子。男人把观音看作是无所不能的仙女，女人更把她视为可以倾吐秘密又可得到她真诚帮助的贴心人。

　　据说观音诞生于农历二月十九，成道于六月十九，涅槃于九月十九，这三日泉港人皆称为“观音妈生”。每逢这三日，信众纷纷到就近的寺庵烧香祈祷，虔诚者每逢初一、十五前往焚香祈祷，有一些斋会还自己组建“观音堂”。一般的佛院，如果建有两座佛殿，其中一座则往往是大悲殿（或观音阁）。九峰寺大悲殿的观音端坐莲花塑像通高5米，为区域内最高的神佛塑像。峰尾永全社本是主祀社神的，却将观音供在中殿，其它神灵则供在偏殿，可见人们对观音信仰之深。

　　观音崇拜在民间历久不衰，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许许多多并不了解观世音来历的善男信女对观音的崇拜，其实他们只是寄托一种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追求，于民风民俗不无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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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道教信仰

　　东晋时期，有道人在境内笔架山修行，并建宫宇祀仙。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泉州港口经济的辐射，道教在泉港逐步兴盛。唐咸通年间（860－874年），著名的道教学者罗隐流寓闽中，尝游泉港涂岭秀溪，其行踪被人们附上神奇的浪漫色彩，编成《垂钓蛟龙》、《小溪不出大鱼》等故事广为流传。沙格灵慈宫和瑞云殿、涂岭乌石宫、诚峰东岳庙等境内较有名气的宫庙即是宋时始建。随着历代朝廷追封妈祖等地方道教神，泉港道教逐步走向世俗化，不断兴建了大批宫观庙宇和修真岩洞，多达数十座。道士多属正一派的火居道士，散处民间，影响较大。

　　明清以后世俗化进程加快，许多民间信仰的神祗纳入道教范围，其中包括一些历史人物和民间人士被民间尊奉为神的神祗。与道教渊源密切的民间信仰也颇兴盛，境内各种民间信仰的神庙达数百座。儒、道、释合一的特点在宋代已开始出现，经元、明、清三代，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神团系统。在道教神团系统里，有孔夫子、关夫子、玄天上帝、如来佛祖、菩萨、十八罗汉、地府阎君、保生大帝、天妃和不知名的王爷、夫人妈，还有历史人物张巡、许远等等。可谓儒、道、释和杂神济济一堂。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十分普遍，因此，一些道教宫观逐渐被改造成以祀佛为主的寺宇，同样，也有一些佛教寺院被改造成为道教神仙为主的宫观。

　　泉港道教至现代已近衰微，“文革”期间又遭摧残，直至1979年后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才复苏。2004年泉港区道教协会成立，现全区有道教场所42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境内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宫观纷纷修葺翻建，恢复宗教活动。沙格灵慈宫和瑞云殿、涂岭乌石宫、诚峰东岳庙、梧坑石山宫、埭港龙见宫、涂坑白石宫、郭厝莲山宫、坝头龙凤宫、坑内青狮洞、邱厝青龙洞、峰尾义烈庙、燕山九真观等大批宫观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宫庙主殿建筑形式都采用重檐歇山顶建筑，整体美观稳重，内部空间廓大，是闽南地区的典型古建筑群。其中灵慈宫中造型别致的清时石雕龙柱、木构藻井和剪碗雕塑，无不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这些宫观也是文人墨客雅集以及群众朝拜礼敬或游玩观赏的地方。

　　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在唐宋，尤其是明清以后，大量先民移居海外或往台湾开拓，他们的足迹遍及台湾、东南亚、日本乃至欧、美洲等地，传统的道教信仰和习俗也移植到他乡异国。古代移民在漂洋过海谋生时，为祈求旅途平安，特地到各自崇信的庙宇祈祷、许愿，并取香火随身携带。他们为不忘故土和感念神恩，陆继建起各种庙宇供奉家乡带去的神祗。又往往把客居地所建的庙宇冠上故乡的地名或祖庙的名称。这种自发性的民间传播不但分布面广，且流传许多神异的传说。旅外同胞把家乡的神祗视为在海外生存、发展的保护神，这种传统信仰深深扎根在各地华人社会中。这种“神缘”关系也是他们同故乡联系的重要纽带。

　　泉港地处沿海，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隔海相望，因此与海外道教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现在每年都有分灵到港澳台及海外的宫观信众来泉港祖庭谒祖进香。如涂岭乌石宫是台湾高雄市一甲的美泰宫的祖殿，东南亚一带，特别是台湾地区多家宫庙的善男信女纷至沓来谒拜，每年达十多批次。沙格灵慈宫还保存着清乾隆御封妈祖“海天元后”金匾等文物，这些文物曾由省文化厅奉往台湾展出，成为弘扬妈祖文化，凝聚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同胞情感的纽带。

　　道教对泉港社会民俗各个方面产生过深刻广泛的影响，至今仍然留有痕迹。正月初九叫“天公生”，为天上玉皇大帝的生日，要举行各种活动“祈年拜天”。按旧俗，每年正月，不少村落举行游神活动，自白天至深夜，盛况空前。延续至今，便成了“出游”民俗活动。正月十五天官赐福，各家要祭祀祖先和吃元宵丸。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家家户户大门插松艾避邪，旧时以纸扎大舟和五方瘟神，然后焚之。七月初七，为七娘妈神诞，各家设神案敬七娘妈。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据传是日地官赦罪，各家做“普度”祭祀祖先和无主鬼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据传水官解厄，亦有沿溪河居民做“水普”。普度期间，有的村庄还会组织演“打城戏”，打城戏是道士或和尚演的超度亡灵的故事。最初是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灵时，桌上扎一个纸城，寓意亡灵囚于城中受苦，救苦道士要引渡亡灵出城，最后破城门而入，救出亡灵，之后根据社会的需求，情节逐渐扩大，形成戏剧。十二月廿三（或廿四）谓之“送神”日，据传是日众神上天，各家设酒菜佳肴送之，希望在天帝面前多讲好话。十二月廿九或三十，各家隆重祭祀神和祖先，“烧过年金”，吃团圆饭。此外，每月初二、十六要祭土地公。还有许多铺、境、村的道教俗神的生日，也都演变成为一方民俗节日。

　　境内还有雕刻石狮镇风、镇邪的道教风俗。堪舆家认为“甲卯风为风水之大忌”，故刻“石头风狮”以镇风。现在则发展为石狮镇邪，往往于大门口两旁各竖立一石狮，昂首雄踞，既是作为镇邪之用，亦可作为艺术品点缀。还有一种与道教有关的风俗，即私家住宅的墙面上刻上一个狮头，或安上一块刻有“石敢当”三字的石块镇邪。“石敢当”据传是古代大力神，专司抓鬼、镇邪。据《闽中金石志》载，宋庆历五年（1045年），张纬知莆田，“再新县中堂，治地得石，铭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大历五年（770年）四月十日也。”可见，“石敢当”还为儒家的教化服务。

　　庙会是道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体现，一般在宫庙神灵圣诞日、升天日或金身重光时，宫庙所在的村境便会举行盛大的祭拜典礼。供奉祭品的八仙桌常常分为几列，从宫宇之内排起，一直排到门外大埕，境内供品主要有粿糕、斋果、牲礼和天地灯等，参加典礼的信女清一色红衫红裤，有时为示隆重和虔诚，善男也礼帽轻裘前往许愿谢恩。庙会期间，善男信女烧大香，拥神像，抬香鼓亭，打龙凤旗，并请来戏班演戏酬神。这时外来宗亲甚至侨亲都会前来祭拜，村境之内锣鼓喧天，人声沸腾。

　　此外，民间婚事要举行“拜天”、“谢地”庆典，要测算“生辰八字”；民间的求子和其他妇幼问题，即找七娘妈等祈祷；寿庆要拜天、谢天；丧事要做功德，超度亡魂；破土建屋要举行“上梁”、“谢土”等仪式；造船航海，从开斧动工到造龙骨、安桅、安龙目、钉头钧、下水，都要举行法事；有的人家还在屋梁上、门楣上、厅堂中、照墙上等，悬挂八卦图案；还有，古代丧葬，下葬处要埋下“买地券”，标明墓地四至，写上道教咒语，并于墓地树石碑，上刻“土地神”（即土地公）三个大字，此葬俗今已演变为树“后土”石碑。这些习俗，都与道教息息相关。

　　道教还丰富了境内的民间传说。著名的有道学者罗隐游历泉港的传奇故事；何氏九仙之母舅范侯公修行笔架山的故事；还有“乌面妈祖”陈靖姑涂岭扶危救难，铁拐李与何仙青狮洞谈经，刘益娘布法助毛伯温等故事，为境内人民世代流传，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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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帝信仰

　　“天”作为至高无上的神，是在人间有了至高无上的奴隶主君主以后才出现的。《尚书·召诰》中有“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商周时期，形成较系统的以“天”为核心的天命论，成为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支柱。国人的敬天思想是非常突出的，认为天乃宇宙的主宰者，对万物具有强大的统治力。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皇帝被称为“天子”。天子也必须顺应天意，如果违反了，就丧失天命，就会有一位真命天子来取代他。统治者代“天”统治人间，每年都要举行极隆重的祭天典礼，并下令各州、县也要祭天。

　　后来道教将这种敬天思想转化过来，将“天”人格化，尊天为“昊天上帝”、“玄穹高上帝”或“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俗称玉皇大帝。在道教神祇体系内，玉皇大帝的地位居于三清尊神之下，是三清所化身的天界第一位尊神，居玉清宫，上掌三十六天、三千世界，总枢百神，下辖七十二地，四大部洲，掌管天上诸神、仙、佛，以及人间亿万生灵，玉皇大帝在天庭地位至为尊贵，统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众神，所以民间习俗在祭拜天公生时，也是非常慎重。

　　泉港民间称“天”为“天公”、“天帝”、“天帝公”等，相信人间的一切祸福终由天定。人们在发迹通泰时，欢天喜地感谢它；遇到危难或不幸时，也总是要呼天唤地祈求它。无论什么祭奠，都少不了要先拜天帝，再拜其它神灵。百姓普遍认为，“天”最能主持公道，明察秋毫，所以碰到双方争执不休、难以判明的事情，往往要对“天”赌咒发誓，来表明自己清白或有理。人们认为天公至高无上，最具权威，无“相”足以显示，因此一般人家不敢随意雕塑、供奉他的神像，而以“天公炉”及“天公座”来象征。一般庙宇都有一座天公炉安置于庙前，朝拜时要向外朝天膜拜，这是烧香的起码礼仪。泉港九峰山上的九云殿、莲石山上的天地殿、沙格村的瑞云殿等，主奉的便是玉皇大帝。

　　每年农历正月初九是天公生。正月是一年之始，四季之首，为木气之始。“九”为数字之极尊，代表着极大、极多、极高，所以一年中第一个初九日就被道教定为玉帝的诞辰。是日道观要举行盛大的祝寿道场，诵经礼忏，远近善信纷纷前来烧香膜拜。

　　民间正月初九祭拜天公时最传统的大礼是：打开大门，穿戴整齐，并依长幼顺序上香，行三跪九叩礼。有的也行八拜之礼，并口中念念有词：

　　一拜天堂金玉满堂，二拜富贵子孙旺众，

　　三拜荣华子孙繁华，四拜子孙四方八达，

　　五拜子孙五世同堂，六拜子孙尊祖敬宗，

　　七拜子孙寿星添旺，八拜子孙内外旺众。

　　现代一般信众则往往只有上香祝祷而已。祭拜后，即烧金纸。敬天公的大红烛是新的，香炉是专用的，烧的纸钱也是特制的“天公金”。“天公金”较一般纸钱大，正方形，刷金箔，可见民众敬奉天公之虔诚。境内正月初九天公生的民俗在第一章之《春季节俗》已具体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正月初九这个节日，据说腊月廿五为玉皇大帝巡察人间的日子，道观也要举办道场迎驾。民间叩谢天恩也不限于以上节日，旧时，人们丰年谢天赐福，灾年祈天消灾，全村、全铺要请道士举办“天香清醮”道场，俗称“做天香”或“谢天”。现在人们在结婚、生子、寿庆、起厝等喜庆之日，以及祈求如愿、厄难解脱之后，也要举行拜天、谢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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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生大帝信仰

　　保生大帝，又称大道公、吴真君，即吴夲。吴夲字华基，号云东，祖居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同安）之白礁乡。父名吴通，母黄氏。吴夲出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十五日。据传吴夲出生时，其母曾在恍惚中见神人护童子到房门说：“此乃紫微星。”吴夲幼年时颖悟绝伦，夙具道性。稍长，博通天文地理、礼乐诸书，尤其擅长医术。17岁始遍游名山，遇异人泛槎，邀请登舟，上昆仑，进见西王母，授以济世神方及驱邪术。回家后，悟道精修，不茹荤，不纳室，由贡举官至御史。

　　吴夲独契玄机妙道，深明三五飞步之法，以刀圭符法，救济世人。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漳泉旱荒，民艰於食，吴夲散财运粮济急。越年，漳泉一带又起瘴疟，魔怪为害。吴夲奔走四方，以高超医术活人无数，备受泉郡百姓敬重。吴夲之主要神迹是除瘴医病。清同治《福建通志》称吴夲“业医活人，按病与药，如矢破的。或吸气嘘水以饮病者，虽沉痼奇怪叵晓之状，亦就痊愈”。景佑三年（1036年）五月初二，吴夲羽化于漳州白礁，乘鹤升天。宋高宗绍兴年间颁诏立庙于白礁和青礁。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赐号大道真人。明太祖时，敕封为昊天御史医灵真君。明洪熙元年（1425年）加封为慈济医灵妙道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闽书》记载，明永乐中（1403—1424年）文皇后患乳疾，梦道人献方，牵红丝线缠乳上，灸之，乳疾顿消。遣使访之，始知乃吴夲试药，即敕封吴夲“保生大帝”之名号以及龙袍一袭。

　　民间相传保生大帝即召神兵，祛厉鬼，符咒兼施，民赖痊安。泉州一带、台湾地区北部以及东南亚泉州人士集中居住的地方，多建有奉祀保生大帝的庙观或殿堂。每年的三月十五保生大帝神诞之日，信众都要奉祀大道公，以祈求身体健康，无病消灾。

　　泉港境内信奉保生大帝以涂岭为最，宋绍兴年间涂岭街就建有龙济宫，并塑保生大帝金身敬祀。此后，保生大帝成为古十一都（今涂岭一带）樟柿铺保境安民神祇，声名远播，其香火之鼎盛，为古驿道上其他宫庙之神灵无法比拟。保生大帝行医济世的精神和著名的“大道正药签”，素为当地百姓所信仰，涂岭街龙济宫虽几经毁坏，亦有信众出资重修，迄今宫内尚保存几十件珍贵文物。涂岭镇梧坑村的石山宫内亦奉祀保生大帝，石山宫为清乾隆年间建筑，内供有钟云祥、吴夲、吕大人（姓名不详）三尊神像，三位神灵皆由人及神，生前为民造福，死后为百代敬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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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近代新教之各种教派传入泉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的。西方基督教会把中英《南京条约》称为在华传教的“转机”，基督教乘机而入。1807年，英伦敦公会传道会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首先来华传教，于1856年传入泉州，但未传及泉港一带。1865年，该会自厦门传入，以境内驿坂为起点向四周扩散传播。

　　据1933年出版的《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介绍：慕平乡（即今涂岭镇驿坂村模柄自然村）伦敦会信徒何乌梨旅居厦门海沧，闻道皈主，1865年归还梓里，先劝家人皈主，继在本村租屋为堂，宣传福音。时惠安捐苛税严，民不聊生。“一闻设教，人皆视可藉为护符，得免重征横税之苦，故记名奉教者，不远数十里而来，如水之就下焉。每逢主日，不啻座为之满，即门外亦无隙地。”1866年，驻厦伦敦会牧师施约翰闻讯亦赶往涂岭，视察情形，见乡民“虽为慕势而来，似可乘机教之以正”。但认为驿坂地处偏僻，不利于教会发展，便设堂于县城北门外街，并以县城为中心，向全县布道。此后，境内有叶厝、坝头、山腰、郭厝、涂岭、梅林、肖厝、沙格、奎璧、后郑、柯厝、古县等教堂纷纷成立。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展到惠安全县和洛江区河市、马甲、罗溪一带。

　　民国8年（1919年），闽南基督教大会成立，分5个教区，泉州地区有泉永区会与惠安区会，泉港属惠安区会。乡村基督教信徒，大部分是真正追随牧师信仰耶稣，也有一小部分是盲目跟着信仰的，其中有的是信佛后认为无望而更改信仰，有的是家人被神婆神棍骗去钱财而改信仰，有的是不堪宫庙摊派而改变信仰。

　　在基督教传入初期，境内民众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外心结，以及夹杂着反对西方文化的思想，以反对教会的方式表现出来，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地方绅士和群众联合反对教会的事件，称为“教案”。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的反侵略精神，但其中也不无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的成分。这些反教会的事件，大多数以清政府屈服帝国主义，支持教会而失败告终。近代传教士之中，确有极少数干了坏事。如1896年，涂岭基督教徒和和天主教徒因山林之争，导致了长达两年多的双方械斗。教会与乡族势力结合，牧师、神父亲赴督战，焚烧对方教堂，互相攻杀，死伤的是双方无辜的教徒。但也不乏有虔诚的传教士，他们忠于信仰，忠于职守，尊重当地文化传统，施医赠药，捐款、捐衣、捐物支持抗日战争，百折不回，甚至殉教异域外邦，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影响深远。

　　近代基督教的传播对近代泉港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泉港一带虽偏居海隅，仍有信徒扎根瘠地，积极奔走筹建教会学校，为教友培育子女，发展教会后备人才。上世纪30年代，在山腰、奎璧、涂岭、肖厝等地建有教会学堂。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后任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福建神学院院长的郑玉桂牧师，原在奎璧村教会学堂璧山小学任教，业余还在梓里传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泉州地区教会所办的医院，不但给病人看病，而且培训医务人员。当时泉港一带的西医都是经教堂推荐到教会医院学习，学成回乡开业行医的有20多人之多。

　　近代基督教办学和培育西医一方面有利于传教，一方面把文化教育和现代医学带到偏僻的乡村、山区和沿海地区，对普及落后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知识起到积极作用。

　　1910年间，包括今泉港一带在内的全惠安地区基督教会组织布道队，四处传播福音。全县分4个区，两个月出动一次布道，备有十字架旗、手风琴、福音小册、布道单等。基督教反对纳妾养婢，反对妇女缠足（即裹脚），宣传戒赌禁烟禁鸦片，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净化社会风气。时泉港还流行妇女缠脚的陋俗，为深入宣传缠脚的危害，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境内教堂还编写了琅琅上口的方言歌谣《天足歌》：

　　上帝创造人，男女脚相同。

　　本是天生成，好跑又好行。

　　迫于去缠脚，情理真正差。

　　当缠才是娘，无缠不成样。

　　害她啼哭哭，终日眼泪流。

　　……

　　缠大咸菜团，缠小又损身。

　　上船着人牵，过桥也艰难。

　　遇着西北雨，要走不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道路，各教堂发起“三自革新”签名运动，带领各基层教徒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如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捐款，发动青年教徒参军等。不久经联合、改革，惠安县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基督教协会，泉港各教堂属之。当时各地教堂的教务活动正常开展，有主日礼拜、团契活动、祷告聚会、家庭礼拜、救亲会、布道团、兴奋会、培灵会、勉励会等。

　　“文革”期间，基督教堂被占用，教会停止活动。1983年和1985年，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分别公布批准开放一批教堂。境内教会的工作重点，逐渐由落实宗教政策转到办好教会上来，各教堂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

　　2000年，随着泉港区的成立，有关部门也组织成立“泉港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泉港区基督教协会”两会，下属18座教堂，分布如下：峰尾镇4座、后龙镇1座、山腰镇3座、前黄镇1座、涂岭镇4座、南埔镇5座，另外还有界山镇一处聚会点，全区信徒达13000多人。基督教传入泉港主要有两派，大部分的教堂为英伦敦公会，于周日进行礼拜；另有峰尾教堂、山腰顶埭教堂和南埔林头教堂三座教堂为真耶稣教会，于周六进行礼拜，这三所教堂或由南洋归侨传入创建，或由莆仙基督教会信徒传入创建。

　　礼仪。基督教徒每日三餐前及临睡前均需祈祷，主日（伦敦公会是周日，真耶稣会是周六）则齐集礼拜堂做礼拜。礼拜活动大约早上9:30开始，举行以下几项仪式：一、吟《闽南圣诗》；二、祈祷；三读《圣经》；四、讲道。礼拜活动持继到11:00左右结束。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对当地民俗影响深刻，人们常把周一到周日，称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日。

　　阳历12月25日为耶稣诞辰纪念日。黎明前由西乐队引路，教友到各家各户“报佳音”，送礼物互相祝贺，然后到礼拜堂举行隆重庆祝仪式。教友设圣诞树及圣诞老人，唱赞美诗，牧师“证道”，常举行舞会及节目表演。伦敦公会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新春感恩礼拜，教徒汇集礼拜堂祈祷唱赞美诗。另外还择时举行培灵会、查经会、奋兴会，并在暑假举行一年一度的“青年夏令会”，对青年学生传播福音，宣传教义。

　　入教必须“洗礼”，表示已“归主名下”。伦敦公会是点洗，由主礼牧师用圣水滴其头额；真耶稣教则是浸洗，头发浸于水中。至结婚时，请牧师主婚，并作祝福祈祷。教徒为自己子女取名喜欢取带有“主”字头的，如主送、主爱、主恩、主赐、主友等等。

　　基督教教义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内以兄弟姐妹相称，教友间发扬互助精神，教规有“不偷盗奸淫”等等，经济宽裕者可捐助教会经费。

　　本地人们称基督教信徒为“吃教”或“信主”。一些村妇十分虔诚，做礼也勤，平时从不唱歌、哼曲，一旦做礼拜，牧师教唱领诗，她们都能十分认真地哼唱起来，毫无半丝腼腆。但是，她们从此不会加入村内的团体性传统宗教活动，组织迎神赛会的主持者亦不再找她们这些异教徒摊钱派捐。同时，她们不因易教而忘记祖先，只是形式改变，废除烧香献馔，改为在祖先忌日那天，将子孙聚合在一起吟诗祈祷，并述说先人爱主事迹。这种活动只限于纪念已故祖父母和父母两代，也就是“家祭”。这种改头换面保留崇拜祖先的做法，说明传统宗教信仰的威力，任外来宗教如何侵袭，都不得不对其让步、适应，否则，将会加深宗教矛盾，难于在传统宗教势力中占一席之地。

　　境内民间婚、丧、喜、庆多铺张，积习难移，已成陋俗。基督教反对铺张浪费，教徒婚丧，仪式简约。1988年后，境内各基督教徒按照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泉州基督教协会制定的《信徒婚事须知》、《信徒丧事须知》规定操办，仪式简易，而且适当吸收当地传统习俗，富有人情味。境内人家有的信基督教，有的信佛教，洋与土，外来与传统的礼仪相容并蓄，融合成特殊的文化氛围，形成这片滨海地区独特的风俗情趣。

　　葬俗。境内基督教徒年老或病危临终之时，一样要移至厅中卧铺上，不同的是床板数目不拘，不像汉族群众规定用4块，信伊斯兰教的规定用3块那样严格。牧师、传道、长老及会友等人，围拢病榻左右，低声吟诗祈祷，劝慰病人坚定信心，安然接受上帝恩召，欣然返回天国，亲属若信教，也一并参加吟诗祈祷。

　　病人逝世后，有神职人员如牧师、传道或长老等在场，主持丧事礼拜，除吟诗祈祷外，主要是选读有关信徒蒙召归天的经文，以慰勉丧家节哀，继承先人遗愿，一生坚信上帝。

　　祈祷之后，由牧师主持，举行入殓仪式。因教徒魂归“天国”，遵照教规，众人只诵祈祷文而不必举哀。世俗丧服均用白色，但纯正的基督教徒丧服则须黑色。送葬的会友只须臂缠黑纱，或者于胸前挂一小黑布条。至于亲戚朋友前来送葬，服色不拘。

　　出殡队伍井然有序，没有世俗的沿途撒金纸的仪式。出殡仪式牌上书写“××教会信徒×××出殡仪式”。接下去有花圈、挽轴和乐队等，惟乐队多用西乐队，以符合这种由国外传入的宗教仪式。吹奏教会特定的丧礼乐章。乐队以后是灵柩，灵柩上面罩上闽南特有的棺罩，灵柩后面是丧者眷属，接着是主礼牧师等神职人员及会友和亲戚朋友等等。由于死者早已魂归“天国”，所以到了墓地，就没有棺头祭、点主等仪式。由牧师主持祈祷，埋好棺木之后，因为没有返主仪式，所以一行人安静地返回，由丧家招待面线或便饭。

　　正规的基督教出殡，棺材由亲友轮流肩抬，送葬者各人手执点燃的白烛，跟随送至墓地。比起传统的民族仪俗，这些仪式既没有披麻尾送上山，也没有返主招魂归来，显得较为冷清。因此一些仪仗受当地民俗影响，同样由教会备办棺架、棺罩和各种仪式牌，虽在基督教规之外，亦算是入乡随俗的一种折衷办法。

　　基督教徒的殡葬仪俗比较质朴而庄重，不设木主牌，也没有祭奠仪式；因为“天国”应有尽有，所以就用不着准备灵厝和魂轿之类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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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和耶稣信仰

　　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Jesus）。耶稣是上帝独生子，他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玛利亚未被迎娶前，圣灵降临在她身上，使她怀孕。约瑟一度想休了玛利亚，但受了天使的指示，仍把她娶了过来。耶稣30岁时受了约翰的洗礼，又在旷野中经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这一切坚定了他对上帝的信念。此后，耶稣就率领彼得、约翰等门徒四处宣传福音。耶稣的传道引起了犹太贵族和祭司的恐慌，他们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3天以后，耶稣复活，向门徒和群众显现神迹，要求他们在更广泛地宣讲福音。从此，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

　　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记述的都是上帝的启示，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总纲和处世的规范，是永恒的真理。《圣经》分为《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两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耶稣在某些方面提出了不同于犹太教的看法，并做出了解释说明，作为自己信仰的一个重要依据。《新约》包括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类，共27卷，其中主要记述了耶稣及其门徒的言行，在《启示录》中，还记述了基督教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复杂，各教派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但基本信仰还是得到各教派公认的。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个字——“博爱”。在耶稣眼里，博爱分为两个方面：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耶稣曾经说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37—40节）

　　境内信众对耶稣的信仰与信仰上帝耶和华相若，人们把基督教称为“耶稣教”，并常与耶稣的所言所行对照、激励自己。在苦难面前，也多以耶稣的言行互相慰勉，如在葬事上选读的经文有：“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以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类《帖撒罗尼迦》和《约翰福音》里面的文句。

　　四、女神崇敬

　　林默娘、陈靖姑、刘益娘和邱二娘具有共同的特点：一、都是女性；二、由人及神；三、都是受难而死；四、生前为民造福，死后民间自发纪念而传播开来。这几位女神在泉港民间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形成独具特色的女神崇敬现象，对本区域的特色民俗具有研究价值，故单列一节介绍。

　　作为新兴的石化港口城市，泉港居民的文化水准日高，对妈祖等女神的迷信成份大为降低，信众也已日渐减少。许多人崇敬女神，已经不再是从求得一已私利的迷信观念和功利思想出发，而是崇敬她们舍生取义、为民造福的精神，激励自己和后人为民为国立功、立德、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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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林默娘

　　林默娘，莆田湄洲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廿三日，后被世人尊为“妈祖”。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记载妈祖的文献最早当推宋绍兴年间进士、莆田人黄公度的《题顺济庙》：“枯木肇灵沧海东，参差宫殿萃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醪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桅樯一信风。”短短八句诗，叙及妈祖生前、死后事迹及当时百姓热烈崇祀的情形。

　　传说林默娘秉性聪明，自幼熟悉水性，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拯救遇难舟楫，还能为人治病，“言人祸福”，人称“通贤灵女”，敬而爱之。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林默娘因在湄洲湾风浪中救人时不幸遇难，时年27岁。林默娘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又有超人的本领，人们当然不愿承认她的死亡，认为她是羽化登仙。为了纪念她的功德，也为了祈求她庇护，当地的居民就合力建起第一座妈祖庙。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和九月初九都要祭祀这位海上守护女神。而这位女神据说也深孚众望，“升天”之后，关于她显灵救护船民的传说竟越来越多，越来越神。

　　历代帝王对这位女神均有敕封，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的“顺济夫人”，一直累封到清代的“天后”、“天上圣母”，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也从莆田一域逐渐扩大到全国，甚至超出国界，成为福建省影响最大的神灵。据统计，当今全世界有妈祖庙1500多座。泉港这弹丸之地，所供妈祖的宫宇亦有10多座。较为出名的有始建于宋咸淳六年（1270年）的灵慈宫、始建于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乌石宫，还有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坝头龙凤宫、涂坑白石宫、郭厝莲山宫、埭港龙见宫、峰尾永全社和晋安郡王陵妈祖庙等。

　　自妈祖仙逝至南宋咸淳六年近三百年间，全国有妈祖宫庙24座，泉港占有两座。可见，由于地缘相近，民俗相通，妈祖信仰很早就进入泉港地区，成为当地崇敬的神祇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沙格灵慈宫是境内供奉妈祖最出名的宫庙。明末清初，因沙格村人王忠孝襄助郑成功抗清，全村屡遭清兵洗劫，灵慈宫也破坏严重，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始得修建，清光绪年间，灵慈宫又经大加修缮，大殿正中神龛上方悬挂上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敇授文林郎署泉州府惠安知县楚南胡启文”所敬立的乾隆御书“海天元后”四字鎏金匾额；妈祖身上也换上了御赐的黄袍和霞帔。上述数物，连同宫内一副大信杯、妈祖出巡开道所用的大铜锣和元代的大螺壳等文物，曾由省文化厅携往台湾展出。

　　乌石宫内，天上圣母妈祖与有“乌面妈祖”之称的陈靖姑并祀，在涂岭山区享有很高的声誉，该宫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因大火而焚毁，同年秋季善信集资重建，香火再度兴旺。坝头龙凤宫于清康熙年间由本地痒生卜地兴建，因主祀开闽王和妈祖而得名，开闽王王审知为一境之主，为人中之龙，而妈祖德泽海国，尊为“天上圣母”，自然是人中之凤。因妈祖是林姓入闽始祖晋安郡王第23代裔孙，境内闽林始祖陵后近年来新建一座妈祖庙，是由湄洲祖庙分灵至祖宗陵园福地。

　　由于长期的积淀，在妈祖信仰中形成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如区域内林姓人称妈祖为“姑妈”，流传开来，本地人也多昵称其为“姑妈”。早先没有天气预报，渔民们出海与否，甚至遇拿不定的事，都要于妈祖案前问卜。渔船入澳，或事成之后，要备牲礼果合叩谢妈祖。甚至一些家庭也奉有妈祖神位，四时祭祀，请求保佑。沙格村端午节赛龙舟时，先要将村中灵慈宫里的妈祖塑像抬请出宫，开始了为时两个小时的巡游，为一年一度的全区性赛龙舟活动拉开序幕。

　　每年三月廿三妈祖诞辰前后，区域内沿海村民纷纷往湄洲祖庙烧香谒拜，各妈祖宫庙也举行形式多样的祭祀庆典。坝头龙凤宫的信众庆祝妈祖神诞活动较为隆重，具有浓郁的地方民俗色彩。

　　坝头区域的村庄每年妈祖生日之前，要轮流举行巡游活动。农历三月廿日，举办村要到龙凤宫张罗妈祖及其它陪巡女神上轿，廿一早上，坝头各村善男信女齐集龙凤宫前，各村的弦管队、锣鼓队、高跷队、戏子队等表演各自的节目。巡游开始，前面鸣锣开道，接着是提花篮、挑花担、打凉伞等仪仗队，然后是四乘神轿及护轿的壮丁，后面紧跟着五匹无人乘坐的“神马”，随后是几十匹骏马，上面坐有各式古装妆扮的孩童。接着是各村护送的队伍。在浩浩荡荡的人流里夹杂着高跷队、锣鼓队、弦管队等，旌旗飘飘、锣鼓喧天，香烟缭绕、炮声震耳。所经之处，家家张灯结彩，户户设香案焚香迎候。人们像过重大的节日一样，办席宴客。夜间在妈祖驻地，烟花焰火映亮天空，戏剧、弦管通宵达旦。三月廿二下午，各村代表聚集举办村接妈祖回宫，以待第二天（三月廿三）举办神诞盛典。

　　神诞正日，上午宫里面由斋公（道士）作法请神，长者持香礼拜，朝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供品一直排到宫外至放生池畔，升腾的香烟使人咫尺难识。宫前的戏台从下午开始演戏，表演传统《八仙拜寿》剧目。至夜，龙凤宫内排起了大型“宴碗”，各种食品雕排成字、画、景等各种造型，简直就是民间食品艺术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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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陈靖姑

　　陈靖姑，福州下渡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行巫的家庭，经耳濡目染也熟谙巫术，后嫁给古田刘杞为妻。相传，唐贞元六年（790年），福州大旱，陈靖姑脱胎祈雨，不幸殉身于古田临水，终年24岁。临终前她曾发誓死后要“扶胎救产”。后人立庙祭祀，俗称娘奶、奶娘，尊称临水夫人、太奶夫人、陈夫人、陈仙姑。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朝廷赐匾“顺懿”，敕封“崇福昭惠慈济夫人”。元、明、清各朝屡有敕封，封号颇多，有“天仙圣母”、“护国太后元君”、“顺天圣母”等。

　　自宋末临水夫人受封后，其影响迅速扩大。晚清施鸿保《闽杂记》载：“陈夫人亦称临水夫人，闽中各郡县皆有庙，妇人奉祀尤谨。”（《闽杂记》卷5《陈夫人》）据统计，近现代以来，对临水夫人的信仰以古田至福州为中心区，以闽北、闽东、浙南为亚中心区，以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为散播区。泉港区位于闽南湄洲湾畔，海疆逶迤，渔乡丰腴，而当地民间对“顺天圣母”陈靖姑之崇拜，可与海上女神湄洲妈祖相提并论。传说陈靖姑违反天条祭出法宝降雨，拯救黎民于倒悬，因而遭天遣受雷击，玉容变黑。涂岭乌石宫与妈祖并列同祀的陈靖姑即是颜面漆黑，人们称之为“乌面妈祖”。在泉港，人们普遍亲切地称妈祖为大妈，称陈靖姑为二妈。

　　传说临水夫人有降妖镇魔、呼风唤雨、破解疑案等法力，但主要还是“扶胎救产、保赤佑童”。故千百年来，她一直被当作妇女、儿童的保护神而为人们所崇拜。在民间形成了一些与妇女、儿童密切相关的习俗，人们朝拜陈靖姑，主要为祈子助产、收惊安神。山腰一带的孩子成人做大分，也要祭拜“陈仙姑”。沙格灵慈宫与妈祖并祀的“注生娘娘”，即是顺天圣母陈靖姑。除上述宫庙以外，尚有埭港龙见宫、峰尾永全社等处也供奉陈靖姑。泉州城区俗称陈靖姑为“奇仕妈”，因城内奇仕巷有临水夫人陈靖姑专庙，加上陈靖姑有注生之神力，故有人附会为“祈嗣妈”。

　　奉祀黑面妈祖最为出名的宫庙，便是泉港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涂岭镇乌石宫。关于乌石宫，其中有陈靖姑一段传说。话说她协助蔡襄建洛阳桥，刚从洛阳归来，途中一头青狮吐出浓烟挡住去路，正当诧异，善才童子从远处冉冉飘来，道：“观音菩萨为你择此青狮宝地，让你在此开基建殿，庇佑四方安康。此青狮即为你宝驾，你可坐上罢。”陈靖姑闻言，只见此处山青水秀，群壑幽美，宛若蓬莱仙境，便欣然骑上青狮。就在这一瞬间，青狮化作一座青山，她亦化作一块金光乌石，隐于山中。第二天，泉港有一陈姓商人欲往厦门，经过此山岭时被一伙强盗所劫，强盗持刀欲杀时，忽一道金光掠走凶器，并将他们的帽子削落于地，众贼魂魄尽散，惊慌逃匿。商人几经变数，恍惚如在梦中，这时从山林中走出一位黑面仙姑，笑着告诉他，可以继续赶路了，此行必定生意大好。言罢化烟而逝。商人方才悟出其乃传说中的顺天圣母，连忙跪地叩头，并立下誓愿要在岭顶建宫奉敬。一年后，也就是1057年，陈氏商人生意兴隆而归，遂于岭上勘地建宫。挖井之时，从水中浮出一乌石，状若仙女打坐，人们心知灵异，将其供在殿中，并取宫名为乌石宫。据说大殿开光时，太守蔡襄闻知，送来“顺天圣母”和“应天开基”两块匾额，惜皆毁于明末一场大火。

　　陈靖姑化身救护商人的故事流传到东南亚各地，远行和经商者亦视之为保护神。明宣德元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乌石宫，由来往客商同年捐资重建。据说在“文革”期间，红卫兵也惧于宫中两位主祀神天上圣母和顺天圣母之威灵而不敢毁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乌石宫“黑面妈祖”名声重振，东南亚一带，特别是台湾地区多家宫庙的善男信女纷至沓来谒拜，每年达十多批次。高雄市原“民政局局长”林金枝等人多次来此焚香顶礼，并捐建配套设施；台湾闽南同乡会会长陈国鑫亦敬送牌匾及香炉；高雄市一甲的美泰宫经考察，证实乌石宫为其祖殿，远渡海峡送来“应天开基”的九龙烫金木匾，《高雄日报》以《黑面妈祖祖殿在福建泉州市涂岭乌石宫》为题，报道此事。冰心黑面的女神和清幽秀丽的乌石宫，不仅寄托着人们的信仰和对美德的追求，而且像是一条玉带，连起海峡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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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刘益娘

　　明洪武间，朝廷为防御倭寇骚扰，在福建沿海各军事要地设城，峰尾也因此建了城，简称“峰城”。由于峰尾地处滨海，人们长期以来主要靠“讨海”为生。在明中叶之后，当地人们如湄洲人信奉林默娘一样，推崇本地的一位海上女神——刘益娘。虽然刘益娘的影响大大不如妈祖广泛深远，但她在泉港沿海村庄普遍受到崇敬，也成为当地渔民祈求出海平安和“海路好”的保护神。泉港人常将林默娘、陈靖姑和刘益娘三女神并称，分别亲切地尊为大妈、二妈和三妈。

　　刘益娘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农历十一月十七。当时正是明朝中后期，宦官弄权，“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官宦豪绅搜刮民财，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大量破产农民“扶老携幼，风栖露宿”，造成农村凋蔽，民生艰难。益娘生下数月便会说话，周岁就很懂事，聪颖过人。后来父母又生下三个弟弟，生活日益艰难，益娘身为长女，必须帮父母做家务，并看管三个弟弟，因此根本无法读书、识字。她七八岁时就会帮父母织作鱼网，经过几年的操作，工艺既快速又精美，成为织作渔网的能手。不少乡亲、近邻和亲朋戚友，一遇人手短缺，都争相请她帮工。每逢海面上突起狂风暴雨，益娘总会昼夜不安，通宵达旦站立海滩头，边燃起火堆边眺望茫茫大海，盼望亲人和乡亲能顺着火光早点安全返航。渔民们有口皆碑称赞这位少女聪慧贤淑。

　　益娘18岁就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给郭厝柳村程家，当时其夫已渡洋谋生，于是便按“公鸡娶亲”之俗完成这一人生大事。一年后的一天，即正德十三年（1518年）农历九月廿二，益娘带着幼弟去夫家，路过一片甘蔗地，幼弟不懂事，大哭大闹称口渴欲吃甘蔗。益娘无法说服，想出一权宜之计。她割下一节束发的红髻绳，串起足够买一株甘蔗的两枚钱币，挂在一株甘蔗叶上，然后随手折一株甘蔗给幼弟。这时正好让蔗主撞到，见有人偷甘蔗，不问青红皂白，给了益娘重重一巴掌，并破口大骂。益娘受此大辱，当晚悬梁自缢身亡，年仅20虚岁。

　　益娘含冤受辱而寻短见，惊动了峰尾一带的渔家。不少渔民从抱不平到深深怀念，都期望她能升天成“神”。一段时间后，益娘的形象在渔民口碑中逐渐高大起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尚女神。乡亲们还为益娘妆金身塑像，放在祖厝厅堂中奉祀，并私谥“义烈”。刘姓同宗称之为“义烈姑妈”，外地非刘姓者，则称之为“峰尾姑妈”。一些善信鸠资大造“姑妈显灵”事迹，于是很快在峰尾城西门外山坡大石顶的濒海处建立起一座义烈庙。

　　相传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滇南寇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奉命征讨，因两位女神托梦授计，使王师节节胜利大功告成。后毛伯温根据梦中情景，向村民打听，得知两位女神乃湄洲林默娘和峰尾刘益娘，班师回朝时，他向嘉靖帝启奏：“南征之功，绩著女神。”龙颜大喜，御笔一挥，钦赐刘益娘为“义烈娘娘”。义烈庙今有匾联曰：“系出峰城娴内则，神偕湄岛护群生。”指的便是此事。

　　皇帝的加封，推动了臣民对刘益娘的崇敬。之后，两位明廷内阁大学士、泉州郡人史继偕（1560—1635）和张瑞图（？—1644）分别题赠“一德寿民”、“坤德孕民”的匾额，天启年间（1621—1628年），同是泉州郡人、兵部尚书郭必昌题赠“婆心济世”的匾额。峰尾姑妈刘益娘不仅从人成了“神”，而且已成为遐迩闻名、显赫无比的“护航神”、“保护神”了。随着峰尾渔运日益兴旺，人们对刘益娘的信仰与崇拜与日俱增。峰尾渔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姑妈刘益娘的神奇故事传播到哪里，福建、台湾各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都建庙奉祀。台湾台北刘氏还组织“姑妈会”，尊刘益娘为“海峡第二女神”。

　　峰尾姑妈成“神”受人崇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明清之交，郑成功驱逐荷兰，踞台抗清，清政府为了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这时峰尾一带居民内迁到仙游胡宅，与姑妈“神”缘完全断绝。直到17世纪80年代，台湾光复，清政府才同意沿海内迁居民可回原籍居住。虽然人为地隔绝几十年，但沿海居民一回原地，就重操旧业，以海为生，这时峰尾姑妈的“神”缘又重新恢复，善信的“造神”运动又在继续。

　　据传1877年中秋节风平浪静，峰尾渔民竞相出航，某船上忽有一哑吧伙夫突然声泪俱下，随后竟开口说话：“有裔孙无姑妈，有姑妈无裔孙。”船上人知是姑妈托身显灵，一齐跪下请求明示，但闻哑巴说：“船速返，有巨灾。”消息传开，乡人迅速返航，大小船只抛锚甫定，霎时风雨大作，巨浪排空。各地渔民损失惨重，唯峰尾渔民幸免大灾。而姑妈更因泄漏天机，被打入“天牢”3年，灵应全失。后请名僧超度，姑妈也因此皈依“观音佛祖”。

　　文革中义烈庙也同样受到浩劫，名人留下墨宝的牌匾全部被销毁，宫庙因无人管理而坍塌。直到1980年，侨亲和当地善信才将古庙重新修建。现义烈庙为区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是义烈娘娘的生日，半月之内，远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台湾，近的如莆田、仙游、惠安和泉港境内，都有峰尾刘氏族人和信众纷纷来到峰尾义烈庙庆贺神诞，并焚香许愿。村中到处张灯结彩，连日载歌载舞，搭台演戏，形成一年一度隆重的义烈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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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邱二娘

　　邱二娘，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生于峰尾镇前亭村一穷苦的农民家庭。其父邱柳，原籍河市梧宅乡，因生活所逼迁入峰尾。邱柳半农半渔，懂得一点历法、医术，人称“柳仙”。哥哥邱猴，种田烧炭为业。由于家境贫寒，邱二娘从小被卖到相邻的峰尾村当童养媳，婚前婚后，备受婆婆和丈夫虐待。

　　苦难的环境磨炼了邱二娘，使她形成勇于反抗的个性。大约在咸丰初年，她不堪虐待，逃到东坪村表哥林杯家中，靠刺绣和行医谋生。林杯为江湖汉子，正筹划在惠安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在林杯的启发影响下，邱二娘经常以行医为掩护，联络雇工张炉、医生王文岳、小贩杨信、秀才陈秋浦等志同道合之士，先后加入起义队伍，并成为义军骨干。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天地会的分支红钱会首领林俊在永春起义，林杯、邱二娘也在泉港笔架山高明王宫树起义旗，领导贫苦农民抗捐抗税，袭击地主武装，惩办贪官污吏。他们为民除暴，得到晋江、惠安、泉港人民的热烈拥护，队伍迅速由几百人扩大到几千人。不久，林杯牺牲了，邱二娘成为义军的首领，高举“顺天命邱娘娘”旗帜继续战斗。民间传说她能撒豆成兵、剪纸为将。清军前来清剿，她率义军在官溪、半岭、驿坂等地抗击，屡屡打败清兵。同年八月间，率领义军同当时进入仙游、莆田的林俊队伍会合，声势更加壮大。清朝福建统治者曾一再惊呼：“东起莆田，南至惠安，绵亘百余里，……尽为贼踞”，“枫亭大路，有如异域”。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林俊在南安埔头、炉内等处被清总兵钟宝三部尾追甚急。为了引开敌人，林俊命邱二娘率部进攻惠安县城。她立即与各乡义军约定：以玳瑁山上烽火为号，一见火起，即到县城会合。二十四日上午，她与林俊结义兄弟胡熊率义军千余人向县城挺进，可惜当天大雾迷漫，各乡义军看不到山上烽火，没有前来会合；加上军情走漏，城内清军早有防备，邱二娘孤军作战，虽对县城发动猛烈进攻，终因守城清军的顽固抵抗和地主武装的四处夹击，战斗失败，义军军师张炉等二十余人牺牲，邱二娘只得拔队撤离。这次战斗虽未攻克县城，但成功调动了清军兵力。清署泉州知府马寿祺派兵三百赴援，又有南安清兵1500人驰赴惠安，林俊队伍的压力因之得到缓解。

　　邱二娘撤离县城后，把队伍化整为零，敌人处处扑空。清军下乡清剿，只能“烧毁匪屋”，“并未能斩获一犯”。清统治者悬赏1500两银子妄图缉拿邱二娘归案，而在群众的掩护下，邱二娘如鱼得水，坚持在惠北山区领导抗清。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清兵逮捕。邱二娘被押送泉州，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同年六月十四，在泉州南校场被凌迟处死，时年仅22岁。

　　邱二娘牺牲后，惠安、泉港、晋江、仙游等地人民怀念她，秘密塑像供奉。现境内笔架山上高明王宫前尚有“邱二娘起义遗址”。传说邱二娘神灵屡屡“显应”，扶危济困，遂被乡民尊为“游路夫人”、“仙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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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英杰崇敬

　　自古英雄豪杰在德行、人格、精神、功业诸方面都具有闪光点，给后来者以巨大的感染、感化，为后世积累下丰硕的精神财富。英杰崇敬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对英雄豪杰的需求和依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道义和人间真善美的呼唤。神是人造出来的，那些在泉港人民心目中成为神的历史英杰，在泉港纷呈异彩的民俗信仰活动中永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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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关羽

　　关羽，字云长，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19年。他曾随刘备东征西讨，为蜀国立下赫赫战功。死后屡被加封，由侯而王、而帝、而神。道教封其为“武安尊王”、“关圣帝君”，沙格灵慈宫便供有武安尊王之神像；佛教封其为伽蓝神，境内南埔重光寺后殿便供有关羽伽蓝之像，与如来、观音并列受敬，备受尊崇；儒学者称之为关夫子、武圣人、关公，与孔子等同看待，境内峰尾永全社之右偏殿便供有关夫子之神像。一些村庄奉关羽为境主，每至春节便由信众神轿抬出游境。关帝画像有立像，有坐像，最常见的是关帝读《春秋》的坐像。

　　历史上的关羽是三国时蜀汉的一员猛将，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这样介绍他：“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此外又用数百字记录关羽一生的功过得失。关羽在与刘备一起的创业中，一度被曹操俘虏，也曾为曹军建立过战功，在曹操与袁绍的战争里，关羽于“万众之中”，取袁绍大将颜良之首，解“白马之围”，并因此被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关又归刘备，在为刘备守荆州的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降魏将于禁，斩魏将庞德，威震华夏。因为思想上的麻痹，在进攻魏国时，对东吴缺少必要的警惕，给东吴以偷袭荆州的机会，遂败走麦城，被擒身亡。蜀后主谥其为“壮缪侯”。

　　如果就史书所记载这点事迹来看，与之相近的将领，在“二十四史”之中不知凡几。而千百年来，关羽名声越来越大，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大帝”，进而上升为“神”，这种礼遇除了关羽之外，没有第二人。至明中叶以后关羽的知名度超过孔夫子（特别是在民间），成为压过“圣人”的“武圣人”，这是出人意料的。

　　中国民间向来存在多神崇拜，历史、传说、神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可能成为“神”，受到民间大众的崇拜。统治者把这种泛崇拜称之为“淫祀”，并加以限制。宋代以前的关羽神化过程主要还是民间推动的，其中佛道两教与少数民族的风俗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宋代，关羽的形象才日渐丰满起来，逐渐有了“桃园三结义”、“夜读春秋”、“青龙偃月刀”、“赤兔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聚义”、“华容道义释曹操”等形象丰满的情节。宋徽宗始封其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其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清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在现代民俗中，关羽仍被视为忠、义、勇的化身。民间相信关羽之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视冥司、招财进宝等神通，因此各行各业都信奉他。不少人把关羽神像放在家中奉祀，或在关帝宫庙门口烧香叩头。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人们结拜兄弟时，要在关羽神像下换金兰谱，发誓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永不变心。做买卖的视关帝为财神，希望彼此之间以义气为重，和气生财。航行于海上的人除奉祀妈祖外，在船中也往往奉祀关帝。生病时，要去关帝庙占卜抽签，甚至祈雨也找关帝帮忙。

　　《返回崇敬张巡

　　司马圣王即唐代“安史之乱”守睢阳牺牲的张巡，供奉其人的大宫小庙在泉港甚多。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冬，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叛乱，所到之处，守将或不战而逃，或者临阵而降，唐玄宗被迫南遁。在此危亡之际，张巡起兵讨贼。张巡，邓州南阳人，才智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每写文章，常提笔落纸即成。其志气豪迈，知识广博，知晓阵法。开元末（741年）中进士，初任太子通事舍人，后调任清河（今河北南宫县东南）县令，因政绩显著，清正廉洁，又改任真原（今河南鹿邑县）县令。

　　张巡起兵后，在宁陵、雍丘（今河南杞县）屡破敌军，后来雍丘县令令狐潮投敌，伙同叛军围攻县城。张巡扼守六十多个昼夜，因城墙单薄，弃城率众至军事和经济要地的睢阳（今河南商丘），与太守许远会合共同抗敌。至德二年（757年），敌将尹子奇率兵十万，围攻睢阳。许远认为自身才干不足，把军政大权拜托给张巡，自己甘事后勤。

　　张巡平素待人忠厚，军纪严明，赏罚有度，深受官兵诚服。他常用奇谋，击退敌人。为表彰他的忠勇，唐肃宗诏封御使中丞。固守睢阳数月，救兵不至，城内粮食断绝，军民以网罗鼠雀充饥，煮马鞍、铠甲皮件填腹。

　　在身陷危难之际，张巡乃使部将南霁云冒死突围，至临淮向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告急，请求援兵。但贺兰进明忌恨张巡的声威，又惧人借机夺已地盘，竟袖手旁观，不予相助，致使睢阳城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一并被俘。诸将在敌面前，坚贞不屈，敌将尹子奇劝他投降，他嗔目怒骂。敌抉其口，齿尽落，血遍流，仍大骂不止。终与南霁云、雷万春等36人为敌杀害。由于他坚守睢阳，蔽遮东南，牵制叛军主力部队，使叛军延误时机，不能南下江淮，东南半壁河山得以保全。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下诏褒赠其为扬州大都督，诏封为邓国公。因他在初抵尹子奇军时，被诏封为御史中丞，故史称“张中丞”。后人为纪念张巡，在睢阳、杞县、南阳等地为他建立祠庙。明代民间相传：“三国张飞忠心正气，千古不磨。一次托生为张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为岳飞，改姓不改名。”（见《喻世明言》）宋朝以后，张巡、许远备受百姓崇拜，其庙宇遍及全国各地。北宋于汴京立庙，南宋时，其庙亦“南渡”，民间流传着许多张巡、许远显灵助官兵打胜仗的神话传说。明清时期，张巡、许远兼有司瘟疫、漕运和冥判的职能。

　　后来，南迁入闽来泉港的中原先民亦把这一习俗带来，历代崇敬有加。现在泉港不少村庄奉张巡、许远为境主，民间在正月“游朝拜”民俗活动中，这些村庄抬着张巡、许远等神像绕境行道，热闹非凡。因民间对二位英烈崇敬至盛，道教也将其划入神团之中，托玉帝封张巡为“宝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司马圣王”，亦称“斩鬼张真君”。民间宫庙中其像为白面黑须幞头持笏的文臣装束，民众多称之为“司马公”。宫庙中常将许远与其配祀，许远在道教中被封为中天大圣，在泉港民间的神像为红面墨须，左手两指向上，右手持剑的武将装束。现泉港敬奉张巡较有影响的宫庙有南埔镇沙格灵慈宫、后龙镇涂坑白石宫、涂岭镇洪厝坑出氏家庙和界山镇鸠林迴龙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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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敬王审知

　　王审知(862～925)五代时闽王，后梁开平四年(910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位。河南人。王氏开闽伟业虽始于王潮，但却成于其弟王审知，因此，后世开闽王氏都尊王审知为“开闽第一人”，并奉为开闽王氏大始祖。

　　王审知，字信通，是王潮的三弟。据说他体貌雄伟，隆准方口，因常骑白马作战，军中美称为"白马三郎"。因为他在统一全闽过程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所以王潮当年去世时，便舍其子而立其弟，舍二弟而立三弟，命王审知继任为威武军节度使。

　　王审知继位威武军节度使后，又被唐王朝封为琅琊王。后来，唐王朝灭亡，朱温建立梁朝，三年后，即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四月，梁太祖朱全忠加拜王审知为中书令，并册封为闽王，此即“开闽王”的由来。在王审知统治福建30年间，时值中原战乱频仍，他采取保境安民的立国方针，对外交好，对内勤修政事；辟甘棠港（近闽江口），使福州成为南北乃至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他曾在福州、泉州两地建“招贤馆”，广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王审知出身农家，在位时能宽刑薄赋，自奉俭约，为政以德，劝课农桑，修筑道路，访求民隐，兴利除弊，深得民心。当时中原各地因战乱残破，而东南海隅蛮荒，经王氏的开发，变成了“海滨邹鲁”。

　　后来其子正式建立闽国，追谥王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十分敬仰王审知的德政，遂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下诏重修王审知之祠，并御笔亲题“八闽人祖”四字庙额。此后，闽人崇拜王审知的建筑大批涌现，诸如闽王祠、王公宫、王公楼、忠惠庙、护国尊王庙等。因他治理福建时，特别注重开发闽南沿海地区，闽南一带民众建庙敬奉尤烈。湄洲湾畔泉港地区多有乡村宫庙奉祀，最为出名的当数前黄镇坝头龙凤宫。相传王审知与当地连氏入闽始祖连恺结缘甚深。连恺任河南叶县通议大夫，因北方动荡，于福州避难，受到王审知的优礼相待，并亲眼见到王氏兄弟的仁政，便在闽地定居。其后人亦对开闽王感激存念。北宋金兵南侵，连氏从福州迁往仙游盖尾，其后人为生计，再迁到泉港坝头。

　　明中期有坝头连氏到莆田经商，见一庙中祀开闽王，念其恩德，将其神像偷至坝头建社供奉。清康熙时，开闽王保境安民的事迹得到当地统治者的认可，在士绅和连氏信众的推动下，坝头按皇宫模式建一座宫宇，宫内绘有2米之高的宫女太监。因主祀开闽王和天上圣母，故称之为“龙凤宫”。因王审知初于唐末受封，坝头人又称其为唐公，并奉之为境主。每年春节，坝头各村都会抬境主王审知和龙凤宫诸神游境。出游时，唯开闽王由当年新婚青年抬着，备受尊崇。

　　六、神灵崇拜

　　所谓民间信仰，乃是指一个地区或一特定族群，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或者协助克服环境的困厄，而繁衍出来的综合多种宗教神祇、祭祀礼俗。民间信仰不单属于一教一派的信仰行为，没有明确的宗旨或教条让善男信女遵循。境内的神灵崇拜便是典型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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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神崇拜

　　泉港人在崇拜诸天神的同时，也崇拜地神土地公，土地公又称“福德正神”，汉代时称土地神为“地母”或“地媪”，唐代以后根据天阳地阴、男阳女阴的传统观念，民间塑造的土地神像是女性，称“土地娘娘”。古人因土地广博，无法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随着社会进展而衍变为男性，称为社神、社公。统一王朝出现后，社神之自然崇拜己渐消失，转化为具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人们将抽象化的大地之神称为社稷、地祇、后土，由皇帝专祀，各诸侯、大夫采邑、乡里村社则奉祀管理本地区的社神。平民百姓是不许祭祀社稷神的，直至民国，百姓祭社稷仍被视为“僭祭”。

　　秦汉时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制，保留国家祭祀的后土神和各乡里村社祭祀的地区社神，汉代民间主要是里社、民社信仰，是一种迷信形式，具有聚合力，西汉以后社会组织结构逐渐变化，以单纯的区域观念为准备的土地神出现了，但无聚合作用，人化现象更加明显。唐朝崇奉城隍，城市中以供城隍为主，城里土地的辖区缩小，成为城隍的下属神，土地信仰的盛行在宋代，无论城乡、住宅、园林、寺庙、山岳都有土地。当时常有某人死后受天帝任命为某地土地神之说，而土地也与阳世官吏一样，需更替轮换。

　　土地公本行是职掌土地行政，但在神灵的系统中只是地方基层的行政人员，相当于人间的村里长，凡是别的神不管的事都归土地公管，具有多种社会职能，如村落的守护神、农业之神、后土、财神、山神、码头的澳头公，也佐理死魂引渡事项，是一位集地政、财政、法政于一身之小主管，人们尊其为“福德正神”。

　　今天土地公的造型为福相老人，慈眉善目，银须飘洒，左手握金锭，右手柱长杖，多以坐姿。“白发知公老，黄金赐福人”，完全是一副福寿相。土地公庙随处可见，田头地角，屋前宅后，街头巷尾，常能看到写有“福德正神”的小石碑或小石龛，那就是土地公庙，数量之多为各种神庙之冠。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供奉“福德正神”，甚至认为猪栏有猪寮公、几厘之田地也有田头公守护。

　　在农民看来，在众神的体系中，尽管“土地公”等级甚低，但他是掌管一方土地的地方神，俗谚说：“得罪当地土地公，母鸡鸡仔无法饲”，可知土地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月初二、十六要烧香祭祀，俗称“做牙”或“牙祭”。农历二月初二也称“头牙”或“头福”，与农历十二月十六之“尾牙”（或称“尾福”）呼应，境内还相传六月初六是土地公的生日。每年头牙、尾牙、土地生，家家户户要备猪肉、鸡或鱼等三牲祭祀，烧土地公金（福金），燃放爆竹，同时拜地基主，拜毕聚餐。尾牙当日，凡做生意开商店的会摆设酒席，招待员工或朋友，称“牙祭”。据说以前在尾牙聚餐时，如果餐桌上的鸡头朝向某一员工，即表示要解雇他，如果鸡头朝向老板，则表示全体员工继续录用。

　　祭土地神除二月初二的头牙、六月初六土地生和十二月十六的尾牙外，其它做牙的日子祭礼都较为简单，祭品只用家常便饭，不太讲究。为了便于奉敬，家家户户的厅头都供有土地公，无厅堂的，就跟灶公并排同祀。

　　现在不少人家除头牙、尾牙和土地生外，其他各牙一概省略不祭。不过农家、商人，或有种水果、蘑菇、香菇以及盖房、做木工等的人家，则每月初二、十六都在“做牙”，并在当晚请师傅雇工用餐，席上摆上三五道菜，烟酒自是不能少，时下也有主人觉得做菜肴麻烦，就用礼金抵这一餐了事。

　　逢较大的新居或祖厅重新修建落成还须择日举行“上梁谢土”的仪式。“上梁”是请木匠和泥水匠点梁，木匠取公鸡血点梁，泥水匠取公鸭血点“柱珠”（柱础），撒五谷种名曰“撒土”。“谢土”是请道士建坛叩谢土地神。俗话说：“阴阳一体。”阴宅（坟墓）也有土地神、阴宅的土地神神位是一石碑，上书“后土”两字奠安在墓后。上坟进葬祭祀之时孝子贤孙先用果合金纸叩谢土地公，后再拜亲人的先灵。拜土地公是祈求亲人的灵魂在九泉之下能得到土地公的照顾。可见，土地神管得也够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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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神崇拜

　　灶神俗称灶君、灶公、灶王爷等，民间谓灶王爷是玉皇大帝委派到各家各户的“司命之神”，每年腊月廿三（境内有的村落是廿四）要和众神一同上天过春节，并向上帝汇报所辖家庭一年中的善恶，正月初三（有的是初四）再从天上回到原来管辖的家中。

　　众神上天这天，境内人们要举行送神仪式，送灶神等民间诸神上天，十天之后要设香案迎回众神。因为灶神和人们同住一宅，同食一锅，故对人们的言行功过一清二楚，所以送神时，人们对灶神的态度更为殷勤谨慎，许多人家都把香案设在灶头，祭时祝曰：“好话多说，坏话少说。”

　　灶神又称灶君、灶王、灶王爷、灶君菩萨、司命灶君，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中国人信灶神有久远的渊源，据说创造灶神的可能是原始社会某个以蛙为图腾的民族。到魏晋时，人们认为灶神每个月都会到天上去打小报告。例如《抱朴子》里说：在月亮晦暗的夜晚，灶神要飞上天去，报告凡人所犯罪状。犯一条大过错者，减他一算（即三天）的寿。

　　人们为了防止灶王爷在玉帝面前说自己家的坏话，每到过小年这一天，就想各种办法来讨好灶神。有的用胶牙糖敬他，认为这样可以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使他只能说甜言蜜语；有的用酒糟涂在灶门，这叫“醉司令”，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有的用黄羊祭祀。灶神受到人们的特殊招待，“吃了人家的嘴软”，当然就不好讲坏话了。所以，在封建时代，过年“祭灶”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灶王府君真经》中说：“灶王爷司东厨一家之主，一家人凡做事看分明。谁行善谁作恶观察虚实……读书人敬灶君魁名高中，种地人敬灶君五谷丰登。手艺人敬灶君百能百巧，生意人敬灶君买卖兴隆。在家人敬灶君身体康泰，出家人敬灶君到处安宁。老年人敬灶君眼明脚快，少年人敬灶君神气清明。世间人你何必舍近求远，游明山过海滨千里路程。灶君前只用你诚心祝祷，无论你什么事也敢应承。只要你存好心善行方便，我与你一件件转奏天庭。为名的保管你功名显达，为利的保管你财发万金。有病的管保你沉疾痊愈，求寿的管保你年登九旬。求儿的管保你门生贵子，求妻的管保你天降美人。见玉帝我与你多添好话，祷必灵求必应凡事遂心！”

　　关于灶神的身世和来历，在民间也有着种种说法。最富有生活气息、流传最广的要算薄情张郎的故事了。

　　古时候有个叫张生的人，娶郭氏为妻，这郭氏既勤俭又贤惠。后来张生又娶了李氏，这李氏则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她不但挑唆张生把郭氏休了，还把张生的家产挥霍个精光。然后又离开张生，改嫁他人。张生从此沦为乞丐，沿门乞讨。寒冬时节，张生饥寒交迫，走着走着，在一家富户人家门前晕倒了。这家的女仆出门看见他，就把他扶起来，让他到厨房饱餐了一顿，张生感激不尽，定要这女仆代他向女主人致谢。凑巧，迎面走来的女主人正是被他抛弃的郭氏。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便一头钻进正在燃烧的灶膛里去了。郭氏见状十分悲痛，不久也死了。玉皇大帝听说后，念张生肯于悔过，又是在灶火中死的，便封他为灶神。郭氏后来也被奉为灶奶。

　　厨房是一家人烹制食物的场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方，因此，灶神在民间文化传统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境内人们安灶公时，为祈求灶公庇佑，也有念“诗句”之俗：

　　司命灶君，保佑子孙。司命灶公，财纳四方。

　　司命灶君，妙手回春。司命灶公，家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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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爷公崇拜

　　五爷庙是奉祀五爷公的，在泉港较为常见。五爷公又称万圣老爷、千岁、王公、瘟王等，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五爷公指朱、池、温、彭、刘五个王爷。传说这五个王爷是唐代进士，精通音乐，常被召到皇宫里演唱。有一次皇帝为了考考道家张天师，让五进士到地下室演唱，而后对张天师说，朕近来常听到宫殿前地下有奏乐之声，不知是灾是祥。张天师领旨细算，算了许久毫无头绪，有点恼怒，奏道：宫殿乃朝廷重地，岂能容忍妖邪作祟？奏毕将手往地下一扬，顿时地下室轰然倒塌，可怜在地下室的五进士全被压死。后来这位皇帝感到对不起他们，追封他们为“万圣老爷”，赐令“代天巡狩”，职司五方疫病，遇府食府，遇县食县。传说他们成神后经常到福建闽南各地视察，解决民间疾苦。人们深感其德，遂立像建庙以祀。

　　其实在民间，奉祀“王爷”众多，且姓氏不一，普遍奉祀的王爷有：赵、康、温、马、萧、朱、邢、李、池、吴、范、姚、金、吉、玉、周、岳、魏、雷、郭、伍、罗、白、纪、张、许、蔡、沈、余、潘、陈、包、薛、刘、黄、林、杨、徐、田、卢、谭、封、何、叶、方、高、郑、狄、章、耿、沈、王、楚、鲁、齐、越、侯、殷、沐、虞、苏等数十姓，王爷庙遍布沿海各地。关于这么多王爷的来历，史无明文，多为口碑传说，或谓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蒙难的儒生，或云是唐明皇时冤死的360名进士，或说是明末不愿仕清、自尽而死的360名进士等等。泉港区文物保护单位龙见宫正殿三王府供奉的，则是朱、邢、李三位王爷。

　　境内因为最早是供奉五位王爷，立庙尊为“五爷公”，乡民相沿成习，即使后来供奉的是一至四尊数量不一或对象不同的王爷，信众也泛称受供奉者为“五爷公”。这些“五爷公”职责大致相同，都是被敕封为王，代天巡狩，一为驱瘟疫，二为镇厉鬼。

　　由于古代卫生条件落后，福建瘟疫流行史不绝书，成为威胁人畜生存的主要灾害之一。人们谈瘟色变，在宗教信仰上就表现为对瘟神的敬畏崇拜。每有瘟疫流行时，人们造纸神船，船上供王爷神像，放入海中，任其漂流，把瘟疫送走，以保民众平安。清乾隆《泉州府志·风俗志》载，是月（五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船，送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式、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解放前，山腰的一些村庄就有在端午节举行送“王爷船”仪式。送“王爷船”的场面阴森恐怖，各家准备与家中人数相等（或多）的纸人替身，以及菜饭、纸银，放在船上缴与“五方行瘟大王”，希望瘟疫从此会附在“替身”身上，而家人会安然无恙。有的沿途敲大锣大鼓，严禁小孩观看，以免魂魄被王爷带上船去。至今一些老人谈起此等闹剧，仍心有余悸。

　　主镇厉鬼的五爷宫多为小庙，面积大致四五平方米，高两米左右，建于坟岗野地，每逢普度等节日，人们都会前往祭拜。泉港南埔、界山一带沿海村庄供奉的“五爷公”，相传与明代倭难有关。明嘉靖五年（1526年）除夕，倭寇从南埔柯厝村落登陆，沿海岸村庄窜入界山镇，直至邻邑的枫亭，他们一路抢劫、杀人、放火，死伤无数。人们奋起反抗，至初一下午方击退倭寇。界山镇岭头村和槐山村等现有的几座五爷宫，据村中世代相传，当时收殓受害者和倭寇的尸身统一埋葬于山岗野地，之后为镇厉鬼而建起的。

　　1949年之后，由于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科学知识迅速普及，人们对“五爷”的畏惧也逐渐淡化，送王爷船的习俗也随之销声匿迹。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地方恢复祭祀五爷公，有的还抬着王爷出游。不过，人们已不再是祈求驱逐疠疫鬼魔，而是为了祈求全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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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氏九仙崇拜

　　泉港人常尊称何氏九仙为“仙公”。何氏九仙的故事在泉港流传很广，它源自邻邑的仙游县。仙游县原名清源县，因九仙的传说才得此佳名。

　　相传汉武帝时，安徽芦江有一个叫何任侠的人生了九个儿子，但除了老大额中间有一只眼睛外，其余八人全是瞎子。有一年九兄弟随父亲到江西临川淮南王刘安家做客。晚饭后，他们听到父亲和刘安在密谋造反，便苦苦劝止父亲，其父不听。九兄弟只好连夜出逃，来到了仙游海滨。时值深秋，枫叶流丹，他们采枫叶，折枫枝，在山坡上盖起了一座亭子，当晚就在亭里过夜。后来这地方就叫“枫亭”。泉港界山、涂岭两镇就与仙游枫亭镇参差相接。翌日黎明时分，九兄弟离开枫亭，往北继续走去，傍晚时分来到一座山岗。那里古木参天，清溪蜿蜒。兄弟们来到溪边，捧起清凉的水连喝几口。无意中眼睛沾上水珠，顿时感到有点亮光；再洗了几下，眼睛竟完全复明。后来人们称这条溪为“仙水溪”，称这个村庄为仙水村。

　　何氏九兄弟重见光明后，高高兴兴地爬上山顶，决定在那里安家，一夜工夫就把寮子搭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兄弟们开始生火烧饭。这时，有几个樵夫上山砍柴，老远看到山顶火光直冒，以为山林失火，边喊叫边跑，往山上冲去。何氏九兄弟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往东边深山逃去，来到一个天然的石湖边。那里胜似世外桃源，九兄弟便居住下来。当时仙游山区瘟疫流行，灾害频繁，地方官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何氏九兄弟十分同情人民的疾苦，他们白天采药，晚上炼丹，将丹药送给人们治病。

　　那年中秋，九兄弟临湖赏月，忽见湖中金光万丈，刹那间，跳出九条鲤鱼，跃跃欲飞。原来湖中的鲤鱼吃了何氏兄弟练的丹药成了精，就要上天了。兄弟们各乘一条鲤鱼冲天而去，成了神仙。后来人们就把此湖称为“九鲤湖”，如今又成为名闻遐迩的风景区。人们在湖边建了一座九仙祠供奉九仙。

　　在泉港境内，仙公多供奉于山顶或岩洞，如笔架山仙公寺、燕山九真观、邱厝村青龙洞、坑内青狮洞、沙格莲花洞等等，都为仙公驻灵之处。仙游县九鲤湖仙山位于笔架山的左面，洛江区仙公山位于笔架山的右边，人们称此三处仙公的驻灵为“三祖”，分工不同。据传，明右都御使张岳、历代惠安县令乃至泉州、福建的文豪大都到这里进过香，且都不敢在这里挥毫泼墨，生怕“得罪”了笔架山的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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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天大圣崇拜

　　泉港界山、南埔、涂岭三地信奉美猴王孙悟空，以界山镇为盛，鸠林、大前、槐山等村皆设宫庙奉祀。因其被玉帝封为“齐天大圣”，故村人其尊为“圣王爷”。鸠林村迴龙宫于每年二月廿五的圣王爷诞辰日，除举行祭典外，还要演三五日戏酬神。

　　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谈到福建有三件奇事，其中之一就是“祭孙大圣”。闽人对齐天大圣的信仰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早在五代、两宋时期，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有类似孙大圣的雕刻，宋代洪迈写过《福州猴王神记》。在漳州南靖县山城三卞畲族村，曾发现一尊明代“大圣公”孙悟空的神像，其形象已脱离早期民间猴神的写实手法，而完全人格化了。据史书记载，明代该地建有“大圣庙”，供奉“大圣公孙悟空”。至今三卞村畲民仍尊奉“大圣公”为驱邪镇恶之神。平和、永泰有许多猴王庙；福安一带也有猴神宫，供奉齐天大圣。

　　鸠林村的“圣王爷”塑像为一尊四平八稳地端坐着的锦袍猴王，其一手作“马头明王印”之状，一手高举金箍棒，状甚威武。此地一带为渔村，相传龙王惧圣王爷三分，故敬奉圣王爷能庇佑渔民海域养殖捕捞丰收。每逢圣王爷圣诞，邻邑的莆田境内的众多渔民都会纷纷前来朝拜。

　　齐天大圣在民间信仰中有如此强的生命力，一是因为其武艺高强，能制服妖魔保佑境内平安，又因齐天大圣任劳任怨，对唐僧忠诚不二，所以后人便景仰与祭祀他。二是他无所不能，不怕困难，能排除万难，人们祭拜它是希望自己能像齐天大圣那样有灵活的头脑，懂得变通。三是跟其他民间信仰一样，也有信众希望获得齐天大圣的庇佑，出入平安，财源广进，这也是信仰者的一种精神寄托。

　　按时下流传的关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原籍在泉州的观点来看，泉港的齐天大圣信仰，也可作为这个观点的有力补充。而福建敬奉齐天大圣宫的地方多在福州、莆田地区，泉港的“圣王爷”信仰也可能是由毗邻的莆田传入。具体是何来源，有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进一步深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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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神崇拜

　　泉港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被奉为神灵，而且星月鱼龙、飞禽走兽、岩石花草、泥土枯骨等等也会成为崇拜对象。总之，境内的神鬼充斥于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了十分庞杂的神鬼体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附带了各种祭祀活动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彩。

　　泉港民间崇拜石狮，过去常在街头巷尾可见供奉着的石狮，如今也有人家在大门口摆一对狮子。稽考本源，石狮崇拜的民俗现象，可能是从“石敢当”和“天禄、辟邪”综合演变而来。“石敢当”是一种民间信仰，以镌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文字的小石碑或浮雕的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以镇压不祥。相传石敢当是古代泰山勇士，能驱除妖邪，保护民众，所以人们将其供奉于门前巷里。唐宋以来，此举在各地流行，南方尤盛。“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融。”

　　“天禄”和“辟邪”是传说中的两种神兽，据古书载称，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是辟邪，两者都具有驱除妖魔的本领，自汉代便石雕其形状置于陵墓前。后来衍化为名叫狻猊（即佛寺中文殊菩萨坐骑模样），通称石狮子。作为建筑妆饰物又含有辟邪之意的石狮子都雕作雌雄两只，安放在宫殿衙署或第宅之前。它的造型工艺还随时代进展而变化，最后形成现在的大头卷鬣缨子尾巴的样相，根据不同的风格，可鉴别制作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用作供奉的石狮偶像只有一尊，并不成对，一般雕刻工艺都较粗糙，或只雕个狮头和前足。

　　从上述“石敢当”和“天禄辟邪”的有关资料推论，石狮崇拜兼具二者的神话内涵，发展至今，用于修饰观赏的成份越来越多。

　　崇龟习俗在泉港也较为普遍。“龟”与“贵”谐音，把龟看作是“福、禄、寿、喜、财”的吉祥物。一些人家里养龟，除供观赏外，主要是为了图吉利。境内人家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满月时，须分发“龟”粿给亲戚邻里，含有祝愿小孩健康长寿之意。人们修坟墓时其主体部分也要做成龟形，称“墓龟”。这些均反映了人们的崇龟心理。

　　月亮在民间称之为“月娘”，八月十五中秋节为月亮神的祭日，供月饼等祭月。世俗认为小孩用手指弯月是对月亮神不敬，睡觉时耳朵会被月神割伤（实际上是不讲究卫生引起的溃烂）。这时大人会教孩子《月娘谣》，祈求月神宽恕小孩的过错，让耳疾早日康复：

　　月娘您是兄我是弟，捧糕买饼恭敬您，求您勿刈阿弟一双耳。

　　月娘您是兄我是妹，斋果供品奉敬您，求您勿刈阿妹一双耳。

　　月娘您是姐我是弟，念在同胞弟无知，求您勿刈阿弟一双耳。

　　月娘您是姐我是妹，祈求裂痕早日好，叩谢大姐供红枣。

　　由于受星相家的影响，世俗认为贵人或学者是天上星辰投胎转世。一些老人若见天上彗星陨落，就会说是某个贵人或学者去世了。人们特别忌讳扫帚星或流星坠落，说那是兆示人间有灾祸。

　　泉港与全国一样，也崇拜龙、凤、麒麟等动物或想象中的某种动物。至于在建筑物上雕龙画凤，在门和墙壁上画麒麟更是随处可见，其目的除装饰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纳祥避邪。民间普遍认为，鹊鸣主吉，鸦噪主凶；听到乌鸦叫，要吐一口唾沫以禳解。人们身上特别是头上若被鸟(特别是乌鸦)拉了屎，会认为是一种霉气，要破口大骂几句以禳解。燕子与喜鹊一样，被人们视为吉祥之鸟，从不加以伤害。农家盖房时，喜欢用竹片钉在大厅的墙上，让燕子做巢，即使燕子粪便弄脏了墙壁，也无怨言。世俗认为燕子在厅房做巢，兆示全家平安、财运亨通。

　　除了上述各种信仰外，被人们赋予神异的民间吉祥物还有：八卦、蝙蝠（福）、桔（吉）、灵芝、铜钱、鹿、天官赐福图、八骏马图、寿星图、如意、八仙图、松、鹤、螭、宝鼎……这些图、物还可制成衣服、家具、礼品、建筑上的各种装饰物，成为民间辟邪招吉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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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灵崇拜

　　灵魂崇拜，来自于封建迷信万物有灵观念，不仅相信自己灵魂的存在，还相信灵魂不灭。古人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活动，受魂与魄的支配。人死形魄入土而灭，灵魂则升天变成鬼魂。为使这些鬼魂有个生活的场所，人们便制造了另外一个世界——阴间，或者叫“阴曹地府”，首都酆都城，最高统治者便是阎王爷。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世界，鬼魂就具有超人的力量，人们只好崇拜它，祭祀它，祈福消灾。泉港民间灵魂信仰，突出表现在对祖灵的崇敬。

　　祖先灵魂信仰便是祖先崇拜，它是以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的鬼魂为崇拜对象，崇拜者对自己祖先的鬼魂有祭祀的义务，而祖先鬼魂则被当作崇拜者的保护神受到奉祀。祖先崇拜是泉港最普遍的鬼魂崇拜，泉港人自古以来都极为重视对祖先的祠祭、墓祭、家祭和杂祭，其目的是希望得到祖先亡魂的福佑。

　　秦汉以前，泉港土著作为闽越人之一支，就开始重视祭祖活动。汉代以后，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入闽。他们大多是举族迁徙，利用宗族群体的力量克服迁徙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入闽后，又聚族而居，依赖家族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家族门第制度受到高度重视。他们一方面强化家族制度，另一方面推行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成为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宋代以后，朱熹的《朱子家礼》进一步强化了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明清时期，泉港民间，无论是大宗家族或小姓弱族，都建有祠堂，以奉祀列祖列宗，所谓“家家建追远之庙，户户置时祭之资”，祖先崇拜遂成最普遍的民间信仰。

　　祖先崇拜又集中地反映在祭祖活动上。民间祭祖活动从祭祀时间和目的来看，可分为生忌祭、年节祭和需时祭；从地点和形式上划分，则有家祭、墓祭、祠祭。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祖先崇拜受到冲击，大规模的祭祖活动有所减少，仪式也趋向简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祖先崇拜的基础，家祭照常举行，祖先崇拜成为民俗的有机组成部分仍在泉港民间绵延不绝。近十多年来，华侨和台湾同胞络绎不绝回祖籍省亲拜祖，在他们的参与和资助下，许多地方的祠堂修葺一新，定时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联宗祭祖活动。

　　家祭。家祭即在居家内设龛（位）祭祖。家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规模较小，仪式也较简单。先秦时代，由于受宗法制度的影响，王公贵族的嫡长子才享有祭祀始祖的特权，称“大宗”，庶子可祭祀五代祖先，称“小宗”，至于平民百姓只允许祭祀父亲一代。秦汉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平民所祭祀的祖先逐渐增多。宋代以后，民居普遍采用堂室结构，百姓也把厅堂作为祭祖场所。“凡厅事位置，必先祖而后神”（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堂上一般奉高、曾、祖、父四代祖先牌位，且配以妻室牌位。牌位用木块制作，上方削去两角，呈半弧形，书写祖考、妣的姓名、字号。神牌前摆一张长桌子（横案），用于放供品、香烛等。牌位和神龛的方向以坐北朝南为尊。

　　家祭的时间有定时祭和不定时祭两种。祖先的生日与忌日（特别是忌日）定时举行祭祀活动，在家长的率领下，对祖先的牌位烧香礼拜，供上若干菜肴祭品。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也要祭祖，其中清明、中元、冬至、除夕的祭祖活动较为隆重。中元节俗称“鬼节”，除了祭祀孤魂野鬼外，祭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冬至又称“冬节”，清早煮好汤圆，要先盛一碗，配上一打红色筷子，献祭祖先。祭毕，全家人才可吃汤圆。除夕祭祖也带有普遍性，吃年饭前后，在厅堂的八仙桌上摆上丰盛菜肴，家长率家人在祭祀天地诸神的同时，祭拜祖先，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后代来年平安。

　　除了生、忌日和年节的定时祭祖外，还有一些不定时的家祭活动，如婚、娶、添丁、盖房、出仕升官等等喜庆日子，均要祭祀祖先，告慰亡灵。旧时，农业丰收时，也要蒸一碗新米饭祭祀祖先和土地公。有些人家，每逢朔望日也祭祖，甚至“有事则祭”。家祭虽然次数较多，与其它祭祖活动相比较，仪礼相对简单，但由于设祭的子孙们大多与父、祖辈一起生活过，他们对近亲祖先有较深厚的感情，所以家祭时的感情比较真诚浓烈。

　　墓祭。即在祖先坟茔上致祭。祭祀时间一般有春祭（清明）和冬祭（冬至），墓祭的对象可分为近祖和远祖两个类型。对于近祖墓茔的祭祀略如家祭，一般由血缘较亲近的族人参加，甚至以家庭为单位，每年春秋必祭，仪式也比较简单，一般是烧纸钱，同时打扫、维修墓茔、挂纸（压纸钱）而已。关于这两个节日上墓祭祖的习俗，本书第一章之《春季节俗·清明》已作介绍。

　　对于远祖的墓祭，是以家族为主体举行的，一般可分为“支房祭”和“合族祭”两种。远祖的墓祭，一般有更为严明的规矩，如有的村庄同族规定，凡清明正日，全族男丁要在统一时间汇集于开基始祖墓扫墓祭拜，上一年度有育子、新婚或重大喜事人家要到墓前散发花生（寓子孙满堂）、丁糕、九重粿（寓家族大发兴旺）或猪肉给前往扫墓者。远祖墓祭次数一般较少，但仪式较隆重。特别是大姓望族，为了显耀家族兴旺发达，往往场面盛大，礼节繁琐，祭品铺张。有的还在墓地聚餐，名曰“吃上墓”。

　　境内涂岭镇龙头岭的闽台林姓始祖林禄墓，是一座影响深远东晋古墓。林禄东晋三年（公元325年）奉敕移守晋安郡（今福建东南部），举家南迁入闽，大力传播中原文化，成为晋代著名的封疆大吏，后裔传至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以及十多个国家。上世纪90年代至今，林氏宗亲每年都在林禄墓举行一次祭祖盛典，前往谒祖祭拜的林氏宗亲有60多万人次，成为一条强而有力的血缘纽带。

　　祠祭。即在祖祠内致祭祖先亡魂。祠祭是祭祖活动中最正规的一种，春冬二祭，比较郑重肃穆，世家望族尤为隆重。前一日要设位、陈器、省牲、具馔。祭时，主祭盛服就位，引赞、通赞、读祝，俱按次序排列。

　　祭祀前推举德高望重之族人，分别担任主祭人、司赞、司祝、司爵、司筵等执事人员，由他们分别主持、司仪、读祝词、管理祭器祭品等。据说官阶在二品以上的祖先，祭品可享用猪羊各一。其他祭品荤的有鱼、虾等，素的有香菇、木耳、豆豉、竹笋等，果有蜜饯、柑桔、苹果、菠萝等时鲜蔬果，肉食即猪头、猪脚、猪尾“三牲”和大肠（方言与“久长”谐音），此外还有五谷及其制品糕、粿、粽、包等。筵席即鱼肉蔬菜煮炒炖炸齐备，还有大小瓯蒸饭，以及茶酒等。祭仪完毕，“祖宗赐食”，即合族宴饮族食，表示享受祖宗的恩泽。山腰庄氏祠堂祭祀完毕后，全体与祭人员并特邀外迁宗亲入席聚餐。主祭者固定分给羊头，“点主”者分给鸡一只，又称“分胙”。主祭及祭司六人各分给毛巾、香烟。供羊的宗亲予以经济补贴。

　　祭祖活动的开支来源，一般皆由宗族公产中支付。如解放前，山腰庄氏祠堂置有祭田若干亩用以出租，收入供祭祀费用。此外，山腰海滩除滩涂养殖有蚝、蛏外，尚有蚶蛤等野生贝类。其中有一种俗称“空大”的小贝类海生物是山腰海的特产。每年夏天盛产季节，邻近乡人在海水退潮时争相下海挖取。山腰只有一条通往滩涂之海路，在路口设卡，向外村人收取数分钱的“海母税”，成为祭祖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

　　解放初和“文革”期间，合族祭祖活动极为少见。近年来，祠祭之风虽有所恢复，但大多是按房轮流祭祀，仪式比旧时简单，过去那种跨地域的宗祠大联祭并不多见。大部分宗祠祭祖活动的经费支出，由“晋主”收入支付，以及海内外宗亲捐助。所谓“晋主”是指族中各家各户向祖祠晋奉各自的祖先灵位。“晋主”讲究等级化，规定受“晋奉”的祖先需要在辈份、声望或社会地位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当然，在真正进行“晋主”仪式时，往往允许家户用金钱财物换取“晋主”的机会以及在祖祠中的灵位。而一些祠堂长年失修，或坍塌，或改为他用，宗族不再举行祠祭，各家各户只是逢年过节在家中上香行礼。

　　社会风情

　　泉港人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通过约定俗成仪规，形成丰富多彩的行业习俗和社交礼俗，构成了本区域特征的基本要素。而在生活中广泛长久流传的民间艺术，对人民群众陶冶情操、娱乐身心、抒发情感、交流思想，起到了无形纽带的作用。

　　泉港各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俗，也是整个社会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积淀。上述种种社会风情通过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浓厚的地方特色，成为展示泉港魅力的一个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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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风情

　　各行业生产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民俗文化现象。境内行业习俗的传承，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泉港人心灵手巧，各种行业纷呈异彩，人们所从事的工种不同，其习俗也就各具行业特色。行业习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精神与行为规范的内核又具有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容纳了尊师敬业、利民利群、诚信守规等道德内涵，是认识泉港社会史、经济史、民众思想史的重要证据，对于提升现代社会行业内部认同、沟通、凝聚，加强行业自律精神，增强社会自主的调节能力等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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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业

　　清《惠安县志》载：“县西北多丛（聚集）山，有竹木果实薪炭之饶。田皆逼厄（险要的），山谷间导水于高者注之。水耕火耨（锄草），伐山为业……农民往往依崖涧，缚茅为屋，植篱以障内外，多者仅数家，田原肥美……”可见原位于县北的泉港一带自古农业的自然环境条件较为理想，主要产有甘薯、水稻、大麦、花生、大豆、蚕豆和豌豆等粮油作物；盛产龙眼、荔枝、余甘、枇杷、柑橘、茶叶等名果佳茗，其中涂岭镇丘后村的特稀晚熟荔枝曾作为进京贡品。泉港一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以农耕为主的农村，形成了生产民俗中“以农为本”的尚农特点。本书的前几个章节叙述的民俗风情，也主要是从广大农民的生活习俗出发，故本节只作简单叙述。

　　泉港人民勤劳、朴实，素有男耕女织习惯，一般男干重活、女干轻活。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妇女也干重活，“乡村妇人芒乔负担，与男人杂作”。旧时多数妇女农事大忙时下田劳动，农闲时做针线、绣花、织布、缝纫等。1952年土地改革后，男女平等，农村妇女除下田劳动外，回家还得干起繁重的家务。每当较大的农事完成后，农家也大多打点酒，买些肉鱼，加点菜，滋养身体。

　　旧时境内农民每年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总要到田头压金纸烧香、献菜肴水果敬祀田头公，其意在于祈求田间土地神护佑庄稼免受鸟兽糟蹋，保佑五谷丰登。现此俗已鲜见。谷物将熟时，农民往往于田间插稻草人，草人穿破衣戴烂帽，于头上挂扎一串敬神祭鬼的冥币，旨在吓鸟驱鼠，防止庄稼受损。在稻谷成熟季节，为防范台风暴雨的损坏，或个体农户因劳动力缺乏而导致过熟脱粒，有亲帮亲、邻帮邻的传统习惯，不付报酬，仅供三餐和点心，俗称“有吃没工钱”，或戏称“没钱也得腹肚圆”。

　　旧时在广大农村，还存在以下三种雇工形式：

　　丫头。民国以前，贫困的家庭，将8—10岁的小女孩，出具卖身契卖给富家当婢女供使唤，长大以后由买主卖出去为人妻妾，或由卖主赎回后再出嫁。丫头过着奴隶般生活，受尽折磨，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骂，这种非人制度随着1950年土地改革而结束。

　　放牛仔。贫穷家庭子女多，为了减轻吃饭负担，把孩子临时送到富户牧牛、羊，富家给饭吃，不付工资。放牛仔可以辞退，也可以辞职，没有人身的依附关系。

　　保姆。1949年前，富裕人家招聘奶妈或保姆时，经达成口头协议，由雇主提供膳宿，每月发工资，一年两套衣服（春、秋两季）。雇主可以辞退，保姆也可以辞职。

　　长期以来，智慧的泉港农民特别重视用天之道和因地之利。所谓用天之道，便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农谚，如：“早春好佚桃（玩耍），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冬收获减少）。”“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北风，可能大旱）。”“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着播田夫（一至三月的天气都很冷）。”“冬节在月头，寒在年冥兜（春节）；冬节在月中，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尾，寒在正二月。”“上半月看初三，下半月看十八。”“南闪（闪电）百日晴，北闪在眼前。”……这些农谚世代流传，成为传授生产经验的一种特殊方式。

　　牛是农业耕作的主要动力。经济好的一家养一头，经济差的两家或数家合养一头，轮流放牧、饲养，初二、十六“做牙”拜牛栏，由轮养户办理。在大忙季节，每晚给牛喂晒干的甘署藤、早稻秆。要买牛，到牛墟上相牛。相中意了买下来，在两个牛角上系一条红布，叫做“挂红”，以示吉利。

　　1949年以前，猪养大了出卖，要先在灶公前焚香，卖后当晚要备牲礼谢灶公。买猪仔时，猪筐要系红布条，仔猪买回来快进门时，大人和小孩都要大声喊：“大猪公！大猪公！”傍晚在灶前供牲礼焚香，祈求灶公庇佑猪仔日夜长大，快快养成大猪。1949年后，此俗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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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 业

　　泉港枕山负海，濒海之民多以捕鱼为业。水产资源极其丰富，主要有牡蛎、缢蛏、青蟹、对虾、鲍鱼、花蛤、紫菜、海带等，如今新发展的鲍鱼养殖、吊蛎养殖、浅海养殖和网箱养鱼的面积和产量均居泉州首位。旧时，泉港许多渔船每年要到浙江海域捕鱼6个月。每当渔船出海捕捞，须选择吉利时辰。出海之前，有的到普陀山进香拜佛（又叫“打斋”）祈求平安。有的则办礼品（有五果六斋）、银纸、鞭炮，到妈祖宫奉祀，保佑渔船出海捕鱼平安无恙。

　　出海的前一天，船老板会大发慈悲，安排每两个伙计一小罐子卤猪肉，这是全汛生产期间的最大口福。平时伙食但求吃饱，不望吃好。在第二天天微亮就要起床，吃干饭，喝锅巴汤，渔民称“三下二作五，未到嘴巴先到肚”。之后就抓紧挂饵撒网放钩。喝剩的锅巴汤带到舢舨，作为充饥饮料。捱到午后一二点钟才用午餐，吃的是干饭配鱼头汤，每人只分与两个鱼头，极少有其它下饭菜。晚餐要等到入夜8点后，吃稀粥配咸鱼头和咸鱼尾。只有在每只舢舨日产达到8—10担时，才能享受一餐带鱼汤。每当渔船满载返航，也要备水果盆酒，放长串鞭炮，祭祀妈祖，或到普陀山还愿。

　　钓船每年转浙前要进行一次加固修补，中小业主大都要向控制渔市的“渔伢”预借资金（俗称“提行头”）；业主取了行头款后，生产的鱼货就要受渔伢控制，鱼价由他操纵定夺。如把鱼货卖给他人被发现，要接受很重的罚款。业主如果遇上年景不佳，还不起“行头款”，日子就很不好过，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要卖船、卖房、卖小囡，惨不可言。因此人们又把小钓船称为“钓子（仔）”船。

　　旧时渔民讨海的艰苦生活，正如峰尾渔区流传的一段歌谣所唱的：“有福居城市，无福住海边；无园以海作为田。受尽风霜不敢言。一只小船挂破篷，祖孙三代睡一舱。捕来鱼虾换薯干，老婆孩子过一冬。讨海真艰苦，无风要摇橹。五人睏一肚（船舱），吃粥配菜脯。日曝无物遮，雨泼无地避。泳（浪）大船摇摆，风透（狂）歹（难）蹲站。”其中艰辛，难以言尽。

　　新中国成立以来，渔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旧社会相比，渔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安全系数提高了，劳动强度降低了。过去船体小，经不起大风浪，信息交流闭塞，生产盲目，安全隐患大，而且几乎全靠人工操作，“行船真艰苦，挂帆兼摇橹”。现在渔船吨位高，抗风浪能力大，气象卫星通讯信息敏捷，生产安全有保障，而且现在全部实现机电动力化，大大地减轻了劳动负荷强度。二是船上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渔民生活得到保障。过去四五个人挤在小钓的低舱里，被人谑称为“贼吃、狗睏、螃蟹爬”；现在船舱上每人都有一处平坦暖和的休憩铺位。过去由于生活所迫，渔民子女十一二岁下船当学徒做童工，到六七十岁还在“讨海”驶船；现在都是青壮年业航捕鱼，已没有渔童、渔翁上岗的情况，渔民队伍的文化素质劳作技能，比过去也有很大的提高。

　　渔区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巨大的飞跃。衣着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如今讲究布料、款式，年青人还追求时尚、名牌。饮食由过去是麦糊配类似于小蛏的“公代”，甚至许多人经常缺米断粮揭不开锅；到现在基本上是一日加菜一顿，逢年过节鱼肉不离。居住环境由过去几代人、几户人家住在一座旧大厝里，到现在绝大多数渔户告别了古厝，迁入宽敞的新式楼房。

　　峰尾刘恢贤同志整理的《新航海谣》一文，表现了新时期泉港渔民欢快喜悦劳作生活的情景：“渔船过湄洲湾，行到平海波浪翻，再驶娘宫纳盐税，又出许屿门，风平浪静才放白大洋，叩拜妈祖圣母娘，庇佑顺风水航北上，无风摇橹要力量，船行到坎门，满天布黑云，渔船排成群，狂风要降临，不开就着停，夜里巡更查船肚，风静又开去石埔，石埔无停船，开入沈家门，籴米添水人成群，洗船烧服（金纸）忙纷纷，鱼肉祈神又改善，总部（炊事员）煮菜喷黑烟，择日驶去普陀山，渔民进香都上岸，佛寺念经做道场，拜完佛祖渡大洋，大洋渡过是舟山，渔澳选择在嵊山，渔行夥计来招商，捕捞丰收在别乡。渔工分红笑哈哈，汛期已经差不多，扬帆南下购年货，打算大年（春节）好好过，落头（返航）水路经祖庙，叩谢妈祖要丰厚，入澳下锭进家园，全家男女老少来团圆。”

　　每逢过年，渔船上都要张贴春联。春联的内容体现了渔民们盼望“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天时”的美好意愿。通用横披（或正菱形“大春”）有：一帆风顺、满载而归、乘风破浪等，镜面板匾有“木龙光彩”等，船后匾有“海不扬波”等，舵杆匾有“万军主帅”等。通用对联有：履巨涛如平地，拥大海作良田；九曲三湾随舵转，五湖四海任君航；出湄洲一帆风顺，入本澳满载而归。等等。

　　泉港沿海渔民世代靠海生息，一扬帆出海就要“乘风破浪”，浪由风起，风因气生，气从天来；天气变化直接影响渔航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渔民特别重视观察天气变化，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语言生动、简明扼要的渔谚。如：六月北风就是台（南风季出现北风是台风前兆）；秋风台，无人知（北风季节很难辨别是大风还是台风，务必提防）；十月防三五（指农历初五、十五、廿五日常出现强大风）；早时东南黑，势必午前雨；有雨天顶亮，无雨四边光；久雨现星光，明朝雨更狂；久雨傍晚停，一定转天晴；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春看山头晴，来日便分明；冬观海崖晴，无雨风平静；虹出东，水流入；西出虹，雨来停；春茫风，冬茫霜，夏茫日头公；早时西北仔，午后东南风，免得问天公（指正常天气）；雷电起西方，定是雨和风；雨打小满头，鱼虾眼泪流（晴）。等等。

　　渔民因为他们常在海中作业，最担心的就是翻船，由此忌“翻”字，上船时禁忌说“翻”、“覆”之话；船上的鞋帽及缸、坛、碗、罐等器具，禁忌倒翻放置；盘里放鱼禁忌斜倒放置，吃盘中鱼也忌讳将鱼整条掀翻。渔人忌将碗筷丢下海中，因为随手将饭碗丢进海中，意味着看不起渔家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渔人在海上行船或作业，遇到漂流的尸体，禁忌不予理睬，而要把尸体打捞上岸埋葬；如捕鱼时捞到人或动物骨头，禁忌丢回大海，也要拾上岸安葬。妇女不能乱上大渔船，若上船禁忌从船头坎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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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业

　　泉港地处沿海,盐业资源极其丰富。境内的山腰盐场是个大型国营企业，年产量10万吨以上，在职干部职工2800多人。在清乾隆中期之前，山腰也只是小面积产盐。《福建盐业志》载：“明末清初，惠安产盐地共7馆6乡181户，山腰49户。”当时采用的是较为落后的“洗卤煎盐”方法，也就是把近海滩涂上含盐量较高、呈现白色的海泥刮起，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复冲洗出卤水，然后把卤水倒进锅里煎出盐来，此法取盐成本高、产量低，成卤100斤，只能煎盐15—20斤；而且杂质多，口感苦涩。在山腰盐埕建立前，当地人们普遍食用的便是这种苦涩的盐。

　　“清乾隆六十年（1759年），山腰……被海水冲坍田地1875.14亩，改筑盐埕1595.77亩，山腰产盐伊始。”（《惠安盐志》）山腰盐埕一带原为田地，被海水冲坍之后，才因祸得福，引进了围埕晒盐的方法。这里面还有个掌故，相传山腰富绅庄捷轩从平潭县海山请来一位堪舆先生勘测先人墓地，此堪舆先生甚为高明，对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考探之后，建议其把墓地东南边辽阔的海滩开发成盐埕，造福子孙。庄捷轩大受启发，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动工造堤围海，并完善蓄水池、蒸发池和结晶池等制盐工艺流程的设施设备。因山腰盐场自那时起便在结晶池中用硋片垫底，用杉木板隔离盐坎，保证了原盐的质量，使山腰盐二百多年来名扬遐迩，山腰盐业也从此成为是本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清嘉庆年间，山腰六乡村山腰、前蔡、前黄、普安、钟厝、叶厝产盐。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腰盐场增设厘卡。随着盐业的发展壮大，1915年，民国政府在山腰建成盐馆，成立盐税局，向盐民征收盐税，并派盐兵看守，防走税及偷私盐。解放后，山腰盐场先后组织互助组、公社，盐农合一管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盐工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扩建了工区和外滩，1959年，山腰盐场转为地方国营盐场。

　　由于长期生产工艺和劳动工具落后，盐工们劳动强度大，解放初围海时，盐区还流行着“出门鸡打胸，入门手提灯，脚底肉要补钉”俗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先进的机器，使盐工从纯劳力中解脱出来，生产盐既高效率，又保质量。就比如以前是采用人工氽水或车水将海水从大海氽或车到盐田里,现在则是用电动抽水机。盐工的职业世代相传，父母退休后，子女可顶替。因为收入较为稳定，一直以来，盐工的生活质量相对周围的农户高，文化氛围也比较浓。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山腰盐场盐工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由于从事特重体力工作，男的55周岁，女的45周岁，从事工作10年以上即可退休，现领取退休金的老盐工有2000多名。一些退休盐工日子过得舒心，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体操队，演练扭秧歌、舞剑等文体活动，形成一股盐区新风。

　　盐工们的生活习俗、礼俗和几乎与周围的群众一样。在宗教信仰上略有差别的是，解放前盐区十月初十到十七做普度，做的是盐埕普，而十五日这天是整个盐区做“通普”，其它七日各个村落各自做普度，风俗、仪式与农户普度相差无几。解放后政府倡导文明生活，盐区“盐埕普”之俗也就逐渐消失。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盐业生产与天气变化关系密切，有“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之说，盐民对气象变化特别关注，盐区流行的时令和气象谚语也别具特色，流行较为广泛的有：“芒种夏至，盐仔出世。”“不怕七月半鬼，就怕七月半水。”“（下雨天）东南不出西，三日又再来。”等等，成为一代代相传生产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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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业

　　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泉港的谋生职业多种多样，一般都是用手工作业的，统称手工业。旧时，除富豪之家外，凡农村少田者，城市无业者，除念书的外，儿童一般在七岁上下，父母都要给他选择一种手艺，从小就让他学手艺，以便将来长大后，有个谋生养家的本领。学艺务工的事项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拜师。旧时，民间拜师学艺，要备办“拜师礼”敬师。一般备办“一担盘”，每头五盘共十盘，内盛线面、猪脚、美酒、鲜果、红包（内封现金）等作为拜师见面礼。徒弟拜师时，要行跪拜大礼，称为“师父”、“一日为师，终生是父”。学成之后，即能独当一面后，要办酒席“谢师”。

　　二、动工、散工。民间雇用木工、泥工、石工等手工业者兴建某种工程时，总要备办果品酒肴祭神，燃放鞭炮，表示工程开始，祈求工程顺利、工匠安全。祭神后的东西煮成盘菜办酒席，宴请雇工们，俗称“动工”。“动工”后工程就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工程建成结束了，主人也要备办供品谢神，同时宴请各种工匠，俗称“散工”。

　　三、牙祭。旧时，即使是现时，凡雇用手工业工匠兴建工程的主人（包括工场、作坊的主人），每逢农历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备办酒菜祀神，同时宴请各工匠，称为“牙祭”，俗称“做牙”。每年的二月初二为“头牙”，十二月十六为“尾牙”，此两日的“牙祭”尤为隆重。

　　四、拜祖师爷。旧时各种手艺的匠人都供奉各自的祖师爷。木工、泥工、石工拜鲁班；陶工拜宁封子（一说范蠡）；酿酒工拜杜康；茶工拜陆羽；烧窑工拜董宾；箍桶工拜陈楠；理发师拜罗祖。各自尊奉各自的祖师爷，祈求工艺长进，精益求精，事业顺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分离成为独立的部门，由副业变为主业，尽可能的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泉港地区传统的手工业丰富多彩，有烧窑制陶、造船、建筑（木工、泥工、石工）、做面线、纺织、制茶、采石等。现主要介绍以下四种：

　　制陶烧窑。在涂岭镇蚁山的商周文化遗址上，曾发掘出1件陶纺纶、1件陶豆及200多件尊、鬲、罐、钵等陶器碎片，说明泉港在有文献记载之前，闽越族已从事制陶生产劳动。唐五代，闽南地区随着移民的入迁、人口急增和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制瓷窑场纷纷开辟，至宋元时达到鼎盛，窑址遍布。泉港槐山村俗称“瓷窑”村，唐、宋时期全村陶瓷作业极盛，相传有99窑之多，村中主要生产同安窑系青瓷，现仍保存五六处古窑遗址。这些窑址生产的小底广肩四系罐、梭形及饼形网坠别具一格，适合沿海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元明之后，由于青瓷品种和质量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以及景德镇、龙泉窑场的兴盛致使青瓷生产日渐式微，窑址锐减，至清代一蹶不振。

　　自唐宋以来，泉港制陶烧窑业风风雨雨历经1000多年的过程，其兴盛和衰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海外市场的供需关系密切相关，产品不仅是本地群众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运往邻近的日本、朝鲜、东南亚、中西亚等地。现槐山村富饶的土地，在明时仍是濒海之澳，在村中一处叫“下支底”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村民挖窑土时就挖出一块船只残骸，村中现存有始建于明朝的供奉海上女神妈祖的宫庙，就是当时水手扬帆出海时祭神祈祷平安之处。泉港的砖瓦业和制陶业几乎同时发展，制陶业低潮时大多数窑主改制砖瓦，至上世纪80年代，沿海各乡村仍常见作坊式砖瓦窑，如今为适应建筑业发展的需要，砖瓦皆为较大规模的工厂生产。

　　造船业。从开斧动工到竖龙骨、安桅、安龙目、钉头钧、下水，都要举行祭礼。其中竖龙骨、安龙目、钉头钧是造船过程中三道最重要的工序，动工前必须先择定吉日吉时，届时要摆上供品，请来境主神坐镇，举行祭仪。龙骨即船脊，竖龙骨时，需在其前部钉一片棕垫，意为“头综”，寓意日后生产获头名；尾部要扎一块红布，意为“尾红”，即从头到尾红火吉利。船头两侧浮雕的眼睛称龙目，安装时，要在龙目周边套上五色小布条，用三根特制洁净的铁钉一次钉成，意使龙目光彩。钉头钧即安装阔头船船头的碇仔木，头钧上需套小红布以示兴旺吉利。渔船上的许多部位以“龙”命名，如龙身、龙骨、龙舌、龙目等，这显然与渔民信仰海龙王有关。

　　泉港沿海先民唐时便从事渔业生产，经宋元明不断发展壮大，造船业也随之发展壮大，如明代峰尾黄姓族人多习造船工艺，相传为首执斧者有99人之多，造船为业者分布全境各地、惠安黄崎、净峰、崇武及莆仙等地。黄氏造船世代相传，驰名遐迩。据峰尾黄氏族谱记载，清康熙廿一年（公元1682年），黄氏先人在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受聘建造战船；后又受清廷任用为道宪厦厂军工监匠，分辖监造圭峰、沙格二澳战船。清朝中叶，峰尾与台湾通商颇为发达，那时大商船以及其他渔船，都是黄氏家族所建造。

　　清道光年间，为抵抗西洋船和海匪的侵犯骚扰，民船与官船联合战斗，因为船只多，枪炮不够配置供给，黄氏造船工匠设计按官船枪炮架的形状，在民船两舷涂画假孔（枪眼）迷惑敌船，加上军民英勇奋战，使西洋船和匪船惧怕，不敢嚣张恋战。后来，为纪念这段荣耀历史，峰尾民船把船两舷上的假孔改为方孔，造型构建既规格统一，又大方美观。这种船型就是所谓的“黑皮五青案”，是峰尾古船型代表。而黄氏为莆仙等地沿海建造的这种船型，船舷是漆上赤色，故名“赤皮五青案”。因峰尾古船过去在海上屡与海盗作殊死抗争，常给匪敌以致命的歼击，海盗匪敌见到黑皮五枪孔船，不敢贸然进犯，所以，莆仙等地的赤皮五枪孔船，也多改成黑五枪孔船。此古船型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船型随之改造创新，旧船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退出，进入历史博物馆。

　　建筑业。旧时起厝造宅，先要请风水先生择测宅地，用罗盘勘定坐向，再择吉日动工。动工之日，主人于宅地外围立土地公神位，摆上敬祀品，然后主人手拿铁锄沿宅址四周挖戮一遍，称“破土动基”。安门、上梁等是建屋程序中几个重要环节要先择吉日，当日主人均要设宴款待工匠，唯恐有所怠慢。

　　旧时筑灶前，必择吉日良辰。砌灶时在的底部放置五谷种子和古铜钱，蕴含着五谷丰登，家运昌盛之意。再切灶面。因一般人家灶面往往要安放一大鼎一中鼎或小鼎，或三鼎俱全，因此砌筑烟囱时，会有两三个烟孔集中到同一烟囱来，此时应在灶盘上面用红砖砌起一个烟囱座，统一排烟，再于其上继续砌筑烟囱，直至屋顶为止。砌完灶后，要用红纸书写“灶君司命”或“东厨司命灶君”，贴在排楼式的烟囱座上或灶边墙上，主人焚香备祭品供奉灶君，祈求保佑，少顷烧金放炮。之后宴请筑灶师傅，以徵来日大发之吉兆。此后每逢节日，也须虔诚供奉灶君爷，以祈诸事平安、家运发达。

　　做面线。本地自古盛产面线，各镇均有从事这项手工业的专业户，如界山镇的河阳、槐山，南埔镇的西枫、文坂，前黄镇的凤南、凤林，山腰镇的锦山、锦塔，涂岭镇的涂岭、松园，峰尾镇的联岩等等，以往都有人家制作面线。现全区仍有为数40多户制作经营面线的家庭作坊，有的村庄甚至好几户家庭都以做面线为生，如界山镇河阳、南埔镇西枫（现因炼化一体化项目拆迁至涂岭）等村即有这种村民群体做面线的现象。

　　面线具体制作过程是：在作坊里把用面粉和水、盐调好的面团，捏成条状，一端安置于面线架上，一端安置于手提的线架上，数十枚连成一排，边拉扯边甩，渐拉渐长，越长越细，细得像线，同时要尽量减少断头，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手艺。一排拉甩好又拉甩一排，挂于架上晾干，未待全干即收拢装成束（民间谓一束为一“结”），装成后再晒干收藏。面线寓有“福寿绵长”之意，泉港人不但居家必备，而且是常用来馈赠庆贺他人的礼品之一。

　　泉港行业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相当突出，一是与地理环境有关，如上述的制陶业和造船业，只局限在几个沿海村庄。一是与境内工匠民俗的保守性与其技艺的传授继承的途径有关。我国自古以来主要是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但师傅对徒弟通常总是留一手，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此学徒学艺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得到师傅绝招真传的，一般只能是师傅的后裔，甚至“传子不传女”，所以较容易形成家族同操一业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此民俗已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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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业

　　樵夫初下山，渔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

　　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

　　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

　　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

　　这是元代进士、峰尾人卢琦所作的《渔樵问答》，此诗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绘了当时泉港一带交易平等、集市和睦的商业情境。在宋元时期，随着泉港渔业的发展，峰尾街市已呈繁荣景象，时前街36铺，后街360户。山村农民常挑柴粮到峰尾街换鱼货，集贸热闹异常。

　　商业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行为，流通过程主要在民间实现，反映出民众心理。商业的行为方式，从早期氏族之间的“日中为市”开始，大都是约定俗成的，依据一定的潜形社会契约（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则）进行。这些都形成民俗——商俗。商俗是有着浓郁气息的民俗文化。

　　20世纪之前，泉港一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乡村，历史上最早的市场是圩。古时交通不便，乡村购买力又低，有资财者不愿到乡下开店营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世事应用物品，除前往集镇购买外，主要依赖于圩市。圩市是乡民自发形成或约定俗成的，有固定地点，但非每日开放，或三日一集，或五日一集，有的甚至十天半个月才一集。乡间贸易除圩集外，还有庙会，它是一种综合性集市，包括祭祀神灵、看戏娱乐、探亲访友、商业交易这四大功能。

　　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交换方式和议价方式等。交换方式如篇首《渔樵问答》所述的交易情景。议价方式主要有讨价还价和明码标价两种形式。如今有的商店在明码标价时，还特地声明“货真价实”、“不二价”，以取得顾客信任。

　　商业方式大致有坐商、行商和居间商三种民俗形态。坐商是由市场交易发展起来的固定性的经商方式的民俗。由于坐商的经营方式是积货待需，坐等顾客上门，因此其特点以卖方的主动热情为特征，正如民谚所说：“和气生财。”为了拉顾客，店主还不时搞一些所谓开业若干周年大酬宾、换季清仓大拍卖，以及购物摸奖等销售活动。

　　行商是一种游动性的商业行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即是行商所开辟的。当然，渡洋跨国贸易毕竟少见。行商富者上苏杭下粤浙，舟车所至，皆可探索致富之路。如清康熙十八年泉港全境奉旨迁界，涂坑村刘氏族人在这次苦难中扩开眼界，增长见识。复界后，族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进行商贸活动。村南的刘端弘及其子置18艘船，自海上走关东，经受着种种海上风浪和商场险恶，终成一方巨贾。时村北的坐商刘端瑜，在许厝港开设杉行也成巨富。在这两人的带动下，整个涂坑村经济面貌开始复苏。行商贫者则背负肩挑货物，深入乡里小巷招徕顾客。如卖饼、卖荔枝、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等，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

　　居间商是一种纯媒介性的商业形态，民间或称“牙郞（人）”。他们手上并没有可以买卖的商品，是通过介绍耕牛、猪、羊等买卖以获取一定的报酬。居间商具有沟通市场和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

　　商业标志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如肩挑小贩沿街巷叫卖时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吸引顾客。有的则以吹响器或打击器物为记，如卖蜜饯的吹唢呐，阉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现在商店大多用音响播唱流行歌曲，千篇一律，未免缺乏韵味。新店营业开张，要装饰门面，并举行隆重的悬挂招牌典礼，老式招牌多制成匾额，墨迹多出自书法名家或名人之手笔，这就是商业民俗中的文字标志。旧时商铺门面各有光彩：药店、茶庄、绸缎庄、鞋帽铺、金店等，内外装修，各有特色。不像现在大多是铝合金门窗。

　　泉港民风淳朴，商俗中还很注意职业道德，把道德规范变成口头传承的信条，如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等，都是约定俗成的经营守则。旧商俗产生于旧时代，有的还脱胎于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形态。但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就发展商业来说，起着文化杠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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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交风情

　　人的生活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基本需求，也有精神方面的深层次需求。而要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社会交际就起到了桥梁和协调器的作用。泉港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际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仪和礼俗。

　　相见迎送

　　封建时代，相见时的礼节讲究尊卑长幼。清时下辈见长辈，男子要行跪拜礼或打千儿礼，女子行敛衽礼。平辈相见，绅商学界多作揖致意，农民、工匠见客人多垂手躬身表示敬意。

　　民国时期，改跪拜为鞠躬，改作揖为握手。后来，尊卑之分逐渐淡化，相见时互相点头，清早相遇就相互问早，一般时间相遇就问声“吃饱了未？”或“哪里去？”都要由晚辈先开口打招呼。

　　解放后，强调同志关系，鞠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少见，只在正式的公共场合和学生对老师还行鞠躬礼。“文革”期间，以“大老粗”为荣，礼貌礼仪多被当作“虚伪谄媚”或“旧文化”加以弃除，见面时或者故意大大咧咧，或者只谨慎地以点头打招呼。

　　旧时对教师、医生统称“先生”；对长辈尊称“伯伯”、“叔叔”、“伯公”、“叔公”、“阿姨”、“阿婶”或“婶妈”；1950年后，陌生人相称“同志”；1980年后，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则以职务相称；禁忌连名带姓呼叫，如姓郑名某某，叫阿郑、老郑、某某都可以；问路时，不能对年纪大的人称“细弟”，不能对年轻的妇女称“阿婶”；称呼“嗨”、“喂”被视为无礼行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境内打招呼多用“你好”来代替问“吃过没有”或“上哪里去”。

　　有客来访，主人要奉茶敬烟。长辈初次来访须先敬奉甜鸡蛋汤以表敬意，亲戚初次探亲也用此礼。煮鸡蛋一般四粒，加白糖。客人可以全部吃完，或吃两粒，留下一双；也可以四粒都不吃，只喝一口甜汤，表示已经领情了。外孙和亲戚朋友的小孩子第一次来做客，当他们要回家时，古时习俗是用红髻线穿住钱孔，挂在孩子的脖子上，俗称“挂兜”，现在则直接把钞票给孩子作为见面礼。有客人在座，不得打扫地板，以免被误认为逐客。请客人吃便饭时筷子不得插在饭上，因为这是祭拜死人的礼节。请客吃饭时不得用筷子敲碗盘，世俗以为这是呼猫、狗就食的方式。

　　旧时客人告辞时主人送至大门口，然后拱手道别。客人对主人说：“请留步。”主人应再三致意，并说“行好”、“慢行”、“再来坐”等。民国以来，送客的礼节也逐渐欧化，道别不再作揖而改用招手或挥手，告别语多为“再见”、“明天见”之类。上世纪80年代后，请年轻人兴说“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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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席宴会

　　旧式筵席宴会多使用方桌，按与宗庙昭穆相同的顺序排列。神座前左边第一桌为首席，右边第一桌为第二席，首席之下一桌为第三席，第二席之下一桌为第四席，依次类推。也有另一种排法，即由中堂延至门外，以中堂第一排的中央为首席。每一席坐8人，席次安排有两种方式。

　　在私人宴会中，一般以母族、妻族的至亲长辈为上宾，姑姨姐妹的姻亲为次。一般戚属和本家宗族按辈分论列，一般友好和邻居按长幼为序，其他客人则根据其社会地位安排座次。结婚酒席，母舅居首位；满月、度坐宴，外公、外婆居首位；丧事酒席，外家居首位；喜庆酒席，长辈居首位。

　　开席前筷子要放在碗的右边，筷头朝座位，忌倒过来放，也忌将一双筷子分摆在碗的两边。准备菜谱，根据喜宴从丰、丧宴从简的原则，菜肴有12道、20道、24道或36道的规格。菜肴的组成和上菜的次序各地有所不同，同一地方亦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旧时办宴席第一道热菜多为炒面条或炒米粉，现在高档筵席已取消这道菜。除了丧宴之外，最后一道菜都是甜汤，有的地方以甜圆子结尾，寓意圆满甜美。现在的筵席往往另加一盘水果。总的说，过去较注重实惠；现今则讲究排场，重视雕琢花样，追求档次。

　　终席前主办者要轮流到每个餐桌前向客人敬酒至少一遍。在每一席上主人必须陪客人饮酒，在客人盛饭之前，主人不得先盛饭。旧时主人还必须给客人夹菜，现今因为讲究卫生，此俗不兴。旧时宴饮，主人应陪客人行酒令或划拳助兴。现在行酒令者少，猜拳斗酒也因为粗俗不雅而在较正规的宴会中被摒弃。

　　赴喜宴时客人要等主人催请，赴丧宴不必催请。开席后客人自己坐到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上。赴宴者还须注意遵守筵席上的诸多忌讳：用餐时忌用筷子在盘中翻动菜肴，挑肥拣瘦；忌将食物夹住后又放回盘内；忌夹菜时让汤汁不停地淌滴桌上；忌手持筷子目光久盯菜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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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结亲

　　结交朋友。泉港人交友形式纯朴，讲究情义。人们在共同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通过互相了解和帮助，就会建立深厚的友谊。一般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行业都存在同行间的友谊，如参军的有战友，读书的有同窗、写文章的有文友，经商的有商业知交，农民、木匠、泥水匠、船员等有劳工朋友。朋友之间，全凭一个义字，有事相帮，有难相助。在农村有人家起厝，工友便要帮做几天义务工；青年朋友办婚事，众友便来帮助备办，接待来宾。谁个能力强、讲义气、社会声誉高，就能够广交朋友。

　　结拜金兰。即结拜为异姓兄弟或姐妹，俗称“换帖”。友情成至交，便有人结拜金兰，旧时要通过烧香盟誓的仪式确定关系，隆重的则择定吉日到宫庙行香，敬献牲礼，交换载有本人姓名和生辰八字的金兰帖，然后跪拜盟誓，礼毕则用供品办宴，按生辰称兄道弟，呼姐唤妹。结拜后情同手足，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凡遇到重大事项，共同商议，共同解决；凡逢年过节，或者喜庆，常把金兰请到家里，杀鸡宰鸭，当上宾和亲人款待。讲究礼数者遇到对方父母去逝，亦同孝男一样戴孝。

　　结拜义亲。即认干爹妈、干儿女，俗称“契爸”、“契母”、“契子”、“契女儿”。有的是长辈之间情谊深厚，为延续到下一代而进行结拜；有的是两人本为忘年之交，为进一步加深关系而进行结拜；有的是迷信认为其命相有所克，应认干爹妈才会解厄发达。结拜礼俗一般是幼辈依例送猪脚、面线上门拜见长辈，由此确定关系。有的幼辈尚是婴孩，此礼由其父母代办。此后，长辈对幼辈要加倍关心，甚至替其父母教导抚养。而幼辈也要对长辈孝敬有加，甚至和亲子女一样侍候赡养。

　　《返回交际礼仪

　　俗话说“亲戚有走才有亲”，亲友之间要经常走动和联系，逢年过节要互相探望并互赠礼品。亲友久客返乡，或遭不幸事故，应前去探望，并带炮烛、线面、红蛋等接风，称“脱草鞋”，意思是贺其平安归来，或祝不幸遭遇者“转运”、否极泰来。亲友跌倒或受伤，应上门探望，去时带一束线面、一个鸡蛋给受伤者“压惊”。亲友生病也应前去探望，旧时探病多带线面和鸡蛋，现在多带水果和营养品、贵重药品等。

　　得到他人帮忙，应表示酬谢。多半作法是办一场宴席，请恩人坐尊位，当着众宾客表示感谢。溺水得救，要请恩人吃甜蛋汤，还要设宴拜谢救命之恩。媒人帮助做成婚事，除了要送红包和在婚宴中给予礼遇之外，还要送猪脚以补偿媒人在来回奔走时消耗的“脚力”。

　　民间发生不愉快事件之后，由较有威信的人（俗称“公亲”）出面调解后，理亏的一方由调解人带到被损害的一方家中赔礼道歉；情节严重的，则要赔偿；对他们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则要送红布挂在对方大门上，俗称“挂红”，寓为辟邪保吉。

　　民间交际，还有诸多禁忌，如：

　　与人对话时不得单独伸出中指，更忌讳以中指指人，此为极不礼貌的行为。

　　见婴孩体胖，不可当面嘉赏其“肥”，须言“好样”，抱时亦不可言“重”，俗谓小儿经不起称赞，容易走向反面。

　　丧后穿孝服者，或穿麻衣，不可乱入人家；凡参与操办丧事的人，禁忌参加操办喜事。

　　登门作客不得穿草鞋进入他人屋内，以免被误认为身戴重孝。

　　忌言死，而以“百岁”代之；忌在节日讲不吉利的话。

　　家中饲养的猫和狗死了，忌乱埋，而要“死猫吊树头，死狗顺水流”。

　　用扫帚打人，挨打者会认为受到最大的侮辱。

　　客人在座时扫地，被人认为是逐客，有失礼仪。

　　与亲友进餐时，筷子不要插在饭上（因祭祀时往往在饭上插香），否则会被认为对别人不敬。

　　招待客人时，最忌讳摆六盘菜，因为依清朝旧例，死囚临刑前才食六盘菜肴。

　　产妇之房，未满月不可进。

　　儿童勿戴两顶帽，忌长不高。

　　进他人屋内不得打伞或戴斗笠，俗谓这样做是预兆该房屋会漏雨。

　　以上禁忌，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群众的视野日益开阔，一些不科学的禁忌已经自行泯灭，有些禁忌至今还在沿用，但多数已不再拘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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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间戏曲

　　泉港依山傍海，自古水陆通畅，又处于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的过渡地域，方言和地理的特殊性，造成了其民俗艺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成为令中外艺术家惊叹的曲窝子、戏窝子。在当地民间流传的戏曲有芗剧、高甲戏、莆仙戏、木偶戏、南音和旷世稀有的北管。泉港人同时能够因地制宜，灵活运用这些戏曲进行各类大、中型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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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音

　　又名南曲、南弦，被誉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南音起源于泉州南部，以闽南语音为主，始于何时，民间有种种传说，却未见历史文献记载。如从南乐的音阶、曲牌、乐器等分析推断，可能起源于唐代之前。它的成因、发展、成型，与历史上的晋代永嘉年间衣冠南渡、唐末三王入闽、南宋南外宗正司迁泉等三次中原人南迁大移民有关。

　　泉港南音是泉州南音的支流，传入时间可追溯到明朝嘉靖时期，世代传唱，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即使处在泉州的北大门，泉港的南音演奏活动在山腰、前黄、涂岭、南埔、后龙一带也非常流行，城镇乡村时常闻丝竹管弦之声。19世纪末，境内不少村庄的南音爱好者聘请南音艺人传授奏乐和演唱技巧，仅山腰一带就出现10多家南音弦管间，每家均有10多个青壮年为主的学艺者。

　　“文革”期间，南音停止活动。上世纪80年代始，文艺复兴，以庄神生为代表的山腰南音艺人又开始活跃起来，其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曾被美誉为“北派南音”。之后，南埔、后龙许多乡村陆续拥有南音社（组、乐队）。2000年泉港建区前后，又有涂岭、山腰、前黄三个镇成立了南音社。当年元宵节，泉港南音代表队赴泉州市参加第六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山腰镇的庄三兰、庄小兰荣获演唱奖。2003年12月，成立了全区性的社会团体区南音工作者协会，在区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该协会于2005年5月在前黄三朱小学成立南音培训基地，促进艺术传承，形成颇为可观的艺术阵容。

　　境内一些南音团体坚持每星期举办一次演唱活动，经常组队参加区、镇文艺演出和对外交流活动，曾为港、澳、台观光团献演，获得客人们的赞誉和肯定。逢年过节，南音演唱团体还在影剧院、村部广场或校园等处演唱，积极配合宣传计生、综治等工作，服务全区中心工作，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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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管

　　又名“小调、小曲、曲仔、北曲”，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丝竹音乐，与南音（南弦）并称为“南弦北管”。泉港北管与台湾的北管音乐隔岸唱和，与日本民间音乐也存在渊源关系，被专家称为“古味古韵一枝花”。泉港北管已列入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北管流行于境内的山腰、后龙、峰尾等地，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江淮一带河水常常泛滥成灾，多数灾民背井离乡往南逃荒。他们以卖艺为生，常唱的曲调有《打花鼓》等，人们笼统称她们为“风阳婆”，北管也由这些流浪艺人传入本区域。

　　清代，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盐兵、淮河缺堤难民等渠道，传入惠北（今泉港地区）。后经号称“峰尾三九”的北管名艺人刘阿九、刘进九、刘扣九等努力，盛行于泉港山腰、坝头、安兜等地。光绪八年，刘阿九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弦北管出游活动，震动听众，泉州府台申报上宪，赐与“佾生”，送府学就学，并为其取艺名舞庭。一年一度的“送孔子”，舞庭均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推崇。为区别于“南音”，就把这种源于外地的民间乐种称为“北管”。

　　北管分为曲、谱两大类。曲即声乐曲，演唱使用“官话”（土腔北方话），曲调揉进闽南、莆仙音乐的一些行腔特点。代表性曲目有《四大景》、《红绣鞋》、《采桑》、《采莲》、《采茶》、《玉美人》、《纱窗外》等。谱即器乐曲。代表性曲目有《六串》、《行板》、《平板》、《下山虎》、《拾相思》、《四板》、《大八板》、《江南大八板》等。乐器沿用江南丝竹乐器及闽南的琵琶、锁呐，莆仙的尺胡、小三弦、双清等，主奏乐器是提弦。乐队由演唱组和演奏组组成，乐队编制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五六人。演唱组一般有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五六个，演唱时各人手执打击乐器，边唱边打。演唱（奏）的曲目内容，多为记物、述事、抒情，其中有一些是古曲。

　　泉港区域与兴化（莆田、仙游）接壤，原有“兴化曲”（莆仙音乐）流传。北管在传播过程中，虽然融合了“兴化曲”的一些艺术方法，有闽南、莆仙的柔婉、秀丽特点，但基本上还保留了江淮一带民歌明朗、遒劲、朴实的个性。每逢节庆，北管艺人都要参加化妆、游行、迎神、装阁等活动，乐队前面打着“天子传音”的旗号，与“御前清曲”的南音相辉映。

　　抗战时期，北管在泉港区峰尾、后龙、山腰等镇进入全盛。峰尾、后龙两镇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东南亚等地也有“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文革”期间，北管被视为“黑曲”，众多北管资料被没收焚烧，乐队被迫解散，北管一蹶不振，濒临绝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管复苏，至今泉港区峰尾、后龙、山腰、南埔四镇还有30多支北管乐队，演奏北管乐成为民间婚丧喜庆重要仪式之一。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组织音乐工作者抢救、挖掘、整理北管音乐，批准成立研究机构和社团。近年来，境内多所小学以北管音乐作为乡土教材，泉港人学习和推广北管音乐热潮再度兴起。北管艺人先后创作了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新节目，在国际及省、市演出获奖；福建电视台拍摄的北管音乐专题片《古韵民风》，先后在福建电视台和美国中文电视台播出，引起海内外文艺界的关注。各北管团体多次接待了英、日、台湾及大陆音乐专家的考察，密切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使北管这朵扎根于泉港大地的艺术奇葩不断地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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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仙戏

　　莆仙戏是福建省莆田、仙游地域文化的积淀与结晶，素以“宋元南戏活化石”和“南戏遗响”著称。剧目古老，现有传统的保留剧目5000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古老剧目。音乐曲牌丰富，现有曲牌一千多个，音乐歌舞“集盛唐古曲之精英、留霓裳羽衣之遗响，采宫廷教坊之荟萃，取山村田野之歌调”。音乐唱腔，风格独特；表演艺术具有古朴典雅、绚丽多彩的特色，表演基本功科目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个性鲜明。表演程式揉合杂剧和民间木偶戏精华，行当脚色承袭南戏规制，其生、旦、净、末、丑、贴、外等七个行当，尤其“靓妆”一角，其源极古。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老舍先生1962年曾赞誉：“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

　　莆仙戏自宋代形成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因泉港许多村民的先祖，于明清时期自莆田、仙游一带迁徙而来，披荆斩棘，繁衍成村，莆仙戏也由此引入，并生根发展。建国初期后龙镇的涂坑村、界山镇的潘南盐场、山腰镇锦联村、锦山村、锦塔村曾办有莆仙戏剧团。其中潘南莆仙戏剧团曾排演新编历史剧《慧眼考官》参加福建省首届农村职业剧团创作会演。现莆仙戏仍是界山、南埔、后龙等镇民间欢庆的重要节目，每逢重大民俗节日，甚至老人庆寿，孩子考上大学，都请来莆仙戏剧团。最为隆重是演“文武台”，即请来两个戏班，在村里各搭一处戏台同时演出。莆仙戏的引入，也带来了与北管音乐不同特色的的莆仙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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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芗 剧

　　芗江，是福建九龙江流经漳州时的简称。芗剧，顾名思义，是流行于漳州芗江一带的地方剧种。其足迹遍及闽南和台湾等地区及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芗剧是福建主要地方剧种中较为年轻的一个，它的前身是台湾歌仔戏，而歌仔戏又是由漳州一带的锦歌、车鼓、采茶和以后传入台湾的四平戏、白字戏、京剧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经过揉合吸收后形成的一个新兴剧种。因此，闽南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同根同源。

　　泉港芗剧以漳州方言为戏腔，曲牌以芗剧传统曲牌、击乐以京班锣鼓经为主，基本轮廓类同台湾歌仔戏。芗剧在解放前夕传入前黄一带，迅速为泉港群众所接受，至上世纪60年代停演，1978年再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鼎盛，最多时全区有六七个芗剧团，其中的两三个剧团从剧目选择、演出质量、舞台设备、经营管理等方面较为优秀，随着岁月的磨练，逐步地走向成熟，并不断创新。

　　曲艺队可以说是芗剧适应泉港民俗的独特形式，当地人俗称戏仔，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荷池村几位芗剧演员在村中演唱简易的芗剧片段娱乐，至1979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即填新词组队赴县演唱，获得嘉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芗剧演员自发组织戏仔队，最简单的形式便是以一生一旦为主演唱，有的则再配有四至六人歌舞表演，三五位乐器伴奏，边走边演。戏仔队根据服务对象演唱不同曲目，如赴殡葬演唱《梁祝二十四拜》、《安安寻母》、《五子哭墓》等曲。喜庆活动另选欢乐曲。至2000年，本地共发展六支曲艺队，成为境内岁时节俗和人生礼俗中一道独特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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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甲戏

　　高甲戏又称戈甲戏、九甲戏，是福建省主要剧种之一，形成于清代中叶，主要流传于晋江、泉州、厦门、龙溪等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港、澳和东南亚华侨聚居地。高甲戏是由闽南化装游行、装扮故事而形成的。明末清初，泉南各地农村每遇迎神赛会或喜庆节日，村民们装扮梁山泊英雄人物，配以闽南锣鼓和民间的“红甲吹”、“十音”之类曲调，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间或就地表演以宋江故事为主的简短故事和各种武打技艺，只有道白，少有唱腔。这种形式的出现，很受村民喜爱，随着便有由儿童组成的业余戏班出现，演出节目仍为梁山泊故事，后来逐渐为成年人扮演的专业戏班所代替，称为“宋江戏”，艺术上有了发展提高，唱、做、念、打俱全，节目内容也较丰富。解放后，泉州高甲戏经过改革、创新，有了很大的发展。

　　高甲戏在上世纪初传入境内，人们又称为南戏，主要在山腰、前黄、涂岭一带流行。1903年普安村戏剧艺师张来成，曾在上海向梅兰芳京剧大师学了京剧功底，回本村后组织成立普安村高甲戏剧团，山腰不少群众很喜爱此剧种。“文革”期间，高甲戏一度停演，直至1979年，普安村在村支书张泉富的牵头下，重新组建普安高甲戏剧团，曾聘请惠安县文化馆庄庆良、名旦李瑞媪夫妇导演，培训一批优秀高甲青年演员，排演《边关审子》等30多个剧目，在惠安、晋江、石狮、南安、鲤城等县、区演出受到好评，成为全县最优秀的民间职业剧团之一。其后又根据境内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凤台高甲戏剧团、大众高甲戏剧团等相继出现。2001年8月，新成立泉港高甲戏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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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中木偶戏

　　掌中木偶戏又称布袋戏，国内外稀有，属于国家保护扶持剧种。在泉港属南派掌中木偶，主要受惠安涂寨辐射而发展。近百年来境内出现了涂岭驿坂村陈妈居、邱后村陈延生、山腰大前黄村黄乌猴等颇有名望的布袋戏班师傅。前黄村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成立木偶剧团，黄乌猴及其子孙四代人相袭排演传统木偶剧目300多个，在原惠安县各地演出深受老人和孩子们欢迎，成为著名的掌中木偶戏世家。2000年山腰文化站牵头组建泉港区掌中木偶艺术团，该团一方面发掘继承传统技艺，一方面创新儿童戏剧，经常深入中小学演课本剧，深受师生欢迎。当年10月，该团参加第三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取得了成功，受到同行们的肯定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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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灯歌舞

　　七星灯是山腰、峰尾、前黄一带的村庄元宵民俗中一种吉祥的灯，人家相信这种灯能够庇佑早生贵子。它是在一根一丈多的竹竿顶挂着华丽的六角灯罩，每角系一盏纸制天地灯，俗称魁灯，有的还在灯罩上端糊着一只昂首的纸鹤。各村供奉七星灯的礼俗不一，如后张村是把七星灯奉在家中礼拜三日，然后把魁灯送给已婚未育人家，其余物件焚化；坝头一带是新添丁人家糊七星灯，供奉15日，以谢神灵；峰尾则把七星灯横列于一竹竿中，挂在门前朝拜三日，然后焚化。

　　山腰一些村庄还会在元宵节举行抢七星灯活动。华灯初上时，礼炮三响后，撑灯者举着七星灯，朝广场上众多抢灯者舞动，抢灯者等六盏魁灯从头上划过时，跃起夺灯，一时互相碰撞，欢声雷动，夺得魁灯者笑逐颜开，将其带回家中供奉。抢七星灯的民俗活动自文革之后已逐渐匿迹，但上世纪80年代始，一些民间艺人吸收其文化内涵，根据这种民俗活动独特的情景，编成民间歌舞。老艺人所编的抢灯歌舞《七星灯》，选南音、北管的小吹名曲《贵子图》作为舞曲，配上唢呐和打击乐，使整个舞蹈表现出喜气洋洋的氛围，特别是舞蹈中出现的男丑、女丑、老头、少女和儿童等角色，以不同的舞姿展现出活泼而又紧张、风趣而又幽雅的场景。1986年，《七星灯》经过加工，由惠安高甲剧团排练后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荣获创作、演出和编导一等奖。

　　如今艺人们还借助七星灯演练成七星灯踩街节目，参加市区一些大型的踩街歌舞活动。参加踩街的女生穿上红艳的传统服装，手里举着一盏红纱灯，头上戴着金色的圆形道具，道具上妆饰着六盏小纸灯。这样的踩街方队艳丽夺目，婀娜多姿，再加上民间曲乐的伴奏，别有一番民俗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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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管乐

　　此民间演艺团体俗称西乐队。据说1934年十九路军兵败之后，有一位十九路军士兵不愿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就在山腰潜居，闲时教当地村民吹无按键的五音铜号。抗日时期，其又办起管乐队宣传抗日思想。这一演艺形式流传开来后，泉港出现不少西乐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地殡葬仪队之一。当时一些学校也教习学生演奏，办起铜管乐队。

　　此外，泉港的民俗曲艺还有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以北管音乐伴奏、闽南话说白的北管戏剧，有以北管音乐为主的边行走边吹打唱奏的歌吹漫步，有用于群体表演的广场歌舞，有介于“歌吹漫步”与“广场歌舞”之间的行进踩街表演，有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北管音乐的鼎盛而在泉港扎根生长的京剧。在这里，同一个民间艺人身上展现出多乐种多剧种艺术的现象，是很平常的事。泉港的民间艺人能够灵巧地从民俗事象中提取营养，融合到各种艺术形式中，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如几位民间文艺工作者根据本地妇女在喜庆日子身着红衣红裤等特色民俗，创作演练了广场歌舞《舞红娘》，2004年元宵节参加泉州市“闽南风·海丝情”文化节，其富有民俗情趣的表演获得观众和专家们一致好评，该节目的创作和表演均荣获本届文化节嘉奖。

　　泉港区文化部门每年都在人流量多的城区地带组织举行“泉港之夏”戏剧展演活动，各种戏剧和剧目争先登台，成了夏日之夜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处好风景。多姿多彩的民间曲艺，充实了泉港人的生活空间，熏染了泉港人的艺术氛围，丰富了泉港人的民俗意象。

　　四、少数民族

　　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汉族民俗是泉港民俗的主体，但整个社会的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形成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境内宗教信仰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泉港农村和山区，妇女参加生产相当普遍。闽越族的后裔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融合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情。境内一些地区汉族新婚夫妇有穿贴身白衣裤的现象，也极有可能是受到畲族民俗的影响。

　　现代社会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2005年春节，泉港区举行了首届少数民族文化节，郭厝、龙山、柳亭、钟厝、鸢峰、小坝等六个村的少数民族群众齐聚在畲乡钟厝，除了举行民族歌舞表演外，还进行打篮球、挑水、拔河、踩汽球和猜谜等文体娱乐活动，搭起了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平台，注入了一股文明喜庆的民族交流与沟通的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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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姓回族

　　关于回族来源，近几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回族是以元代前后进人中国的中亚、西亚各族人为主体，汇合了唐宋时进人中国经商、传教、求学等而定居的一部分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并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主要是汉族）成份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族是泉港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又比较集中的一个民族。1985年，原所属的惠安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当地郭氏群众的强烈要求，派干部下乡进行长时间调查，“通过查族谱碑文，看志铭风俗，召开座谈会，对照府志县志，查实确凿证据。”于1986年1月10日下发惠政（86）010号文批准恢复后龙乡郭厝村（今属峰尾镇）和山腰乡龙山村（今山腰街道龙山居委会）郭氏的回族成分，当时郭厝全村郭氏2611户9655人，龙山村428户2443人，同时获批复的还有散居泉港其他地方的87户477人郭氏群众。泉港建区后，后龙镇划分为后龙、峰尾两镇，郭厝村也拆为郭厝和柳亭两个村，其中郭厝归峰尾镇管辖，柳亭归后龙镇管辖。

　　目前全区郭氏回族的人口有14000多人，其中郭厝近9000人，柳亭2000多人，龙山3000多人。另有迁居各省市、台港澳和海外6000多人。散居各镇的郭氏回族，主要在南埔镇塘头村、界山镇鸠林村等地。

　　郭厝村是泉港最著名的回族郭氏居住地，居其北的柳亭村郭氏为其同族同宗，居其南的龙山村郭氏为其分脉。郭厝郭氏族谱载，郭氏始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入闽始祖郭嵩因兵乱随闽王王审知从弟王想入闽避难，初居福州长乐，三世祖郭恂于五代后梁时迁居仙游大蜚山，四世祖郭质又迁居仙游碧溪旗里。至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郭质后裔郭霖到泉州荻州定居立业，成为如今郭厝、柳亭、龙山郭姓的始祖。荻州即是郭厝的古称，因当时此地有一条河流直奔峰尾海湾，河边小洲芦苇丛生，先人便以荻州称之。郭氏在此地拓荒发展，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开基始祖郭霖时逢铨叙提拔，赐为进士出身，任建安主簿，回乡所建府第亦沿用中原官员府邸建筑风格，后因战乱全部毁坏。今郭氏宗祠乃在当时府邸的原址上建起。

　　说到郭氏入闽始祖郭嵩，首先应该讲一下其所姓的郭姓。郭嵩即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孙，而郭子仪所姓的“郭”在历史上很有一番来历。如果追溯到远古，此郭姓是源于“姬”姓，而姬姓在我国远古时期非常兴盛，我国历史早期的周朝就是姬姓建立的。郭子仪长子郭曜独辟郭氏一大衍派。据福建长乐郭氏族谱记载：郭曜有四子：锐锋链奇。锐无记载，锋有二子：长曰岩，无记载，次曰嵩，为南迁始祖。郭嵩于唐末迁居河南固始，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南迁福州，居于新宁县芝山，建汾阳王庙，后改名福惠寺。所居之地称郭坑，以示不忘郭氏之本。后世繁衍，分迁于霞浦、长乐、福清、莆田、仙游……惠安（城北门外东赤程村、郭厝）……一带，并渡海迁台、远播海外。”其中惠安郭厝应是现泉港区郭厝村，现郭厝宗祠中厅还保存的一对清代留存下来的石柱镌刻对联：“系起汾阳世代源流由固始，支分荻水故家文献壮莲山。”即言及此处郭氏渊源。

　　郭厝回族的族源与古代中原辗转南迁的客家人相近，而观察其现在的衣食住行习俗，与当地汉族相差无几。如休闲时可人前穿短裤，光膀子；寡妇头上不能戴花，身上不能穿色彩鲜艳的衣服。郭厝回族也喜爱喝茶，把茶当成“山珍”，在招待客人时，以请茶为最热情最礼貌，茶越浓表示越热情，俗语“茶浓得可以用筷子夹”形容主人的特别好客。在节日或者办喜事等喜庆日子里请贵客时，茶里还要放冰糖，称之为“糖茶”，以示敬意和吉祥。

　　解放前，郭厝结婚仪式比周围村庄多一种“乞子”习俗，即在新婚当夜，新郎要提着两个灯笼，跟在乐队之后走到村中宫庙，将灯笼放在神明的供桌之上，祈求神明早生贵子。在节日习俗方面，一些具体内容与周围汉族略有不同。譬如元宵、端午两个节日，郭厝一般也只是煮煮菜饭改善一下生活而已，而且在元宵节不吃汤圆，不闹花灯。虽然也把端午节作为一个节日，一样蒸麦糕，煮豆荚，但是没包粽子的习惯。这里也看重清明祭祖的习俗，并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清明正日，全村郭氏男丁要在统一时间汇集于开基始祖墓扫墓祭拜，上年有育子或新婚人家要到墓前分发花生或九重粿给前往扫墓者，此俗一直沿续至今。

　　据村中老人介绍，虽然现在郭厝郭氏已全部融入汉族社会中，从生活习俗上分辨不出特别的民族特征，但在殡葬方面，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一些独特的习俗，而这些习俗与穆斯林回族风俗有着相通之处。如解放前一些老人逝世了，后人在给他洗身、穿衣后，用麻布将尸身紧紧捆绑，再置放入棺。当地的一些祖坟和新墓还保存着“汉回混合式”墓碑，这种墓碑由多块墓石组成，中间的主碑较高，两侧对称立着多块墓石，逐步呈弧形降低，整体呈塔形。而大家知道，穆斯林的坟墓正是塔式石棺墓。郭厝的一些坟墓的墓龟之上，刻有“卷云托月”的图案，即中间一轮圆月，两侧对称两朵卷起的彩云。这些与穆斯林回族的月亮崇拜有相通之处。穆斯林回族的祖先来自阿拉伯和伊朗，其地处沙漠，白天天气非常炎热，于是人们盼望太阳快点下山，月亮快点出现在天空。当月光流泻大地上，一片银辉涂抹出一种皓洁的境界……于是便出现月亮崇拜，人们把“卷云托月”的图案刻在先人的墓上，祈望先人在地下能够清静安宁，并能像月光一样庇荫后人。郭厝回族每逢清明扫墓时，人们要带两种颜色的笔，其中红笔为墓碑的字上色，蓝笔为墓龟上的图案上色。还有，穆斯林回族忌吃猪肉，也禁养猪。而郭厝回族也有吃猪肉“禁死不禁生”之俗，这里的民众吃猪肉无甚禁忌，但祭祀先人祖宗时，凡猪身上的种种，皆不可上供桌。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从表面上看，这里没有其他地区穆斯林回族男子戴白帽等习惯，但其中一些风俗与穆斯林回族确有相仿。郭厝村老人协会会长郭佑文认为，郭厝郭氏的先人，乃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后来就在闽地定居，繁衍生息。至明朝因朝廷“反色目”的排外政策，避难于古荻州这片沿海荒芜之地栖身。据《泉州府志》载：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统治者蒙古族及阿拉伯人、色目人十分仇视，反元时期，一次攻入泉州就杀死阿拉伯人几十万。元末明初，先人面对残酷的迫害，不得不辗转迁徙于穷乡僻壤。他们不敢表明自己是被追杀的少数民族，只好依附汾阳郭氏望族，以求生存的空间及仕途上的发展。而且入乡随俗，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起过节日，渐渐被汉族同化。因历史久远，谱牒尽失，也无从稽查穆斯林先祖源至何处。

　　全村虽仍奉郭嵩为入闽始祖，但村中持这种“穆斯林后裔”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对于这种相悖的现象，许多郭厝郭氏后人并不注重，如村中1991年重新修建郭氏祠堂的大门联上赫然写着：“邹鲁遗风中西文化郁郁新郭厝，固始衍派回汉民俗融融古荻州。”因各种特定历史原因，中国境内的汉族成份与穆斯林回民融合并发展形成的回族，也是回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回一家，融合发展，成了泉港郭氏回族的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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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姓畲族

　　泉港地区的畲族，皆是钟氏，人口有6000余人，现聚居在山腰镇钟厝、鸢峰两村（原同为钟厝村，后划分分为两个村）。建国初期，政府曾派员到钟厝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拟进行民族登记。旧社会时境内“大族压小族”的陋习极为严重，虽然解放了，但钟氏群众仍有顾忌，不敢承认自己是畲族，因此长期张冠李戴，冒充汉族。1985年，惠安县政府又组织了调查组，此时社会风气日趋开放文明，两村干部群众大力协助下乡的工作人员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终于证实两村的钟姓群众确系畲族，县政府便于同年9月24日发文，批准恢复他们的畲族成分。

　　泉港钟氏畲族为周朝大臣微子之后，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地，楚汉相争时，先祖钟离为项羽之大将军，尊为亚父，食采钟离，因而得姓“钟离”，后嗣独留钟字为姓，祖居豫州颍川，故钟氏灯号为“颍川”。三十一世祖钟善、钟圣、钟贤兄弟三人因东晋末期草寇四出，渡江避难，居于赣州，故江南一带钟氏皆称发脉于江西赣州。三十二世祖钟会居闽地宁化，任宋廷军职，辗转作战，退隐后定居福建白虎村。传至北宋，因王安石施行新法，各方势力互相倾轧，其祖钟准举进士第，任漳州府教谕，为避祸难，见漳州海澄“冠山耸秀，居焉。世久族蕃”。钟准字道器，被泉港钟厝畲族推为始祖。四世祖钟伴儒迁往厦门钟宅，公元1423年，六世祖钟颜德从厦门迁至清溪（即安溪）盐坛（后改为善坛）。钟厝、鸢峰两村钟姓，便是安溪善坛的分脉。《善坛四房家谱》记载，颜德第五世裔孙钟可仰，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再分支于惠安海头开基。钟厝原属惠安，系滨海之地，今人亦称其开基祖墓为“海干公祖墓”，与善坛族谱所载相符。

　　钟厝，鸢峰两村钟姓，至今已定居460多年，钟厝祠堂中柱有一副表明他们是畲族后裔的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教授；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这两联源自畲族社会中广泛流传的盘瓠神话传说。大意是：上古时，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从耳中取出一虫，育于盘中，以瓠覆盖，后变成龙犬，高辛帝赐名龙期，号称盘瓠。其时犬戎兴兵来犯，帝下诏求贤，提出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嫁他为妻。龙犬揭榜后即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高辛帝因他是犬而想悔婚。盘瓠作人语说：“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变成人。”盘瓠入钟六天，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见他身已成人形，但头依旧。盘瓠与公主结婚后生三子一女，到高辛帝处求姓，帝见长子以盘装，便赐姓盘，见次子穿蓝装，便赐姓蓝，看三子时，正好天上巨雷滚过，便赐姓雷，其女儿成人后嫁给钟智深，其后裔便姓钟。因盘瓠斩番王有功，高辛帝还降旨免除其子孙千秋万代之差徭。

　　盘瓠是畲族图腾崇拜的对象。畲族先民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盘瓠描塑成神奇，机智、勇敢的民族英雄，尊崇为畲族的始祖。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又称《盘瓠王歌》）以朴素而深沉的民族感情追述了畲族的起源和历史，以及盘瓠不平凡的经历，它被尊为畲族的祖歌、史歌。泉港区钟厝、鸢峰二村一样流传《高皇歌》。因口头流传，加上年代久远，仅有《出征歌》和《成亲歌》二节：

　　出征歌

　　祖公名字叫龙期，原是当初一朝臣；

　　龙期年青本事好，行云过海会化身。

　　当朝坐位高辛王，天下太平谷满仓；

　　感谢高辛管理好，百姓耕田笑朗朗。

　　蕃王贼子起恶心，带兵过来打高辛；

　　高辛皇上心慌乱，文武百官不安宁。

　　龙期胆大是当年，不怕贼子打过山；

　　上朝奏本告皇上，自愿带兵打蕃王。

　　龙麒带兵打过洋，一直打到蕃王乡；

　　蕃王不知兵马到，高楼吃酒醉醺醺。

　　割落王头过海洋，云雾弥来暗茫茫；

　　一直雾散渡过海，王头奉上高辛王。

　　王头奉上高辛王，高辛酌酒笑朗朗；

　　高辛看见心欢喜，愿招龙麒做婿郎。

　　成亲歌

　　高辛皇上养三女，三个公主一个样；

　　第三公主巧伶俐，嫁给龙麒做妻房。

　　龙麒三子女一名，带上王朝去求姓；

　　大子盘装便姓盘，二子清秀便姓蓝。

　　第三世子正一岁，王朝殿里讨姓来；

　　凑看雷公刚打响，朱笔落纸便姓雷。

　　龙麒做官在朝中，亲养三子女一宫；

　　亲女招来钟姓子，女婿养子是姓钟。

　　龙麒三子婿一人，当初原是带过兵；

　　三子一婿本领高，文武朝臣生嫉心。

　　畲族许多礼仪、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基于“盘瓠传说”这个图腾崇拜。如畲族子孙相认时要示暗号，钟氏后裔之暗号便是写一个“汝”字，或见面时出示三个半指头，或道：一根竹劈成三条半篾。这都是盘瓠育三男一女的象征，如三点水意为三男，合一“女”部便成“汝”字，其它两则按此类推。1956年，安溪县善坛村族人钟铭两往云宵县修筑公路，丢失钱包，被寨仔村钟氏一孩子拾到，见内有证件，知失主是钟氏，返家告其母，主动送还，并邀钟铭两至村中，设宴款待。后钟铭两因对不上暗号，而被冷漠罢宴，其莫名其妙，回乡后请教乡老，方知其中奥妙。翌年钟铭两同老乡再度至云宵寨仔村对上暗号，村人甚悦，置酒菜尽其亲谊。

　　泉港钟氏畲族的祭祖活动主要有家祭、墓祭、祠祭三种。家祭受汉文化的影响，礼仪大致相同；墓祭多在清明节举行，届时，家家户户携带香、酒、纸钱、糕点、菜肴等，上坟祭扫，礼仪亦与汉族差不多。

　　祠祭一般是每年春、秋二祭，时间分别是清明和冬至。旧时祠祭的仪式相当隆重，主要有以下数项内容：

　　一、祭祀人：主祭官由族长或本族中德高望重者担任，另推荐引祭官一人，东边通唱官一人，西边赞唱官一人，读祭文生一人，香案前东西执事各一人；大厅宴桌左右两边执事者各一人。东西两边观祭礼者若干人；东边大乐、西边小乐各配一套，通用执事二人。主祭者、通官、赞官、引官、读祝生须着统一的蓝长衫。

　　二、祭品：大厅口设香案一席，上列香、花、果、烛、珠玉、金银锭、柴木、毛血。桌下一盆土栽一束茅草，旁放一瓶酒。厅内的神主案设一席，陈列三牲酒礼各一，饭三碗，面粉一碗，菜馔十二碗，汤一碗。天井左边备脸盆面巾各一。

　　三、祭祖程序：首先行迎神礼，其次行盥洗礼，三行参神礼，四行省馔礼，五行垩献礼，六行焚柴礼。

　　祭祖日半夜子时，鸣放铳炮一响，全族人起床漱洗，做好祭祖准备。丑时(1—3时)鸣放铳炮二响，主祭和配祭进入祠堂，家家户户成年男子，也捧着香烛祭品进入祠堂。进入祠堂大门时，要半跪蹲行进，以示尊敬。黎明时分，鸣铳炮三声，祭典正式开始。法师设坛请神安位，鼓乐鞭炮齐鸣，合族祭拜祖先，读《祭祖文》。钟厝《祭祖文》如下：

　　维

　　公元 年岁次 年 月 日，致祭

　　钟厝历代祖考妣诸神位前曰：

　　窃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数腆未可或忘也，仁人享帝，孝子享亲，追远未可不慎也。

　　孙子之门祚昌隆，簪缨对起者，皆祖宗之积德累厚，而流泽长也。

　　仰维我祖，颍川衍派，盐坛分支，仁厚传家，钟厝村永垂世泽，宽和处世，福山铺独表名区，雨露沐深恩，文魁匾立，书香蒙酷耆，泮水叠游。

　　兹复学堂广开，绵其俊业，学子发缀，暮厥蜚声，其实报我祖之遗泽，留贻子孙之福荫者，正未有艾也。

　　际此节届清明（春祭用词，冬祭言：一阳将复），典隆孝祀，涧藻溪毛，微物殊惭不腆，斋盟盛复，式礼敢谓莫骞，肃衣冠而拜献，昭穆休分，鼓琴瑟而陈牲，少长咸集，礼维尊夫昭告，心实贮于孝思，既平既戒，来格来尝。

　　尚飨！

　　以上礼仪，自明、清、民国都是如此，至建国初，族人也将一些祭祀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将其摒弃。“文革”后祭祀活动逐渐兴起，但大失原礼仪之民族特色，与汉族相去无几。畲族人旧时把“盘瓠传说”当作图腾崇拜，将故事情节绘成约40幅左右连环式的画卷，称“祖图”，悬挂在祠堂中，每年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但由于封建社会中泉港钟氏畲族怕受大房大族之压迫，长期隐而不宣，于是自然汉化，“祖图”也已不见传。

　　畲族之“畲”的意思是在山搭棚居住的人，古时候畲族的群众大多住于山中，故他们常自称“山哈”。畲民为古代百越之一支，为当地土著，随着中原民士的大举迁入，经常发生摩擦，加上封建时期村落房族械斗不止，作为少数民族和小房小族的畲民便保持着群聚立寨的习性，并在寨内训练武艺，以御外敌。钟厝村便有一处古寨遗址，残留有寨基。并在村中查出寨规十条，分别为：清蠹、除奸、去恶、严核、服训、守御、备防、定赏、明罚和同寨。

　　解放前，虽然泉港钟氏隐其族属，但新人拜天地谒祖宗必须穿贴身的白衣裤的习俗，却显现出顽强的民族特征。这里新人新婚时，必须着一套白色的内衣裤拜天地，三天后方能脱下，之后不复穿，终老时用这套衣服裹体入殓。畲族后裔此举，缘自一则特别的历史典故：唐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蛮獠之乱，把男人全杀光，抢其妻子为妾，妻子出于对前夫及亲人之悼念，把白衣白裤偷穿在内，为其带孝，后被发觉，士兵欲杀其抢来的妻子，但陈政为得民心，通告允许这些女子出嫁时为其先父先夫带孝。当时所称的蛮獠即为百越之畲、瑶等少数民族。这风俗便沿传至今，现在钟厝、鸢峰二村仍有青年在结婚时沿续此俗。泉港一带的其他民众也有这种类似习俗，应是当地闽越先民习俗的遗留，也有可能是受畲族的影响，吸收了这种特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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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姓蒙古族

　　在泉港广泛流传这么一则故事：清乾隆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出科联随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上，君臣一边游历山水，一边诗词互和，兴致盎然，期间出科联所作“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十二州”一句气势非凡，颇得君心。乾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随臣的姓氏很奇怪，即予询问，出科联于是禀明来龙去脉，乾隆听后不禁赞叹：“好个奇姓，果然来历不凡。”隐匿闽南山区数百年的蒙古“出”氏源流遂一时大白于朝廷。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即是出氏的发祥地，其中出氏祠堂内有联曰：“帝廷称奇姓，闽海振科名。”说的便是出科联为祖争光，乾隆帝赞叹奇姓的故事。

　　小坝出氏家庙大门楹联写着:“燕南无二族，惠北自一家。”那么这个百家姓中找不到的“出”氏，源流是在何方呢？原来这里的出氏民众，都是元朝蒙古贵族的后裔。其先祖木华黎为成吉思汗的结拜兄弟，官拜太师，爵封鲁王，权倾朝野，显赫风光，其家族世代为元朝辅弼股肱之臣。现被泉港出氏尊为始祖的“不归公”纳哈出，为木华黎八世裔孙，时任元顺帝时的内阁太尉，元亡后被迫降明，明太祖见他乃名臣之后裔，便让他回蒙古。纳哈出回蒙古后又聚兵屡犯辽东，被明大将冯胜击溃再次归降，封为福建、云南、两广海西侯，后随傅友德出征云南死于途中。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纳哈出的长子察罕因蓝玉党叛逆案被处死，次子佛家奴乃妾那氏所生，正在福州中卫街屯田御倭，闻长兄被诛，担心受株连祸及九族，便弃职归田，隐居泉港荒郊野岭，乃尊纳哈出为始祖。取其名的最后一字为姓，以“燕山”为郡号，以示永世不忘先祖是骠悍威猛的蒙古族英雄。“出”氏最初隐居惠安九都梅峰铺（今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传下两代后，出氏又迁居涂岭新厝村，再隔一代，出氏五世祖出光育又迁洪厝坑，依溪流小水坝定居下来。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泉港一带为惠安县所辖，1985年1月5日，惠安县人民政府在涂岭乡小坝村洪厝坑召开了恢复出姓蒙古族民族大会，使长期隐而不宣的出氏群众再现了蒙古族的本来族属。泉港区域的出氏群众这天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欢庆这难忘的日子，而从这里分脉出去的出氏后人，也纷纷赶来庆祝。

　　泉港的蒙古族“出”姓群众主要集中在涂岭镇小坝、前欧和樟脚三个行政村，总人口有2000余人。小坝村下属洪厝坑、横溪、甘蔗园、小坝、后头、上新、南型、东周八个自然村，出氏主要集中在前三个自然村，其中洪厝坑是泉港出氏的发祥地。这里的出氏大多具有蒜头鼻、宽低前额、颧骨突出、脸色乌红的蒙古人特征，且性情爽直，与北部蒙古人极其相似。如小坝村刚逝世不久的蒙古族长出仲法便是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相貌，1985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和《呼和浩特晚报》新闻部主任王德明来泉，乍一见到出仲法，一致认为他就是如假包换的蒙古族人。

　　由于出氏初期在泉港避祸，自然对自己的身份隐而不宣，后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避免受大房族的欺负，也不再宣扬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因而生活习俗大多已被汉化，仅保留少许特别的风俗。

　　大年除夕他们没有与汉族群众一样，举行跨火盆的民俗活动。原来当时元朝统治者把民族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三等汉人（契丹，女真，党项及北方汉人），四等南人（南方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对汉人和南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下令三家要养一元兵，他们定期给元兵称重，如果瘦了便要重罚，并规定合用一把由元人掌管的菜刀。到元末，随明朝义军节节胜利，当地人民也奋起反抗元军，一个大年除夕，村民们利用庆祝佳节的机会，相约以点火盆为号，杀死所寄养的元兵，当火盆相继点亮时，元兵便全被杀死。这便是民间流传着的“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完”的故事。

　　出氏族人在元宵节也没有进行游灯等庆祝活动。因为“元宵”与“元消”谐音，含有元朝灭亡之意。而佛家奴为元朝重臣后裔，避入穷乡僻壤之后，自会尽力避免做出于元朝不敬的举动，于是便作为习俗流传下来。

　　出氏族人信奉的神佛屈指可数，只有观音、仙公（即何氏九仙）、土地公，境主公张巡、许远，以及出氏家庙所供奉的祖先出大人（即出科联）和出大人的恩师金大人。每年正月也和周围的汉族一样举行“游朝拜”民俗活动，即于农历正月十六，在出大人和金大人神像前卜杯（信杯）确定出游的日子，然后在这个日子将张巡、许远、出大人和金大人的神像抬出巡游。

　　出氏族人豪饮，并能自家酿造白酒和红酒，如洪厝坑的出姓几乎每户都自酿白酒，备于家中，不但每逢佳节畅饮，就是闲时也常常喝上一两杯。要是有客前来，他们更是热情备至，认为清冽甘醇的水酒刚好表达宾主的情谊，宴席上必迫不及待地取出家中佳酿，非得敬客人几杯不可。这种好客豪迈的性情，应是蒙古人的固有天性。

　　在出氏族人中，除了上述“乾隆赞奇姓”的故事外，还有《出光育定居洪厝坑》和《出科联中解元》两个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关于出光育定居洪厝坑的原由，传说其在涂岭新厝村因单家独姓受乡邻欺侮，便打算移居涂岭深山。这日，他一头家具，一头孩子，挑着担子往山林深处走去。半路上，绳子突然断了，锅摔破了，孩子也跌到山沟里。出光育扶起孩子，心里极其彷徨，坐在石头上痛哭。这时忽然狂风大作，昏暗中有个声音在说：“若要富，洪厝猪槽兜；若要贵，兴化涵江口。”他一惊一乍之后，猛地醒悟过来：这是仙公指点啊！经过思索，他觉得先富再贵基础才稳。于是重新收拾担子直奔洪厝坑。到了那里，全家先住在一间猪舍里。有一天夜里，一阵暴风雨把猪舍吹倒，出光育第二天重盖猪舍时，竟在猪槽底下翻出三缸白银。从此，出光育成为一方富户。他暗暗感谢仙公指点，便出资重修了进山小路。至今，人们在涂岭泗洲水库沿的一块山岩上，还可看到当时所勒的“土岭出光育喜拾石梯路壬午冬十月”的字样。

　　《出科联中解元》的故事，说的是出科联在赴乡试之前，仙公曾托梦给他，他在梦里走进一座梅园，梅园的墙上写着一句诗：“梅花深处深又深，二八佳人报佳音。”乡试预考发榜时，出科联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心灰意冷，不知不觉来到一个花园的后门。花园后门的匾额上写着“梅花深处”四个字。他心里一惊，就推门进去，看见花园里梅花全都盛开。走到园子深处，看到一位少女正在赏花。这个情景竟和梦中完全一样。惊奇之际，却被四个家丁抓去见主人。原来这里是布政使的私家花园。出科联向布政使辨明自己是前来参加乡试的秀才，布政使经过测试，发现他才华出众，便按规定保送其参加乡试。出科联不孚所望，高中解元。后来布政使又将年方二八的女儿，也正是那赏花之女许配给他。

　　以上传说自然大有虚构成分，但出氏群众确实存在仙公（即何氏九仙）信仰，认为是仙公保佑着出氏在这深山之内繁衍发展，便建燕山宫供奉九仙香火。燕山宫所在的山名为烟倒山，现不少出氏也以“燕山”称之，以示不忘祖籍。

　　长期以来，出氏蒙古族人民与当地汉族和睦相处，并崇尚文明，重视教化，历代培养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乾隆年间出科联，18岁中秀才，后乡试为解元，第二年中进士，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书法家。出科联之弟出梦鲤，雍正朝中举，任过德化县教喻，后迁南部知县。其它如“忠节”、“文魁”者，亦代有人出。

　　出氏繁衍至今，除聚居在泉港深山的村落之外，还有部分散居在仙游、泉州、厦门及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出氏宗族在泉港山区的繁衍发展，也是蒙汉两族融合发展的别具意义的历史演绎，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的涂岭镇小坝等村的出氏蒙古族，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大力发展山乡经济，日子过得和美欢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逐渐引入山乡，加之道路畅通，各项社会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出氏族人正和全区群众一起建设着全面小康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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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张新联

　　“民俗”、“社会风情”、“民间文学”这些词汇，以前人们看似熟悉却未必经心，现在由于民俗文化学的建立，不仅被亲切地谈论着，而且还给予热切地关注。一种民间文化的建设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的学术导向，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涌现，逐渐形成了人们重视民俗文化的观念。

　　我们的家乡泉港，处于闽南沿海地区之一隅，传统的民俗源自中原地区，不过，受空间阻隔、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的影响，社会民俗风情已别有风味，独具特色。境内绝大部份民俗活动，含有祥和、善良、和谐、朴实的风貌。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陋风恶俗的累赘。近代以来，由于受西风东渐和时代变迁，以及新区开发建设后社会进步的影响，传统的民间习俗急速变化与流失。这时，如何把传统民俗去芜存精，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形成，更为生动地展现泉港魅力，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一大课题。

　　民俗文化生存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民族自身的土壤，这是它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当然，世间连泥带土的万事万物不一定都能开花结果，好像童话中的灰姑娘，要给她一双水晶鞋，她才能从一个美丽贫贱的弱女子变成万人争看的尊贵王后。民俗文化首先要进行收集和整理，辨别与梳理，然后才谈得上改莠为良、移风易俗、继承和发扬。这也正是我们决定编撰这一本书的初衷。本书即以泉港风俗事象为载体，从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和变异性角度，按岁时节俗、人生礼俗、生活习俗、信仰崇敬、社会风情等部分汇集成篇，将这项在泉港地区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进行详实记录。

　　本书是《泉港人文丛书》中的一册，由陈华发同志负责创作，在短短的半年中，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收集整理民俗资料。在撰稿过程中，他兢兢业业，常常为一个史实、一个细节的核定，多方查核资料，钻研古籍；或者骑车跋涉，不辞酷暑进行实地核对；或者拜访前辈求教，借鉴有关区域内的民俗资料，力求翔实、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

　　《泉港人文丛书》的编纂自始至终得到泉港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得到省、市专家的热情指导。区作家协会吴玉杯、张彦彬、林凤文、刘宗训、林凤鹏等同志积极参与了本书的校稿。值此《泉港民俗风情》成书之日，对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编者和作者的编写水平有限，加上资料、人员、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本书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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