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ad_dst=0;document.write("");ad_dst=ad_dst+1;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出人意料的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有准备。ad_dst=0;document.write("");ad_dst=ad_dst+1;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ad_dst=0;document.write("");ad_dst=ad_dst+1;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

        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ad_dst=0;document.write("");ad_dst=ad_dst+1;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8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