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叶剑英向中央建议提前召开一个预备会议，这就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的闭幕会上，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先后讲话。这次讲话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邓和叶的讲话在起草过程中都更换了起草人，邓讲话稿的起草人由胡乔木换成了于光远，叶讲话稿的起草人由中央党校人员换为了叶剑英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日前，凌孜接受了文化学者程冠军的专访，讲述了叶剑英讲话稿起草内幕。

　　程冠军：您是叶帅讲话稿的起草人，请您回忆一下讲话稿的起草过程。首先请问，叶帅讲话稿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凌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最受欢迎和讨论最热烈的有两个讲话，一个是邓小平的，一个是叶帅的。其实叶帅的讲话等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和定性，这也是他的讲话的意义所在。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由于处于一个思想转弯过程，一直没有对“文革”进行最终的定性。如果一直没有明确定性，我们的党和国家怎么向前走，就成了问题。按照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人们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还有个转弯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下子彻底否定“文革”不可能。另外，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文革”而彻底否定他。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如何正视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如果我们对“文革”不敢碰，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经过十年“文革”的破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问题不容回避，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就要敢于碰“文革”，敢于彻底否定“文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政治挂帅”，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程冠军：叶帅的讲话稿为什么不让秘书起草呢?您是在什么背景下为叶帅起草这篇讲话稿的?

　　凌孜：当时，父亲身边没有专门的文字秘书，那个时期，他的讲话稿都是胡耀邦组织党校的同志来处理，有时候也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但相对比较少。那是1978年秋，我正在301医院实习，正好陪父亲住在西山2号院的家里。当时，听父亲讲，邓小平的讲话稿最初是胡乔木起草的，邓小平对胡起草的讲话稿不满意，最后与胡耀邦商定让于光远负责起草。父亲的稿子最初是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的人负责起草，初稿拿来一看，内容空洞，父亲不满意，就对我说：“向真，党校给我写的讲话稿不行，全是空话、报纸上的话，你帮我重新写一稿。”爸爸把原稿交给我，我看了也是直摇头。这篇稿子恨不得把当时报纸上的一些东西全拿过来，言之无物，太一般了。

　　我接下这个艰巨任务后，父亲就像老师布置作文那样对我讲述了写作要点。那几天我就没去医院上班，在家里专门给爸爸写讲稿，没白没黑地写，大概一周时间出了两稿。这时，父亲又叫我的前夫刘诗昆来帮忙，快定稿的时候他也一起参加了讨论。修改的程序是这样的：我不会打字，就先用笔写出来，再让打字员打，那时的打字机是老式的，不是专业的人根本不会使用。打印稿出来后，拿给父亲审阅，有的地方，父亲告诉我怎么改，我来动手，有的他干脆自己直接在打印纸上用红笔修改。初稿被父亲勾来画去，改得密密麻麻。修改后再打印，打印后再修改，这样前后大约改了三四稿。那段时间，我等于给父亲当了文字秘书。初步定稿之后，胡绳也来西山2号院参加了讨论。之后，父亲让我先拿给邓力群看，邓力群在个别地方作了微小的改动，稿子回来以后，爸爸给我看了一遍。最后一稿完成后，父亲又让我拿着稿子去找邓小平，邓小平也略作了些修改，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

　　这是我为父亲起草的唯一一篇讲话稿。当时，如果我二哥叶选宁在的话，父亲肯定就找他写了。那时跟着爸爸住在西山2号院的除了我，还有弟弟叶选廉，以及我叔叔的儿子叶选基。叶选基比我大半岁，解放后他跟随我的叔叔叶道英从香港回国后一直跟着我家生活。我过去也没有写过政治类的文章，我之所以能写这类的文章，还得益于在“文革”期间写大字报的锻炼。“文革”中我虽然也坐过牢，但后来看也是因祸得福，不然我还不会写政治类的文章。

　　程冠军：据曾担任过胡耀邦司机的郑发明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经常来西山2号院找叶帅，而且常常与叶帅在电影厅里商量工作。关于叶帅讲话稿的起草问题，胡耀邦有没有来找过叶帅?

　　凌孜：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时期，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胡耀邦。

　　西山2号院有一个电影厅，表面上是看电影的，实际上是叶帅的会客厅。这个电影厅其实彰显了父亲的政治智慧。“四人帮”横行时期，父亲为了避开耳目，远离中南海，避居西山2号院，很多军国大事都是在这里商定的。为了不引起“四人帮”的怀疑，凡有大事商谈，来找叶帅的人总是借着看电影的名义而来。其实叶帅自己不怎么看电影，会客之所以放在电影厅，目的是边休息、边谈事。没有人谈事的时候，父亲就放着电影闭目养神，其实根本就没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先要开一个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是叶帅提出召开的。1978年11月中旬，胡耀邦先是召集冯文彬、吴江到他家里，安排为叶帅和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宜，当时定的调子是邓小平的讲话着重讲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叶帅的讲话主要讲分清是非的问题。在父亲的讲话稿最后定稿的时候，他把胡耀邦也请来了，大概是12月13日的上午，叶帅、胡耀邦、刘诗昆和我都在。当时，胡耀邦对这个讲话稿大加赞赏，连连说“写得好”“超乎预料”。

　　“文革”期间，许多老帅被打成了“反革命”或靠边站。“四人帮”对叶帅既恨又怕，但又不敢把他怎么样。叶帅和“四人帮”的斗争主要是在军权上。一帮老帅都认为，无论“文革”怎么乱，军队不能垮，军权不能丢。“文革”一开始就冲击军队，当时有很多学生冲击军区大院，好在军权把得牢，没有被“四人帮”一伙夺去。1973年后，父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首都治安委员会主任，等于是首都治安的总管，这个职位很重要，关系到毛主席和一些老帅的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对别人不放心，他最信任的就是叶帅。

　　当时叶帅住在西山2号院还有一个方便，就是离玉泉山很近。1976年10月6日晚上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和叶帅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到玉泉山9号楼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李先念接到通知，到了玉泉山还不知道“四人帮”被抓了，还没进会议室，他就在外面喊：“叶帅身体怎么了?”当时，叶办主任王守江就说：“叶帅身体很好，没事。”

　　程冠军：可以看出，叶帅的讲话是一个总结性的讲话，除了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之外，还重点讲了国家的法制建设。

　　凌孜：叶帅的讲话稿共分三个部分，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与法制，重点是法制问题;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解放思想的实质问题首先是解决“文革”问题，“文革”发生的根源就是脱离民主集中制，不解决“文革”问题，不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父亲给我讲了讲话稿要表述的意思，他说：“向真，你对前面要有一个总结，不能光提口号。”我听得出来，爸爸所说的“对前面要有一个总结”就是要总结“文革”，否定“文革”，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叶帅还特别提出了法制，我跟他讨论后，支持他这个说法。粉碎“四人帮”后，要实现拨乱反正，没有民主法制不行。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通过了很多法律，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程冠军：为什么选文章的时候把表扬习仲勋的内容给删去了?现在看当时的定稿本上还有。叶帅在讲话时，到底有没有讲习仲勋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个典故?另外，您当时有没有接触过习仲勋同志?

　　凌孜：讲了。后来的文件都给拿掉了，选文章的时候也都没有了。(事情始末详见本刊2016年第6期《习仲勋为何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赞扬》——编者注)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叶、邓三位分别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一、二、三号人物。叶帅之所以请习仲勋坐镇广东，是因为叶帅看到广东的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习仲勋同志为人厚道正直，因此叶帅想让他为广东的老干部平反，拨乱反正。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到广东上任，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到任的第7天，叶帅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我也一并跟去。其实，父亲这次去广东主要是给习仲勋打气助威。当时，我们住在广州的南湖宾馆，习仲勋也住在那里。习仲勋向叶帅汇报了他到广东的工作打算。叶帅听后，大加赞扬，并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事实证明，习仲勋果然不负众望，在广东践行群众路线，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并大力推动了广东的改革开放。谈话结束后，叶帅、习仲勋、韦国清(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去广州植物园散步，我也陪同去了。在植物园小走廊里休息的时候，摄影师为我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叶帅、习仲勋、韦国清围坐在一张摆满仙人掌的小茶几前，我站在父亲的身后，那天大家的心情格外好，尤其是我笑得很开心。

　　习仲勋到广东的时候，只有大女儿齐桥桥陪他南下，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几天后，父亲一行离开广州回京，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并回梅州老家看看，习仲勋就安排我住在他家里，与桥桥住一起。此后，我又回老家梅州住了几天。从梅州刚回到南湖宾馆习仲勋的家里，习仲勋就对我说：“向真，叔叔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把在梅州了解到的情况写一份材料给我。”我很爽快地回答：“习叔叔，保证完成任务!”很快就把回梅州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写下来交给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习仲勋作为一个长辈十分注重对晚辈的培养，同时更反映出他善于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工作作风。

　　程冠军：毛泽东曾经赞扬叶帅“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到晚年一直担任着党政军重要职务，也一直住在西山2号院，您也一直在他身边生活，您了解叶帅退休的原因吗?

　　凌孜：1978年3月到1983年6月，叶帅一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委员长的时候，主持立了很多部法律。我们党为什么会犯下“文革”这样的历史错误，就是当时一个时期没有了党内民主，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谈话是和胡启立的谈话，担心的就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他说，要坚决反对一言堂。

　　1983年的时候，叶帅依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1983年6月，他又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时，我们做儿女的看他老人家随着年事已高，身体越来越不堪重负，已经力不从心，都希望他能早日退休。

　　1985年初秋的一天早晨，我看父亲正在刷牙，就凑上前去笑眯眯地对他说：“爸，世界上所有的能人也好，领袖也好，都不能够把自己儿孙的事情来完成。儿孙该做的事情，应该由儿孙自己来完成。我们觉得老爸你该退休啦!”听了我的这段话，父亲突然停下来不刷了，愣了一会，也不说话，又继续刷牙。没过几天，父亲就接连三次向中央打报告提出退休。1985年9月，经中央批准，父亲辞去了党政军所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