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同时指出，现有的表达渠道，深度和广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国人大代表章联生发现，有些地方公布了信访、举报电话，但是形同虚设，没人值班，电话没人接。很多“市长热线”都是值班员在接听，“市长热线”没市长。这位农民代表说，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不畅通，群众就会寻求不正常的诉求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水平还比较低。以环保为例，尽管我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很大的进步，但在现行法律中只有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还没有形成一项具体的、有保障措施的制度。
　　要让百姓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真正说得上话，仅靠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让百姓说了不白说
　　来自福建的章联生代表谈到去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厦门海沧ｐｘ事件。他认为，厦门市政府以开明态度应对公共危机，努力创造一个民众与政府、企业平等对话的平台，达到了“多赢”的效果。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的做法值得各地政府借鉴。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在每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都要专门召开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普通百姓意见。
　　然而，多位代表、委员对目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形式——听证会制度提出批评：“现在的听证会多数还是‘逢听必涨’，由于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人数不足、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多数听证会的结果并不利于消费者。”
　　吕忠梅代表讲了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城市在居民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场曾引发强烈争议。此前建设方在论证时也组织过“民意调查”，竟然只发放１００份调查表，收回８５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意垃圾焚烧项目的居民占７１％。这引起小区居民的强烈不满。
　　“保护百姓**权利，我们不是没有法律制度，却常常在执行中扭曲变形。”吕建中委员举例说，在劳资纠纷中，面对企业主，普通劳动者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出租车司机生存环境差、农民工工资拖欠等等都是此类问题的反映。
　　“很多事情，也请老百姓参与了监督，但效果不佳。
　　
　　一是‘说了也白说’，被监督者只是口头表态，付诸行动的不多。
　　二是不能实现同步的有效监督，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公众才知晓。”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说，保障人民**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