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春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美好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美好生活”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理想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使命。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要弄清楚实现美好生活的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就是人的现实劳动。

　　首先，“美好生活”的主体在劳动中形成。“美好生活”的主体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所谓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既不是过去的人，也不是未来的人，而是当下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是专属于人的特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所以，马克思针对人类历史的产生，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美好生活以发达的生产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但是生活是否美好首先关乎的就是人的主观感受。而人的主观感受也会由于个体参与劳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不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约美好生活的客观物质因素逐渐降低，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主观感受无法调节和把握。因此，人的真正主体生成是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如果真正的主体缺失，那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也就成为摆设，美好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人的主体性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在劳动的过程中生成的。

　　其次，“美好生活”的愿景在劳动中产生。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曾经产生过无数关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提出了“五福”的观点，其中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概括为五个方面，即长寿、富足、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一种关注自己个人福寿安康的生活理想。而“大同社会”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代名词，也无疑表现了中国人对人类社会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无独有偶，在古代西方社会，从柏拉图提出“理想国”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停止过。但是，过去的各种美好的设想却因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并没能够成为现实。其根本原因就是忽略了人的现实劳动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逻辑起点。就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基本标志来讲，生产和使用劳动工具从事劳动活动，以得到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正是在劳动中，人类认识到自己与动物的区别，并为自己定义新的不同于动物的生活方式。因而，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和实现，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逐步上升，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为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依然是制约着美好生活实现的主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将创造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引导人民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三，“美好生活”的实现通过劳动获得。虽然资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也将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却将人抽象化，作为一种工具去对抗神。在此过程中，他们宣扬自由、平等、民主等看似美好的思想和观念，来保障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却并没有解决任何真正的现实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被异化，他们创造财富却不能拥有财富、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为自己生产贫困。这种存在已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也促使马克思不断探索人的本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起点，又以“人”为归宿，人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所以，美好生活的主体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现实地参与具体劳动，同时又在劳动中完成自我发展的现实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将劳动置于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地位，否定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因此，劳动也就成为被迫的、不自由的活动，无法成为无产阶级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正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先进的社会关系将劳动组织起来，脱离了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束缚，从而发展为创造性的劳动，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劳动本身成为展现个体创造性和自我性的活动，给主体带来精神的愉悦和升华。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创造性主体才是美好生活的真正主体，人的劳动真实地成为人自身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真正地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让每个人的劳动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