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小英雄雨来、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些经典红色故事伴随着一代代青少年成长，成为一代代人在困境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故事，展示党的百年成就和百姓生活变化？由上海市民文化节组委会、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中福会少年宫、各区共同主办的2021年“永远跟党走”市民红色故事演讲大赛于3月至7月在全市举行，通过红色故事大赛、“红色声浪”情景讲述展评、社区红色故事汇等活动，引导人们传承红色基因。

参赛的3000余名市民中，有百位优秀讲述者获评“红色故事传讲人”。他们的讲述为何能脱颖而出？记者采访了数位“红色故事传讲人”和优秀组织者，听他们讲述红色故事传讲背后的意义。

游伟讲述：

浦东开发从“一四一”出发

游伟有个头衔：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故事家”。作为百位优秀“红色故事传讲人”之一，他的《浦东开发从“一四一”出发》讲述了中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浦东开发办公室过程中一波三折、攻坚克难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他的老师葛明铭撰写，原本要讲十几分钟，游伟曾在多地讲过，反响不错，这次为了比赛，他把故事压缩到了5分钟。5分钟里要讲好一个故事，需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也要有细腻的情节，有戏剧性冲突和起伏转折。5分钟让他感到意犹未尽，“如果时间充足，还可以讲得更深、更透”。

游伟讲到，浦东开发办最初在浦东大道好不容易寻到办公地点后，却发现门牌号成了问题。“浦东文化馆是浦东大道143号，浦东开发办公室也是143号，那将给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商量起新的门牌号码，有人说66号，有人说88号，还有人讲99号，各执一词，这时，一位操着北方口音的老同志提议‘141号’，获得全票通过。”游伟像是一人化成了多个人，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语气、性格。听众跟随他的讲述，仿佛来到30年前的会议现场，看到了讨论的热烈氛围。“故事家”的头衔名不虚传。

“讲故事，其实也是曲艺的一种形式，最早从清朝就有了。”游伟说，过去，许多说书人会用上海话给老百姓讲故事、讲评书，不仅一人分饰多角，还能自己加音效，马蹄声、枪炮声张口就来，惟妙惟肖，一个人就是一台戏。这种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流行于田间地头、郊区小镇，故事家不需要大的舞台，表演说来就来，听众也易懂、易接受。近年，故事渐渐被搬到舞台上，有了LED背景和音乐伴奏辅助，表演形式也从单人发展到双人，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都不断增强。

“这些年我们常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讲的是组成这个中国大故事的一个个小故事。”游伟是剧团演员出身，目前担任张江镇志愿者协会、晨晖社区、霍香社区阳光之家故事朗诵会的辅导老师。他常去社区给老百姓讲故事，一个小时可以讲两到三个故事，听众总是意犹未尽。游伟的故事很多，从红色党史说到大国工匠，从脱贫致富说到社区服务，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故事也是他的拿手节目，“我就住在张江，浦东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希望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平时游伟会去社区上课，培养更多故事员。他希望自己的获奖作品可以在网上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传播浦东开发开放历史，也传递把故事讲好的诀窍，“希望每年上海市民文化节都能开展这种比赛，传承红色基因，把党史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汤静讲述：

一个援黔干部的家庭故事

“我是不是语速太快了？”汤静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向记者讲述自己当上“红色故事传讲人”的故事时，她的思绪以2倍速的形态从嘴里蹦出来。但比赛视频里的她，却是娓娓道来，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非常专业。汤静是一名80后上海援黔干部的家属，在参赛作品《我家的扶贫故事》里，她讲述了丈夫援黔后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奋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上海援外干部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越是自己的故事，讲起来越有压力。”汤静觉得，丈夫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扶贫工作者，他所做出的成绩都是分内之事。自己作为家属，支持理解丈夫是应该的，而要把这些当作“感人事迹”去夸奖，她觉得有些说不出口。

第一稿，汤静写得像散文，对于丈夫参与扶贫的事点到即止。“你得有故事。”给她出谋划策的，是和她一起参加南塘戏剧社和朗诵家协会奉贤区分会的朋友。为了先声夺人，汤静在演讲开头先来了几声直播室的吆喝：“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我的这款凤冈锌硒茶，一般的茶要么含锌要么含硒，我的茶叶不一般，有硒又有锌！”这是她丈夫陈奕的真实经历。2019的7月，他作为上海第三批援黔干部开启了3年的扶贫之路。到了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后，他从“检察官”变成“带货主播”，在直播间里卖起了当地的农产品。除了茶叶，汤静的演讲“卖点”还有一个金黄色的蚕茧，它的名字叫“水星一号”。这个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商业化的黄金蚕茧，也是经由援黔干部牵线搭桥，当地与奉贤龙头企业“水星家纺”投资共建的“星丝路”项目产业扶贫重点。

茶叶和蚕茧是她特意让丈夫寄来的演讲道具，“开头就拿出它们，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演讲技巧”。巧的是，线下比赛时，现场评委中有人曾和当地有过交流合作。“他不仅认得这个蚕茧，还知道蚕茧有其他颜色，背后有悠久的文化传承。”这让汤静感到自豪。

讲到去年全家人去贵州探亲，下车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听说是援黔干部的家属，说什么也不肯收车费。他说：“你们上海来的干部常常为我们工作到深夜，想各种办法帮助我们。我哪能收你们的钱？”这句话是汤静特意用贵州方言说的。“我和孩子就去了一次，为了让孩子能看看爸爸。”为了学这句贵州话，汤静特地托丈夫找了贵州干部把这句话录下来，自己听音频反复学习，“其实不太像，但我尽力去模仿。”

真挚的讲述最动人。汤静讲到丈夫出征后第一次回家，推开房门时，1岁多的小儿子正低头玩耍，抬头看见爸爸一下子愣住了，甚至还有些害怕想哭。“他后来说，看到儿子陌生又胆怯的表情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咯噔”的这一下，丈夫从来没亲口跟她说过，是她有次从采访他的新闻上知道的。“一开始，要适应分居两地的生活很难，后来我们一有时间就视频，慢慢就习惯了。我没敢讲自己的压力，有父母帮忙，还好。”

结尾她想了很久，最后在“智囊团”的建议下，她把结尾升华在“脱贫攻坚胜利时，愿你们平安归来”。“对我们家属来说，这是最朴素的愿望。”汤静笑着回忆，自己讲的只是他们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扶贫干部在真实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远比自己描述的难。作品发出后不久，汤静一家人已经团聚。“我很荣幸能作为家属亲历这一场伟大战役，也很开心这个故事能被选上。我们的故事只是一个感叹号，还有人站在新的起点，肩负新的使命继续奋斗。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去关注他们，希望能从一个侧面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关注时代的变化。”

朱毅超讲述：

一个悬念引出一段重要党史

“这是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刚过，冬天的第一场雪还未消融。邻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的虹口东宝兴路上，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听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个高鼻梁、蓝眼睛的老外。在‘朋友’的接应下，这些异乡来客陆续拐进一条石库门弄堂。”

就在前几天，朱毅超离开了中共四大纪念馆讲解员岗位。他在参赛作品《力量之源》中，把中共四大召开的故事浓缩进讲述里，这场讲述是他平时在馆中讲解内容的精编版。他在开头抛出一个小小悬念，吸引观众带着探索的趣味听下去，了解这场党史上的重要会议。用生动的语言让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党史，是他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担任讲解员的经验。“因人施讲是我的工作体会，讲述方式不能千篇一律，如果参观者是儿童，就要用故事化的形式，让小朋友能够入耳入心；如果是党员干部，就要偏理论一点，让大家有更多收获。”

站在展厅讲述时，朱毅超会围绕一个个展板组织语言，依托于文物展开故事。因为四大原址被炸毁，展馆中用场景再现复原了当时的会场，走在这个场景前，他可以方便地指着桌椅、茶具，向观众讲述四大的筹备情况。但在比赛中，离开展板和文物的依托，他需要靠语言来编织情景，带领观众“走进”上海虹口淞沪铁路旁边的那座小房子。

朱毅超做了4年多讲解员，这些故事他每天多时要讲四五遍，每遍约四五十分钟到一小时。“讲解工作很辛苦，但向游客讲述好红色故事，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每讲解一遍，我也在不断加深对党史的理解，这是一个提升自我素养的方式。”作为红色文化场馆的工作人员，他觉得参加这次红色故事演讲大赛义不容辞。他希望作品传播出去后，能吸引更多人来中共四大纪念馆参观，了解这个故事的完整版。“中共四大是一次重要会议，12天的会期里发布了宣言、修改了党章，还表决通过了11份决议案。希望能有更多人被我的讲述吸引，走进红色场馆，我们也尽自己所能把讲解工作做得更好，向每个来聆听讲解的参观者传播红色文化基因。”

尽管如今不再参与一线讲解工作，但朱毅超觉得，只要在红色场馆中，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红色故事的宣讲员和研究者，都有责任传播红色文化。“这些红色故事根植在我的脑海里，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充实知识库。党史学习常学常新，接下来，我会努力把更多的红色研究成果体现在未来的红色宣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