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振 实习生 苏珊珊、吴淑萍 广州报道

　　因一场改革，已过而立之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天津开发区”）再一次闯入了大家的视线。

　　7月16日，天津开发区召开法定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宣布取消全员编制，实行员额制，所有人员需重新竞聘上岗，统一签订合同，聘期三年。

　　改革并非突如其来，天津开发区系统内实际早有苗头。2018年年初的一场“打破铁饭碗，端起瓷饭碗”的干部聘任制改革试行一年后，改革再次升温。今年2月，《关于在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全面推行法定机构改革的有关意见》确定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全面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向外界传出“全员聘任、企业化管理”的信号。

　　直至此次宣布取消全员编制，天津开发区的改革路线才最终“昭告天下”。天津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郑伟铭表示，改革确定了市场化导向，取消编制管理和终身制，标志着法定机构改革正式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作为一场市场趋向的改革，取消行政编制是必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滨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改革的核心是将开发区从管理体制转变为服务机制、从行政机构变为市场主体之一，这将对开发区的营商环境、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府雇员会成为鲶鱼吗？

　　与此前广东试点法定机构改革别无二致，天津开发区同样将第一项改革放在了取消行政编制、全球招聘人才上。

　　4月23日与5月15日，天津开发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天津港保税区、滨海高新区等5大开发区发布招聘公告，年薪50万元起，面向全球招聘24位管委会副主任。

　　就政府全球揽才而言，无锡与广州开发区（黄埔区）都先天津开发区一步。

　　2003年8月，无锡市政府发布招聘公告，税后50万元年薪全球招聘首席城市规划师、首席城市信息化设计师、对日招商首席代表，30万元招聘首席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曾是政府部门在当地人才市场中开出的最高价。

　　2018年10月，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同样发布招聘公告，年薪50万至200万元，19个政府部门面向全球招聘高端服务业全球招商总监、营商环境首席规划师等30个特聘政府雇员岗位。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没有行政编制的政府雇员。一些学者将其比喻为“鲶鱼”，并寄希望靠这些“政府雇员”推动普通公务员自觉增效。

　　但“政府雇员”会成为天津开发区的鲶鱼吗？

　　刘刚认为，天津开发区在历经30余年的发展后，确实在微观激励体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旦微观激励体制出问题，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没有活力。”

　　天津开发区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是融合了市场资源配置与政府积极作用两方面因素。建立在一片盐碱地之上的天津开发区，在建设之初完全没有服务设施，是通过行政力量才快速建立了市场，经国企改革与引进外资获得了发展。

　　“事实也证明这套机制运行得非常成功，包括中国第一台寻呼机、第一部手机都诞生在天津开发区。”刘刚说，但今天天津开发区的发展已不再是单纯依靠引进外资和大项目，必须要靠创新驱动。“这套机制出了问题，不改有可能损害市场经济的活力。”

　　“政府雇员”的出现则是改革微观激励体制的产物，拿较高薪酬的关键取决于其工作业绩好不好、效果强不强。通过将“铁交椅”变“活薪酬”，令收入向业绩突出者倾斜，可以彻底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弊病。

　　作为全国首个法定机构的前海管理局，仅用20%-25%的人员规模就实现了一般行政区同样的管理效率。前海国合法律研究院秘书长谢永艺分析，正是由于全球招聘的精英“政府雇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管理效率。

　　领导要变身店小二

　　引入“政府雇员”式的法定机构改革，一定能激活一池春水吗？这或许需要时间证明，但至少颜兵没有等到肯定的答案。

　　2004年4月1日起，颜兵以年薪50万元的条件受聘为无锡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成为江苏首例“政府雇员”。然而他却在2005年年底、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时，不再与无锡市政府续约。

　　按照外界猜测，考核标准是其不再选择续约的主要原因。据约定，颜兵必须一年内介绍有效项目源30个，组织境外投资考察团组来访10个批次，当年引进外资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以上，甚至还包括每年不少于两篇调研论文或报告。

　　颜兵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坦言，他原本认为各部门都应该顺理成章地全面支持无锡的招商大局，但“阻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在某次盛大的招商活动上，他邀请了众多来自日本的潜在投资者，但偌大的会场之上竟没有一个他的桌牌与位置。“日本人很聪明，在看到我这个首席招商代表没有位子后，首先怀疑的就是之前谈过的合作能否代表无锡市政府。”颜兵认为，这严重影响到了后续的合作谈判。

　　另外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某次，日本外商需要解决保税物流的问题，颜兵提出把相关部门集合到一起商议个方案报批，但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接受他的“召集”。

　　尽管颜兵的“政府雇员”生涯持续了不到两年，但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这项改革对公务员系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招商引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特别是外资。就拿日资而言，必须要对日本企业商业文明和日资企业内部的投资机制了如指掌，才能高质量做好这份工作。”他认为，当时公务员系统内并没有具备这项能力的人。

　　广州开发区全球招聘“政府雇员”的初衷也出于此。作为广州外资企业最密集、海归最多的一个区，广州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和合同利用外资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区内拥有外资企业3400多家，世界500强项目超过170个，高新技术企业1632家。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董事长陈永品坦言，开发区的海外人才、外资企业密集度之高，已经超出了该区公务员的服务能力，亟需一批公务员系统外、有海外经历的特聘雇员补充进来，服务于这些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人才。

　　“全球招揽‘政府雇员’，从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开发区的高层次人才，用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对标全球找开发区的差距。”广州开发区人社局专技处处长代明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上，颜兵能够在“对日招商首席代表”竞聘中胜出，也恰恰正因为此。他不仅曾在体制内工作，更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院国际经济法的硕士，拥有多年日企工作经验。

　　颜兵认为，出问题的不是“政府雇员”式的改革，而是体系。政府如果还要继续聘任“首席招商代表”，应该把引资逐渐向为招商提供服务转变，将招商代表工作纳入地方外经贸系统的招商体系。

　　刘刚也认为，要想通过法定机构的改革激活一池春水，首先要改变定位。“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这就要求领导变身‘店小二’，企业点什么菜，‘店小二’就上什么菜。”

　　过去把摩托罗拉招到天津，只要做好港口物流配套服务就可以了，但今天要涉及场景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产业链、人才培养等整个服务的生态系统。

　　“归根结底，改革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政府一定不要把自己当作管理者，而是要成为服务者，那开发区就能够实现再开发。”刘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