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远之道：中国海洋大学“行远讲座”实录（第1辑）》：　　中国仍旧在探索*佳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会自满于现状。它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完善、需要改良的地方，而且可以向各个不同的国家继续学习和借鉴。它一直有这样的学习和改善的动力，这是一种非常正面、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我也相信中国的社会基因，因为它的文化传承，可以很容易接受甚至欣赏超越国家利益的一种思维维度，也就是一种天下观的视野、一种义利之辨的智慧，一种面对任何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不会完全以利益的角度来进行交往的判断。中国会想到道义的问题，想到公平合理的问题，可能会有济弱扶倾的道德观念。这个观念在国内也有展现，比如上海、山东支援新疆、西藏，这就是休戚与共、济弱扶倾的具体展现。我相信面对更落后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中国也可以沿用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　　作为一个新兴领导者，中国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谋略；要有道，也要有术。有道无术寸步难行，不是只有很好的理念就可以制定非常可行的政策。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性地融人西方主导的规范和体制，尤其是可以公平、合理、兼顾绝大多数人生存发展需求的体制，量力承接西方国家弃守的角色和责任，也要适当照顾西方利益，结合西方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而不是与西方形成一种零和对立的关系。同时，我觉得中国应该更积极地与非西方国家携手开创互利合作空间，突破现有体制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各种限制。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可以从冲突低的领域开始先行突破，其中包括生产和交换领域、健康环境和生态领域、信息和网络领域以及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　　而深水区的改造世界游戏规则的努力要量力而为，要等待时机，其中包括货币金融、武力安全，还有主权疆域及认同等领域。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带来了重塑世界秩序的巨大可能性，这种愿望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以及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一直是质疑的，也是批判的。但是它们没有能力改变，也无法想象能够改变它。但是现在，这种想象有了实现的可能。今年4月在雅加达，以及接下来在万隆召开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亚非峰会上，东道主印尼的总统佐科，在回忆60年前的万隆会议时曾说，这是被西方殖民过的非西方国家的合作运动，那个运动*后胎死腹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果，也没有续航能力。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是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新秩序。印尼总统这段话在西方国家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因为很有针对性，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另外，他在此时此刻讲这段话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而且之所以有底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兴起了。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中国与非西方国家携手合作，努力创建新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尤其对经济全球化这样的经济活动，它应该有条件、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今天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是参与全球化的主体，虚拟金融活动凌驾而且威胁了实体经济活动。由于金融资本过剩，导致资源大量集中于中心、集中于龙头，不管是中心城市、龙头产业、龙头国家，大则恒大，强则恒强。　　我认为，一个更合理，更公正、更包容的新全球秩序应该做下列改良和改善：**，从资本友善调整为在劳动友善、环境友善和资本友善三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第二，从完全让私有经济主导，转为为公有经济、合作经济、共享经济提供发展空间；第三，跨国经济活动和投资、合作，应该不限于之前的参与主体，应该给国有企业、主权基金、开发银行、跨国社会企业、私营经济并行的参与空间；第四，对虚拟金融活动进行相当严格的管制，让金融活动回归它的本质——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第五，让各种弱势经济群体、甚至偏僻的农村群体，都有机会利用网络和数字化生产，参与跨国的、全球性的或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让过去的中心化趋势获得一定程度的扭转，从而强化个体，强化微型经济，强化边缘群体。增加它们的经济参与机会，我认为是未来中国在面对新的世界经济体制改造时的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