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干警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政法系统广大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者和党员干警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必将激励全国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党员干警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执法为民，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

    永远与群众心贴心

    郭崇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政法工作,最根本的是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提高政法工作水平,最关键的是要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上求突破。2008年7月下旬,为了化解群众误解,我带领政法干警到云南省孟连县与群众“零距离”接触。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向群众做起了深入细致的工作。

    当政法部门工作队到重点村寨开展群众工作时,群众要么关门闭户,要么扔脏东西,甚至设卡阻拦……对于群众的一些误解,我们有信心做好群众的工作,也坚定了用真心、真情融化“坚冰”的决心。干警陈松涛每天自带干粮早早来到寨子,看到谁家开门就笑着上前打招呼;人家下田,赶紧跟着去帮忙。他们用这种“冷水泡茶慢慢浓”的真心,终于和农民交上了朋友。正是凭着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真情和辛勤付出,我们又和群众走到了一起。

    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孟连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一天不牢固。为此,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抓住橡胶产业产权改革这个核心,下大气力把倾斜的利益格局调整过来,为群众的橡胶产业利益着想做工作。我们主动把问题最严重的芒沙村作为联系点,把最大限度维护胶农的切身利益作为出发点,通过反反复复讲政策、谈方案、算细账、办贷款,甚至把我们的工资抵押给胶农,最终使他们与公司签订了产权流转协议,在全县率先完成了橡胶产业产权改革,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只有把执法过程变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过程,才能把政法工作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问题出现之前,政法干警除了执法办案以外,很少进村入寨,警民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堵墙。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们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七步工作法”,实现了干警在一线服务、问题在一线解决、形象在一线树立、和谐在一线形成。我们发放了“民情联系卡”,在每个村民小组确定1名民情联络员、每个社区设立1个民意信箱、每个乡镇开通1部民心电话,建立了常态化的群众工作机制。我们还在干群矛盾最尖锐、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勐啊村,建立了警民联系点,抽调8名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干警进驻工作,不仅很快改变了当地治安面貌,而且留下了一支深受群众欢迎的“永久”牌工作队。

    通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孟连县的警民关系从水火不容转变为鱼水相依。警民关系的和谐,也促进了社会和谐。2009年以来,孟连县矛盾纠纷数量、群众信访量持续下降,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2010年,孟连县跨入“云南省先进平安县”行列,荣获“云南省爱民固边模范县”称号。

    维护公平正义为党增光

    张敬艳

    我走上这个领导岗位5年来,我院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3691件6233人,职务犯罪案件126件194人,件件办成铁案。和我熟识的某单位领导窦某,拒不交待贪腐事实,四处托人说情,我们始终不为所动;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公安派出所4名民警,粗暴办案,将当事人打伤,有人请求我们看在政法同事的份上不要深究,被我们断然拒绝;为使企图强奸妇女、迫使当事人跳楼摔成高位截瘫的3名青年受到法律的惩处,我们顶着一审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压力和3名青年家人的威胁,坚决抗诉,伸张正义。一些人见我们办案较真,不讲亲情,不顾友情,就半开玩笑半是威胁地劝我:在菏泽生活40多年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办案别太认真,做事别太绝。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打击贪腐,是党和人民的重托,谁得罪了法律,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就得罪谁!

    我时常提醒自己和干警:虽然我们身在基层,但一定要想着大局,为党分忧,用尽力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为党打牢执政基础。明白了这些道理,干警们做群众工作就用上了心。听说一位80多岁的老人要上访,想到他这么大年纪,有的干警就主动跑到他家去了解情况,帮助调解;为了帮助因邻里纠纷、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的上访老人打开心结,有的干警主动把矛盾双方请到自己家调解疏导;为了使一个不服民事判决的村民不再偏激,我带着几名干警连续十多个晚上做思想工作到凌晨,直到他真心服判。这些年来,不管是群众打一个电话,还是发一条短信,或者送来一张纸条反映问题和诉求,我和干警们都当成自家的事来处理。

    我们对群众真情付出,群众对我们真心信赖。上访人李某,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从外地驱车200多公里跑到我院,当干警告诉他法院判决没问题的结论后,他就像吃了定心丸,不再上访。有一个进京上访户,怎么劝都不回来,信访局的同志找到我,让我们帮忙劝劝。电话打过去后,对方一听便说:“知道你们说话算数,听你们的,我这就回去!”

    我们从转变接访方式入手,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接访,转变为全院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大接访;开通“民生检察热线”,在全区21个乡镇设立联系点,把化解矛盾的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社区街巷;在全国检察机关中率先成立“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家属及被害人救助中心”、“农民工检察维权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大走访”、“开门评检”等活动,先后建立60多个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出台了一系列为民、利民、便民措施。

    从严管理保司法公正

    王克伦

    我到哈尔滨中院之前，有过法院领导经历，深知法院院长不好当，因为法官权力大，不好控制，群众意见多不好交待，但当时哈尔滨中院的状况还是出乎我的预料：工作考评连年在全省法院排名末位，违法违纪事件频发，裁判差错严重，群众反应强烈……经过深入思考，我在党组会上郑重提出：没有制度约束，权力就会滥用；没有严格管理，好人也能变坏！

    制度机制是管理的基础，必须坚持用制度机制管人、管事、管案件。我们主要依靠5项机制：用通报批评机制，天天明察暗访，及时警示纠正，解决了出错误不批评的问题；用审判监督机制，院、庭长直接参加庭审、接访、评查、听证、剖析等工作，解决了对审判权约束力不强的问题；用考评排序机制，合理设定考评指标，将全院所有部门、干警从第一排到最后，解决工作没压力的问题；用选人用人机制，评先选优、提职晋级都以考评排序结果为“入围”的硬杠，解决领导干部不胜任的问题。

    制度机制的生命在于实施，必须动真格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名中层干部曾因不作为致使案件无法执行。发现问题后，我们当即停止其工作，责令其赔偿当事人的全部损失。这名干部当时抵触情绪很大，认为处罚过重，难以接受。

    有一次我们召开全院干警大会，邀请一位长期上访的当事人来诉说苦衷。这名当事人没想到能有机会当着这么多法院干警的面把多年的苦水和积怨倒出来，非常激动。当他讲到房子要不回来、几乎露宿街头，还不得不筹钱请办案法官吃饭时，干警们震惊了。那名接受吃请的法官就在会场，感到无地自容。会后，我们给这名法官纪律处分并调离审判岗位。9年来，我们共对中层领导干部诫勉谈话29人次，暂停7名中层领导干部工作，11名中层领导干部申请让位，2名中层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停止54名法官审判权，155名主审法官改任辅助法官，查处违法违纪干警70人次。

    这些年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农民工追讨工程款的案子，诉讼标的上亿元，涉及农民工上千人。农民工多次激烈上访，开发公司拒不认账，双方矛盾迅速升级，法院面临巨大压力。我要求院、庭长亲自办案，审委会委员入庭听审，强化领导监督；邀请领导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公开旁听，强化社会监督。实践证明，监督出公正，公正得民心，我院作出判决并全部执行后，几百名农民工敲锣打鼓到法院表示感谢。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作为败诉方的开发公司总经理——市人大代表，还在人代会上给我院工作报告投了赞成票。

    老百姓满意是我最大的快乐和追求

    周希胜

    我1996年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当过治安民警、社区民警、110特勤民警，一直在基层一线，整天与老百姓打交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办过惊天动地的大案，我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最高兴的事，就是群众喜欢我、信任我；最想听的话，就是群众说党和政府好、人民警察好。

    2008年8月，我和同事在巡逻时发现了赤身裸体的女精神病患者小徐。我们经多方打听，才把她送回家。可她已经离了婚，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儿子，全家唯一的收入只有徐大爷每月看大门的几百元工资。为了给小徐看病，我拿出了1000元，又和战友们多次跑民政局、跑企业，筹集了5000多元，让她住进了医院。小徐的儿子因缺少出生证明，快上学了还没有户口，糊涂的小徐说不清自己是在哪家医院生的孩子。我们费尽周折，查找了当地3家医院的上万份档案，最终找到分娩纪录，为孩子补办了户口。我又多方奔走，帮她们母子办理了低保和医保。当我将第一笔低保金和孩子的户口卡交到徐大爷手里时，老人热泪盈眶，握着我的手说：“共产党真好！人民警察真好！”6年来，我和同事先后救助了困难群众600多人，与10多个特困家庭建立了长期帮扶关系，为7名困难群众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帮助20多名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2008年春天，辖区连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盗贼撬锁入室，见什么偷什么，连一桶花生油、一篮子鸡蛋都不放过。分局调动警力，上了多种手段措施，但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一时间，当地百姓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一天晚上，辖区居民王大哥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邻居家最近没住人，但灯却亮了。我马上就联想到了系列盗窃案，立即带领几名队员赶到现场，正好将一个中年男子堵在了门口，抓了个现行。经审讯，这个人正是多次入室盗窃抢劫，连续作案25起的犯罪嫌疑人。

    看起来这起案子破得有些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提供线索的王大哥就是我辖区居民，家境十分困难，仅靠一辆破四轮车拉土养家糊口。一次因挖排水沟和邻居闹纠纷报了警，我苦口婆心劝说，消除了双方的怨气，又帮他们挖好了沟，两家重归于好。

    几年来，我先后调解了各种矛盾纠纷1300多起，大多是靠着乡里乡亲、老老少少的支持。我体会到，只有平时为群众多出力，关键时刻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警民才能鱼水相依，建设和谐社区乃至和谐社会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当警察，就是要把自己深深植根于群众，从群众中汲取营养，获取力量。

    用真心和智慧感化顽危犯

    汪家杰

    有人说，在监狱中，犯人被判的是有期徒刑，我们做监狱警察的被判的是“无期徒刑”。回顾我在监狱工作的23个春秋，身在大墙内，面对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虽感到辛苦却很充实、快乐。23年来，父母的生活托姐姐照顾，孩子的抚育交妻子承担。女儿在作文中这样写道：“爸爸哪天不上夜班，哪天就是我的节日。” 

    以真情换真心。教育改造罪犯需要真情投入、真心付出，用真情真心重塑罪犯的心灵。教育改造罪犯的难点，在于对那些恶习深、反社会意识强、法律意识淡薄的顽危犯的改造。作为一名党员，我主动承担顽危犯的改造任务。罪犯张某一贯欺压他犯，经常对抗民警，是众所周知的“刺头”，被列为省级挂牌的顽危犯。通过耐心观察接触，我发现张某十分牵挂儿子，对儿子学习尤为关注。于是我经常手把手地教他给儿子写信，鼓励孩子刻苦学习。2006年初，我因腹部剧痛被医院初诊为结肠癌，手术前一天晚上，我想起张某的转化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放心不下，忍着病痛离开医院，来到监房，恳切地对张某讲：“我明天要做手术，不知道这次手术后，还能不能回来再和你谈话，我的孩子也许将失去爸爸，但我真希望你能够给你的孩子带来希望。”张某深受感动，流着眼泪对我说：“汪警官，您病成这样还记挂着我，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此后，经过不懈教育，张某走向了积极改造的道路，先后3次获得减刑奖励。

    刑罚执行是系统工程，既要严格依法做好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又要做好罪犯回归社会后的衔接工作。监狱管理中的减刑假释工作，是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如果让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罪犯提前回到社会，他们极有可能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也会让其他罪犯感受不到执法的公正和法律的尊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教育改造的效果。在监狱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积极推行“阳光执法”，协同徐州法院建立了“巡回法庭”，提高了监狱执法工作的公信力。

    罪犯许某脾气暴躁、极易冲动，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入狱。服刑期间悔罪意识强，积极进行改造，符合假释条件。然而就在即将为他办理假释时，我们得知他的儿子和邻居发生矛盾而自杀。这给我们监狱执法带来了两难抉择：如果不给许某办理假释，对一贯表现较好的许某有失公正；而如果给许某办理假释，又面临他出狱后报复他人的现实危险。我4次深入当地乡村反复做许某亲友的工作，最终化解了许某家人和邻居的矛盾，并与当地有关部门制定了针对许某的帮教方案以及危机处理预案。许某十分感动，假释两年多来一直遵纪守法，还被一家机械加工企业聘请为质量总检验员。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任生心、赵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