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举世瞩目并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的长江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新片《世纪之梦》（编剧张笑天，导演李前宽、肖桂云），从鲜明的当代视角出发，其叙事笔触凝重、炽热、豪放，充盈着大江东去式的恢宏气势，将我们民族向现代化庄严行进的时代诗意熔铸于艺术形象，在工业题材这个一向令人畏而却步的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在90年代后期以“世俗梦幻”为消费时尚的大众文化语境里，追求暂时的感官愉悦（或刺激），似乎成了一种“通病”，流行着一种疏离现实、回避崇高的平庸化叙述方式：与此同时，某些标榜“主旋律”的作品，却又落入“主题先行”、形象单薄的刻板模式。两种趋向，殊途同归，都以在艺术总体风貌和素质上的平庸而被观影大众所排拒。《世纪之梦》作为一部向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其出发点恰恰并不单纯着眼于“献礼”的目的性，影片的主创者是怀着可贵的时代使命感并以与时代同步的审美发现投入创作的。正如该片编剧张笑天在与三峡工地一位老总谈话时，用真诚和质朴的话语所表述的：“你们要干个水利尖端给世人看，我们也要拍出一部感人至深的片子与之匹配。”

早在本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里就曾率先提出在三峡建水库以根治长江水患、造福民众的蓝图，但由于战乱频仍、国力贫弱，虽有一代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为之魂牵梦萦，随着时光绵延却成为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本身完整的世界休戚相关的百年梦想。这一梦想，终于在90年代历史性地演进为值得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具有宏大现代化规模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伟大实践。影片《世纪之梦》正是紧扣着90年代的时代巨变，其在艺术叙事的整体建构上的突出特色是：从十分迫近的当代视角出发，将历史的脉搏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主人公赵西陵（以三峡工程数位老总为生活原型）的命运轨迹相交织，衍生为历史与现实的交响，纵横捭阖，“移天缩地”，仿佛将百年沧桑之变凝于一瞬，把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与新中国自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的“三峡情结”及其历史步骤，绘声绘色地呈现于银幕。

《世纪之梦》的思想震撼力及其审美创造，主要是通过以赵西陵为核心的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性格及其独特的历史作为来体现的。在艺术叙事的意义上说，以“闪回”形式插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历史片断以及江泽民在大江截流高潮场面里的出现，只是构成了影片全景式的时代背景，具有某种历史文献性的价值；真正有血有肉并富于动作性的艺术角色，则是赵西陵等与三峡血脉相连的三代水利科学家的形象。老一代水利工程专家如郭正罡、陶晋川，第二代则是奋力拼搏于三峡工程第一线的实干家赵西陵、伍青黎，更年轻的富于现代锐气的新人如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女博士秦时月。在兴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摆开千军万马宏大阵势的现代化建设项目里，将三代科学家的历史命运和无私奉献作为影片叙事的主体艺术形象，这一点，恰恰集中显示了这部影片主创者坚持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种眼光、一种胆识。由许还山饰演的赵西陵，是从我们大变革时代的滚滚热浪中涌现出的一位新人形象，由于三峡工程被纳入市场经济机制运作，他则被历史地推到了三峡工程总指挥兼三峡开发公司法人这一“三军统帅”的位置上，肩头压着时代的重任。他出生在西陵峡茅坪村，是饮着长江水长大的“三峡”的儿子，其后就读清华大学而献身水利事业。当茅坪村全村迁徙的前夕，他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与乡亲们一同“祭祖”，在祠堂里香案上插好香，深情祈祷拜别：“祖宗亲人有知，会理解儿女的心，为了不再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我们要走了。”这个人物独特的命运历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概括意义，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与贫穷落后的历史岁月诀别的悲壮情怀。特别是在描述他与老师陶晋川的师生情谊上，更显示了他坚持科学精神和“兼听则明”的宽阔胸襟。当他赴美国参加世界大坝会议，针对美国国会借口所谓移民侵犯人权的谬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地予以驳斥，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风采和阳刚之美。另一个给我们的灵魂带来强烈冲击的艺术形象，是由高惠彬饰演的三峡工程“总工”伍青黎，他身患绝症，却坚持在工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与妻子张佐一同在长江边的山崖上种黄果树时，朴素地道出了他的心声：“黄果树是有精灵的，谁种下它，谁的魂就附在树上了，让它替我守着三峡，守着我的梦。”看到这里，我和许多观众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里，我们被艺术家那种理直气壮讴歌崇高却又如此质朴而富于诗意的笔墨所深深震撼并铭记难忘。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一个处于叙事后景上的角色，此人就是赵西陵的启蒙恩师陶晋川（由耿汉饰演），他不唯书不唯上，以其毕生心血勘测、考察三峡水利的科学数据，成为三峡工程大论战的“反对派”，甚至当着毛泽东之面据实驳难、力陈己见，被毛泽东称赞为具有可贵的“科学家反骨”精神的人。当邓小平得知陶晋川并未在1986年那次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时，赞许地说，“不签字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还说，三峡论证了几十年，赞成的反对的“都是功臣”。正是有了如陶晋川这样敢于坚持真理的“少数派”，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反对派”，才使三峡方案一改再改而日臻科学、精密。

或许正由于《世纪之梦》是与时代同步的一种艺术探索，其难度和创作的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三峡工程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态”，而影片的主人公恰恰是虚构的处于工程总指挥位置上的角色，写什么不写什么，就十分费斟酌。从叙述的当代视角出发，必然伴随着与时代同步的对现实关系及其矛盾在新的深度上的开掘，由此观之，《世纪之梦》显然存在着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对现实矛盾浅尝辄止，片中虽曾涉及因新旧体制转轨使三峡工程面临的若干矛盾与冲击，如旧有的计划经济机制遗留的“长官命令”对招标投标的掣肘，如地方本位主义对三峡工程带来的干扰和压力，但这些却仅止于一种事件性的交待，并未在人物关系上形成具有戏剧性张力的冲突，因此赵西陵作为世纪性重大工程的领导者而投身于实践时，其艰巨性和肩头所承受的千钧分量，无形中就被削弱了，使这一主要艺术形象显得平面化而缺乏审美的震撼力。尽管许还山以其富于性格魅力的表演艺术创造作出了适当的弥补，却并不能掩盖原剧本创作的薄弱（甚至落套）；其二，求大而建构史诗叙事风格，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历史场景，借着赵西陵、陶晋川的主观心理“闪回”而呈现，但并未把握好人物回忆的心理契机，于是便显出某种由创作者硬性“拼贴”的弊病。现在完成片的长度是11本（总镜头：720个，总长度：9439尺），倘执意要在总体叙事建构上实现由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相遇合的艺术初衷，则这样的长度、篇幅、容量，显然是不够的。形难胜质，也就成了艺术的“憾笔”。当我们朝着艺术精品方向努力时，艺术家的脚步是应当踏踏实实，并以浮躁、操之过急为戒的。以举世瞩目并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中的长江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新片《世纪之梦》（编剧张笑天，导演李前宽、肖桂云），从鲜明的当代视角出发，其叙事笔触凝重、炽热、豪放，充盈着大江东去式的恢宏气势，将我们民族向现代化庄严行进的时代诗意熔铸于艺术形象，在工业题材这个一向令人畏而却步的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在90年代后期以“世俗梦幻”为消费时尚的大众文化语境里，追求暂时的感官愉悦（或刺激），似乎成了一种“通病”，流行着一种疏离现实、回避崇高的平庸化叙述方式：与此同时，某些标榜“主旋律”的作品，却又落入“主题先行”、形象单薄的刻板模式。两种趋向，殊途同归，都以在艺术总体风貌和素质上的平庸而被观影大众所排拒。《世纪之梦》作为一部向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其出发点恰恰并不单纯着眼于“献礼”的目的性，影片的主创者是怀着可贵的时代使命感并以与时代同步的审美发现投入创作的。正如该片编剧张笑天在与三峡工地一位老总谈话时，用真诚和质朴的话语所表述的：“你们要干个水利尖端给世人看，我们也要拍出一部感人至深的片子与之匹配。”

早在本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里就曾率先提出在三峡建水库以根治长江水患、造福民众的蓝图，但由于战乱频仍、国力贫弱，虽有一代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为之魂牵梦萦，随着时光绵延却成为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本身完整的世界休戚相关的百年梦想。这一梦想，终于在90年代历史性地演进为值得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具有宏大现代化规模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伟大实践。影片《世纪之梦》正是紧扣着90年代的时代巨变，其在艺术叙事的整体建构上的突出特色是：从十分迫近的当代视角出发，将历史的脉搏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主人公赵西陵（以三峡工程数位老总为生活原型）的命运轨迹相交织，衍生为历史与现实的交响，纵横捭阖，“移天缩地”，仿佛将百年沧桑之变凝于一瞬，把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与新中国自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的“三峡情结”及其历史步骤，绘声绘色地呈现于银幕。

《世纪之梦》的思想震撼力及其审美创造，主要是通过以赵西陵为核心的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性格及其独特的历史作为来体现的。在艺术叙事的意义上说，以“闪回”形式插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历史片断以及江泽民在大江截流高潮场面里的出现，只是构成了影片全景式的时代背景，具有某种历史文献性的价值；真正有血有肉并富于动作性的艺术角色，则是赵西陵等与三峡血脉相连的三代水利科学家的形象。老一代水利工程专家如郭正罡、陶晋川，第二代则是奋力拼搏于三峡工程第一线的实干家赵西陵、伍青黎，更年轻的富于现代锐气的新人如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女博士秦时月。在兴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摆开千军万马宏大阵势的现代化建设项目里，将三代科学家的历史命运和无私奉献作为影片叙事的主体艺术形象，这一点，恰恰集中显示了这部影片主创者坚持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种眼光、一种胆识。由许还山饰演的赵西陵，是从我们大变革时代的滚滚热浪中涌现出的一位新人形象，由于三峡工程被纳入市场经济机制运作，他则被历史地推到了三峡工程总指挥兼三峡开发公司法人这一“三军统帅”的位置上，肩头压着时代的重任。他出生在西陵峡茅坪村，是饮着长江水长大的“三峡”的儿子，其后就读清华大学而献身水利事业。当茅坪村全村迁徙的前夕，他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与乡亲们一同“祭祖”，在祠堂里香案上插好香，深情祈祷拜别：“祖宗亲人有知，会理解儿女的心，为了不再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我们要走了。”这个人物独特的命运历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概括意义，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与贫穷落后的历史岁月诀别的悲壮情怀。特别是在描述他与老师陶晋川的师生情谊上，更显示了他坚持科学精神和“兼听则明”的宽阔胸襟。当他赴美国参加世界大坝会议，针对美国国会借口所谓移民侵犯人权的谬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地予以驳斥，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风采和阳刚之美。另一个给我们的灵魂带来强烈冲击的艺术形象，是由高惠彬饰演的三峡工程“总工”伍青黎，他身患绝症，却坚持在工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与妻子张佐一同在长江边的山崖上种黄果树时，朴素地道出了他的心声：“黄果树是有精灵的，谁种下它，谁的魂就附在树上了，让它替我守着三峡，守着我的梦。”看到这里，我和许多观众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里，我们被艺术家那种理直气壮讴歌崇高却又如此质朴而富于诗意的笔墨所深深震撼并铭记难忘。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一个处于叙事后景上的角色，此人就是赵西陵的启蒙恩师陶晋川（由耿汉饰演），他不唯书不唯上，以其毕生心血勘测、考察三峡水利的科学数据，成为三峡工程大论战的“反对派”，甚至当着毛泽东之面据实驳难、力陈己见，被毛泽东称赞为具有可贵的“科学家反骨”精神的人。当邓小平得知陶晋川并未在1986年那次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时，赞许地说，“不签字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还说，三峡论证了几十年，赞成的反对的“都是功臣”。正是有了如陶晋川这样敢于坚持真理的“少数派”，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反对派”，才使三峡方案一改再改而日臻科学、精密。

或许正由于《世纪之梦》是与时代同步的一种艺术探索，其难度和创作的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三峡工程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态”，而影片的主人公恰恰是虚构的处于工程总指挥位置上的角色，写什么不写什么，就十分费斟酌。从叙述的当代视角出发，必然伴随着与时代同步的对现实关系及其矛盾在新的深度上的开掘，由此观之，《世纪之梦》显然存在着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对现实矛盾浅尝辄止，片中虽曾涉及因新旧体制转轨使三峡工程面临的若干矛盾与冲击，如旧有的计划经济机制遗留的“长官命令”对招标投标的掣肘，如地方本位主义对三峡工程带来的干扰和压力，但这些却仅止于一种事件性的交待，并未在人物关系上形成具有戏剧性张力的冲突，因此赵西陵作为世纪性重大工程的领导者而投身于实践时，其艰巨性和肩头所承受的千钧分量，无形中就被削弱了，使这一主要艺术形象显得平面化而缺乏审美的震撼力。尽管许还山以其富于性格魅力的表演艺术创造作出了适当的弥补，却并不能掩盖原剧本创作的薄弱（甚至落套）；其二，求大而建构史诗叙事风格，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历史场景，借着赵西陵、陶晋川的主观心理“闪回”而呈现，但并未把握好人物回忆的心理契机，于是便显出某种由创作者硬性“拼贴”的弊病。现在完成片的长度是11本（总镜头：720个，总长度：9439尺），倘执意要在总体叙事建构上实现由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相遇合的艺术初衷，则这样的长度、篇幅、容量，显然是不够的。形难胜质，也就成了艺术的“憾笔”。当我们朝着艺术精品方向努力时，艺术家的脚步是应当踏踏实实，并以浮躁、操之过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