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５日电（记者徐京跃、吴晶)１８日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作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清晰判断，为我国“十二五”宏伟蓝图确立了战略方位。围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有关问题，新华社记者对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进行了专访。

    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十二五”确立战略方位

    记者：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十二五”时期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系？

    郑必坚：《建议》导语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紧接着就提出“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建议》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判断为“十二五”宏伟蓝图确立了战略方位。

    《建议》的第一部分，在分析“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时，又强调：“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强调：“十二五”时期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建议》全篇中，无论是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还是关于“十二五”时期我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一系列基本要求和重大任务，都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总命题分不开。

    《建议》从头至尾，如此重视和反复强调“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如此重视和反复强调“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鲜明体现了这确实是贯穿《建议》全篇的总命题。

　　重申“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记者：进入２１世纪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２１世纪头２０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根据这一判断，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建议》为何要在此时着重提出“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已经过去、第二个１０年刚刚开始的历史联结点上召开的。此时此刻，国际范围内，对于中国在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的根本走向议论纷纷。而在我们国内，对于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党和国家将如何作为，也有这样那样的估量。这些都是关乎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我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全盘工作，关乎我国对内对外各项方针政策之一切重要方面的、头等重大的战略问题。重申并加深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１０年，我们党和国家成功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巨大成就。这１０年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无可争议地昭示，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又予重申的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并为我国在２１世纪的第二个１０年（首先是其中的前５年，即“十二五”时期）可持续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首先是这１０年中的前５年即“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前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严重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党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和继续管用？对这个关系我国总体战略和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建议》作出了完全肯定和令人信服的回答。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在这些国际环境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利弊共生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范围产业新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世界各国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普遍增强。同时，危机使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强。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一个突出的发展大势，就是我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总体保持稳定。当然，我国“十二五”时期还存在诸多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国际和国内大局上看，都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能够得到延续甚至延长。

    因此，《建议》在全面审视、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的根本走向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必须清醒把握“十二五”时期“新的阶段性特征”

    记者：与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相比，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特别是在“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怎样的特点？

    郑必坚：“十二五”时期“新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国际国内形势的众多方面，但最关紧要的一条，则是《建议》提出的两个方面的“紧密衔接”。

    一方面，“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即同将要过去的“十一五”时期相衔接。另一方面，又要同“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前景相衔接，即“与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

    前一个“紧密衔接”是指，在“十二五”前期，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以高度自觉立足当前，把继续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重要任务。如果我们在“十二五”前期不能保持“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那就难以避免经济大的起落，从而影响整个“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后一个“紧密衔接”则是指，整个“十二五”时期尤其是“十二五”中后期，又要求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自觉着眼长远，把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部署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在立足当前的基础上切实照顾到“十二五”中后期以至“十三五”时期的更大发展，有效地加强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协调配合，那就会从另一方面贻误大局，以至影响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胜利实现。

　　正是围绕以上这两个方面的“紧密衔接”，《建议》从１２个重大方面作出了周密系统的部署，体现了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估量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３个重要思想方法

    记者：联系到历史的经验和未来５到１０年的形势发展，我们究竟该怎样估量和把握、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关于如何估量和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有３个重要思想方法。

    首先，要估量和把握形势发展的“变”与“不变”。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意义上说，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乃是前１０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而从我国将要在这一时期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这双重巨大变化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就叫做“基本面不变，而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第二，要估量和把握机遇与挑战的相互转化。从来就不存在“一帆风顺”“吃现成饭”的所谓发展机遇。经验表明，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实现对危机的转化而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更是这样。特别是由２００８年到今天，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逐步进入国标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核心部位。这就叫做“危机蕴含机遇，化危机为机遇”。

    第三，要统筹和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国内大局同国际大局、内政同外交紧密联系、双向互动的特点将进一步显现。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统筹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与利害共同体”。

　　机遇稍纵即逝，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

    记者：中共中央在《建议》中再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深层意义？

    郑必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来说，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善于抢抓机遇、推动发展。同时，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宁可把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勇于面对矛盾、克服困难。

    我们也应充分估计到，在２１世纪第二个１０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不但是维护我们国内大局的基础，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大局的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在《建议》中要求全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是继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们自己。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这一条作为党和国家在本世纪第二个１０年的重要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