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0天非常态、高压式反腐，“山西官场被查蒙了”。

　　梳理落马的30多位官商经历，官与官之间、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出现异化，最终导致山西政治生态在局部上的恶化。

　　9月1日，王儒林履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9月4日，盛茂林履新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摆在两位新官面前的，最棘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优化山西政治生态。

　　王儒林履新第二日，参加了第二届晋商大会，发表致辞，“解决山西的问题，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山西日报》9月4日刊发的一篇名为“商机遍地，不惟有煤”的文章，冀望晋商把商业触角延伸到诸多新兴产业上，但从经济数据来说，山西的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煤炭、焦炭、冶金和电力工业，都是以煤为生，“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称，山西决意推动煤炭领域的供给革命、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外界对此颇为期许，但捋顺煤炭供给端，是否就能彻底划清权力与产业之间的红线？这是个有待时间破解的命题。

　　王儒林履新

　　对于刘云山、赵乐际专程参加山西省委书记任免大会，用了一个双副词叠加、甚至有些拗口的说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山西工作的“特殊高度重视”

　　“刚刚履新的省委书记王儒林健步走上发言台，深深鞠躬后，向来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9月4日，《山西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特写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9月3日在第二届晋商大会上的致辞，“面对海内外晋商代表，王儒林没有讲稿，却对山西的优势如数家珍，对山西的情况了如指掌。微笑中饱含深情，从容中自信满满”。

　　这是王儒林自9月2日以来，第三次出现在《山西日报》头版，截至9月10日，《山西日报》头版共计8篇报道提及王儒林。笔墨最重的是，9月3日刊登的王儒林于9月1日《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近半个版。

　　当日，山西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入晋，接替袁纯清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和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参加会议。

　　如此高规格的省委书记任免大会，非常罕见。按中共惯例，省委书记的任免，一般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代表中央宣布决定。比如前不久吉林省换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代表中央宣布任免。

　　高规格背后是中央对山西的重视及山西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刘云山在讲话中用了两个“高度重视”来解释中央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的决定：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一位长期观察政府制度的学者分析，第一个重视是说，山西的问题要提高到中央层面来帮解决，第二个重视是说，在手段上，必须要重新配备山西的领导班子，这是下一步整治山西的基础工作。

　　对于刘云山、赵乐际专程参加此次大会，王儒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了一个双副词叠加、甚至有些拗口的说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山西工作的“特殊高度重视”。

　　袁纯清赋闲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文：有的党委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

　　新人来旧人去，山西省原省委书记袁纯清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赋闲”。

　　袁纯清的离任在8月31日露出端倪。当日出版的《山西日报》，刊发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坚决拥护中央调查白云、任润厚决定的表态会议，山西省委以省委集体名义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作为山西省委领导班子“班长”袁纯清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报道中。

　　62岁的袁纯清，湖南人，在山西担任了4年省委书记，素有“学者型官员”美称。去年，袁纯清在《求是》共发表过3篇文章。今年7月16日，袁纯清在2014年第14期《求是》又发表了《践行,“三严三实”永葆优良作风》一文，用王儒林的话说，“袁纯清同志理论功底扎实，既熟悉党务工作，又熟悉经济工作”。

　　巧合的是，9月1日，2014年第14期《求是》，袁纯清的《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旗帜鲜明反对腐败》赫然在列。《求是》杂志是半月刊，按照此一惯例，袁纯清的文章应该在8月初就已经“排队”。袁纯清撰写该文时，或许没想到8月下旬山西官场会有4名省部级官员先后落马。

　　2010年履新之初，袁纯清充满豪情壮志，提出“再造一个新山西”，在山西省第十次党代会上表示：今后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山西要办好两件大事。一是力争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新路。媒体称，袁纯清和山西有个“五年之约”。

　　如今5年任期未到，为何被调离岗位呢？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9月1日刊登文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之三——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指出，有的党委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

　　地方老吏之弊

　　山西的落马官员大部分是本地人，体现出在重大资源管理方面，山西存在很大的制度、管理方面的漏洞

　　一上一下，凸显“山西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

　　自2014年2月21日，吕梁市市长丁雪峰被调查，至8月29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被调查，190天共30位山西官员落马，其中，省部级官员7名，13位常委中5位落马，“涉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大，前所未有”。

　　记者翻看被调查的7名山西省部级官员的履历，除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是北京的“空降干部”以外，其余6人均属在山西精耕细作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老吏。

　　其中，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22岁时，是一名山西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矿工人，2000年6月，调任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潞安”）总经理。其晋商基因和群众基础，成为他走上仕途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本轮反腐中落马的另一位山西省委常委、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与任润厚的经历“殊途同归”。从太原钢铁公司技术员做起，一路坐上太原钢铁董事长交椅。2010年，弃商从官，担任太原市委书记。

　　本次打虎行动中落马的另一拨晋官，虽然没有工厂的实干经历，却在漫长的仕途中跨市任职，广结人脉。例如，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曾先后在平朔矿区、吕梁、阳泉和运城市任职。

　　如今，这些“家乡儿女”纷纷被揭腐败行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山西的落马官员大部分是本地人，体现出在重大资源管理方面，山西存在很大的制度、管理方面的漏洞。

　　《国际金融报》记者致电数位山西市民。其中一位告诉记者，对近日来当地官员纷纷落马的新闻并不吃惊，“这在山西很常见。”但她也表示，这次反腐力度大，“全国人都知道山西出贪官”，觉得“挺丢脸的”。

　　进一步分析本轮落马晋官的背景，“同乡”、“同城”、“同事”成为关键词。

　　在十八大后落马的7名山西省部级官员中，陈川平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同为平陆老乡。资料显示，令政策2000年至2007年担任山西省计委副主任和发改委主任期间，陈川平是太钢“一把手”。2008年，陈川平升任主管经济的副省长，令政策同期升至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荣俱荣，也被山西当地人看作是陈、令二人私交甚好的证据。

　　此外，陈川平于2010年出任太原市委书记，他的前任申维辰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今年4月，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4个月后，他的“继任者”也被宣告落马。

　　与陈川平近乎同一时间被查的另一省委常委聂春玉也和多名贪腐官员有联系。资料显示，他和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曾前后脚从吕梁进入山西省委常委班子，而落马的吕梁市市长丁雪峰曾先后与二人共事。

　　在运城市，白云和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这一对相邻任期的官员也相继落马。记者从运城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上看到，截至记者发稿，运城依然没有迎来一位新的市委书记。

　　类似的同事关系网也可以在山西省纪委中窥探一二。金道铭曾和今年山西省纪检系统“出事”的纪委常务副主任杨森林共事5年。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金道铭的头衔之一系“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常务副组长”，杨森林任副组长。除杨森林外，纪检系统还有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也在今年3月被查处。

　　目前，这些违纪官员之间的具体交往细节依然扑朔迷离，但当地官员和专家都表示，所谓官场圈子一说，在山西司空见惯。

　　分析人士曾称，山西本地干部在官场上，常常是既抱团又内斗。籍贯、职位，都成为山西官场“划圈子”的指标，以至于山西官场经常出现“某某帮”的说法。据当地人士表示，近年来山西爆发过不少震惊全国的大案，个别人却能够独善其身，让外界一片惊讶，就是“圈子”在发挥作用。

　　这些圈子的威力，即使在“老虎们”纷纷倒下之际，依然不容小觑。不少知情者因为害怕高官们“留下来的那张网”，对外界三缄其口，甚至感叹说多了连“老命都没有了”。人走圈不散，足见山西官场“病根”难除。

　　煤商影子杀手

　　山西的政商关系一直以扭曲的姿态发展。权力与产业之间的红线，从来没有彻底清晰过

　　本轮落马的多名山西官员，都和当地煤炭业大亨的被捕不无联系。亦有媒体称，官员落马乃是被煤商“出卖”所致。从这个角度看，煤商是山西官场的“影子杀手”。

　　其中，吕梁首富、柳林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于今年3月落马，被认为是山西打虎行动中的关键一步。紧随邢的步伐，先是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落马。其后，杜善学、聂春玉相继被查。媒体报道称，张中生、杜善学和聂春玉都是邢立斌“朋友圈”中的关键角色。

　　另两位落马高官金道铭和杨森林，则被指由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的落马牵扯而出。有媒体报道，两人曾经插手张新明2009年偷税案的处理，该案件至今依然没有结论。

　　山西某省级部门一名干部表示，“一方的腐败分子能提供保护伞，一方的害群之马可以放松安全监管，甚至通风报信，这样的权力结构自然能够一拍即合。”

　　记者查阅山西诸名落马煤商的履历，发现山西官场的“保护伞”，确系他们赚钱发家，甚至走上巨富道路的“金书铁券”。例如，邢利斌的发家和浸淫中阳县官场多年的张中生密不可分。邢利斌的第一桶金正是在中阳县盘下一座小铁厂赚得。尽管后来成名于柳林县，邢利斌仍有大量实业位于中阳县。因感激张中生的“庇荫”，邢利斌对他言听计从，将张视为“教父”。

　　据知情人介绍，张中生“名下”的煤商不只一个。吕梁众多老板在遇到问题时，都会与张中生商量：一是其“水平”颇高，善于把握政策，总能帮助企业作出“正确”的选择；二是张中生在吕梁甚至山西人脉极广，很多问题都能“摆平”。

　　另一方面，煤商对山西官场的“意义”，又非捐献几两雪花银那么简单。官员的仕途长远、顺利与否，往往和煤商的“金钱贡献”密不可分。

　　据当地人士爆料，山西官员“买官”，都要靠民间财主支撑。临县官场即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5万挂个号，10万报个到，15万朝你笑一笑。意思是，出价15万以上才有资格上位。而2010年网上流传过一篇名为“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文章。

　　副县长可以买，高官要职也靠金钱铺道。据爆料，丁雪峰吕梁市长的职位就是靠煤商得来。为了升迁，时任吕梁市委副书记的丁雪峰曾找人疏通关系。最终，孝义市两名煤商为丁雪峰分别出资1800万、50万，并送至中间人的家中。

　　同样，聂春玉与杜善学升任省委常委，也离不开邢立斌等煤商的“慷慨解囊”。仅邢立斌一人，就被传为杜善学的升迁献出了5000万元。

　　《国际金融报》记者曾在数年前听一位大同煤炭企业家聊到山西煤商对官场的影响。他称有些煤商在政界“吃得开”，身后又有黑社会保驾护航，连官员也忌惮三分。记者此次联络他，手机已经停机。

　　反腐不会停止

　　官本位成为山西政界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官员们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怪圈之中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王儒林在9月1日的讲话中，将山西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归结为“四性”：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

　　9月5日，《山西日报》头版刊登王儒林对洪洞县兴唐寺乡党委书记等9人酗酒滋事行为的批示。8月31日中午，上述9人值班期间擅自脱岗，饭间酗酒滋事、打砸饭店。最终，对乡一级干部的处理，由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李吉山和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指导纪检部门调查处理。调查处理小组的规格之高，着实罕见。

　　高压反腐就能彻底肃清山西政治生态吗？

　　事实上，山西官场之乱不只是“人的问题”——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的400天里，山西“火速”更换的3任省长，都并未能解决官场的困局。

　　其中，曾任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常务副省长的于幼军在上任之初剑指黑煤，敢打敢拼，曾被中央和舆论寄予厚望。

　　2005年，刚刚在省人代会上全票当选为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因山西煤炭事故频发，不得不频繁道歉：“我对此应负领导不力的责任，深感内疚。”　

　　他两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在山西省内的一次会议上，他干脆站了起来，向与会人员鞠了一个躬——拜托山西的官员们避免黑砖窑事件重演。

　　2007年，于幼军突然被撤职，并在次年受到中央政治局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于幼军“落马”后，曾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接任山西省省长。

　　主政山西本是孟学农的“背水一战”。很多人都相信，“复出”的孟学农本可以在山西任上大有一番作为。然而因为突如其来的溃坝事故，2008年9月14日孟学农辞去山西省省长之职。一年后，这位省部级官员才写了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

　　一场煤炭革命

　　山西决意推动煤炭领域的供给革命、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先从税费改革入手，随后会有资源配置、证照管理、项目审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跟进，建立煤炭有效监管的体制机制，堵塞漏洞

　　山西煤炭系统一位官员认为，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从经济数据来说，山西的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煤炭、焦炭、冶金和电力工业，实际上都是围绕煤炭而生财。因此，山西政治生态的重建，除了高压反腐，“煤炭领域还要革命”。

　　1983年11月，煤炭部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自此，山西煤矿逐渐形成国营、集体、村办、个人矿和私开矿格局。伴随着中国能源需求暴增，价格猛涨，采矿利润惊人，山西煤矿“多、小、散、乱”的格局，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腐败滋生。

　　为此，山西试图通过2005年和2007年的两次煤改，去除沉疴痼疾。据上述煤炭系统官员介绍，每一次转型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缺乏足够的监管，又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机会。原本腐败横生的煤炭领域，“只是一次次地重新进行权力的洗牌和利益再分配”。

　　在9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晋商大会上，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直指目前煤炭领域仍然存在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干预市场等诸多病症，“有些甚至导致权力寻租，产生腐败”。

　　李小鹏表示，山西决意推动煤炭领域的供给革命、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先从税费改革入手。据他介绍，自7月1日实施煤炭领域清费利税以来，已减负近60亿元，2015年山西还将启动公路运销体制改革，预计减负可达130多亿元。

　　这是山西煤炭革命的第一步。李小鹏称，随后会有资源配置、证照管理、项目审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跟进，建立煤炭有效监管的体制机制，堵塞漏洞。

　　王儒林履任后第二天参加了第二届晋商大会。

　　“聚力转型综改”是本届晋商大会的主题。梳理《山西日报》对晋商大会的报道，山西寄希望于晋商大会的召开，搭建民间投资增长新平台。

　　经历煤炭黄金十年后，煤炭价格一路下行。2014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增速仅为6.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三，经济转型、打破以煤炭为主导的单一经济结构对山西显得尤为重要。

　　9月2日，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在会见晋商代表时表示：山西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发展文化旅游业，还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都堪称潜力巨大。

　　《山西日报》9月4日刊发的一篇名为“商机遍地，不惟有煤”的文章更为直白：参会的晋商不囿于资源能源项目，还把商业触角延伸到诸多新兴产业上，文章发出了“投资山西，不惟有煤”的呼吁。

　　晋商大会召开前后，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山西日报》多篇文章呼吁：希望广大晋商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上述讲话和文章均提到，新的领导班子将为晋商提供好政策环境、好政务环境、好投资环境。

　　履新省委书记第二天的王儒林到会致辞，也强调了山西要“转型发展”，“希望广大晋商深情回报家乡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