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以下简称“香会”）6月2日至4日在新加坡举行。此次对话会举行了7场全体大会、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6场特别论坛。笔者参加了今年的对话会，发现中美关系成为与会嘉宾和媒体重点关注的话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4日的大会发言广受好评。笔者发现，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嘉宾依旧对中国进行无端诬蔑和指责，但整体上，他们的调门有所降低。在会场，面对一些西方官员和学者的发难，中国代表以及学者纷纷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驳斥。

　　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高度关注

　　去年“香会”是在俄乌冲突爆发3个多月后举行的，并邀请乌总统泽连斯基做视频演讲。如果说去年“香会”关注的焦点是乌克兰危机，那么今年会议的主轴无疑是中美关系。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到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再到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至少2/3的大会发言人都不同程度地或从不同角度谈到了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引起了一些与会者的焦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甚至说，中美竞争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当年的美苏对抗，因为中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印尼防长普拉博沃稍显乐观。他认为中美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代表，有能力通过对话、合作等，和平解决两国间的分歧。

　　在“特别论坛三：地区安全中的核因素”上，多个西方国家嘉宾引用美国国防部去年发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妄称“中国大力发展核武库，对亚太和平稳定构成威胁”。面对这些无理指责和抹黑，笔者在评论环节指出，美国的报告完全是主观臆断，不足为信。关于亚太安全中的核因素，近年来美英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技术，美国通过《华盛顿宣言》向韩国提供延伸核威慑，甚至扬言在西太地区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事实为什么不提？台上的几位嘉宾虽然极力为各自立场辩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笔者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且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搅动了亚太安全形势。

　　在主题为“亚太安全的新伙伴关系”的第六场全体会议上，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大谈特谈北约的防御性。笔者在提问环节反驳她的观点，表示北约是军事联盟，军事联盟要有对手才能存在，没有对手也要制造对手，这正是问题所在。冷战结束30多年后，欧洲和亚太地区之所以出现对立对抗，恰恰是因为北约及美国亚太联盟的敌对性，华盛顿在给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将他国置于对立面，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是和平稳定，而是分裂、对抗甚至冲突。不过卡拉斯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基本上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外国学者：应让国际社会听到更多中国权威的声音

　　按照会议议程，第五场全体大会于6月4日8时30分开始，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作大会发言。笔者于7时55分赶到会场，发现数十人已在门外等待会场开放，以抢占靠前的座位。等候人群中不乏头发花白的年长者，既有参会的各国政要、资深专家，也有其他国家驻新加坡的大使。后来听说，有人甚至为了听李尚福的发言而改签已订好的机票。

　　在李尚福发言时，整个会议大厅座无虚席，连两旁过道都站满了人。发言持续了约30分钟，李尚福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在阐释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理念和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时或慷慨陈词，或娓娓道来。在谈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关系时，他的话语则柔中带刚。整个发言过程中，会场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发言后的回答问题环节，最考验发言者。两组共10个问题，李尚福一一细致作答。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葛莱仪等人提出中国战斗机对美军侦察机“不专业的”拦截问题，显然是想为难李尚福，但被李部长的一个反问轻轻就给怼回去了。李尚福说：“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此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中国领海附近，而不是在别的国家领海附近呢？”

　　会场休息时间，我与在场的外国学者就李尚福的发言进行了交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说：“李部长态度很真诚。尤其是他的一句话，令我很感动。他说大家提的问题有些很复杂，短时间内难以充分回答，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听大家的意见，多交流。”李尚福发言结束后，听众报以长时间的掌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发言和互动打动了现场听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说，中国就是应该高级别出席“香会”，让国际社会听到更多的中国权威的声音。外界对中国有一些猜疑，这与对中国的政策不了解有很大关系，越猜就越容易往坏处想，这也为某些国家带节奏、妖魔化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指责中国的国家少了，希望对话的多了

　　与会者的一个普遍感受是今年“香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调门有所下降，强调“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少了，希望与中国对话沟通的多了；强调“中国在周边咄咄逼人”的少了，希望中国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的多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分析称，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首先是因为美国的策略有所调整。美国对待与其有竞争或敌对关系的国家，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待小国就是赤裸裸的入侵，不惜推翻当事国的政权，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对待大国，尤其是核大国，因为战争代价太大，美国更多是在动摇对方的战略根基上下功夫。就对华战略而言，美国一方面挑动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企图将中国置于“狼烟四起”、疲于奔命的境地，对中国进行战略消耗；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将中美关系推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美国还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正面面对过一个核大国。“这就像烧水，温度太低不行，所以要不断加火，但火太大把水烧开也不行，最好把水温控制在90摄氏度上下。”

　　上述专家认为，欧洲国家心态上的变化也导致它们对华态度的改变。面对中美竞争，欧洲国家起初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现在则更强调战略自主。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反思也导致不少国家对华态度发生改变。去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公开喊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口号”，企图将俄乌冲突与东亚安全关联，向中国施加压力。然而，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后，这场冲突对人们心理上的强烈冲击已悄然散去，剩下的更多是理性反思。例如，冷战结束30多年后，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会爆发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如何结束，是承受高昂的战争代价继续打下去，还是停火，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

　　除中美关系外，包括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在内的美国军事联盟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等，也成为与会嘉宾和媒体关注的议题。笔者发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与会人士都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赞赏。（作者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