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晚，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从清华大学校医院出发，载着一具老人捐献的遗体，飞驰向北京协和医院。

　　清华大学校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内，老人在最后的半年时间与肆虐的癌细胞抗争。晨曦时分，他常常坐在轮椅上，请护工推他去透透气，偶尔有气力，也会在荷花池边走一走。

　　来来往往的病友不知道，这个戴着眼镜、面带微笑的“赵老师”就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奠基人。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离开这个世界，已然无惧无憾。

　　赵家和生前有个经营多年的“宏大计划”，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缜密严谨一步步达成自己的目标。２０１１年３月的一天，赵家和突然找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党委书记陈章武，托付给他一项“秘密事业”——把他毕生积蓄１４０９万元以资产委托管理的形式，筹划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

　　这１４０９万，源自赵家和２０多万美元的投资款。

　　１９９８年，到深圳讲学的赵家和偶遇正在创办投资公司的学生刘迅。“他提出要拿点钱给我们试试看，我们感觉压力挺大，他是老师、又是前辈，都退休了，给我们这些钱干嘛呢？”刘迅说。

　　此后，赵家和先把约２０万美金打给刘迅，又陆陆续续添了一些，有时是几千人民币，有时是几千美元，都是他马不停蹄在外讲学的劳务费或为公司咨询的顾问费。除了给刘迅的公司一些“醍醐灌顶”的指点，他从不过问资金的管理情况。

　　直到２００５年，刘迅告诉他资金“翻了几个滚，到了５００多万元”，赵家和才简单地在电话那头说了句：“嗯，可以做点事了。”

　　“当时他没有说要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我要做助学，那一刻我被震撼了，赵老师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这笔钱不是用来改善生活，而是全部用于给穷苦孩子求学。”

　　实际上，得知有了启动资金后，赵家和就自己跑去北京远郊“做功课”。从实地调研到模型论证，他用去大半年时间，光是搭乘公交的车票就垒起厚厚一沓。老伴心疼他路途奔波，劝他包个车，他却说什么也不肯。

　　一个个问号，诉说着他细致入微的思考：高中？金额／人？何时到款？协议／合同格式？……在一个列满经济学公式的笔记本里，夹杂着很多泛黄的纸片，写着实地调研的各类情况。

　　“赵老师常常强调，资金有限，要花在穷孩子最需要的地方。”刘迅说，他觉得从小学到初中有义务教育减免政策，大学有国家助学贷款，高中孩子正是要劲的时候，需要钱。

　　２００６年，赵家和的第一笔助学款从北京寄出。从此，江西、湖北、吉林、甘肃等地的很多学生重新走上了求学路。

　　２００９年，他发现了资助学生过于分散导致“四处撒钱”的情况，决定从甘肃省白银市实验中学开始，尝试向西部转移。

　　赵家和的“计划”推进顺利。然而，命运弄人！此时的赵家和被查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向脊椎和脑部转移。这促使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就在刘迅等少数知情人士“庆幸赵老师还有钱可以好好治疗”时，他却提出要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设立基金会。

　　为什么，在别人都要寻求安逸的晚年，他却选择去做一件“明知很难的事”？而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时光，他还坚持要把这件事“不折不扣地做下去”？

　　“赵老师心中有团火。”学生张陶伟说：“他常说，‘做任何事都要有个标准，就是看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记不清有多少次，赵家和躺在病房、打着点滴，仍坚持与陈章武等商议基金会的筹建事项。“他常说，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不做锦上添花，就做一点雪中送炭的事吧。”

　　２０１２年初，基金会在兰州宣告成立，陈章武专门给赵家和致电报喜，“他只做了两点交代，一是在基金会宣告成立的新闻稿里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二是从兰州回到北京不要给他带任何礼物”。

　　尽管新闻稿后来改为“一位身患癌症的清华退休老教授捐的钱”，陈章武回京后还是“吃了批评”，因为赵家和认为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别人联想到他。而甘肃校友捎来为他治病的虫草，他也坚持用自己的钱买了下来。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自己。”刘迅说，“他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超然而专注、简单而平实，让你不由得跟着他的脚步走。”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１７时３０分，赵家和走了。仲夏时节的落日余晖，洒进小小的病房，照亮他消瘦而苍白的脸。

　　因为遗体要在限定时间内运往医院供研究使用，很多人虽匆匆赶来，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只是听医生说，他走得平静安详，眉目舒展。

　　好友刘尚俭说：“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曾说，‘我已经做了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求仁得仁，了无遗憾’。”

　　那天晚上，协和医院依循惯例，举行了简单的遗体接受仪式。没有花圈簇拥，也没有白菊黑纱，只有那句映在大厅屏幕上的话语，从此刻在送别者心中：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生在校园、长在校园，教书育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

　　一个褪了漆的双门书柜，一个有些歪斜的四轮置物架，一个小小窄窄的茶几和一个素色简易的三人转角沙发——这些就是赵家和家中客厅的全部家具。

　　他去世后，老伴吴嘉真常常一个人坐在这里，时而整理下他生前的笔记、书稿，时而出神望一会儿墙上悬挂的金婚纪念照——那是他去世前２个月，打起精神陪她在校园内拍摄的。

　　“他生在校园，长在校园，教书育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吴嘉真仰慕和欣赏的赵家和，就是一个“离不开学生”的人。

　　１９３４年９月，赵家和出生在清华园，他的父亲是法学系主任。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他在幼年就体尝了时局动荡、辗转迁徙的辛酸，又在少年时代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追求进步、奋起抗争的历程。

　　“也许从那时起，赵老师就树立了一种对教育特殊而深厚的情感。”陈章武说。

　　１９５５年，赵家和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拿到了学校第一届“优良毕业生”奖状。这个被同学公认为“绝顶聪明”的人留校后就担任本科教学，他主持研究的电子材料也是很受关注的热门领域。１９６１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校公认的骨干人才。

　　“当时我刚调到化学系搞新材料，听说他很厉害，就去请教，两个人在系馆的楼梯口简单交流了一下。”赵家和与吴嘉真这两个高才生，就这样在清华园初次相识。

　　从此，美丽的校园留下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印迹，也让赵家和对这个心灵的栖所有了更深的眷恋：在新斋宿舍留下第一张约会字条；在西大饭厅跳过第一支交谊舞；在工字厅门口散步聊天；在校医院迎接孩子第一声啼哭……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两个分享着同一份热爱的人就这样携手同行，在三尺讲台释放着他们丰沛的才情。无论是困难时期的清贫困苦，还是文革时期的迫害摧残，赵家和与吴嘉真始终相依相守、淡然面对，俨然一对“神仙眷侣”。

　　１９７７年，学校委派赵家和筹建电化教育中心；１９７９年，学校又调他到科研处搞管理；１９８５年，年过半百的他再次转行，筹建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第一个文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每次接到新任务，言语不多的赵家和只说一个字“好”！有的同事为他丢了老本行“叫屈”，他却总是一笑置之。

　　在科研处做管理，赵家和因为外语好被派到国外采购设备，最终为学校带回了“腰斩”市场价格的计算机。

　　“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条件艰苦异常，赵老师既当领队又当翻译，２０多天连轴转，回来瘦了十几斤，还落下了失眠的毛病。”８３岁的老教授桂伟燮说。

　　筹建经管学院，赵家和主笔起草金融系的整个教学大纲，引入大量国家急需的切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国际教学资源。

　　“当时院办只有４张办公桌。不少主意都是老赵提出来的，事后证明也都正确。”８５岁的学院老书记邵斌说。

　　从零开始，心甘情愿。满腔热忱，燃烧似火。

　　赵家和的英语在经管学院数一数二。他特别耐心地鼓励学生“要敢张嘴”，很多同学都忘不了他“鼓励的目光”。

　　“别看赵老师平时很和气，有一次遇到一个说国内这不好那不好的‘海归’，他当场就发火了。”经管学院副教授何平说。

　　清华园，见证了赵家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辈子，也深藏着这个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家国深沉而隽永的爱恋。

　　“他为助学基金会取名‘兴华’，既与‘清华’读音相近，也是‘振兴中华’之意。”刘迅说。

　　退休后，赵家和应邀赴美任教，讲授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两年多后，他带着２０多万美元的讲学费，毅然回国。

　　“那时他对我说要回家，我们都以为他是打算带着美国的讲学费用回国做投资，没想到他后来隐姓埋名搞了助学。”好友刘尚俭说。

　　２０多万美元，在当时颇为可观。为了攒下这笔钱，赵家和一家过着别人难以想象的“苦日子”。

　　进超市，直奔最便宜的鸡腿和法棍面包；买衣服，会拣１美元的化纤毛衣；“精打细算”的结果，是全家人后来都“怕吃鸡”。

　　“在美国最常见的一种紫黑色的苹果，我是这几年才知道叫蛇果，一直没吃过。”吴嘉真说着，淡淡笑着，有对那一段时光的回味，却没有对老伴的埋怨。

　　没有到访过赵家和家中的人很难相信，这位知名学者就住在清华校外一座２０多层高的塔楼里，７０多平方米的房子铺着最老式的地板砖，唯一一件与时代没有脱节的电器，还是学生几年前“实在看不过去，硬给买来装上的电视”。

　　打开老两口的衣柜，结婚时赵家和买给吴嘉真的咖啡色呢子大衣还显眼地挂在那里；８件领口和袖口磨得起毛的衬衣和４件西服就是赵家和的全部行头。

　　这一生，赵家和就是个“富有的穷人”，也是个“聪明的笨人”。

　　“赵老师喜欢摄影，人物、风景都照得很好，可直到他去世我们才发现他连一台专业相机都没有。”

　　“赵老师不讲究，平时在家吴老师做什么他吃什么，出差就在宾馆楼下找个小馆子，还经常请学生吃饭。”

　　“他从不跟组织讲条件，生病住院都怕浪费国家资源。”

　　“他什么都能让，领导职务给年轻人让出来，办公室给同事腾出来，自己的事都可以往后放，就是学生的论文、研究他催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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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奔院士，他放弃了；可以赚大钱，他错过了；可以过人人称羡的生活，他却没有。

　　退休后，为了攒下助学资金，他在深圳当企业顾问，自带铺盖租房住，由于地方太小，有时甚至要把一些物品暂时存放到学生家里；患病后，为了节约治疗费用，他拒绝使用５００元一片的进口药，而是托人从印度买回５０元一片的仿制药，结果因过敏而致高烧不退。

　　“他脾气很好，我们很少拌嘴，为了这个药的事，我们有过争执，最终是他同意进口药和仿制药隔天轮着吃，到最后他卧床不起，看他实在难受，我又偷偷把药都换成进口的。”吴嘉真说着，忍不住哽咽。

　　燃尽自己、照亮别人，这就是人们“始终仰视”的赵老师。他光明而悠长的心灵烛火，留给世间无尽温暖。

　　“对于自己的病，对于自己的未来他表现得非常从容，每次探望赵老师，他最关心的，最愿意跟我们探讨的不是他的病情，而是学院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当时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能动了，腿上扎满了针，我们跟他讨论针灸的工作机理，赵老师笑笑说，我到时把自己捐出去，让医生好好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赵老师走后，大家自发建起悼念网站，首页，黄菊花静静绽放，蔚蓝色夜空群星璀璨，辉映着“深切缅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金融学家和金融学教育家赵家和教授”这几个大字。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说：“赵家和是一位有品质、有情怀的老师，也是一位有担当、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像他这样的人是教育的灵魂，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脊梁。”

　　赵家和这个名字，是一种连接的纽带、一种充盈的信仰

　　“最遗憾的事，是我想见恩人，他却不在了。”一提起“赵爷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何丽琼的眼泪就止不住。

　　２０１５年，这个甘肃女孩到校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看那个资助她完成三年高中学业的“神秘老人”。

　　“奶奶好，我是赵爷爷资助过的学生，来自甘肃省。”初次见面，未及多言，门内外的两个人都已潸然泪下。

　　一直教学生要把“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赵家和把他一生最大的“投资”给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学生们。

　　他去世后，人们在甘肃兰州举行了一场追思会，一群刚刚知晓“赵爷爷”的学生连夜赶来，望着照片中那个眉目慈祥的老人，很多孩子痛哭失声。

　　“是赵爷爷让我意识到，这社会上有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依然关心我。”

　　“我一直觉得清华的教授是遥不可及的，但他的关爱真的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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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庄浪一中校长李维仓说，因为家境贫寒，不少孩子心态很消极，对社会充满质疑，可是获得资助后，他们改变很多，对未来萌生了希望。

　　钱到人到心到，扶智更要扶志——这是赵家和生前对基金会提出的期望。４年来，基金会不仅及时精准地对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资助，还组织志愿者通过家访、讲座等形式为这些孩子“扶志”。

　　有个农民企业家每年捐款１０万元，定期给同学们讲自己“差２０元辍学，到工厂搬砖”的经历；另一个捐赠人，同样来自大山深处，同样割过猪草放过牛，风尘仆仆赶到大西北深处的教室，带来一整箱的励志书……

　　“我们的捐赠人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很多曾经是苦孩子，他们的参与对学生心灵的触动远远超过了金钱的资助。”陈章武说。

　　“贫穷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拿着好心人资助的钱而不努力学习，那是种罪过。”

　　“我不能放弃，不止为了我的梦想，也为了不辜负父母、恩师以及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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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助学生每学期要写一封学习、思想、生活汇报信，这是赵家和生前提出的唯一要求。读着这些信，陈章武的脑海中常常闪过赵老师笑呵呵的样子：“我们的资助不应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所以他们不用考虑我们是谁，物质的资助作用是最小的，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心灵的关爱。”

　　４年间，赵家和这个名字，渐渐成为一种连接的纽带、一种充盈的信仰。

　　一位８８岁的老先生辗转找到陈章武，要把这辈子的积蓄全部捐赠。他说：“这辈子钱就这么多，想像赵老师一样做件有意义的事。”

　　一名在清华接受过短训的学员把父母４万余元遗产全部捐给基金会，他还嘱咐刚成年的女儿：“我会接着捐，捐不动了，就轮到你了。”

　　打开基金会网站，捐赠流程、定点学校、年度报告等事项一目了然，唯有捐款人姓名不对外公布。

　　“大家都表示要以赵老师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所有人不在基金会拿一分钱、基金会也因此成了一个基本没有管理费的特殊组织。”陈章武说。

　　１００元、５００元、几万元、几十万元……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赵家和留下的本金并未减少，已有５００余位爱心人士向基金会捐款近千万元，累计资助２２０４名贫困学生，其中逾八成考入大学。

　　遵照赵家和生前“铜板不分大小、爱心不分前后”的理念，每收到一笔捐赠，基金会都要向捐赠人寄出一封感谢信，并附正式收据。

　　翻开正红色的感谢信，一首诗歌《大爱行》跃然纸上，这是大家在赵家和去世后加印上去的：……谁的深情，寄望着深深苦读的学子寒门。谁的眷恋，倾注在绚丽多娇的如画江山……

　　培养一个学生，改变一个家庭，带动一个村庄——在赵家和生前未能去过的广袤山乡，基金会的理念越传越远，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甘肃受助学生张亚丽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支教，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暑假，她组建了两支公益支教团队回到家乡，为当地小学募集图书。她说：“我相信每一个接受过资助的山区学子都会想把这份爱心传递给社会。”

　　４年间，不少考上大学的受助学生自发来到北京城郊的长青园公墓，在密密麻麻的遗体捐赠者的名字中寻找“赵爷爷”，然后含泪带笑，给他“汇报思想”。

　　“赵爷爷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社会的良心。”何丽琼说，“我以后想做一名调查记者，多去关注一些社会的边缘人群，不说为了社会的进步做什么，只求能让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每所学校１００个孩子，每年１０所学校——４年间，那永不熄灭的心灵之火，正在照亮追随者的足迹。

　　“那时候赵老师只说钱花完就花完吧，我们没想过做大做强，只希望能有更多不带功利色彩的慈善组织出现，有更多的爱心汇成暖流，有更多的人向他的精神靠近。”

　　７０岁的陈章武“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在找到可以接力的合适人选之前，他还要继续往西部跑，“把赵老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参与记者胡浩、施雨岑、王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