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有一种珍稀树叫“擎天树”（又叫望天树），木质坚硬，纹理直，耐腐蚀，抗虫，无味，高40～60米，胸径60～150厘米，比其周边的林木高岀二三十米，在风中摇曳不折，这是现实中的木秀于林。有句俗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实也未必都能摧之。

舅父和我都喜欢一首歌：

“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又挺直腰；大雨来弯着背让雨浇，雨停了抬起头，直起腰。不怕风不怕雨一定要长大，小草实在是并不小。”

舅父是那不怕风雨的擎天树（凌树怀），我就是那小草（原上草）。擎天树可以做栋梁，可以做家具；小草可以喂养马牛羊鱼。哈哈！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又到花开花落的季节，回看舅父这本丰富多彩的书，依然感触良多。

古念良生平简介

古念良（家名锡麟，在重庆、上海工作时化名奕南，笔名之一凌树怀）1918年出生于广东中山马溪。1937年在广州培正中学毕业后进入岭南大学修西洋文学。抗战爆发后，加入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38年他考入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读经济学。

1939年1月，古念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西南联大第一、第二届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文、理、法商三个学院的党分支支部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奉命到云南武定地区担任武定等七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后因与党组织失联，他和夫人于1942年5月辗转到重庆，通过沈钧儒老先生找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副主席，重回党的怀抱。此后他在重庆复旦大学继续完成经济学业，同时也为重庆八办工作。1944年底他被安排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下的经济工作组工作，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从事经济调研和情报收集，开展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共和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上海后，他接受新任务，在上海负责筹建“现代经济通讯社”。1947年1月“现代经济通讯社”正式成立，他任该社的中共党小组长。“现代经济通讯社”为民间股份制公司，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跃在新闻界，秘密搜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除了捕杀共产党人外，还监视、打压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他以亲戚关系成为中共与沈老先生的联络人。1947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原南方局）派遣到香港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委的财经委书记，公开身份为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

1949年10月，古念良参与接管广州市的工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由毛泽东签署委任）、华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广州市财政局军管组组长、广州市财政局长（周恩来签署委任）。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古念良作为进升培养对象被派到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期间发表了“重工业搞多了，忽略轻工业会影响民生”等与当时中央经济政策不吻合的言论。1958年他回到广州后，即以这个言论“反党”被划为“右派”，到农场劳动改造。

1977年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极力推荐下，古念良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参加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1979年10月，历时近22年的“右派”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3月他在许涤新的推荐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特约副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中国经济专家代表团访港，作了《我国技术引进及其前景》的演讲，演讲引起国内外业界高度关注，讲稿被再次翻译并刊登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经济研究》。1980年8月他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1980年11月他创办了《港澳经济》月刊，兼任总编辑。在他的带领和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研究港澳经济的热潮，以寻找港澳经济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后成立了中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他担任会长。除了研究港澳经济外，更拓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为我国改革开放探索经济路向。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威望受到经济领域和新闻媒体的广泛重视，他被加聘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年鉴》理事会特邀理事，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名誉院长，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广东经济学会》顾问、香港《经济导报》顾问、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顾问等。1991年3月与世长辞。

年少聪敏仁爱

锡麟（家名）舅父1918年3月出生在广东中山桂南马溪村的一户古姓大户人家。他的父亲汝良公排行第四。按中国传统习俗，长子继承家业，所以汝良公18岁时便以15个大洋自卖身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做苦力。经几年艰辛劳作，汝良公积攒了一点钱，便在瓜亚基尔市开了一间超市式的杂货店，这在当年是非常超前的经营模式。瓜亚基尔市濒临南太平洋，是厄瓜多尔的最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出现新的经营模式自然能吸引大量客流。由于聪明勤奋又经营有方，汝良公在大洋彼岸挣下了第一桶金。那份不忘家乡的心，使他将再挣到的钱一笔一笔寄回家乡买田置业。经过16年的奋斗，汝良公回到了家乡。在同村好友、香港先施百货公司总经理古卓伦的推荐下，他入股了香港先施百货公司，还在中山三乡镇先后开了饼店和银号。

汝良公娶过４房妻妾，膝下儿女成群。汝良公长年在外打拼，原配甘氏夫人早逝，张氏大夫人便在家乡撑起一片天，管理着家里外大小事务。舅父是张氏大夫人的二儿子，乡里人都说他俏父，从小就聪明能干，不但读书好，算盘也精，他还不到7岁就是妈妈的好帮手。在乡里的小孩中，舅父学习成绩最好，不但同学抄他的作业，连大哥堂姐都抄他的功课。每到收获季节，他会跟着妈妈去收账。一般外出收帐前都要预先把帐算好，别人用3天时间才能做好的帐，他用算盘和心算，2小时左右就能准确做好。他不仅算得快而准，还会把所有尾数都舍去，只留整数。虽然仅是一点小利，但乡亲们都觉得他大气，长大会有出息。遇到年成不好或家有困难的佃户，他会主动减免租金，所以佃户们都很感激他，喜欢他。他在省城读中学时，放假也要按父亲的要求，家里男丁到三乡镇的银号打工。除了应付柜面的工作外，还要和大哥将当日客户存入或找换的钱，到香港或澳门兑换成美元或客户指定的货币，以求减少汇率损失和赚取较大利差。偶尔还要到澳门进行土地买卖的交接。大哥贪玩，经常把收到的钱花了，赖到他头上，他总是笑笑认了。因深得父母信赖，知道他是帮兄长，故对他也不太苛责，只是略为惩戒，教训他：“兄友弟恭”要有度。

舅父也算是少小离家吧，十来岁到省城广州培正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到岭南大学学西洋文学。他不但中国文学素养高，对西洋文明、西洋文化也有颇深的了解。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抗日全面开战后，舅父和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他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抗先”由爱国青年发起组成，后来扩展到工人、农民和香港海员工会及香港学生，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前身的其中一支主力实力部队。日军登陆广东（1938年10月）前，“抗先”主要是组织有志抗日的青年进行军事培训、宣传抗日和扩大队伍。进行军训，首先需要购买枪械。最初“抗先”的队员多数是学生，家里还有点财力，于是大家凑钱买枪弹。随着队伍的扩大，经济日显拮据，队员们开始要去募捐。那时，广东珠三角及沿海一带算是中国经济较好的地方了，但农民普遍还是十分贫穷，能够每年顺利熬到收获季节，已很不错了，那里还有多余的钱？“抗先”募捐所得多来自海外华侨。舅父看到国家如此贫穷积弱，绝大多数国民生活艰辛，被外国欺负到头上，还手之力却是那样弱。他决心去寻找一条振兴经济，富民强国的道路。

1938年秋，广东的战事还未发生，舅父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动下，考入了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法商学院攻读经济学专业。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加快了侵华步伐，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受到威胁。1938年春，临时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设立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尤其是经济学系，是西南联大学生和毕业生最多的，自1938至1946年法商学院共毕业生1296人，占全校毕业生人数34.7%，其中经济学系毕业生774人，是全校毕业生最多的一个系。经济学系培养的是经济方面的理论人才和财经、金融的专业人员。在那个战乱时代，毕业生求职较难，常有“毕业即失业”的慨叹，但财经人才例外，加上财会工作职位稳定，待遇优厚，尤其银行职位有“金饭碗”之称，这也是经济系特别吸引青年学生的缘故。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强盛，国家才会强大。所以经济学也是很多青年精英们求学的专业。

经济学的必修课程有：

一年级：经济学概论（文、理、法商学院共同必修）；

二年级：会计学，初级统计，货币银行学；

三年级：财政学，欧洲经济史，国际贸易与金融；

四年级：做毕业论文和自由选修课程。

经济学的选修课程多达41门，其中有：

成本会计、政府会计、银行会计、高级会计、会计制度，

经济统计、人口统计、高级统计，

经济思想史、近代欧洲经济发展史、经济学派、经济思潮，

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

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土地经济，

国际贸易与汇兑、国际贸易与金融，……

选修课还有由赵廼抟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讲授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欧美经济学史》，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在《欧洲经济史》课程中讲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等等。

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沿袭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精神。法商学院的教授们常会发起演讲和讨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治、贪污腐败、通货膨胀等，为民生疾苦呐喊。正是西南联大这种兼容并包，使舅父接触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也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舅父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中国土地问题等，结合他自己的经历，那时他已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业经济强盛才能推动工业的发展；要提升农业生产力，须先解决土地问题。只有进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推动土地革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校期间，舅父一如既往，待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对有生活困难的同学，他会慷慨解囊。很多同学都知道，问他借钱，“有借不用还”。他学识丰富，每当讨论问题，总喜欢古今中外引经据典，风趣幽默，所以在同学中有很大的凝聚力，很高的威望。他活跃在众多的广东籍同学中间，经常用广东话讨论问题，气氛热烈融洽，在西南联大两广同学会中，舅父是偶像级人物。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何炳林就是两广同学会中广东番禺籍同学，他是舅父的铁杆粉丝（后文有提到他是怎样的铁杆粉丝）。

舅父是个热爱学习的人，每次上课都提早到课室，找一个能很好听课的位置坐下，做些课前准备。有一次上课，同为经济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袁永熙因来得迟，没有座位，舅父就挤了一个座位给他，从此两人相识。因为志趣相投，关系逐渐密切，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38年10～11月间，从延安辗转进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力易周和几个在北平上中学时认识的共产党员在西南联大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力易周任支部书记。1938年12月袁永熙经力易周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他看到舅父热心助人，在同学中很有影响力，并且舅父和他谈及：新疆有共产党公开活动，自己想去新疆寻找共产党的事。于是袁永熙主动和舅父谈加入共产党的事情。1939年1月在袁永熙的介绍下舅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随着西南联大共产党员人数的增加，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党支部扩展为党总支委员会，袁永熙任中共西南联大第一届党总支书记，舅父任第一、第二届党总支委员兼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三学院分支（男生分支）支部书记。这一阶段党总支委员会共有党员85人，其中文理法三学院分支支部有党员50人，舅父和袁永熙、刑方群（原地质转入）等好友同属于法商学院经济系。刑方群是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舅父也兼负责领导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中的党员。

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自治会，每年都要由学生投票选举自治会的代表，再由代表选举自治会的主席、副主席、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当时的大学生群体，从政治立场来分，大多数属埋头读书的中间派，参与政治活动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国民党、三青团为主，另一个是有鲜明左派政治倾向的《群社》社团以及其它较亲共的社团为主。《群社》是由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发起成立的社团组织，社员大多有进步倾向或中间立场的同学。舅父在《群社》中任副主席，刑方群任主席。学生自治会选举时，中间同学占多数，他们选举的趋向能够左右投票结果。于是两个阵营的人都争取中间同学。舅父在中间同学中，特别是广东同学中有很高威信，这些同学唯他马首是瞻，看他投谁，就跟着投谁；有些同学不想投票的，也被他劝去投票。因此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基本是倾向亲共的。

1939年夏，袁永熙同学得了肺结核，在一次参加中共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累到吐血。在那个年代，肺结核是极其可怕的传染病，一般人都会害怕、躲避。舅父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任务，对他照顾入微，经常请他到宿舍旁边的小饭馆吃饭，以便增加营养，同时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给予更多的帮助。舅父认为，这不仅是友情的需要，也是党工作的需要。由于照顾袁永熙同学，舅父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病。就是这样，舅父帮助别人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深受同学们的信赖和依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著名特务、“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康泽到昆明策划反共行动。广东、广西、江西省委及云南省工委都遭到国民党破坏，一批共产党领导干部被捕，也出了几个叛徒，一时血雨腥风。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云南省工委决定让西南联大的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撤离学校，离开昆明，到外地隐蔽，开展工作。作为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的刑方群是公开的左派学生，因学生会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他迟些撤离，让其他同学先撤。当时西南联大的代理训导长陈雪屏想通过刑方群召回那些已撤离的学生，他说：“留在学校里总比分散去外地安全，因为学校可以保护学生。”刑方群推说不知道这些学生去了哪里。然后，他将陈雪屏的要求告诉了舅父，问舅父：这事怎么办？舅父对他说：“分散在各地，难免有一定危险，但都留在学校，会被一网打尽。”确实，离开学校的日子会比较艰苦，但相比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坐牢甚至杀害，撤离是好的选择。舅父趁半夜到刑方群的宿舍叫他马上离校，躲到自己在翠湖边的暂住处，然后安排他坐火车到云南固归。舅父自己也奉命到云南武定地区担任武定等七县的中心县委书记。

1942年初，白色恐怖依然严重，多地党组织受到破坏，导致舅父他们与上级组织失联，不少党员同学都很茫然。但撤离时，党中央强调“个别联系”，“党员转地不转党”，“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去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乱找党，也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当时已调往云南省工委青年委员会工作的袁永熙也与党组织失联。大家知道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重庆八办）就是中共的联络处，但袁永熙到了重庆后也无法与党组织联系上，于是写信给舅父，叫他去重庆，希望通过他的关系找到党组织。而重庆当时的白色恐怖还是相当严重的，国民党特务经常随便抓人。

为了寻找党组织，舅父夫妇冒险前往重庆。几经辗转，终于在1942年5月到达重庆火车站，由舅母沈吾华（沈语）的哥哥沈譔接回沈家。舅母的二伯父沈钧儒老先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时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老先生和重庆八办（对内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时称长江局）的周恩来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关系密切。舅父夫妇到沈家的第二天，沈老就到重庆八办找到周副主席，说明了情况。周副主席即让夫人邓颖超到沈家看望舅父夫妇，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并要他们尽快联系上袁永熙等失散的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当时老蒋秘书陈布雷托周恩来找女儿陈琏，袁永熙和陈琏关系密切）。通过沈老的帮助，舅父和他的西南联大的学生党员们回归党组织，又投身到党安排的工作之中。

舅父被安排到重庆复旦大学继续完成经济学学业，同时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财政学，并在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讲授土地改革专题。学习期间他深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等经济巨著，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奕南”等不同笔名在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发表评论文章，分析贫穷落后的深层原因。

1944年秋，完成学业的舅父被安排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工作，同年12月南方局为开展工商统战工作专门设置了经济工作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济组主要工作为：宣传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统一战线的工作。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成员先后有蔡北华、古念良、方卓芬、刘志诚、以及隐蔽在国民党内的杨修范（交通银行）、沈镛（中国银行）、杨少任（资源委员会）、陈希（电力公司）等。舅父在经济组外的公开身份为《新华日报》记者。他住在红岩村23号八办二楼东侧的一个大房间里，那里既是办公室也是单身青年宿舍（1944年舅母沈吾华被安排去了延安中央党校四部任文化教员），被称为“青年之家”。在那里，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和未来，气氛热烈，关系融洽，有时也会组织些文娱活动。舅父主要负责经济情报收集和数据分析，经常抄写统计数据到深夜，还要经常给《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撰稿。为此他几乎不参加年轻人的文娱活动，但讨论时政和学习交流，几乎少不了他，大家喜欢听他的独到见解和风趣幽默的说词。由于过度劳累，舅父在大学时因照顾同学而感染的肺结核病加重，但他依然隐瞒，继续工作至大吐血。

经济工作组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舅父利用身份便利，负责联络工厂、码头等职员和商界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冒险在工厂区建立多个活动点，以便推进群众运动。

《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的中共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由中共中央长江局（迁重庆后为南方局）领导，由毛泽东任命的第一任社长潘梓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是潘汉年的堂兄。总编辑华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

《群众》杂志是1937年12月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周刊，潘梓年、华岗、许涤新（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任中共南方局经济工作组组长）等在抗战时期先后担任杂志负责人兼主编。

舅父经常以奕南、凌树怀等多个笔名为《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撰写经济评论（文革受审查时被问及，“你到底有几个笔名”？舅父回答：“太多，不记得了，因为你不能总用一个名字同时发多篇文章，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1945年起，《群众》周刊还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经济专栏，由他负责供稿。年仅27岁的舅父已是资深财经新闻评论员了。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大后方农村的各种税收。舅父特别注重农村经济的实况调研，他深入四川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在云南、贵州、陕西、河南等地的新闻媒介中，提取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在《群众》杂志（第10卷第16期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题为《旱灾威胁着大后方的农村——1945年第二季的农村经济》的论文，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生活惨状，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罔顾农民的生路。在国统区，战乱的挤压，旱涝灾害，蝗虫肆虐，本已经让农民苦不堪言：在农村90%是草房，破烂不堪，人畜共居，几乎人人的衣服千补百缝，平时多数食杂粮，但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否灾荒，一律按丰年的标准征粮收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连驻军蔬菜费、驻军马料费、修理枪械费、乡公所官兵伙食费等等费用都要向农民征收，名目繁多。税收不公、粮政贪腐等早已路人皆知。抗战胜利在即，要想改变农村的面貌，建立富强独立的新中国，就应该减租减税，增加农贷，保护农耕，而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是实行民主政治。舅父的文章也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愿望：1）抗战即将胜利，推进民主政治；2）减轻农民负担，推动生产发展，改善民众生活；3）打击贪腐，提振民众信心；4）共同建设富强独立的新中国。

同年10月，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中共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号召推进土地改革，以改善农民这个占中国人口80%的群体的生活状况。舅父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便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拥有土地，农业生产力才会提升，经济才能平稳发展。为此他特别注重对土地改革模式的研究。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他便兼职在专科学校讲授“土地改革”专题。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发表）提出的土地改革问题，舅父在《群众》杂志（第11卷第2期1945年10月29日）发表题为《论土地改革》的论文，文中列举了英法为代表的掠夺式土地改革，德美为代表的改良式土地改革，以及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土地改革模式，他一一介绍了这些模式的运作方法、效果和存在问题。最后他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模式：陕甘宁边区只是没收了恶霸地主的土地，普通地主和富农依然自有土地，可以雇用雇工、佃农。边区政府1942年12月颁布《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实行“减息减租”的政策，根据收获情况调节租税，减轻佃农雇工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热情，也照顾了地主的利益。实行谁开荒土地归谁，“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是2000多年前商鞅变法就已实行的法度，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理想）。农民收入增加了，改善了生活，同时引导地主资本投向工业，促进工业发展。在短短的三几年间，陕甘宁边区这块中国最荒凉的地方，最贫苦的农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舅父的这篇论文是对毛泽东主席《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土地改革问题进行经济领域的学术论证，向国统区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可行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并且已有成功案例可参考。

黎明前夜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3日，蒋介石政府还都南京。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由重庆到达南京，在梅园新村建立办事处，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方局改为中共中央南京局，成为领导南部中国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原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根据“转地不转关系”的原则，原西南联大的党员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组织关系依然归南方局，即南京局。

1946年国共和谈，参加和谈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在上海马思南路（现改为思南路）建立了办事处。南方局经济工作组随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上海，入住马思南路107号。1946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返回延安。1947年1月因工作需要在南京局设立上海分局。同年3月7日，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董必武等全部撤回延安，南京局撤销，上海分局扩大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代替前南方局的职能领导南方工作（很多人习惯上仍称上海局为南方局）。上海局由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英大姐负责。

1946年，南方局经济工作组到上海后，舅父接受了新任务，由他负责和勇龙桂、刘志诚等一起筹建“现代经济通讯社”。194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后，他奉命继续留在上海负责完成“现代经济通讯社”的筹建工作。1947年1月“现代经济通讯社”正式成立，这是一间企业性质的股份制公司，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都是社会上的爱国人士，该社董事长吴觉农（有当代茶圣之称，抗战时期最大的茶商），社长杨荫溥（时任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协理），总编娄立斋，舅父任该社的中共党小组长。该社以公开合法的民间团体身份活跃在新闻界，秘密搜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是中共团结经济界爱国人士的机构，又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经济中心。在这约一年的时间里，舅父侧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撰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殖民地性质。

国共和谈破裂后不久，解放战争序幕拉开，政治环境恶化，国民党特务对亲共人士进行严密监控，尤其是像沈钧儒老先生（时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这样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人士更是从严监视。舅父利用亲戚关系的掩护，成为中共中央与沈老先生的联络人。舅父经常以探望二伯父的名义到沈家，向沈老介绍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讲述战争的实况。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刘峙、程潜的统领下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1947年3月在上海、南京公开的共产党机构全部撤回延安。几乎同时，胡宗南率部攻占延安（共产党主动撤退），战争似乎对共产党方面不利，沈老难免着急。1947年5月陈毅部在山东孟良固全歼国民党精锐74师，战局开始扭转，沈老感到振奋。因急于了解党中央希望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如何配合，每次舅父一到沈家，就被沈老拉到一边密密细语。沈家人都以为沈老特别喜欢这个姪女婿。有一次，沈老正准备进洗手间，一听到舅父到来的声音就马上出来，一手拿小板凳一手拉着他进入洗手间，并笑着说：“奕南，委屈你一下”。因沈老急不可待地要听舅父转达中共对局势的看法，两人就在洗手间内密谈，间中沈老还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因此谈话时间有点长，这引起了沈家人的哄笑：“好爹把奕南也拉到厕所，陪他撒污呀！”

1947年9月舅父受上海局（原南方局）钱英大姐派遣到香港执行任务，这期间和他关系密切的西南联大同学袁永熙陈琏夫妇在北平被捕。他收到钱英大姐的通知：“不要回沪，留在香港”。在港期间，他接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委财经委书记，公开身份为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兼职香港建中财经专科夜校，主讲财政学，为中共接管华南培养经济干部。期间他还以“奕南”、“凌怀树”等不同笔名在《华侨日报》、《大公报》、《经济导报》等发表文章，评论时政和伸张正义，以团结工商界人士，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

《经济导报》于1947年元旦在香港创刊，是香港第一份中文财经杂志。《经济导报》最初是由香港一批财经记者私人入股，联合一些工商业者集资创办的刊物，主要报道全球经济资讯、热点新闻，是掌握世界经济脉搏的权威刊物。

在舅父任职《经济导报》期间，解放战争逐步走向明朗，国民党政权的经济走向颓败，交通不畅，原材料短缺，物价腾飞。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企图通过货币改制等金融政策来挽救经济的颓势。舅父接连发表评论文章：《“紧急处分”与工商业》(原载1948年8月24日《经济导报》)、《国内金融业的危机》(原载1948年9月21日《经济导报》)、《论币改后的国内生产危机》(原载1948年9月28日《经济导报》)、《从南京财政看金圆跌风》(原载1948年10月26日《经济导报》)、《论经济总崩溃》(原载1948年11月16日《经济导报》)等，用大量经济数据、民生现状，论证国民党的“紧急处分令”对金融业、对生产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毁灭性冲击。最后舅父发表预言性的结论：“一国之盛衰。系于生产事业之繁荣与衰退，目前南京当局推行一贯政策都足以扼杀生产事业，首先受其苦者固为一般工商业界，但始作俑者，又岂能避其恶果哉。”经济是基础，经济崩溃了，南京政府这个上层建筑还能存活吗？

在任职《经济导报》期间，舅父不仅关心国内外的经济金融问题，也关心周边发生的民生问题。有一次香港永安公司失火，英国的保险公司耍赖不肯理赔。舅父写了一篇报导，陈述事实，有理有据，直指英国保险公司违约的核心问题，最终助永安公司胜诉，得到了保险赔偿。事后永安公司的老板拿了一笔钱给他表示感谢，但他婉言谢绝，表示伸张正义是一个媒体人的良心本份。永安公司老板十分感动，此后永安公司的广告业务都交给了《经济导报》。此事体现了舅父支持正当商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展示了共产党人维护正义的本色。

在香港期间，舅父住在中共港澳工委财经委的“大本营”里。跑马地有不少富人别墅，但在小街里也有出租的普通楼房，舅父领导的财经委在奕荫街租了一层二楼作为办公室、宿舍和资料室。这层楼面积只有18～19平方米，狭长形，分隔成三小间，前间是舅父和刘志诚俩人住，兼作办公室、会议室、学习室和接待室，中间是资料室，后间是同事蔡北华夫妇住。这层小楼设施简陋，光线昏暗，资料室白天也要亮灯。那时工作条件很差，生活也较困难，各种工作会议、学习会等都挤在前间进行。开党小组会议，舅父和刘志诚、方卓芬、蔡北华、孙孺、陈文川、麦扬等十来人在他那间办公兼卧室的多功能房间里，挤坐在小床、桌面、椅子和报纸堆上，交流新闻消息，畅谈时局，分析解放战争，传达中央指示，讨论工作安排等等。方卓芬回忆说：“会议常开得生动活泼，老古喜欢讲笑话，引古论今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令人深思；那幽默诙谐的话语，让人发笑；他爽朗的笑声，令满室生春。大家的情绪都兴奋激动，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心。”

这是1948年在香港照的全家福，图中后排右边男士是锡麟舅父，他左边是他三弟锡球，最右边是舅母沈吾华，正中长者是舅父生母张氏大太婆，她怀抱的婴儿是舅父的小儿子。

那时，舅父在香港有个殷实的大家庭，弟、妹和子女及姪儿女一大群孩子。因为他身份特殊，所以经常要住在中共港澳财经委的“大本营”里。

建立制度，廉洁管财

1949年8月，舅父奉命到东江游击区，参与组建中共华南分局干部教导营，准备迎接南下的解放大军，参加接管广州。

在解放大军进入广州前，国民党政府官员都忙着准备退路，舅父的西南联大法律系同学欧森在国民党政府财政局工作，那时他也准备到外国去。舅父知道解放军前锋很快就到广州，他提前从东江游击区回到广州，找到欧森同学，请求他不要走，告知他，自己将负责接收财政局，需要熟悉的人帮手，请求他帮忙收集财政局的资料，争取顺利接收。欧森曾是西南联大两广同学会的会长，和舅父关系不错，听到舅父的话就马上决定留下，义无反顾地帮舅父。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第二天舅父就坐吉普车去接欧森上班，进行接收交接工作。欧森是学法律的，在财务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和解释等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同年10月21日，刚解放一周的广州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舅父任军管财政组组长，负责接管国民党广州市财政局。而实际工作在一周前已在同学的协助下展开了。

同年11月11日，舅父出席了解放广州的入城仪式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加入城仪式受检阅的部队有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及粤赣湘边纵队，数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广州解放了！

1949年11月，接管工作完成后，广州市人民政府财政局正式成立，舅父被任命为首任局长（周恩来签署委任），并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签署委任），华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广州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年31岁多。

解放之初，广州市财政局工作十分繁忙，除了本局工作外，还兼管敌产清管、市税捐稽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后改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等，还一度兼管接收敌伪财产、清查混有官僚资本的工厂、企业和图书公司，参与扫荡地下钱庄等工作。

统一货币是一个国家稳固发展的前提，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先推行的经济政策，沿袭了两千多年，改朝换代，概莫能外。新中国刚成立，在华南地区流通最广的是港币，还有各种外币的买卖兑换，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对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为此，广州金融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使人民币主导货币流通，肃清一切敌性货币，打击金融投机活动，这是稳定物价，恢复生产的先决条件。广州市军管会行动迅速，于1949年11月18日公布【金字第一号】布告，确定人民币为法定货币，严禁金银外币流通。接着，1952年2月3日公布了【金字二号】布告，禁止港币流通行使，并规定由银行收兑。同时公布了《华南区私营银钱业暂行管理办法》。但是那些聚集在十三行、太平路一带的大大小小钱庄、找换店依然照样炒买炒卖、兑换外币，严重影响市场秩序。为此，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扫荡非法钱庄的行动。这项工作需要保密，为免“打草惊蛇”，组织了大批纯洁可靠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参加此次大行动。由于高度保密，扫荡非法钱庄取得极大成功。各路“扫荡大军”把查抄得来的大量金银外币，用许多大麻袋装载运送，存放在小北监狱。后来这大批金银外币由市财政局接收整理。市财政局在局内共青团员中挑选了十几名最可靠的积极分子，宣布严格的纪律：所有参加接收的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携带金银外币，如若发现在执行任务时，谁的身上有金银外币，作贪污论处。“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务必保持警惕，自律自重（舅父也从小教育我们要“瓜田李下”避嫌，路过瓜田不弯腰绑鞋带，经过李树林不伸懒腰不整帽；比喻可能被人误会的事物，应保持距离以避嫌）。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保证了廉洁清白地完成任务。由于参加扫荡的青年学生大多数对外币缺乏认识，也不懂记账方法，因此，财政局接收到的这大批金银外币分类混乱、账目混乱。不少青年学生将美元、英镑、马来西亚币当作港币，把墨西哥银币“鹰洋”当作银圆，把“铜银”（假银币）当作真银币等等。舅父十来岁就在自家的银铺打工，还专门负责将客户存入或找换的外币带去香港澳门兑换，所以对国内常用的各种外币比较了解。他专门组织了财政局参加整理金银外币的年青精英们进行了货币识别培训。由经过培训合格的年青人，将这一大批金银外币进行分类，统计，做册入账，建立详细账册。当时国家银行还未开设，也没有金库、保险柜可以存放，一麻袋一麻袋的金银外币只有放在宿舍的床底下，由警卫员们负责日夜轮流看守，直至人民银行开设后才得以存入人民银行。

此外，财政局还接收了不少反动势力的财产。舅父兼任接收处长和拍卖处长。当时接收到的房产交由市政府统一安排使用。没收的金表、金笔、冰箱等物质，全部由拍卖处统一按规定拍卖，任何人都不允许白拿。在舅父的领导下，财政局对接收的动产、不动产，做到处置严谨、公开，人人互相监督，账目一清二楚，流程无懈可击。面对大量浮财，全局干部职工没有一人贪污。舅父认为：这些财产属于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学抗战胜利时的国民党接收大员那样占为己有，否则，必被人民抛弃。在1951年12月～1952年10月间，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的运动中，广州市财政局全员通过考验，没有一个人出问题。

身为财政局长的舅父，工作上是一个严肃、严谨的人，在生活上对待下属如同家人。那时解放不久，正是经济恢复期，物质较缺乏。他的警卫员在战争中负伤转业，由于连年战争，生活无规律，常饿肚子，所以得了胃病。一到冬天又冷又饿，警卫员常犯胃病。为了照顾他，舅父和舅母两人谁有空就谁亲自去买馒头回来，还亲自切片烘馒头片给警卫员吃。他们像家人一样照顾他，还教他读书、学文化技术。警卫员非常感动：“作为警卫员住在首长家，除了保卫首长的安全，有空帮忙做点家务也很应该，现在是倒过来，不但帮不上忙，还要首长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忙碌操心，真的非常过意不去。”警卫员感动又内疚，舅父对他说：“你住家里，就是家人，我能看着家人生病不管吗？”舅父就是这样像家人一样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从没有架子。很多年后，他的警卫员回忆起这段往事，感动地说：“能当古念良局长的警卫员是我的福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是一种纯真无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51～1952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初期，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中，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有计划、有目标地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国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各地方政府也要制定相应的“五年计划”。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主要参考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及财政制度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是一边实施，一边修改完善。舅父为了配合党的政策宣传需要，以凌树怀的笔名与陈文川合写了一本题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浅释》的书，1955年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由华南财委委员、广州市财政局长古念良和广州市委财经委员吴有恒主持完成。广州市远离朝鲜战场，有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有国内、国外资源补给的便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把广州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纳入建设重要目标。广州市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将重点建设工业城市的规划具体化。

广州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河南”片区建成了工业基地，建成了广州造纸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造船厂等30多家大中型工厂；在广州侨界的投资下，建成了广州华侨糖厂、南方纺织厂、广州麻袋厂等十多家工厂，还兴建了中国第一个华侨新村、第一座华侨大厦和第一所华侨小学。向国家要“把广州市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56年初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朝鲜战争已结束，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趋于稳定。在制定广州市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舅父提出了“适当提高轻工业在工业生产计划的占比，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提议虽然未被全部接纳，但在计划中还是加入了兴建橡胶厂、自行车厂、缝纫机厂等的民生项目。

1954年舅父参与领导广州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起步阶段，多数人对改造工作不是十分了解和理解，舅父结合工作需要，写了一本题为《为什么要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书，约6万多字，作为工作学习指导书受到广泛关注，1954年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年2月又增加发行了第二版。

1956年初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有些人产生了大踏步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小本经营的夫妻小店都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唯恐自己没有报名加入社会主义行列。由于小本经营和大公司的经营模式差异很大，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混乱，招致一些损失，又有人对整个公私合营政策产生了怀疑。舅父根据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撰写了《夫妻店怎样进行公私合营》的文章，在《南方日报》（1956年1月31日）发表，此文很快被《光明日报》、《财经月报》和《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5号）全文转载。舅父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公私合营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有较健全的财务会计监督制度和生产管理制度，有计划、合理安排生产，减少损耗，非常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减少贪污和浪费。对不具备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的小店，暂停公私合营，继续以自有资金运营，可以采用代销、经销等模式，向国营企业进货、推销，收取手续费，经营过程自负盈亏。对经销零部件和小商品的小店可以将经营计划纳入国营公司计划中，将一部分资金存入银行作保证金，运营资金全由自己管理，赚取批零差价。在公私合营的热浪中，舅父提出这样适应现实发展的建议，确实难能可贵。

1957年，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收入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占比由19%提高到33%，合作社经济占比由1.5%提高到56%，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高到8%，个体经济则由71.8%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由7%降低到1%以下。

1953年，舅父与西南联大党总支委的同学袁永熙、陈琏、邢方群等摄于北京。

迎风雨，信念不动摇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作为进升培养对象的舅父被派到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他任学习班党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是一位工农干部。在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讨论时，具有经济学专长的，被称之为“科班出身”的舅父每次讨论都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国民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让工农出身的支书很失落。

1957年党内反“右”运动展开，舅父的西南联大同学、入党介绍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袁永熙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学习班党支书记认为：舅父的入党介绍人是“右派”，那他一定也是“右派”，于是到处收集他的“右派”言论。舅父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同学、亲友在北京任职工作，那位书记几乎都亲自去调查了一遍，但没有什么收获。最后他认为舅父在学习期间发表的“重工业搞多了，忽略轻工业会影响民生。应该轻、重工业逐步平衡发展”等言论，与当时中央经济政策不吻合，就是反党言论，并上报。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审查，认为就这个言论不足以定性为“反党”“右派”，但有“右倾的思想”。

1958年初，舅父带着“有左倾思想的问题”从北京回到广州后，正好广州市也需要定一个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为“右派”，于是就以这个言论被划为“反党”“右派”。时任市委领导找他谈话，要他接受组织的决定，并劝说：“组织已很照顾你了，把你安排到广州附近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同样定为‘右派’的人很多都要去边远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

舅父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同学、好友何炳林，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化学博士学位。那时他想回来报效祖国，却值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这些学界精英回国。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团谈判，抗议美国阻挠中国学子回国，最后达成以战俘交换这批学者回国的协议。1956年，何炳林回国到南开大学任化学系主任。他用两年时间成功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的主要品种。1958年，他建立了高分子教研室，成功从贫铀矿中提取出达光谱纯度的浓缩核燃料“铀—235”，为我国原子能国防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何炳林的离子交换树脂车间。1958～1959年间，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亲临他的实验室了解离子交换树脂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近一小时的交谈，其中谈到希望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因为这是重要的军工。可是何教授竟然说不。他回说：“古念良（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为国家、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仰望的偶像，你们都把他开除了，我怎样加入？”1959年，舅父的“右派”帽子摘了，但还在农场劳动。何教授依然认为古念良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他就不可能加入。1979年初，舅父和何炳林教授恳切交谈，劝他不能因为舅父自己的个人问题而影响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加入党组织是一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也是一个彼此信任的问题。还对何炳林说，自己的“右派”问题会很快解决。1979年4月，何炳林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院士）。

1959年，舅父的生母去世了。同年，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但他还要继续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在逆境中舅父依然豁达乐观，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研究。1962年后，舅父的体力劳动时间减少了，工余时间他又开始研究明清经济史和明清经济思想史。他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几千年的文明沉淀必然会留下印记，影响后续发展的路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舅父以明朝清官海瑞为切入点，对明清经济作实例研究。明朝中后期经济开始走下坡，海瑞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为官，是有名的“海清天”，官至右佥都御史，死后追赠太子太保。海瑞为官时十分重视财政经济工作，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过一些主张：“重农不抑商”，认为士、农、工、商、军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职业不同。海瑞指出：“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海瑞也推行“开荒垦田”、“均税”等政策。他的财政政策亦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儒家思想。海瑞是封建皇朝的官员，他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必然受到以维护皇朝利益为依归的局限，因此他提出的井田、均税、薄赋、轻徭以及严惩贪污等主张只起到缓和社会矛盾，而不能达到提振经济，走向强盛的目标。1963年，舅父以奕南的名字在《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了题为《论海瑞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对海瑞的经济思路进行分析评价，得到业界不少人士的赞赏和共鸣。在接受劳动改造期间，舅父不但研究中国历史上对经济建设有作为的时期，还研究当代西方国家的企业经济模式，他和经济学教授唐怀（同为“右派”）合编了一本《美国农业经济概况》。

在农场期间，由于舅父学识广博，能文能武，为人谦逊又乐于助人，所以与农场的干部职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农场领导有时还会安排他回家休假。

1960年冬沈钧儒老先生到广州时，舅父放假回家，一家人与沈老的合照。

舅父的家

舅父上有母亲、庶母，下有三女两子，加上替大舅父抚养的两女两子，家中曾经是何等热闹。舅母沈吾华曾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是个有名的教育家，因受舅父的“右派”问题影响，被安置在广州市第五中学任校长。舅父家家教严明，孩子们友爱礼让。舅父不怒自威，孩子们对他十分敬畏。不过，他吃饭时喜欢有针对性地讲笑话，寓教于乐，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舅父和他的姪女侄儿及三个小的儿女合照

我小时候的记忆从仓前街的舅父家开始。不知道是因为带大我的外婆在舅父家住，还是我上的光孝寺幼儿园近仓前街，我和外婆住在舅父家近大院门口的小书房里，偶尔我也会回自己父母的家。我喜欢仓前街，花园里有上百年的人参果树、白玉兰树、……，可以和大院的小孩一起爬树，在树间飞荡。我喜欢那里的自由和无拘束，还有个无所不会的舅父。其实我有很多舅父，但我从不叫他二舅父。舅父的不幸，成全了我的幸运。从我有认知能力开始，到小学毕业，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舅父的陪伴。无论是最早的光孝寺幼儿园，后来的广大路幼儿园，及文革开始后转到大南路小学都近仓前街，所以我住在舅父家顺理成章。

那时是“四清运动”刚开始，外婆被定为“地主婆”，要赶回乡下接受监管。舅父、舅母等几个人和外婆在舅父家大院拍照留念。我不喜欢拍照，在大院里和小朋友玩，刚好在通道上跑过，被抓去和外婆一起照相。

舅父对我的启蒙

舅父家有很多小人书（连环画图书），只要舅父在家，他都会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给我讲图书里的故事。我从小比较喜欢爬树，外婆说我是石头蹦出来的，所以舅父经常和我讲孙悟空的故事。从石头蹦出来的猴子，为了不受人欺负，为了长生不老，漂洋穿洲去求学，经过很多磨难考验，终于找到菩提祖师学艺。祖师给他起名叫孙悟空。悟空学艺从挑水劈柴扫地做起，到学会72变，经历了很多磨砺。悟空在学得72变后，轻易在别人面前展示，惊动了菩提祖师，被赶出师门，没有学到长生不老之术。舅父解说：学本领，聪明勤奋只是基本要求，谦虚、守规则更重要。学了一点东西就到处炫耀，就是半桶水淌得很。

我很小的时候，舅父经常不在家，有时候故事讲了一半，等很久都没有下文。有一次我拉着舅父，要他讲完故事才可以走。他要我自己看，我说我不识字，他便许诺教我识字的方法。汉字的形成非常有趣，有一定的规则，认识一些简单的字，记住发声；这些简单的字又可以组拼成新的字，如“十”加“口”是“古”字。十口人是多人的意思，多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家要有标记，区别这个家和那个家的标记就是“姓”。以前古人以女人生的孩子来驱分一个家族，所以“女生”拼成一个字“姓”。汉字真的非常有趣！后来舅父还教我汉字造字的规律：“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掌握这个规律，识字并不难，猜也能猜出大意。我就在舅父的启发下逐渐认字了。做事的捷径，在于规律，找到规律就很容易了。

也许是从小住在小书房的缘故，我很喜欢看书，但识字不多，虽然有舅父教的猜字方法，但总有不明白的地方。有一次，我又拉着舅父问长问短，他摇头晃脑地说：“五柳先生（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哈哈，什么意思呢？喜欢读书就好，不需要每个字，每句话都懂，当你读到书中某句话，明白其中道理，并会运用，融会贯通，你就没有白读书了。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多，每本书明白一点道理，渐渐你就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千年，后知三百年了，哈哈。”

仓前街有看不完的书，还有像故事书的舅父。他肚里装了很多故事，中华煌煌五千年文明史，从成汤伐夏，武王兴周，烽火戏诸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他都如数家珍。

先秦的百家争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景的无为而治，汉武的独尊儒术，无不展现学术流派在历史进程中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也有不少人为国家、民族的崛起、强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结局很悲惨，但他们的贡献却推动了文明的前行。

商朝末年，太师比干，纣王的叔父，为官40年，减赋税轻徭役，推广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因为批评纣王暴虐荒淫，敢于直谏，公元前1029年比干被剜心。

战国时期，卫人商鞅从魏国入秦国，在秦孝公的助力下推行变法。废井田，土地私有化，谁开垦荒地，地归谁；重农桑，推广铁农具及牛耕，以粮食和布帛抵减税赋；奖军功，以在战场上杀敌数量来评定军功，论功行赏；统一度量衡，禁止大秤入小秤出，买卖公平，推进商业发展，加重商业税收，为国家积累钱财；建立县治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强大，但伤害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338年，商鞅遭诬陷，被秦惠文王车裂（死后五马分尸），而他制定的律法被继续沿用，最终使秦国统一六国。

秦丞相李斯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尤其在文字统一上，他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编制了《仓颉篇》作为秦朝的标准文字范本。公元前208年，李斯遭诬陷被秦二世腰斩，夷三族。

在人类发展史上，不以个人结局来论贡献。

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传承于故事。

清明节，相传在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因兄弟权位之争，被追杀，流亡在外19年。途中在一渺无人烟的地方，重耳快饿死时，随行的介子推割自己的肉，煮汤给重耳吃。这个“割肉俸君”之恩重耳许诺将来如能回国掌位必重赏。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后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即位后重耳要重赏当年追随他流亡的人。在他19年的流亡生涯中，确实有很多人帮助过他，这些人纷纷向重耳讲述自己的贡献，以得到高官厚禄。介子推当初追随重耳，只是相信他会是一个体恤百姓的好国君，不需要回报，他也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不愿同朝为官，带着母亲到绵山隐居了。晋文公知道后，亲自带人去找介子推。然而绵山山高路险，树茂林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尽管文公悬重赏让人去找，直至火烧绵山，也没找到介子推。在春雨浇熄了山火后，人们再上山去找，发现介子推和老母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后悔不已，厚葬了介子推母子，并下令每年这一天禁火（寒食节），门前插柳，以示对介子推（现在转为对先人）的纪念。介子推“有功不言禄”，是中国人推崇的传统道德文化。

与重阳节有关的传说很多。重阳登高转运之说，有传来自晋文公悬重赏让人上山寻找介子推。时值深秋，人们纷纷上山转转，看能否找到介子推（碰运气），以求升官发财，慢慢这就变成了重阳登高求转运了。

来自中原（晋）的客家人也有重阳拜祭先人的习俗。重阳时节，舅父会诵读唐·王维的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舅父早年投身抗日救国，继而为建立、建设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父亲病故也没能回家奔丧，几十年来没能回乡祭祖。舅父在1984年重阳节后还写了二首诗：

（一）

弯弯溪水小桥东，五桂山花朵朵红。

跣足单衣追旧梦，黄牛寨上舞秋风。

（二）

咫尺乡关几时回，驚心闻笛赋频催。

逢君此夕殷勤问，为道乡园菊正开。

思乡之情，念亲之意，全在诗中。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南方水网地区，每年的农历五月前后基本是雨水天气，洪水和瘟疫时有发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远古代，人们认为在正中（端午）的日子，拜神祭祖、祈福驱邪，划船追龙，就能驱邪去灾，渐渐形成为民俗节日。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左徒（高官），王族后裔，因文采好深受楚怀王喜爱。他主张联齐魏抗强秦，以阻止秦国统一中国的步伐。自楚怀王被骗到秦国遭囚禁后，继位的楚顷襄王不喜欢屈原，尤其害怕他想迎还怀王，所以将屈原贬官，流放到楚国南方荒僻之地。后来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名将白起又攻陷楚都，屈原感到绝望。在五月初五，人们在划龙舟祭祀的时候，他抱石投汨罗江自杀了，以死报答楚怀王知遇之恩。屈原在楚国百姓中是个很受欢迎的诗人，有人见他投江，纷纷划船去救他，还将祭祀用的粽子投入江中喂鱼，以求江中的鱼不要吃屈原。千百年来，人们都很赞赏屈原以死明志，忠君爱国的精神。其实，楚都城破后，楚顷襄王带领一班臣子逃到其他地方建都，继续抵抗秦国，屈原死后50多年，楚国才被灭。若屈原以他的影响力，组织民夫与秦军拼杀，结局又会如何呢？自杀是懦弱的表现，活着才有希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是舅父经常提起的金句。

除了节日的典故，舅父还喜欢讲一些有哲理的故事。

孙膑赛马，不争一时的输赢。战国时期，齐威王喜赛马，十次赛马有八、九次赢。有一天，威王又找齐军统帅田忌比赛，并以千金作赌注。田忌以往和威王比赛基本都输，于是他请教兵法家孙膑。孙膑问田忌：“以前你们是怎么比赛的？”田忌说：“马按体能分为上、中、下三等，我们各备三组马，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三轮两胜为赢。我的马不如国王的好，所以都输了。”孙膑说：“这次你听我的，第一轮你先出下等马与国王的上等马比赛。”第一个回合，田忌输惨了，威王哈哈大笑：“田忌你也太差了。”孙膑说：“别急，现在用你的上等马与国王的中等马比赛，再用你的中等马与国王的下等马比赛，看看怎样。”田忌按孙膑的意见，第二、第三回合都赢了，得了千金彩礼。这结局令威王很惊讶，就问田忌：“马还是那些马，你怎么就赢了呢？”田忌如实告诉了威王。威王听后赞叹不已，于是命孙膑作齐军军师。舅父解释道：“遇到强敌，要学会迂回，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不争一时之输赢，才有再战取胜的机会。”

唐太宗李世民问宰相魏徵：“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白事理，不做糊涂事呢？”魏徵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尧经常到民间了解下情，所以苗作乱的事能提早知道；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共、鲧等人就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结果在望夷宫被杀，秦朝灭亡；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彭城兵变被杀。所以一国之君兼听广纳，才不易受蒙蔽，及时知道子民的疾苦和诉求。”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鼓励大臣直言进谏，采纳了很多好的建议，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如今魏征不在了，我失去了一面好镜子啊！”舅父说：“就算是普通人，也要多听不同意见，才能辩明是非；偏听偏信，易误入歧途。”

舅父兴趣广泛，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白话小说都有涉猎。诗词歌赋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富含韵律，配上曲谱吟唱非常好听，还是很多历史典故的载体。粤语是古雅言传承量最多的方言，有九声六调，所以用粤语诵读唐宋的诗词歌赋，会特别押韵、好听。懂粤语的人学唐诗宋词会更容易一些。舅父喜欢唐诗宋词那种简洁而内涵丰富的文体，经常教我背平仄，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读得唐诗宋词多，自然而然那种韵律感就在潜意识中形成，自然出口成诗成词。“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心胸自然开阔。

中国历史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学术流派繁多，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三教九流”，最有影响力属“儒释道”三家。

由孔子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创立的儒家学说，经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精髓，整合优化后推荐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能长治久安，江山永固。在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后，儒家理论成为了汉朝及后来的多个汉文化统治朝代的官方正统的治国思想，尤其是南宋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编写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构筑了完整的封建皇朝治国思想体系，为官必学的思想行为规范，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由老子李耳（生于公元前571年）创立的道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很多学术流派产生的基础。如：孔子半生颠沛流离，52岁还未得到世人认可，第二次向老子求教，老子建议孔子学习“水之德”。孔子问：“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能胜之，此乃柔德；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老子又说：“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水德“洗涤群秽，平准高下。”老子劝诫孔子：“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子恍然大悟，向老子致谢：“弟子受益匪浅，定终生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体现道家的水德。在汉朝初期，道家理论曾成为皇家统治的指导思想。在吕后造成的国家动荡后，汉文、景二帝奉行道家的“无为而治”，使民休养生息，经济蓬勃发展，但又衍生了“七王之乱”，导致骨肉相残。道家统治思想的不完善，使其逐步淡出统治舞台。

由佛陀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5年）创立的佛教从印度传入，受到以唐皇李世民为代表的统治者推崇。佛家的思想核心是：众生平等，知足少欲，因果报应。这与封建统治的阶级等级制相背离，所以就算李世民、雍正、乾隆这些强势的皇帝怎样信奉，佛家始终没有进入治国的理论体系。

舅父讲很多这类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对于仅是小学生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但记住就好了，在日后的人生中慢慢去悟。

学知识懂道理很重要，学基本生存技能也很重要。记得在我仅能拿起可煮两三人份饭量的小铝锅时，舅父就教我做饭和给烧柴或烧煤的炉子生火。那时还没有电饭锅，煮饭和放米水的比例都凭经验，舅父教我一次，我就学会了，饭煮得软硬适中，没有夹生饭，也没有烧糊。给煤炉生火是个技术活，如果不按步骤进行就会搞到浓烟往室内灌，尤其是天气潮湿。

我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妈带我和妹妹去了盐运西黄娴姨（唐怀夫人）家住。当时唐怀在农场，黄娴姨去干校劳动，家里只有8岁的儿子。我妈也经常要参加学习班学习，经常好多天不回家，就算回家也是很晚才到家。我11岁多，负责照顾两个小孩。下课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煮饭煮菜；晚上还要督促两个小孩洗澡，帮他们洗衣服。很幸运，舅父教我的生存技能，在这里可以大展身手。舅父有空也来看我们过得怎样，给我们讲故事。

有一次，班里有个同学偷钱被抓到了，她坦白偷过好几个同学的钱，其中偷我的最多，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发现。然后偷我钱的同学没事了，我被老师叫到教务室训斥一顿，还被罚站，“见家长”。我虽然很气愤，我是受害者怎么还罚我？但我有点庆幸，我没有家长可来。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看到天色已经很晚，家长一直没有来，老师很生气，骂了很多羞辱我家庭出身的话。反正也不是老师第一个这样骂我的，所以我无所谓，就等老师骂完了好回家。没想到舅父突然来了，老师以为他是我爸，就教育开了，说我家是不是很多钱，被人偷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是诱人犯罪。那个同学越偷越多都是因为我。舅父对老师解释说：“我是她舅父，这孩子现在是家长，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全家人十天半月的生活费最多也就几块钱，由她拿着去买菜。我今天是不放心过来看看孩子们，结果等到现在不见这孩子回家，家里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在等吃饭呢，所以我过来学校看看。”老师听了舅父的解释就没再就什么，让我们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问舅父：“老师为什么不罚偷钱的同学，而罚我，说我是诱人犯罪，比偷钱的更可恶？”舅父解释说：“那个同学本来是个好孩子，就是因为我把装有钱的书包随意乱放，把她的贪念引出，让她觉得偷钱很容易，也没有代价，逐渐养成偷盗的习惯，你可能把她的人生毁了，现在所有同学都知道她是小偷，她的名声坏了，这样的惩罚还不大吗？所以你要看好自己的财物，照顾好自己，不要有漏洞引人犯罪，毁了别人，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经过此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中存在贪念，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这些漏洞就是让意志薄弱者走向贪污、偷盗的根源。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严密的防范措施，才能更好的防止人性的贪欲泛滥。

狂风暴雨的洗礼

1966年暑假，文革的风暴就吹到了广州，街面、机关、学校和工厂都贴满了大字报。文革刚开始，有些红卫兵到农场想揪斗舅父，可是农场的党书记一早知道消息，就安排舅父上山放牛去了。红卫兵们找不到舅父就走了。后来农场领导自身也有麻烦了，就让舅父去开病假证明，回家养病了。

当时的入学政策是按户籍住址就近入学。我回到了父母的家住。文革的风暴也刮到我们家。有一晚，接连有两批造反派来抄我家，好脾气的父亲站在旁边听候发落。那些人搜完父母的东西，就来搜我的，我比较倔，凭什么搜我的东西？我还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毛主席的三好学生”呢！本能使我捍卫自己的领地。好在当晚来抄家的人都是父亲工厂的，父亲平常人缘好，所以父亲说那只是小孩子的东西，那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是个胆小的人，她小时候病重，家里人都放弃她了，是她二哥想尽办法把她送去医院，从死神那里拉回，所以很信赖、依赖她的二哥。被抄家的第二天，我妈就把我带到了舅父家，也许是怕我会惹祸，也许是要向她的二哥诉说自己家的不幸吧。

谁知道，这时舅父家比我们家更乱！他们家也有好几批人来扫荡过了，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了，剩下满地书，还有砸烂物品的碎片，狼藉不堪。做广州市第五中学校长的舅母被带走了。舅父的小女儿在收拾残局，看到我来了，就指着满地图书对我说，喜欢的就拿走吧。我正想挑自己喜欢的图书，胆小怕事的妈妈立刻制止我，但我还是拿走了一本意大利的童话故事书《木偶奇遇记》，这是舅父给我讲过的故事书。那个时期书本仿佛都成了害人的毒物。

在我心目中，舅父是很有威严很强大的人，怎么能这样被人欺负呢？我不解地问他：“我是小孩子，我都要保护自己的东西不许别人抢走，你怎么可以让‘坏人’来抢东西？”舅父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人家说这是革命，我怎能阻止呢？”我不解地问：“去别人家捣乱，打烂别人家的东西，抢走别人家的东西也是革命吗？”舅父解释说：“革命就像滚滚洪流，泥沙垃圾也会卷进来。但是大浪淘沙，等大潮退去，泥沙会沉下去，垃圾会冲走，金子就会浮现了，那时才知道谁是真革命。”

舅父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在文革中被批斗，那时经常有人来找舅父谈话，大概是外调人员来调查他的同学同事吧。有一次，有一大帮人来找舅父，他们在另一个房间谈话，声音传来时起时伏，讲了很久，终于那帮人出来和舅父握手告别后走了。我很好奇，问舅父：“你们那么大声说什么呢？”舅父笑道：“诸葛亮舌战群儒，哈哈哈”。舅父给我讲过三国时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刚才那帮人定是被舅父像诸葛亮那样，以滔滔雄辩教育得五体投地了吧。

又有一次，有俩人来要舅父写一份什么东西，舅父认为不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甘心，软硬兼施，恐吓舅父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摘帽右派），现在是给他立功的机会。舅父很生气地说：“不管是什么身份，都还能说假话！作伪证！”最后舅父请他们走了。我惊讶地看着舅父，舅父笑说：陶渊明尚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也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舅父说他决不能做假证害人！

文革中，被打击对象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大院的小朋友说我舅父是“大右派”。我不知道“大右派”是什么，就去问舅父。舅父说：“在数学里，划一条线，右边加一个箭头，指着前进方向，越往右，数值越大，表示向前走得越多。‘右派’就是在前进路上走得靠前的人，‘大右派’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也就是最有远见的人。”长大后，我才知道1958年舅父因为在北京提出“重工业搞多了，忽略轻工业会直接影响民生，应该轻、重工业平衡发展”的言论与当时党的经济政策不符而被定为反党“右派”。重工业（如炼钢、造船、汽车制造、机床制造等）是工业的基础，当然要发展，但轻工业（如纺织、食品加工、消费品制造等）是民生的基本需求。事实证明，不大力发展轻工业，民生的基本需要就无法保障，买点布、买块肥皂、买点白糖都要凭票限量，更何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舅父确实是个很有远见的人。

“知识分子”在文革也是批斗对象。舅母是中学校长，是个教育家，抗战时还在延安中央党校教书呢，为什么现在天天被人拉去批斗，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一脚呢？晚上，挨了一整天批斗的舅母回到家，由于市五中大多数学生还是很尊敬舅母的，她没有受伤，回到家还能和家人说笑。舅母胖而不高，表哥说：“妈妈横竖（尺寸）差不多，打翻在地和站着也差不多，所以学生觉得打不打倒也差不多。”引得大家都笑了。而我很不理解，我问舅父：“什么是知识分子？”舅父说：“读过书，有文化，有知识，懂道理，有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了。”我想：读书，懂很多道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打倒？我小学三年级了，也算读过一点书，也明白了一点道理。我很认真地问舅父：“你读过好多书，知道好多道理，是大知识分子；我读过一点书，懂少少道理，就是小知识分子啦？”舅父哈哈大笑，从此就喜欢叫我“小知识分子”了。读书，明事理，是做人的基本需要；科学发展需要知识，拥有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容纳，都要打倒，又如何立于世界之林？

文革不仅不能容纳知识分子，连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革命也要打倒。

舅父敬如师长的好友——华岗（1903年生于浙江衢县），抗战时期在重庆八办时曾经和舅父在同一个党小组。华岗1925年由共青团转为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38年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群众》杂志（周刊）主编；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他任中共代表团顾问；他策反过西南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龙云和卢汉等人，说服他们从反共转向反蒋；1949年他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作为一个学者，他写了《辩证唯物论大纲》、《中国大革命史》、《苏联外交史》、《规律论》……等十几本著作，其中还有翻译成日文、俄文出版的，还有遗稿《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等。1948年华岗在香港病休期间，还在为自己写书收集考证史料。在听到舅父（时任中共港澳工委财经委书记）等四个年轻人请求他讲党史时，他欣然答应，每周讲一次课。他非常认真地准备讲课提纲，并没有因为只有四个熟人学生而松懈。讲课内容组织严密，条理清晰，措词严谨，对时间地点人物的描述确切。充分展现一个学者的严谨作风。1955年华岗因“太狂妄，目中无人”，他的主要观点：“我们不论对出自何人的意见，都要独立思考，加以分析。我们信仰的是真理，是科学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迷信。”就这样，一个讲真话、不逢迎、专门从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者，被怀疑是“叛徒”、“反革命”、“帝国主义间谍”等接受隔离审查，最终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在监狱。1971年因病重被送回家医治，1972年春节前又被“坚持阶级斗争”的红卫兵送回监狱，不久冤死在狱中。1980年7月华岗才得到平反昭雪。1983年3月6日舅父在《羊城晚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不胜高山仰止之思——怀念华岗同志》。

舅父的西南联大同学陈琏是蒋介石的第一秘书、“文胆”陈布雷的女儿，1939年7月加入共产党，和舅父同为西南联大第一、第二届党总支委员。1937年抗战全面暴发后，蒋介石倚重的文胆陈布雷以徐道邻的笔名在《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目的是宣传并让民众认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陈琏则用笔名连发多篇文章回击陈布雷的论调，揭露蒋介石的这个政策的真正用意。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西南联大部分学生党员疏散到外地荫蔽，陈琏与家人失联，其父陈布雷托重庆八办周恩来副主席寻找，找到陈琏后，她不愿回家，是周副主席劝她回家，好好做父亲的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1948年中，陈琏依靠父亲的关系，被安排到南京国立翻译馆工作，她的丈夫袁永熙（舅父入党介绍人）被安排在南京敌伪产业处理科工作，以这样的工作便利掩护，为党组织收集和传递重要情报。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时，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陈琏对家庭的背叛，对党的忠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早得到历史认可。文革期间，她被定为“叛徒”、“特务”，开除党籍，还被轮番批斗，受尽羞辱的她于1967年11月在绝望中自杀，留下遗书：“宁为玉碎，不作瓦存”。1979年3月21日陈琏才得以平反。对于陈琏，舅父在1988年5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纪念文章《峣峣者易折——哭陈琏》。

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清洗中，直至文革的浩劫，舅父那些早年参加革命的西南联大同学、在重庆像师长一般的领导和同事、文革前在领导岗位的朋友，无一幸免。他们在监狱、农场、牛棚中活着走出来，等到平反，已感到很幸运。

暴风雨中前行

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舅父的小儿子去了海南，第二小的女儿去了海康（雷州半岛），舅母去了学习班（那时被关起来也叫参加学习班），小女儿也经常去学工学农，家里两位母亲，一个去世，一个被定为地主赶回乡下，年龄较大的侄儿女和他的长女长子都到外地了。曾经热闹的家就剩下舅父一个“闲人”了。本来他家有好几个大房间的，逐渐被挤占得只剩下两间了。要是有客人来住，也只能是一间男宿舍，一间女宿舍。有一次，趁他小女儿去了学农，邻居就说他一人（我户籍不在舅父家）占两个大房间，还占了楼梯底的小储物室，太多了，硬逼舅父把小储物室让出来。舅父想等小女儿回来清理都不行。邻居们把储物室里的东西瓜分了，把储物室占了。我很生气，感觉被欺负了。可是舅父却朗诵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舅父说：以后我们国家有钱，就能多建住房，大家就可以住得宽敞，不用争了。舅父有很多外地朋友，虽然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们的子女出外办事途经广州中转，都会来舅父家住，还有家乡的亲友来探访，也住舅父家。所以舅父家两间房经常会搭几张临时床，挤得满满的。1975年，舅父在重庆八办时的老同事、许涤新夫人方卓芬从北京到广州办事，顺道来探望他，见到舅父等一大堆人住在一个房间，室内放着几张大小床，凌乱不堪。舅父在方姨眼中是偶像一样的人物，看到这样的景致难免心里难过，感慨地说：“老古，你这是怎么啦？住得像难民营一样！”舅父泰然地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也没什么。”他一如当年那样，继续谈笑风生。他那乐观的生活态度，影响着身边的人。

文革期间，尽管是那么喧嚣、那么疯狂，舅父依然静心做他的学问，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每天上午和下午，他都会在固定时间内一个人静静地写文章。我小时候比较任性，舅父就像一本随时可以寻找答案的《十万个为什么》，我自己有什么不懂、不明白，就会找他问，不管他在做什么。为此，他再三叮嘱我：写文章和讲故事一样，是不能打扰的。一打断思路，就忘记想写什么了，所以谁都不能打扰他，这是他雷打不动的时间，雷打不动！

舅父喜欢看书，家里有个不让外人随便进的大房间（后来晚上做女宿舍），里面有三个很大的玻璃门书柜，书柜里有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可惜那时我还不太识字。经红卫兵扫荡后，剩下的大概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一些历史、经济类的书了。

舅父是读经济专业的，他反复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文、英文版本对照着看，深怕翻译偏差造成理解偏差。他学习研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深入理解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每当他在学习中有新的感悟时，就会对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发表见解和评论。虽然我很认真听，可惜我什么都不懂，只记住了他反复提到的词汇：“辩证唯物”、“历史唯物”、“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剩余价值”、“剥削”等等。舅父会形象讲解，对我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他拿一张黑白花瓶图给我看，问我这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花瓶。”他马上把图片倒转，再问我：“你看清楚了吗？”我惊讶地发现，这是两个面对面的女人侧面图！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舅父开心地笑了，说：“想对事物有一个较接近原貌的认识，应该对该事物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观察，才好下定论，否则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为了让我信服，舅父又拿了一个花瓶，用纸遮挡了花瓶的大部分外表面，要我猜是什么样的花瓶。我看到的是一个纯白的瓷瓶，于是信心满满地说是“白瓷瓶”。舅父笑了，又把遮挡的纸拉开一点，我看到花瓶上有山和草的图案，就说：“是山或山水画的花瓶”。舅父又把遮挡再拉开多一点，我看到有山有花草还有几个小孩在山边玩。此时，我已信心不足了，说：“是小孩在山边玩？”舅父把整张纸拿开，哈哈笑了：“你看！”我看到：一个有假山有凉亭的花园，有几个小孩在玩捉迷藏。我之前的答案没有一个对！看到我沮丧的样子，舅父安慰我说：“你也不是全错，你说的确实是你所见的，但这仅是一个方位的看法。一个人看事物，不可能做到全方位都看清，所以听取别人的看法，从多个角度给出的看法汇总分析，你就会得到较全面、较完整的，更接近真实的事物真相。”这就是我从舅父那里学到的最显浅的“辩证法”。“眼看尤恐未真，耳听岂能全信”。凡事最忌讳的是以道听途说下结论。

舅父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还会在书的空白处写批注。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学习研读原著，这样可以防止有人断章取义，曲解他们的原意。”他的这个观点和我爸爸的观点一致，所以我也逐渐明白并习惯作出判断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原文的陈述，以免误解。

舅父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喜欢用蝇头小楷抄写毛选原著。有一次舅父在抄微缩版毛主席语录（体积仅比火柴盒大一点），见我在旁边看，他问我：“写得像吗？”我看书上的字比半粒米还小，舅父写得跟书上的印刷字一模一样，甚至比书上的好看，就回答说：“很像。可是为什么要抄得那么辛苦呢？你没有吗？我叫我爸（那时我爸已从‘牛棚’出来）送给你。”他笑了：“抄1遍等于读10遍，这样边抄边想，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原意，还能练字呢。”

文革期间民生物资极度匮乏，鱼、肉、蛋、糖等都凭票限量供应。仓前街大院的住户都在花园里圈地养鸡。舅父养了20多只鸡，还海陆空（鸭、鸡、鸽）全面发展。因为他在农场劳动过，认识很多人，他能找到很多优良品种，什么日本白、澳洲黑、来航鸡，全是外国新引进的品种。他还会让母鸡孵小鸡小鸭，他能把大白肉鸡养到十几斤重，一只蛋鸡一天生一个蛋。在鸡瘟流行的时候，他还会给鸡打鸡蛋白，增强鸡的体质。在大院里舅父是大家崇拜的偶像！左邻右舍、外来朋友，要小鸡的，来学给鸡鸭打针的，谈信鸽的，络绎不绝。读书学习写文章以外的时间，舅父就这样度过。

那时养鸡没有饲料，舅父用洗完头的茶籽水倒到泥地里，很多蚯蚓就会从泥土中钻出来，鸡会抢着吃，这样就解决鸡的蛋白质需求；他会到附近的工地找一些蠔壳，打碎了喂鸡，给鸡补钙；问工地的人要一些细沙，给鸡增加消化力；托农场的朋友买些米糠（有粗糠和细糠），再到菜市场买些菜叶煮糠喂鸡。

那时候菜很便宜，1～2分钱/斤，农民一天也就挣5分钱的工分。很多人到菜市场捡菜叶喂鸡，甚至人吃！那时舅父经常带我去买菜，除了买人吃的，还买很多人家不要的菜叶喂鸡。卖菜大婶都不好意思收他的钱，他总是硬塞给人家，卖菜的就收1分2分钱，千恩万谢，感动得不得了。一来二去，卖菜的就会挑稍好点的菜叶留下，有时我们去得比较晚，市场已空荡荡，她也会一直留着等我们。有一次，我们去得实在太晚了，卖菜大婶有点失望，突然看见我们可高兴了，说：“古伯，我今天特意拣了很多靓菜叶留给你，人家问我要，我都没给。如果你再不来，收垃圾的来了就要收走了。”舅父也很高兴的谢谢她，给了她钱，大婶也连连说谢，还许诺以后有好的会多留点给舅父。舅父提着菜带着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我有点不以为然，说：“那是垃圾，人家都不用钱，你给她钱，她肯定讨好你啦”。舅父笑了：“你不懂，我给了钱，我们就是买卖关系，她为了长期维持这个买卖，她就会挑好的留着，这样我们来晚了，也不会什么都没有。那些不给钱的，来晚了，菜没有就没有了。我们不单是买菜，还买她等我们（买服务）呢！买卖双方需要互惠互利，总是一方占便宜，生意肯定做不长。”

无情未必真豪杰

上山下乡是“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的艰难日子。舅父在海南当知青的儿子得了肝病，舅父托人带给他糖和一些食物，他都退回来了。后来在海康当知青的女儿也病了。舅父很担心，总想办法托人带点食物给他们增加营养。可是儿子不领情，拒收他的东西。他又想办法让人带多点东西给在海康的女儿。他想，让妹妹寄给哥哥，哥哥会收吧。舅父很焦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都不保护好，还拿什么革命呢？”

柚子季节，舅父听人说蜜饯柚皮很有益，好吃，还可以长时间存放。他想，给上山下乡的孩子们寄白糖会不方便吃，如果做成蜜饯，就随时可以吃了。于是他收集了很多柚皮，自己学做蜜饯柚皮。做蜜饯柚皮是很麻烦的，先把表层的芳香皮削去，泡水，沥干，煮出水，再沥干，反复几次，去掉苦涩味，再用糖浆煮。舅父试做了很多次，每次都要我试吃。我本来就不喜欢吃甜食，加上柚皮的苦涩，真的很难吃。舅父一直坚持试做，最后成功了。我说：“这个可以，很好吃。”他还不放心，怕我是不想试吃，敷衍他，要我再吃一块。我说：“不好吃的，别想我会说好。这次做的真好，清甜，不苦涩，还有一层白霜，好看。”他很高兴，对我说：“那就把这些藏起来吧。”我奇怪地看着他，他补充道：“这些好的留着寄给慧中，她要请同学吃，还要寄给华仔，全部给她都不够分。不藏起来，这个来试一块，那个来尝一口，都试无啦，又不能保证每次都做得这么好。”满满的父爱以很实在的方式展现。

入秋开始，舅父又忙着晒腊肉、腊鸭、鱼干、菜干什么的，既要送给亲戚朋友，还要寄给过苦日子的知青儿女。舅父还会做糯米酒，给生孩子的女儿和侄女吃。我很佩服舅父，真是能文能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笑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我小时候经常扁桃腺发炎引发高烧。在上海读医大的表哥说，把扁桃腺割了，以后就不会再经常发高烧了。还帮我约了无麻手术，因为当时这是新的手术方法，所以轮候的人很多。当轮到我手术时开学了，家里也没人照顾我。手术后，舅父要我去他家休养。他一个人忙前忙后，还要另外给我煮粥，每天还带一个大保温瓶去买很多雪糕回来，要我吃，还引来大院一大帮小孩来分享。我本来就不喜欢甜食，加上扁桃腺手术后吞咽困难，我耍赖不肯吃雪糕，就说：“你其实是自己喜欢吃，却拿我做借口。”舅父哈哈大笑：“是啊，你是手术康复必须吃，冰冻伤口好得快。我是想吃，治肚子。我们是一举两得，不止，是一举三得，邻居小朋友也喜欢来吃啊”。舅父的话得到这帮小孩附和，都说古伯说得对。舅父就是这样从不掩饰自己的喜好，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可以多做。

我在舅父家过生日，舅父会煮两个鸡蛋，还用红纸染红了，给我吃。我不喜欢吃煮鸡蛋黄，就对舅父说：“在家里生日，只吃一个煮鸡蛋，还可以不吃蛋黄。”舅父笑了：“难怪你这么调皮，知道为什么生日要吃煮鸡蛋吗？煎鸡蛋都不行。传统习俗，小孩子生日吃煮鸡蛋，是要小孩子有‘王管’。粤语谐音：蛋黄（王），意思是受王法规管。我就是看你调皮，给你煮两个鸡蛋，加强管教。快吃了。”其实那个时候，鸡蛋也是紧俏品，舅父就是想让我多吃点，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让人无法不从。

那时在舅父家住，如果小表姐去学农了，我就要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女宿舍）。开始我会怕黑，舅父问我：“你有做过坏事吗？”我说：“没有。”他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一个人从出生就带有一身正气，鬼神都会怕三分。人每做一次坏事，身上的正气就会衰减一点，慢慢鬼怪才会入侵。你没有做过坏事，那你还怕什么呢。”我安心地睡到天亮，从此也不再怕黑了，敢一个人在山头守夜，一个人半夜走在乡间小路。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不怒自威的舅父，用他自己很实在的方式关爱子女，帮助身边的亲友。

后天下之乐而乐

文革期间舅父的生活费只有90元/月，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30～40元左右，按理说，舅父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宽裕，但是他却很节俭。舅父的钱常资助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他家三楼的一个住户，曾串通外人整过舅父，却经常来“借钱”，且借钱从来不还（大院的小朋友告诉我的）。有一次他又来借钱，刚好让我撞见了。我生气地看着他和舅父，表达的意思是“好意思吗！有借不还，还使坏。”可舅父依然慷慨解囊！那人拿到钱走后，舅父解释说：“我借钱给人家，从没想过要人家还。借钱给人家，肯定是人家有需要，我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帮呢？如果借钱给人家，想着要他还的，最好不要借。因为如果他不还钱，你就要追讨，这样就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经常看见舅父在补衣服，特别是他的汗衫，说千疮百孔不夸张，才补了又烂。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说：“拿去当抹布都嫌烂，扔了吧。”舅父风趣地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以穿九年啊。”他的小女儿实在不忍，帮他买了件新的，把那件破得不行的汗衫拿去擦地了。舅父不爽了，说：“你可以先用来擦桌椅，再拿去擦地，这才是物尽其用！”我不以为然，嘀咕：“你又不是没钱买，有钱送人家，没钱买衣服。”舅父一本正经地说：“不是钱的问题，现在物资缺乏，买布都要布票呢！我们国家是人口众多，物不太博，人人大手大脚浪费，到时候就是想用树叶做衣服都不够了。”我又嘀咕：“想得那么远，杞人忧天。”舅父又说：“范仲淹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是啊，那时谁还想节能环保？还想为子孙后代节省资源？

在后来，“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建立之初，条件较艰苦，舅父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在他带领下，“研究中心”很快取得了令人触目的成果。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研究港澳经济热。“研究中心”鸟枪换炮，还配上了小车。他享受的是副省级待遇，本来有小车接送上下班。那时他已搬到东川路4楼住。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生活水平还较低，在广州偷自行车的情况比较严重。舅父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回来还要把自行车扛上4楼，一直坚持到70岁多。我曾忍不住说他：“一把年纪了，那么辛苦干什么呢？又不是没车接你！”舅父幽默地说：“上班我骑它（自行车），下班它骑我，我在锻炼身体呢！看我劲（健壮）吗？”还做一个秀臂肌的动作。他看我不认同的样子，就接着说：“又不是很远的路程，坐车多浪费，还要麻烦司机。”我说：“司机不是配给你用的吗？怎么说麻烦？”他笑着说：“单位人手不多，司机帮做其他事去了。”落难的时候节俭，人家可能认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他回到高位，依然节俭，依然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本色吧！

书画朋友圈

舅父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还喜欢韵律诗词，自己也会即兴吟哦一两首。他有一班诗书画界的好友。1972年后这班好友陆续从“学习班”出来，得闲时也会来探望舅父，拿他们自己的作品让舅父点评。他们外出聚会，舅父不便同行时，他们会将聚会时各人的即兴作品记录下来，送给舅父欣赏点评。

曾敏之伯伯抄写给舅父赏鉴的几位诗友的即兴之作。

三十年前与画人阳太阳、余所亚及谢家因、冯伯恒、陈芦荻、曾敏之共旅桂林。七五年初冬，所亚自北京以诗赠伯恒，适太阳就医广州。立冬日，与家因等舍于茶楼。当晚，伯恒出示寄所亚诗，因有和章，悠悠之思，愿太阳、所亚、家因、芦荻、伯恒诸桂林故人有以鉴察之，并塵朱蕰老、陈迩冬，北京；吴有恒、古念良，广州。

相濡涸辙未能忘，又对云山问海桑。

挈妇将雏行色壮，怀人伤逝苦茶凉。

衔枚骥老悲蹄蹶，被酒颜酡是夜长。

归去诗来多慷慨，愿抒灵感画漓江。/冯伯恒

壮年影事付浑忘，惯看浮生海与桑。

敢有情多夸笔健，不因人去怨茶凉。

每撩华发知天厚，看待银河联夜长。

此际我心如止水，断无残梦到漓江。/胡希明

久溷征尘事，豈忘相逢有忆半沧桑。

卅年艺苑留剡卷，一枕清霜觉梦凉。

世味嚼，来情日，悄吟鞭指处，兴伦长。

何当重认花桥路，烟雨空濛泛碧江。/曾敏之

书画朋友送给舅父两幅郑板桥字画拓本：吃亏是福

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益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

舅父说：水满易溢，月盈渐亏。所以做人要虚怀能容，否则祸不远矣。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多做点事，可能对自己没有得益，劳而无功，但对你周边的人会有帮助，或对整个社会有帮助，这样大家共同进步了，你也就进步了。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字画中的小字说明“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有人认为郑板桥：“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并发出的愤激之词。”

郑板桥1693年出生，1732年四十岁中举，1742年五十岁做范县县令，后调任潍县，1753年因得罪上司被辞退。他的“难得糊涂”在1751年写成。

舅父评说：做官不能糊涂，尤其是做县级父母官。糊涂官判“糊涂”案，祸害的是老百姓。做任何事都要认真做，才能将事情做好。

这是著名木刻版画家、前广东画院院长黄新波，翻画自己早期作品送给舅父欣赏斧正的画作。

舅父也有游山玩水的时候。

舅父喜欢自己驾驭马车，朝着认为合适的路上行走。

风雨过后更苍郁

1977年初“文革”已结束，很多老干部陆续复职。但舅父的“右派”问题还未解决，只在家中修炼。虽然有政府部门及院校等单位抛出橄榄枝，但他都没有回应。在舅父60虚岁时，他几十年的好友，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曾敏之填了一首《水调歌头》赠给他：

昔奋愚公志，今作息机人。

六十流光如失，依旧挹清芬。

曾站潮头迎浪，几见峥嵘岁月，含笑付清尊。

纯钢因百炼，流水可捐情。

怀杜若，接芳草，话灵均。

一任云山香满，丛树蔽高岑。

且理湘囊旧稿，好振霜毫摛藻，湖海有知音。

名山期不老，休负百年心。

词中除了称赞舅父的才华、豪情壮志和几十年的风霜磨砺，更劝舅父“且理湘囊旧稿，好振霜毫摛藻”。告诉他“湖海有知音”，懂他的人很多，希望他接受“知音”人的邀约。“名山期不老，休负百年心”，在有生之年不要辜负自己的真才实学，为实现理想继续奉献。

1977年秋，舅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经济工作组工作时的组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极力推荐他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参加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开始由于舅父的“右派”问题还未解决，广东方面犹豫不决，不肯放行。经过许老的多方努力，甚至亲自派人来广州办理手续，舅父终于可以去北京了。临行前，舅父的好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赋诗相送，以壮行色：

题诗我欲送君行，意态忽然甚纵横。

二十年来将冷眼，空无物处看浮生。

不因成败论诸葛，未必著书比老彭。

此去琼林应夺席，莫教博士浪谈经。

吴老的这首诗直到1980年5月2日才在《羊城晚报》发表，吴老在发表这首诗时写道：“我故作豪语，以壮其行，却未敢轻易给人看。我对这位友人（指古念良）说：过两年发表。我料两年以后‘右派’问题当会改正。”

1974年，舅父舅母与吴有恒夫妇在广州

因为舅父的“右派”问题还未得到平反，他很多知己好友都只是在私下和他交往，甚至和他合写的文章，也不敢署他的名字。1977年9月在准备上北京前，吴老和舅父合写了一篇《对经济工作的七点设想》的论文，准备由舅父提交给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考虑到舅父“摘帽右派”的身份，论文仅署吴老的名字。这篇论文详述了：实行经济改革应该采用：“免公购粮，计件工资，合同计划，企业自治，科技革命，资源致富，充分就业”等七项举措的内容、实施方法及可行性分析，论证这是振兴经济的可行之路。这篇论文长一万多字。吴老和舅父共同讨论商议后，由他执笔，舅父审定并抄正（舅父的小楷很工整漂亮）。因舅父和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关系深远，所以论文由舅父带去北京交给许老。由于他们的经济改革思路太超前，论文交许老看后，许老说不能发表。舅父提议：“打印几十份，分送给有限的人看如何？”许老没有同意，论文被搁置。这篇论文提出的七点设想：“免公购粮，计件工资，合同计划，企业自治，科技革命，资源致富，充分就业”，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已逐步实施，并通过实践证明这些措施确实有利于经济的繁荣。

舅父到北京后，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社科院主导的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简称辞典）的编审工作。《辞典》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基础工具书，填补了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辞典》全书选收辞条近二千条，共九个部分，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包括导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个部分；中册包括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四个部分；下册包括社会主义和部门与专业经济两个部分。为《辞典》供稿和参加编审工作的有全国60多个单位的数百名专业人士。还有许多人参加了讨论或提供了书面修改意见。舅父作为主编许涤新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辞典》编审过程自始至终，从西安、桂林、从化、无锡、长春到北京，经历了各个阶段。从1977年9月开始编审，到1979年5月完成定稿，历时近两年。舅父对经济专业的熟悉，对用词的严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得到参与各阶段编审工作的专家、学者的赞誉和叹服。而舅父因为在完成定稿时还背着个“摘帽右派”的标签，他的名字隐身在70个编审人员中。当时有人说他的名字可能不能出现在编审人员中，舅父说署不署名无所谓，能参与已很高兴。他不畏艰难，不计名利，积极奉献的品格，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1980年初，舅父与许涤新及他的夫人方卓芬（也是舅父在重庆和香港时的同事）于北京。

1979年10月，舅父的“右派”问题，历时近22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有省市政府部门和大学邀请他出任领导，舅父的朋友和以前的老部下也纷纷向他招手，均被他一一婉拒，他以“先完成中国社科院编《辞典》的收尾工作再说”来推托。1980年初，《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通过审批，开始排版付印，舅父的编审工作完全告一段落。同年3月，许涤新和舅父先后担任过总编辑的香港《经济导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率中国经济专家代表团访港，出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研讨会，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在香港和海外所举办的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中国经济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代表团经济专家有许涤新、董辅礽、刘国光、古念良、孙孺、蔡北华等。研讨的题目是海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展望。在研讨会上，舅父以中国社科院经济特约副研究员的名义作了《当前我国技术引进及其前景》的演讲，受到港澳和海外经济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赞赏。原已有英译本的讲稿，再次由一位美国人重新翻译，刊登在纽约《中国经济研究》1980年第十四卷第一期。

演讲中，舅父以“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自古以来就有。科学技术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它是人类在科学实践和生产活动中所取得的共同财富。”为切入点，论证我国技术引进的重要性和前景。“在世界历史中，某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处于先进的地位，如果她停滞不前的话，别的国家赶上并超越她，她就要处于落后的地位。”很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到实际应用，都经历过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的努力。如蒸汽机，由英国科学家瓦特发明，但得以实际推广应用是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和英国科学家波义儿及西欧各国科技人员不断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而且很多又是在引进之后，加以消化吸收，并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就是世界科学能加快进步的必由之路。而我们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国的科技与世界的先进水平拉开了距离。

舅父在演讲中提到：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制定的方针，就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舅父为了证明这个方针的实施情况，列举了1950～1979年间我国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对外交流的具体数据事例予以说明：

第一阶段，1953～1961年，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以156项为中心的400多个项目，包括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阶段，1962～1968年，我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几乎停顿。1962年9月，开始和日本谈判进口两套维尼龙设备，不久又陆续从西欧十多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和机械等80多项设备。但由于“四人帮”等干扰，许多没有按计划完成。如：从西欧引进的生产卡车技术及设备，由于受干扰，实际产量只达到原协议的十分之一，损失很大。技术引进工作被迫停顿。

第三阶段，1972～1977年，1972年初，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我国又重新开展技术引进工作。首先是四个大的联合企业引进了四套化纤生产成套设备，这对我国化纤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年8月，批准武钢引进1.7米薄板轧机，之后陆续和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荷兰及美国等国共签订了200多个项目的合同。如十三套30万吨合成氨大化肥生产装置，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的30万吨乙烯生产及配套的四套装置。这个时期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一段时间，仍不断受“四人帮”及其流毒影响，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仍未能顺利展开。

第四阶段，从1978～1979年底，仅1978年一年间，我国先后与许多国家签订了上千个引进合同，项目之多，规模之大，门类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引进成套设备，也有只引进关键设备。1978年开始，我国扩大了对外科学技术的交流，请外国专家和科技人员来我国讲学和交流经验；派专家和科技人员到国外学习、参观、考察，选派留学生到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学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来往之频繁，是我国空前的。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简称《合资法》），这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认为这是“以法律的形式表明政策，为外国投资打开大门的创举。”《合资法》颁布不到一年时间，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或个人，包括港澳同胞，前来洽谈合资经营。约有一百多个项目，其中一些规模很大的项目，涉及冶金、化工、电子、轻工、纺织、汽车制造、橡胶、机械、电力等工业和农牧业、石油勘探等行业。在1979年一年中，与外商（主要是港澳）签订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合同1500多项。

舅父在演讲中提出：在引入外资时，一定要坚持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平等互利原则。如果一方恃自己拥有某些优越条件而想压倒对方，或采取不诚实手段，这样的合作经营不可能长久。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共同发挥双方的所长，才能共同办好合营企业。第二，凡是无损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惯例，我国会予以参照，以利于吸引外资。第三，最重要的是对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任何规定，都不能使我国主权和经济独立受到损害。

舅父在演讲中表示：技术引进、利用外资是一个长期政策。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内领先，都要相互引进，才不致停滞不前。根据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有重点地引进，以快速填补我国的薄弱环节。在国际上，我们的朋友越多，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越扩大，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实现，前景更美好。舅父的演讲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尤其引起了西方经济界的重视，美国人还专门拿了讲稿用美语再翻译在纽约刊登。

刚踏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当国门重新打开时，外面已是花花世界，比邻广东的香港更是经济腾飞，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商圈之一。舅父这次赴港是三十年旧地重游，香港经济的飞跃，香港此时的繁荣给了他巨大的冲击，他不由得深思：香港的繁荣是怎样取得的？怎样发挥香港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繁荣所掩盖的矛盾和问题怎样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激发起舅父对港澳经济研究的欲望。舅父的想法得到了许涤新的赞同和支持，许老对他说：“香港这些年变化这么大，但我们却没有去研究它。香港是中国的领土，1997年新界租借期限很快就要到了，难道我们要到那时才去研究它吗？”港澳是西方经济模式的展示窗口，研究港澳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经济发展少走弯路提供借鉴。在许老的鼓励支持下，舅父积极筹组，1980年8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港澳经济研究的机构，舅父担任中心主任。

开辟港澳经济研究这一新领域，需要人才、资料、经费和外汇。办公地点的选择也很重要，总不能全程纸上谈兵。舅父考虑到广州比邻港澳，无论是实地调研，还是资料邮寄，都可以省时省费用。为方便工作，中国社科院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落户广州。但当时中国社科院在广州没有房产，而广州居民住房亦很挤迫，很多单位的办公场地有限。舅父找到广州市财贸干校寻求帮助，干校以最低廉的租金给了“研究中心”两间临时办公室。刚开始“研究中心”在试办阶段，还没有正式编制，只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编制中划给了7个名额，具体人员要舅父自己去物色。当时国内没有人研究港澳经济，加上“研究中心”经费极少，组建专业团队确实很难，但“研究中心”被要求尽快建立。舅父只得带着一个北京的年轻人南下广州，先架起炉灶再找米下锅了。

回到广州，舅父虽然被弃置二十年，但高朋还很多的。他邀请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现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来兼职不兼薪，还邀请了已退休的教授、副教授和志同道合者前来“客串”。这支研究港澳经济的“义务劳动”团队竟然多达20多人！其中请来管理“研究中心”经费和行政事务的是舅父做广州市财政局长时的下属、西南联大法律系的欧森同学。欧森是解放前广州市财政局的国民党官员，在舅父准备接收市财政局前，专门去联系他，请求他留下，协助收集财政局的有关资料，继续为新政权服务。欧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为财政局的接收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人们刚从文革走出，“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绷得较紧，有人对舅父这种用人模式有不同看法，小报告打到社科院许老那里，说“研究中心”用人不当，有严重的立场错误。为此，许老专门派人来广州调查。舅父向调查人员介绍了欧森的情况，认为欧森解放初期就协助过他工作，广州市财政局的顺利接收，也有他的贡献，是个信得过的人。经调查，许老认为“使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对的”。早在抗战时期，舅父和许老同在重庆南方局统战委工作时，他们都深知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达成目标。舅父不但善于团结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善于争取港澳学术界和工商金融界人士的支持，善于与港澳及国际有关方面沟通联系，因而得到帮助和工作上的便利。

八十年代初西南联大粤籍同学摄于广州。前右四是舅父古念良，右五是舅母沈吾华，后右三是舅父在广州市财政局时的同事欧森，也是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同事。

“研究中心”刚建时，港澳经济研究是个空白，完全没有可供参考或借鉴的经验。舅父通过早年在香港任职时的关系，收集了近三十年港澳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财经新闻报刊、杂志、图书资料。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义务劳动”伙伴们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筛选，汇编，分析研究，再进行实地调研。这是舅父年轻时常做的事，他一边自己做一边指导伙伴们重点关注什么，忙得不亦乐乎，但却充满着当年的豪情壮志，不知疲倦。他们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研讨，从中寻找发展的规律，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也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释疑。从那时起，舅父和他的伙伴们孜孜不倦，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像一群“拓荒牛”不辞劳苦，辛勤耕耘。正如《光明日报》在1981年2月10日发表的对他的专访文章中所说：“十分赞赏他这种以‘拓荒牛’自喻的精神，我们搞四化，正需要更多这样的‘拓荒牛’。”

在很短的时间里，“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形成的理论见解，得到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也为政府有关决策提供了参考。

1980年11月，舅父创办的《港澳经济》杂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他兼任杂志的总编辑，唐怀教授任主编。借助这个平台，舅父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81年，舅父回到34年前工作过的香港《经济导报》杂志社。

1981年，舅父与刘国光、陈可焜摄于香港。

1981年，舅父与当年在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同事合照。

1982年1月，许涤新率团访问海南，舅父和赵元浩、周维平随行。

去到鹿回头舅父还即兴作诗呢：

（一）

似火骄阳腊月天，绿荫摇曳草芊芊。

此行得见椰千树，不负相思四十年。

（二）

谁云旧愿久难酬，海角天涯眼底收。

醉倒椰林香未尽，人生几见鹿回头。

1982年9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大会重申了“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舅父在《港澳经济》1982年第5期发表题为《贯彻十二大精神，加强对香港经济的研究》的文章中，称赞这个战略方针“是一个极有远见的重大决策”。在这篇文章中舅父主要论述回答了三个问题：

1）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对打开国门，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顾虑。舅父在文章中通过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从美洲的发现，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极大规模的发展，使所有一切国度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先前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塞状态以及单靠本地产品来维持生存的状况已经消逝，现时各个民族都已经是在各方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舅父以这个已被日趋密切的国际经济关系所证实的预言为理论依据，再从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史实，阐明现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地区）企图闭关锁国，不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关系是不可能的。他详细说明：“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同，从而形成各国、各地区的产品种类、质量千差万别，成本高低悬殊。有的甚至一地有，另一地奇缺，彼此都需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在所有一切科学技术领域中都占领先地位，也都有必要向其他国家吸取先进技术，以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以此论证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舅父通过建国三十年对外贸易的经济数据(见下图)，说明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开始致力于拓展对外经贸，但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对外经贸下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经贸开始回升。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消化吸收，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可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2）同在这篇文章中，舅父也介绍了“香港是一个国际性港口，已经和160个国家、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其中有60多国在香港设有领事馆或商务机构，各国各地区的大银行、大公司许多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或经销商等，加上航运、空运发达，畅通世界各地，机场、港口、码头以高效率闻名于世。”舅父在文章中引用了当时港英当局的统计数据“国货经港转口统计”（见下图），说明近10年（1972～1981）间国货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在增长，而外国货物通过香港转口到内地的增速更大。除了作为转运港口，香港也可以是内地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窗口，内地和香港合作共赢。

3）有人将香港的经济发展，说成是英国统治的结果。舅父在这文章中反驳：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直接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英伦三岛现在的经济怎样？新加坡在英国统治期间只是一个转口港而已，1959年自治，1965年独立后，经济飞速发展，不仅转口港地位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业，并向高增值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社会风尚亦为世界所称道。有我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各方面的支持，香港在维护我国主权的前提下，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保持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1982年，舅父随许涤新率领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赴加拿大访问，摄于多伦多。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我国，我国明确表示在1997年7月收回香港主权。在这一年多里，港元几次波动，至1983年9月港汇狂跌，房地产业萎靡，香港经济潜伏着严重危机，有人趁机将这个危机归咎于“1997”。认为假如没有“1997”，香港经济就会太平无事。针对这个论调，舅父发表了题为《假如没有“1997”》的分析评论文章，同时刊登在香港《文汇报》（1983年12月21、22日）和《港澳经济》（1983年第6期）。

文章中，舅父用“港汇指数升降表”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从数据中可以看到，港汇指数在1976年达到峰值，之后逐年下滑，1977和1978年尤为严重，较前一年分别下降了7.8和13.4，那时远在1982年9月撒切尔访华，正式提出“1997”前，港汇指数这样大幅度下降，与“1997”显然无关。舅父还从香港贸易、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兴衰，指出其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和资源的局限，造成的经济衰退与“1997”无关，反而香港近20年的繁荣有得益于背靠内地的优越地理条件，而不是英国统治的结果。舅父在文中反问：“英国以不平等条约统治香港近百年，为什么要等到最近20年才让她获得经济上高速发展？”舅父在文中预言：“在我国回收主权后，香港有了广大的内地的支持，将会逐步克服香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脆弱性，香港经济将有更广阔的发展。”

自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至八十年代已成为耀眼的东方之珠。香港的繁荣因何而得？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1、祖国的支持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2、决定的因素在英国统治。舅父在香港《经济导报》（第五期，1985年1月21日）和《港澳经济》（1985年第一期）发表题为《政策是香港经济成长的催化剂》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他认为：（1）优越的地理条件：香港地处祖国南大门，又是世界两大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的时区位置中点；（2）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香港的国际环境，解放前夕，内地绝大部分的官僚资本和外国财团及部分民族资本撤到香港，伴随着资金和设备的流入，一批有技术、有经营经验的企业家和工资低廉的劳动力涌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3）香港开埠百多年来对外贸易中建立的国际经济关系和锻炼成的灵活应变能力，使香港得以生存和发展；（4）由于资金的流入，港口、码头、机场、道路、电讯等基础设施得到不断优化，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等。这些是客观潜在的有利因素，而适应香港实际情况的政策则是触发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力量或催化剂。

港英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自由企业、自由贸易、自由外汇兑换、资金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由等，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政府的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政策。在香港任期超过10年（1971～1982年）的麦理浩港督在英国的上议院辩论发言中也认为：“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國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我国的政策对香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是香港能够成为世界上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前提条件。其次是物资供应上的支持，如长期无间断地供应淡水，此外，新鲜蔬菜、鱼、肉等生活必需品，内地一直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供应香港。那时港英政府认为：“特别是食物，对中国基本上是依赖。”1983年9月香港受到金融冲击时，港英政府以行政命令接管私人资本的恒隆银行，有人批评为“使香港的自由经济荡然无存”。但这些干预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可见，自由放任或不干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港英政府本身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以适应在变动中的经济形势。因此促使香港经济繁荣的催化剂是政策，包括港英政府的政策适时调适和中国政府支持稳定的政策。

除上述论文外，舅父还发表了一些关于香港过渡时期等问题的论文及会议发言和研讨报告，从这些文章中可见，他的研究都是针对现实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问题，他研究香港经济的历史和现状，探讨各个经济领域中的发展规律，是为了预见未来，指导今后的实践。

七十年代末，为推动改革开放，国家提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问题。如何借鉴外国的经验？舅父十分重视对世界各国（地区）的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的研究。通过舅父的相关论文和会议演讲，很容易了解到世界各地经济特区的数量和规模、建设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26个国家共设置了75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大多都设在海运的通道上，或交通便利的港口，自由贸易区一般都对普通商品免征进出口税，并尽可能减少复杂的行政管理和海关手续等贸易障碍，以吸引外国船舶和货物的进出口或再出口，从而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贸易和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区就是参照自由贸易区的做法，采取更多的优惠措施，吸引外商来投资设厂，以增加当地就业，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促进本国（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加外汇收入。1959年世界上最先建立出口加工区的爱尔兰香农国际航空港自由贸易区，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世人触目的成绩。香农加工区就业人数由1960年的440人增加到1970年的4750人，整个60年代，香农成为爱尔兰发展出口工业的一个动力。1966年后，香农的成功引起亚、非、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关注，他们陆续建立出口工业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自由区、促进投资区或开放区等。

1978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召开了世界出口加工区会议，讨论了出口加工区的发展问题，并成立了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经过十几二十年的运作，这些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有的取得显著成绩，有些作用平平。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实施。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相继成立了，对于经济特区要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及属性问题，依然有不少疑问。同是1980年8月正式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在舅父的主导下，“研究中心”组织了唐怀、袁式邦等二十多位来自暨大、中大、华师的经济学教授、学者，对英国《经济学家》情报所最新出版的《INVESTMENT:THEGROWINGROLEEXPORTPROCESSINGZONES》进行紧急编译。译文经舅父审改，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编译，以方便中国读者的理解，并定名为《世界岀口加工区概览》，于1980年9月出版。该资料原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主要介绍：1）世界出口加工区的概况和特点，2）建立目的和布局及管理原则和方法，3）影响选址因素，4）投资者的情况；第二部分介绍各国各个出口加工区的具体详细资料，包括投资厂商名录。该书编译后，将第二部分调整为第五章，并将原文的观点如实介绍。该书在我国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性参考书，主要提供给特区经济研究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工作方案时作参考。

我国最先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1980年10月）设立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很多人对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外国资本提出质疑，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特区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跳板，是“过去租界性质一样的东西”；也有人认为特区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是摆脱贫穷落后的良方。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省和特区的负责领导、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领导以及经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舅父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设置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见《港澳经济》1981年第3期）。论文中对经济特区的性质、体制、管理、作用和意义等作了全方位的论述。论文引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结合我国的具体经济状况，当我国在经济还极其薄弱时，怎样才能加速经济发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到1980年底，约有4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置了82个出口加工区，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舅父提出了利用外国的资本及资本管理模式，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快速提升我国的生产力；利用特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桥梁和催化作用，推动我国全面快速提高经济水平。引入外国资本，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及科学的管理模式，而它的经营活动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监督和节制，如：它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对工人的雇佣和解雇，必须按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有人担心深圳、珠海会成为香港和澳门的扩展，新的殖民地。舅父从概念上申明殖民地的定义：殖民地是“指领土被侵占，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受宗主国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并说明：确实，特区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外，加工和装配的原料和元件多是进口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也是进口的，产品销售则依靠海外市场，货币金融受到外币的侵袭。但这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依赖，而不具有殖民地性质。事实上任何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变动的影响，在经济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我国当时在经济上虽然不够发达，但政治上、军事上强大，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切利用外资的优惠条例是根据我国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所有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合同或协议是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意向来签订的。因此，我们的特区不可能搞成新的殖民地。

1982年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想请舅父去深圳筹建深圳大学，并担任深圳大学校长。当时舅父已在中国社科院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任主任了，所以婉拒了这个邀请。梁湘不气馁，又找舅父的好友，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党委书记的吴有恒做说客。吴有恒后来回忆：“主持深圳特区党政工作的梁湘要我劝古念良去深圳任深圳大学校长，我转达了梁湘的意见，却未劝老古去。他已安心于搞他那小小的研究中心，不想另有大作为，而且年纪也老了。”那时舅父已64岁，他说：“廉颇老矣，不能误人子弟。”

1983年我国经济特区已运作近3年，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有人担心经济特区将演变成租界、殖民地，害怕经济特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害怕资本主义的腐化和污染。针对这些问题舅父又发表了题为《我国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依据》（《港澳经济》1983年第3期）的论文。文中引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经济论述，针对社会上存在的疑问，进行一一剖析、解答。1）对于是否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小生产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大生产格格不入；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贫困、交通闭塞，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和联系协作等都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千百万的小生产者存在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私人交换，即商业的、资本的发展。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应加以禁止、封闭，否则就是愚蠢、自杀。应该利用这种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作为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是指受到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企业，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里，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的、有监督的和社会化的模式，是克服小生产者的散漫、落后、无政府状态和自发势力的法宝。2）是否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舅父直接引述了马克思的观点：“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困难，列宁给出的解决方案：“除了依靠本国力量外，必须与外国资本实行经济联合，利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舅父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落后，起点低，加上“十年浩劫”的极“左”思潮干扰，使发展速度降低，而外国资本经过战后的和平时期和科学技术革命，使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更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使我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所以合理利用外资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捷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是否需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越来越扩大、深入，各国的经济也越来越相互依存了。为了要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和剥削，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曾经试行过不同程度的闭关锁国政策来发展本国经济，但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技术，致使国内市场萎缩，经济越来越糟。列宁就曾经给出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论断。

舅父的《关于我国设置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和《我国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依据》两篇具有引领时代意义的论文提振了我国经济特区建设的信心，也受到国内外经济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特区建设，舅父始终强调国家要给予特区必要的支持，但特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加强国家和特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对于特区的货币、工资水平、转口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战略、经济特区与香港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舅父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主要体现在他的历次会议发言和报告中，也体现在他指导下由他的同事所撰写的论文中。

在特区建设初期，舅父发表了很多引领性的论文，以经济理论支持特区建设，40年多过去，深圳从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为我国第四大城市，我国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实证明舅父的经济理论切实可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1988年，舅父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五十周年校庆，与校友唐怀教授合照，他们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的好友。

只争朝夕

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行，舅父在经济领域的学术价值突显，在舅父的引领和推动下，广东利用港澳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已激起了全国各地展开了研究港澳经济和利用港澳经济的热潮，还成立了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舅父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发表了很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和编译了一些指导性的书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念良文集》（1992年4月）中收录了一些他在这个时期的文章。随着名声远播，大量的学术邀约接踵而至，他相继被聘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年鉴》理事会特邀理事，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名誉院长，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广东经济学会》顾问、香港《经济导报》顾问、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顾问……

出国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演讲，讲课，经济杂志编审，如此高负荷的运转，对一个已近古稀的人来说，是超负荷了。当我问他：“你经常不在家，都忙什么呢？”他给我看了他的一张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的头衔，他幽默地说：“我现在大有用处，三头六臂都不够，72变又没学会，分身乏术。现在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我就会只争朝夕啦！”

当我们还在讨论用“日月如梭”还是“光阴似箭”来形容时间的飞逝更贴切时，舅父告诉我，他收到了马克思的邀请函。因为舅父说得轻松平静，我一下没反应过来，顺嘴就问：“又是哪家马克思理论研究机构邀请？”因为舅父在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方面，特别是在研究“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科学合理合法利用资本”方面很有建树。舅父笑了，说：“是马克思本人。”我一听，吓蒙了，思维能力瞬间冻结，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喜欢用“见马克思”来形容死亡。舅父见我吓到了，继续幽默地说：“虽然马克思喜欢我，但我觉得自己还要更努力工作才有资格去见他。”也许是看到我还在紧皱眉头，就又很认真很轻松地说：“是肠癌。放心啦，我已经约了医生做手术，会积极治疗的。”1989年9月13日上午，舅父在华南师范大学参加“大陆·港澳·台湾经济合作关系”研讨会，当舅父正在发言，突然接到电话，说医院确诊他患了结肠癌，需要立刻住院。舅父不想和我聊他生病的事和治疗方案，他说：“术有专攻，我们这些不懂的人，就不要瞎操心了，一切交给医生。”还说：“人的肠道有好几米长呢，切掉一截，以后流通更快，可以吃更多东西呢。”舅父就是这样，遇到困难挫折，总是透过问题看到未来的好处。

舅父住院了，医院很快安排了手术切除，接着又做了化疗，他以超常的忍耐力配合医生的治疗，同时，还继续密切注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信息，审改有关稿件。过了些时间，他很高兴地对我说，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他已完成充电，又可以起飞了。舅父似乎恢复得不错，精神满满的。

1989年11月，舅父率中国代表团赴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9年11月12日，术后不到2个月，舅父率中国代表团经香港飞韩国汉城（首尔），参加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那里召开的“关于亚洲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影响”这一科研合作项目的国际会议。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舅父会议前在医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会议期间又参加了所有活动，包括前往参观“马山出口加工区”。在首尔7天，他的随行人员说：“老古就像健康人一样，完全看不出是刚做过癌症手术和化疗的顽症患者。”回国时途经香港，舅父还停留了3天，去探望朋友顺带谈点工作的事。回广州后，医生要求他马上住院继续治疗，而他又一边治疗一边赶写会议总结和后续合作计划。

1989年11月考察参观韩国马山出口加工区。

我去医院看舅父，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韩国见闻。舅父很欣赏韩国的某总统，那位总统在职时把韩国的很多道路拓宽，又拓展新路，还搞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后来者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但他却因为建设道路、设施等花费巨大而顶着骂名。舅父说前人做的事，当事人自己可能吃力不讨好，没有人赞赏，甚至留下骂名，但从长远的历史看，当人们行驶在这些道路上时，自然会想起开路的人。舅父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吧？他自己认为对的事，他会执着去做，义无反顾。

在韩国回来的一段时间里，正在住院治疗的舅父经常一早打针吃药后请假回家，他要抓紧时间认真审核修改韩国首尔会议研讨的“亚洲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影响”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报告，文稿约20万字。我去医院看舅父，护士说他请假回家了。我马上去他家，有点不高兴地问他：“舅父！你怎么又逃跑了？”舅父辩解说：“我要赶交作业，在医院太多人来，打断我的思路。再说了，我是医生批准的不是逃跑！”确实，在舅父住院期间，病房如同办公室、会议室和接待室，一批又一批人来访，本地的外地的，不是讨论杂志文章的审定，就是研究会议的发言文稿什么的。看到舅父那么全身心投入工作，我还以为他真的恢复得很好。我很高兴，逐渐忘记了他是一个重症病人。

癌症手术后约一年时间里，所有人看到舅父孜孜不倦地工作，全忽略了他是个正在住院治疗的癌症晚期患者。

在海南召开“全国港澳经济研究年会暨琼港经济关系学术研讨会”是舅父查出癌症前就作出的决定。1989年10月底，舅父肠癌切除手术后一个月，他委托他的副手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周维平教授和暨大何佳声教授去海南联系，要求他们直接去找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汇报，并亲自写信给许书记，说明情况，争取海南省委省府的支持。同年11月，舅父从韩国回来后，得知海南省委省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希望把会议开好，能对海南经济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舅父在忙碌的审稿工作中，抽时间亲自一一写信给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董辅礽（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马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崇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罗嘉驩（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所长）等经济学界名人，希望他们都能参加原定1990年4月在海口举行的年会。1990年3月，舅父再次向医生请假，亲自到香港邀请佐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京九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战略及投资机会考察”项目总负责人）、杨振汉（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副董事长）、陈伯钧（香港经济导报企业集团董事长）、陈可焜（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等参加年会。

1989年底，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收到香港经济调查有限公司委托史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的研究报告《共建繁荣：香港迈向未来的五个经济策略》，全文共216页。舅父花了几个星期读完该书后，建议参考史坦福研究报告的模式，就海南的发展路向和加强琼港经济关系，为年会撰写一篇有份量的主题报告。舅父的这个建议得到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在广州的理事们的一致赞同。舅父身体力行，说做就做，马上让周维平教授把他们去海南带回的大量资料，以及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教授）、何佳声（暨大经济学教授）、陈达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撰写的关于海南发展战略的论著拿至医院，他认真阅读后提出了很多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为此，舅父提出组织一个精干的调查组，到海南实地考察，然后形成前述的主题报告，并决定亲自参加这个调查组。而海南年会延迟到同年10月底召开。可惜，由于过度的操劳，舅父病情加重，最终他未能如愿前往海南调研。同年9月下旬，周维平、陈达明和杨志和三位务实的经济学家，带着舅父的殷切期望前往海南进行实地调研。10月初，经集体讨论，由海南方执笔起草的题为《海南九十年代的策略和琼港关系》的主题报告初稿完成。10月中，在广州召开了小型研讨会予以论证，舅父带着重病从医院赶去参加会议。他基本肯定了报告的内容，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经修改定稿的这份主题报告，在年会上被海南方认为“是目前为止，研究海南问题的文章中层次较高，影响较大的一篇。”而与会者都认为这是“念良同志在病中为此付出的心血，是报告得以完成的决定因素。”

1990年10月下旬，收到刘国光、董辅礽、马洪、季崇威等经济界的要员因其他重要工作或因出差外地都不能参加海南会议的消息，舅父有点不安，他担心影响会议的效果。接连几天，他一大早从医院赶回家，通过长途电话，盛情邀请他们尽可能参加海南会议。在舅父的盛情下，董辅礽在开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后的第二天从北京飞抵海南，并在会上作了精彩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1990年10月底，舅父在研究会同仁的期盼下，在他自己的坚持下，在舅母这位监护人的照顾下，去海南参加了这次准备了一年多的经济研究年会。由于病情多次反复，明显消瘦、体力衰弱的舅父以高度热情全程参加了会议。他一如既往，精神饱满地致了开幕词，与海南的领导和与会代表亲切交谈，大家对他的关怀问候，场面感人。他参加了前后三天所有的大小会议，随后还兴致勃勃地进行环岛考察，去了筹划建设经济开发区的洋浦、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八所（现属东方市）、三亚和东山岭等地。

回来后，尽管我责怪舅父不应该带病去那么湿热的地方，吃那些不适合病人（肠癌）吃的会议餐，但他还是饶有兴味地给我讲海南的见闻。

风云突变，海南回来后不久，舅父告诉我，马克思再次请他了。他还是那么平静，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算是古稀老人了（第一次承认老了），该经的风雨，想见的世面，要做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而我如意事也有七八了，应该很满足了。”舅父的病情急转直下，已不可逆转了。癌痛折磨着舅父，他需靠大量止痛药来维持。可他依然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还在争取时间多做点事。

1990年12月15日，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港澳经济》杂志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当天一早，舅父拖着特别瘦弱的病体，从医院赶去火车站迎接专程从香港来广州参加会议的《港澳经济》杂志第一任主编唐怀，然后一同赶去会场。唐怀伯伯是舅父几十年相互支持的老朋友，在杂志创刊之初，无论人员和经费都十分困难的时候，唐怀义无反顾地支持他，出任杂志主编。我问舅父：“让别人去接唐伯伯不行吗？”舅父笑说：“不要说有车送去了，就是爬也要爬去的。”可见他们之间的情义。在我小时候，舅父就教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韩信报一饭之恩”。

在座谈会上，舅父以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和《港澳经济》杂志创办人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的人觉得尽管他容貌清瘦，但神态和精神不减当年。他为杂志写的“《港澳经济》创刊十周年纪念的祝愿”文章是在会前的国庆期间从医院回到单位，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完成的。他知道，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写文章了。这篇文章回忆了“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和杂志创刊时的艰辛，在缺编制、缺经费的情况下，他邀请了20多位中大、暨大、华师大等的退休教授、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组成一支兼职不兼薪、“义务劳动”的经济理论研究实力团队，正是这首批义务来“研究中心”的拓荒者，为我国的港澳经济研究领域打开一片天，填补了空白。《港澳经济》是全国最早的专门报导和研究港澳台和特区等地经济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刊物。党的开放政策和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研究中心”全体同仁的团结合作与共同努力是使《港澳经济》渡过艰难岁月，越办越好的动力。这篇文章倾注了他对为“研究中心”和《港澳经济》作出过帮助、作出过努力、作出过贡献的所有人的感激之情，也充满了他对“研究中心”和《港澳经济》未来发展的期盼与祝福。

1990年12月15日舅父出席《港澳经济》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图最左边是他，已没有了当年“肥古”的身影，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回看1985年，在《港澳经济》创刊五周年纪念时舅父与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合照。

舅父的一大堆名衔。

化作泥土育后人

舅父家的昙花种了好多年了，都没怎么开花，就算开花了也没有人特别去欣赏。1990年9月，有一晚，舅父叫我去他家欣赏“昙花一现”，他自己也从医院请假回家。晚上八点左右，昙花从花蕾到盛开，再凋谢，就在我们的笑谈中完成了。花虽美，可盛开的时间太短暂，能欣赏到花盛开的人也很少吧（现在可以用科技手段改变开花期了）。舅父笑道：“人生对于历史长河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人的一生也许很灿烂，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欣赏，愿意欣赏。昙花绽放不是因为有人欣赏，人活着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赞赏。人生短暂，不必太在意别人是否欣赏你，人贵有自知之明。”也许是舅父已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需要争分夺秒绽放，并不是为了别人的欣赏。

在舅父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上文所说的赴韩国和海南两大项目外，1990年初，他为《瞭望》周刊海外版写香港经济的文章；同年3月下旬，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关于深圳福田保税工业区发展计划的论证会；5月去珠海白藤湖参加广东石油信息中心召开的顾问会议；7月去北京中国社科院处理工作问题；9月还准备去海南做实地调研，最终是累趴了，没能成行；10月底，去海南参加上文提到的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年会；12月中，参加《港澳经济》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舅父不但认真处理工作上的事务，还热心帮助身边同事、朋友、熟人。“研究中心”老同事生日，他回去参加座谈会，还发表激励感言；有年轻人申请出国深造，他给撰写学术评语；有同事要短期赴港实习，他竭诚推荐；中山大学请他为一位副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鉴定，他认真阅读了中大提供的学术资料，一丝不苟地撰写学术鉴定意见，从而促成那位副教授的职称提升；有朋友、熟人因为工作或住房的问题找他，他都热心一一帮忙解决，转托他人做的事，他会跟进落实。他身边的人对他为人耿直，胸怀坦荡，一身正气，满腔热忱的品格深表敬佩，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的年轻同事刘润华（曾任深圳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说：“我取得的进步与古伯的教诲和栽培分不开，他不仅教我做学问，还教我如何做人，他的道德文章将会在我今后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舅父的病不断反复，而且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尽管用了各种药物，还是没能阻止癌细胞的不断扩散，疼痛折磨着他。转移注意力，或许会减少病痛的感觉，舅父一边治疗，一边处理有关工作的信件来往、审改文稿，还一边接待来自各地和港澳的朋友、工作人员。他依然充满生存的期盼，也许奇迹会发生。我不出差的时候，晚上也常去陪舅父聊天，海阔天空，古往今来，只为了让他高兴。舅父的笑声经常引来医护人员和病友们的围观，我会不好意思，常提醒他：“别笑那么大声，小心影响别人。”舅父会说：“是你说得好笑，我忍不住才笑的，你还怪我。”围观的医护人员和病友也附和说：“对对，我们缺的就是笑声了，我们最喜欢听古伯说笑，你们继续，我们也一起开心。”舅父很有感染力，去到哪里，都会受到周围的人喜欢，特别是他爽朗的笑声。

我那时比较忙，不能天天去看舅父。有一次，我出差了，好几天没去看他，晚上去医院，才到护士前台，护士看见我就说：“你总算来了，古伯整天骂人呢，笑胆（指我）不在，吃药都没用！”我很担心，问了下医生，舅父的情况怎样了，就马上走进舅父的病房，问他：“护士投诉你骂人，还不吃药，为什么呀？”舅父笑了：“你总算来了，我好烦。她们整天愁眉苦脸（他的侄女、女儿们收到他病危的通知），就会哭哭啼啼，啰啰嗦嗦，就是想气死我！”舅父又给我看他的手脚，能够打针的地方都红肿了，他说：“我都痛得没脾气了，他们还要折腾我！”医生说舅父快不行了，我也很难过，很想哭，心在发抖，但我知道精神的力量，我不能影响舅父的心情。我连哄带激对他说：“你说过的，痛苦等于激励，好死不如赖活，坚持才能等到奇迹，打针吃药是必须的。”舅父幽默反击：“你将我军，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然后就乖乖让护士给他打吊针了。话锋一转，舅父又问我出差的见闻，很快舅父的笑声又充满了病房。

舅父最后一次和我说话，他说：“我肚子里面全烂掉了，快笑不出来了，等不到奇迹出现了。我死了不许哭，我最讨厌人哭了。”我对舅父说：“我不会哭的，因为你不会死，我不会让你死的。”舅父笑了，说：“你又不是阎王爷。”我说：“我是孙悟空，比阎王爷厉害。”舅父微笑着说：“我要睡了，你先回家吧。”

舅父睡着了，再也没醒，不是去世，也不是往生，是永生了，他就活在我的灵魂深处。当我遇到难题，他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当我遇到挫折，他会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我成功了，他会说，谦虚使人进步；当我听到赞扬，他会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

舅父对他身后的安排有两点意见：

第一，舅父说他要捐献遗体。我说，你那满是癌细胞的器官谁要啊（我和舅父之间说话一向很直白）？舅父说，要把他的遗体送给医学院做医学解剖研究，看癌症是怎样折磨病人致死的。可惜他活着时不知道遗体捐献还要本人签名才行，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第二，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他说自己有自知之明，不想听谎话、恭维话，也不想听人哭。舅父工作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按他的意愿不组织地举行了告别仪式，全是个人自发去送别。各界告别的人流从下午没到1点开始，直到5点多殡仪馆关门，人们默默地排队从舅父身边走过，一人一枝菊花，菊花在灵堂堆成了小山。

舅父给我讲过陆游的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舅父没能走到国强民富的今天，又快到清明了，家祭时子孙们别忘了告诉他，国家和自己取得的成就。

后记

舅父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一个人读这本书的心得会不同。这本书太丰富太多彩，读后感也不可能写得太多。“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在舅父逝世31周年之际，以这点读书心得与舅父后人及世人分享，以感谢舅父对我的眷顾。

于202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