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10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是谁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率先传到北京？一场原计划于5月7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为何被提前到5月4日？为什么学生们冲入曹宅，挨打的却不是主人曹汝霖……当我们翻阅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侦讯笔录中关于被捕学生和曹宅管家、仆人、保安的“供词”和证词后，这些疑问便一一有了答案。

是谁，提前“引燃”五四之火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不仅被建成一所现代大学的模式，还培养出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精英。

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高举旗帜向天安门进发。

1919年5月初，北京高校的学生就曾计划在1915年日本向中国发出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5月7日“国耻日”举行游行。那5月3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游行的计划提前了？

根据5月4日，京师警察厅抓捕的爱国学生的“供词”，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5月3日晚间北大学子们的主要活动轨迹。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

其中，被捕学生何作霖在口供中说：“昨日晚，本校法科大讲堂开会，当时有一报馆记者，我不知姓名。该人年约三十余岁，有胡须，穿着中国衣服，戴着眼镜。该记者报告青岛，意大利退出，有被日人侵吞消息。青岛若亡，是我们山东紧要之地，与我们甚有关系，遂发起游街会。”

何作霖提到的“报馆记者”，正是《京报》的创办者兼主笔邵飘萍。

5月3日晚的集会，是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的，礼堂里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邵飘萍这位率先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的著名报人，在当日的演讲中振臂高呼：“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希望将游行活动提前。大家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大示威，之后去位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递交《陈词》，以示抗议。

1919年，北洋政府京师地方检察厅在“火烧赵家楼”事件后的部分调查报告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是谁，成为曹汝霖的替罪羊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京城花红柳绿、百花争艳，本应是踏春或者赏花的好日子。但当天人们的目光却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天安门——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汇集在这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原本在示威游行的爱国学生，为何转去了曹宅？

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何作霖的“供词”

许德珩在“供词”中提到了学生们去赵家楼胡同曹宅之缘由：“我们由天安门意欲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他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于是我们列队至东交民巷，进去一个人至英美法各使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并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于是我们就由东交民巷往北去了。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火烧赵家楼”后，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绘制的曹宅平面简图。

一份事后由京师警察厅绘制的曹宅平面简图，将我们带回了事发现场。5月4日下午，曹宅的人接到学生们即将到来的消息后，马上开始布置防范。现场由保安警察荷枪实弹地把守。档案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还有巡警10余人、男仆9人，总计50余人。

既然曹宅戒备森严，那学生们是如何进去的呢？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师警察厅的证词证实，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燕筱亭见势不妙，带着客人章宗祥来到曹宅地窖中躲了起来，藏在这里的，还有曹汝霖的熟人、日本人中江。

曹宅起火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跑了出来，不料被学生逮个正着。曹家仆人李福也看见了章宗祥被打的场景。他在证词中说：“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的章宗祥伤势诊断书上写着：“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

1919年5月4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的章宗祥伤势诊断书。

说来奇怪，冲入曹宅去找曹汝霖的学生，为何打了章宗祥？

曹宅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的证言给了我们答案。学生们进入曹宅，原本是想追打时任外交总长的曹汝霖。当他们在曹家看到身穿晨礼服的章宗祥，误认为他是曹宅主人曹汝霖。于是，章宗祥就这样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

那事件发生时，曹汝霖是否在家中？

据档案记载：曹汝霖听见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着火声，吓得躲进“屋后浴室”不敢出来。后来，“巡警赶至，一面将章公使舁往医院，一面围护曹总长夺门而出”。这个场景，在曹汝霖晚年的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也得到证实。曹汝霖写道：“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校长蔡元培率领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工及学生，迎接他们归来。一个月后，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终于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1919年5月7日，在五四示威游行活动中被捕的爱国学生获释返校时的合影。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1980年许德珩在为《五四群英》一书题词时写下：“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短短几句，道出了五四运动中青年学子们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文中所示档案及照片由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3号总第3368期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