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教育界，一个话题引起广泛关注，即教育部正在紧锣密鼓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将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出发，对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据悉，教育部确定对10个重大专题、36个子课题进行深入调研，预计投入调研经费2300万元，目前已组织全国500多位专家分头开始调研工作。在温家宝总理的指示下，《规划纲要》领导小组于今年1月7日向社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笔者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改革，闻听此讯自然为之振奋，及至看了这10个重大专题和36个子课题之后，又不免心生杞人之忧。笔者以为，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教育传统的国家，如何在面向未来的变革中不丢失自己的传统，是今天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由此，当下很有必要回望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1922年壬戌学制诞生的过程。    “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

    在壬戌学制之前，中国已颁布过臆次壬戌学制：1902年壬寅学制、1903年癸卯学制、1912年壬子学制、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由于此学制系统由清末递嬗而来，而清末学制几乎完全抄自日本，当时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故1922年的壬戌学制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

    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

    3、谋个性之发展；

    4、注意国民经济力；

    5、注意生活教育；

    6、使教育易于普及；

    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看得出来，这7项标准十分重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兼顾人的个性发展。不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疫条“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壬戌学制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普通教育阶段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按照中国国情，小学又分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对于这一点，陶行知是这样解释的：“新制六年小学，在乡僻之处，虽不易办到，然四年国民小学，或优为之。”其所言“四年国民小学”即“初小”。

    新学制与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比较，原先初等教育7年（国民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变成6年，原先的中学4年增加到6年。并且，高中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又称综合中学，即将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同时又说明“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笔者近年做北京汇文中学民国校史研究时发现，汇文为教会学校中的名校，当时除了文理两科之外，居然还有商科（已故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便是1932届汇文商科肄业生）和教育科，个中缘由及至看到壬戌学制后才明白。

    新学制的指导者和起草者胡适在1922年《对于新学制的感想》一文中说：“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他还现身说法——

    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现在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

    陶行知则从乡村教育的角度来说明“弹性”之重要，他在1921年发表的《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说——

    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各国都不能免，但是我国的乡村，未免也太吃亏了。恐怕也非城市人的福哩；至于教材方面，乡村和城市也大不同。例如电灯、东洋车之类等，在城市是常见的，但在乡村的学校里要教起这许多教材来，就很困难了。还有放假一层，乡村和城市也不同。什么蚕假、稻假咧，那里能够把部定章程来束缚他！

    时光过去80余年。笔者最近看到一篇《志愿者支教笔记》，作者为《凤凰周刊》记者张婷。文中说到——

    ……拿着三年级的教材（西南师大版），我常常犯愁：太多内容超出孩子们的理解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与外界对接。比如，数学课本中讲面积问题时，常有计算一面墙壁，或者一块地板需要铺多少块瓷砖，用哪种瓷砖划算的问题。看着四处透风的木头墙和泥土墙，学生很难明白瓷砖是做什么用的东西。再如遇到给一个游泳池填写正确长度单位的题目，基本也是靠猜，他们都是在河里游泳洗澡，哪里想象得出一个游泳池该有多大。……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语文、科学课本中也很常见。

    这一章的标题为《山里娃念城里娃的书》。

    壬戌新学制的弹性还表现在对私塾的保留上。据当时统计，1922年南京城有私塾560多所，广州有1000多所，全国加起来约10000多所。学制并没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规定各地私塾一律停办，全部改为新学制小学。

    对此，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有明确主张：“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所以，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还说“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问适和不适，不问新与旧。”

    在笔者所知道的一些年逾八旬的文化老人中，许多人都上过二三十年代的私塾。如任继愈先生、庞朴先生、冯英子先生，还有已故的施蛰存先生、程千帆先生和敏泽先生。任继愈先生和庞朴先生都是五六岁左右先入私塾开蒙，即用两三年时间，跟着私塾先生读《三》、《百》、《千》、《四书》、《千家诗》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经典，然后再上新式小学。程千帆先生则用4年时间在私塾完成了整个小学阶段教育后直接升入中学。施蛰存先生是周一至周五在新制小学上课，周末去私塾跟塾师学古文。敏泽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私塾教育与我》，对私塾教育的利弊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可见，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私塾和现代新学制小学处于新旧并存的互补局面，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各种社会人群对教育的需要，直至1949年后被逐步取消。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些吊诡。近年来笔者不断听闻，一些地方又陆续出现了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私塾，影响最大的如2006年媒体报道的上海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后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在一些农村，村人请年逾70的老先生教授学生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古代诗文等，并教授书写春联、祭文等农村实用技能，俗称“读老书”。有学者认为，现代私塾的出现暴露出义务教育课程内容满足不了多元社会的需要，主张给其留下生存空间。而就在去年年底，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审议，规定家长不得让适龄儿童入私塾而放弃义务教育。

    壬戌学制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师范教育。新学制草案里规定了6种分不同修业年限与学校级别的师范教育，从不同年期的师范讲习所到4年的高等师范等，即以师资培养之“弹性”对应学制之“弹性”。写到这里，笔者想起2000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撤并地方中等师范学校（简称“中师”）的政策，其初衷是“与国际接轨”，以使小学教师达到大专学历。而中师教育本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壬戌学制中便有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三年制师范学校，即相当于现在的“中师”。笔者上世纪70年代末曾就读于浙江省一所“中师”，毕业若干年后又回到母校任教。中师教育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基本功，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普通话要严格考核，体育、舞蹈、音乐、绘画、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样样都有所涉及。因此，中师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小学后，很快成为中坚力量，深受农村学校校长欢迎。笔者当年教过的一些学生大都已成为农村中小学的教学骨干或校长和教学管理人员。据调查，自2000年大批中师被停办以后，造成一些省份农村小学师资短缺。近年来，一些民间机构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支教。但大学生志愿者多在城市长大，不了解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本身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少人下去后很难适应。

    胡适当年这样解释“壬戌学制”的弹性特点：“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只有五花八门的学制是适用的。”他还说：“但这个‘五花八门’正是补救现在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    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

    追寻1922年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以及整个议决过程时，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新学制是由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

    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称全国教育联合会）是一个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即今天所谓的“NGO”，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1925年解散。其间一共召开11次会议，历次会议都对教育界重大问题提出大量议案，表达教育界的主张。

    1919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新的学制系统。1920年第六届年会，又有安徽、奉天、云南、福建诸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提案。年会要求各省教育会成立学制系统研究会，“以研究结果制成议案，分送各省区教育联合会，及第七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事务所（笔者注：即筹备处）”。

    1921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中心议题，其中有广东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件学制改革议案。经会议讨论，议决以广东省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广东提案为蓝本的缘由。按1920年第六届年会议决，广东省教育会为此组成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共30人、小学校以上各校长18人、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并从中选出40人，按照学制对应学段，“计分初等教育部十人、中等教育部十人、师范教育部十人、高等专门大学部十人”，共4个小组，同时参酌各国学制分部研究。最后将研究结果制成草案，提交省学制大会讨论通过。对此1922年《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2期《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一文有详细介绍。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令笔者折服，足以资今人写作“调研报告”的范本。故此，广东草案被作为讨论蓝本。

    继第七届广州年会后，各地教育界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许多教育杂志还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一时形成举国上下讨论新学制的热潮。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审订、修改。

    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新学制的诞生一度也有流产的危险。1922年10月11日，即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济南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教育部特派员陈容及胡家凤带来了教育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及教育总长提交学制会议的原案各100份，在开会之前非正式地分给各省代表。由于教育部在提交的原案前面加了一段引子，内中故意回避了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引起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恶感”。并且，教育部特派员还在代表教育总长发言时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不要讨论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这下惹恼了部分代表。于是在第二天的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

    浙江代表许倬云（笔者注：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许倬云）上台演说：“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看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什么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痛骂了汤马两人一顿。田中玉（笔者注：当时的山东督军）和两位部派员坐在台上静听。

    这是胡适在1922年《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当时会上空气一时为之紧张。北京代表胡适一看情势不妙，即出面调停。他向联合会代表陈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联合会都可以打官腔，“装作不知道有学制会议一回事”，“但这样彼此打官话，终不成事体。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意见得到了教育部特派员及大部分联合会代表的赞同。会议遂推定由胡适和北京代表姚金绅执笔起草，两位部特派员从旁商酌，从下午5点一直至次日凌晨1时，始起草完毕。胡适又于次日誊清，每条下面皆注明所根据的原案，称为“审查底案”，提交审查会讨论，后获通过。

    壬戌学制的顺利通过，与胡适当时在教育界的影响和地位分不开，也与他审时度势、折冲樽俎的才干分不开。事实上，“审查底案”最后通过时基本保存了广州草案的原貌，而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内容在其后一轮轮的会议讨论修改过程中，被不露痕迹地去掉了，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由此可见，壬戌新学制的制定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他们以全国教育联合会为舞台，凝聚成一个强力集团，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剧，而他们的能量也在此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胡适、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等直接参与并主导了这次新学制的制定之外，蔡元培、陈独秀等也间接地参与其中，并均在当时作为学制改革喉舌的《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发表意见。

    但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十分清醒，他说：“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同为安徽人的胡适和陶行知当年均31岁（1891年生人），令笔者诧异的是，在平常所见的胡、陶二人几种不同版本传记中，竟均无一字提及他们与壬戌学制的关系。    中国文艺复兴催生的果实

    历史总是有因由的。如果我们追寻1922壬戌新学制诞生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1924年，陶行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教育研究所编辑的《1924年世界教育年鉴（中国篇）》撰文时如此评价——

    现时影响中国教育的所有各种力量之中，中国文艺复兴所施加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个运动作为“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当时运动的领袖胡适博士和陈独秀先生宣称：文言已经过时，白话乃是合法的继承者。……为中国人重新发现一种活的语言，已经使中国能够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学作品，彻底革新小学读物及教学法，并使普及教育运动得以继续扫除文盲的计划。

    陶行知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及文学革命与1922壬戌学制诞生的关系。在笔者印象中，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批判与吸收共存，破坏与建设并行，否定与肯定同时；一切价值被重估，一切权威受到质疑；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旦相遇并被激活，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新运动；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场——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再造文明”——运动，而他们的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60多人，而同期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总共5000多人。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张彭春、陈鹤琴等均在该校学习过。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教育研究会”，每周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并且，他们均凭借活跃于当时的各种民间教育团体，结成强力集团，更深广地影响中国教育。因此，如果将哥伦比亚大学称之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黄埔军校”，似乎并不过分。当时哥大有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专门负责接待从国内来的新留学生的组织，可见彼时的风气。

    并且，这股热情不但表现在“走出去”，而且还表现在“请进来”。陶行知在其1924年的英文著作中有以下记述——

    自1918 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们和学生们的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特别提一下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的来访，因为他们的访问对中国教育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

    杜威为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教授，也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在哥大求学时的导师。“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三人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自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又2个月零12天，足迹遍及14个省市，大小演讲200多次。

    孟禄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著名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美国国际教育会远东部部长，也是陶行知的导师，1921年随杜威之后受邀来到中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京、津两地教育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实地教育调查社”，全程跟随他考察调查。1921年9月5日至1922年1月7日，他前后在中国呆了4个月零2天，演讲66次，历经9省27个城市及许多乡村。陶行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他们的中国之行，构成一道绮丽而独特的历史风景。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孟禄在中国待的时间虽然不及杜威久，但他将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灵魂及其注重实际调查的科学方法带到中国来。1921年，在中国的4个月中，他先后参观了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140余所，其中包括监狱学校与私塾。据《孟禄在华日记》记载，1921年12月12日在北京，他一天中便参观了8所学校。此外他还深入中国乡村。1922年第4期《新教育》杂志曾记载其到山西阳曲县所属乡村学校考察之情形——

    清晨启程出西门，过汾水，参观十余小学。同行者有教育厅长、科长、科员、阳曲县知事等，共二十人左右，皆乘快马。

    这里的“皆乘快马”听起来似乎很惬意，但想到孟禄为1863年生人，当时已近花甲之年，加之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乡村之道路情况，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根据记录，那天他们一行“历二十余村，晚间十点半回城，终日骑马行九十里。”

    每到一地，孟禄除了跟教育界谈话之外，还拜见地方行政长官，如山西督军阎锡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江苏省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王瑚等，了解当地教育情况，且均相谈甚欢。在与齐燮元的谈话中，孟禄自称此举目的为——

    鄙国行政长官，对于全省的教育主张，扩充计划及一切设备负有完全责任；以其责任关系国家前途，社会进步至重且大。故余每到贵国一省，必拜见行政长官，藉领教益，今拜见督军，为余甚乐意之事。

    此言透露出孟禄作为教育行政专家的身份。齐燮元欣然告诉孟禄，自己署中亦设有学塾，共五名学生，三大两小，大的笨小的聪明；自己每周“亲身施教”，并采用先进的“谈话法”。孟禄闻言引为知音。

    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孟禄对中国教育改革及其新学制的修订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新学制采纳。并且，他还受邀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1922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杂志出了孟禄在华活动的专号。

    如果说，杜威讲学重在传播民主科学思想方面，孟禄则重在“践行”，即在实地调查中应用、传播现代科学精神及方法。这既呼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与中国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会通。1921年12月23日，在为孟禄离华举行的饯别会上，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发表讲话，称“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来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孟禄的这个教育理念，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很好地吸收，并贯彻在1922年壬戌新学制的制定过程中。

    无可否认，杜威和孟禄，这两位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送到中国来的“外来的和尚”，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使中国实现了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成功转型。    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仍然道路曲折

    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之后，由于比较切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之特点，故除了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方面后来有所改动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其中小学、中学之“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

    从今天看来，1922年壬戌新学制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时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输送了优质生源，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笔者以为，这与当时优良的中小学教育是分不开的。北京汇文中学解放后出了30多位院士，其中有王大珩、王忠诚等，他们均为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汇文中学就读。与此同时，新学制也培养了数量更为众多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劳动者。笔者的父母均为上世纪30年代末的高小毕业生，父亲后来做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母亲进了一年的师范讲习所之后当了小学教师直至退休。他俩写的信清通畅达，起草各种文书契据不成问题，而他们写的一手字更比时下的许多大学生要好。

    陶行知在1922年《教育部学制会议经过情形》一文中说：“俄国劳农政府成立后，举凡前政府之制度文物，一概废弃。天下至可惜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一个时代过去了，壬戌新学制提出的7条标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至今并没有完全实现。相反，与此相悖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现代教育精神的迷失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正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思。西谚云：“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起点。”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北岛的《回答》，最后一节则写道——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在这样一个时刻，让我们回望那个并不遥远的壬戌年——1922年，让我们向那些慷慨担当中国现代教育开山者们致敬，并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笔财富。

    （作者系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对写作此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