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直接有形成果，是造成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强大态势，但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表现在思想的空前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使人们不再迷信任何“绝对权威”，而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也成为每个青年人理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原本属于先知先觉者专利的“革新”与“改良”，骤然在青年学生成为一种竞相模仿的风气，经历了五四风暴洗礼的闻一多，同样也自觉地将革新精神体带入到现实生活。

　　平民教育的兴起，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热潮，闻一多在五四运动期间即进行过尝试。他曾和吴泽霖、程绍迥、吴宗儒等几位朋友举办过校工夜校，他们“几乎把全校工友都编入了校工夜校”，在夜校，他们“一方面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帮助他们识字读报、提高文化”。一九四六年，吴泽霖还听一位老校工“谈到那时夜校的情况，还记起一多是怎样耐心教他们识字的”。清华园外是一片农村，五四运动时期，闻一多曾参与创办过村民图书馆。吴泽霖说：“在那段时期，一多等人还鼓动同学们尽量捐募一些通俗读物，在校外小村中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供村民们阅览，尽管那里识字的人并不多。”筹集款项为货郎提供借贷是他们做的另一项试验，当他们“了解到村内一些货郎小贩经常苦于无处借贷来周转进货”时，便“设法筹集了五六十元小款作为小本经营借贷之用，一人一次可以无息借贷五元”，这些自然“受到村民群众的欢迎”。[32]笔者曾访问过后来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程绍迥教授，年过九旬的程先生虽然记不得当年的具体事情，但还记得闻一多是从事平民教育最热心的一个。

　　白话刊物风靡于世，虽然是五四运动后的事，但《新青年》、《新潮》已经提倡三四年了。对于白话文的认识，闻一多有个过程。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他读严复翻译之《天演论》，感觉“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移译之能事也”，因而认为“《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欲使译文“蝉联妙邃”，唯须“必摹西文”之言，未必正确。[33]二十七日他参加《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会上“某先生提供用白话文学，诸编辑率先附和之”，而闻一多亦认为“无可如何也”。[34]闻一多的思想并不保守，当《清华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时，他也“不愿随波流俗以来讥毁”[35]，但是，直至五四运动期间，他所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所译的《台湾一月记》，以及在常熟创作的那些诗歌，使用的却全是文言文。

　　闻一多真正接受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之后，今天所知他创作最早的白话作品可能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新诗《雨夜》和《月亮和人》，而当月《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的《建设的美术》，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论文。其后，他的白话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止，一九二○年春他用作了一首以赏雪为内容的白话诗，国文教师赵瑞侯先生读后批语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36]，闻一多觉得有些可笑。第二次课上，他勉强用文言文译了首《点兵行》，却在《序》中说“译事之难，尽人而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37]到了一九二○年暑假，闻一多干脆将过去写的古文诗词编为《古瓦集》，算作一个小结，并表示今后不再用古文写作了。[38]闻一多写作形式上的这种变化，外部因素自然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内部因素则来自于敢于否定过去的追求进步精神。

　　社会改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闻一多从不讲大话空话，他的努力表现在身边的点滴革新。一九二○年三月，闻一多与吴泽霖、潘光旦[39]、闻亦传发起了一小团体，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只是打算交流读书报告和进行问题讨论，所以起初并没有什么名称，后来为了便于与其他社团接洽，方在增加刘聪强、孔繁祁两人后，将它定名为“⊥社”。这个“⊥”字很特别，其意有二：一是“‘⊥’字是古代的‘上’字”，可“借此以时时上进自勉”；二是那时“会友是六人”，而“‘⊥’字恰是我国数目中的‘六’字”。[40]⊥社人数很少，加上天天见面，用不着推举什么职员负责人，开会时轮流担任记录，记录者就是临时主席。⊥社每星期六下午集会一次，每次两小时，开会时报告、讨论各占一半时间。开始的三个月，每次开会均有三个人做读书报告，另三个人预备讨论，每人恰好两个星期轮流一次。

　　以读书与讨论为⊥社活动内容的定位，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部分青年人已不再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开始了理性的自觉转变──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代表着渴望以新鲜理论充实思想的发展趋势。⊥社读书报告的撰写方法，是各人先从读书笔记中摘取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然后加以编制，开始的报告多围绕一本书，但渐渐就不限于一本书了。说到讨论，他们承认最初阶段是失败的，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发言亦缺少中心，以致有两三次竟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后来，他们做了改进，改为每次指定专人就某个专题进行准备，并把准备的内容详细写出来，以便开会时宣读，大家也便于根据这个报告发表意见。这种方法与以前相比，显然有了较大的改进。

　　⊥社社员很重视自己的活动记录，所有读书报告与问题讨论使用的都是同样格式的稿纸，仅最初三个月的十次常会，积累的记录就达一百五十余页。对这些成果，他们曾分类整理，结果属于读书类的有历史二篇、娼妓二篇、美学三篇、经济二篇、文学五篇、哲学一篇、农业一篇。属于问题讨论类的有关于称谓姓氏者二篇、校内问题者二篇、服饰一篇、中国目录法一篇。[41]非常可惜，这些资料已经散失，好在《清华周刊》还保存着若干线索，使我们至少能了解一九二○年间他们所做的部分工作：

　　四月十九日：报告题目“中国古代娼妓史”、“梅特林克底戏剧”、“欧战原因”；讨论题目“如何补救清华学生底细行”。

　　四月二十五日：报告题目“美底教育”、“经济思想底历史”、“姆士底学说”；讨论题目“称呼问题”、“长姓问题”、“服制问题”。[42]

　　暑假中：通信讨论“本社进行底改良、隔词法、伦理主义和基督教等等”。[43]

　　暑假后：讨论家族改革和儿童教育问题。[44]

　　十月二十三日：提出报告《信仰与信仰底应该》、《俄国底研究》。[45]

　　十二月十一日：提出报告《植物底分类》、《宗教的派别》、《国际条约考略》。[46]

　　从以上活动内容来看，他们关心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一般学生的视野，其所思所想者，均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当然，坐而论道还不足以表现这群有志青年的抱负，于是不久便在清华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的起因，潘光旦曾经回忆说：有几个河南籍的学生从城里搞到一些《黑手盗》（TheHoodedTerror）之类的电影片，每周一次在校内放映。这些影片的内容非奸即盗，充满了刺激与诱惑，一个美籍教师的儿子就是按照影片所传授的手法从事盗窃。于是“我们一个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的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47]

　　潘光旦说的“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就是⊥社；而“出头管了一下”的时间，则是一九二○年暑假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于新学年的第四次常会上，他们决定暂时停止原计划进行的读书报告，集中时间研究电影问题。为了深入探讨，他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曾分门别类列出发下十三项子题：“清华底电影”、“中国底电影”、“欧美底电影”、“教育中之电影”、“艺术中之电影”、“电影与道德及电影底审查”、“电影与卫生”、“科学中之电影”、“宣传事业底电影”、“实业中之电影及电影底实业”、“电影底历史”、“电影在清华底势力”及“改良清华电影底计划”。除最末一项外，大家决定每人担任两项，“或参考书报，或实地调查，于每星期常会时报告一次”。[48]

　　在研究的基础上，十一月十二日闻一多的《黄纸条告》率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成为⊥社向电影宣战的第一炮。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用速描般的写法将诲淫诲盗电影对人的刺激心态，做了一番活龙活现地描述与讽刺，然后再以嘲弄的口味加以点评和批判。闻一多有些尖刻，因此有人承认“一多君一篇，大意我极表同意”的同时，又对文中“刻薄个人的地方”，“不敢赞一辞”。[49]

　　如果说闻一多的《黄纸条告》还仅仅属于嘲弄讽刺性质的话，那么十二月十日发表的《电影是不是艺术》，则是从艺术角度对电影进行的研究与批判。文中，闻一多首先设问了一个研究目的问题，说：“我们研究电影是不是艺术底本旨，就是要知道他所供给的是那一种快乐，真实的或虚伪的，永久的或暂时的。”接着，他从电影的“机械的基础”、“营业的目的”、“非艺术的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回答，主旨是排除电影能够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既然电影是以机械为基础，便“永远脱离不了机械底管辖”，那么无论编戏、演戏、布景都得服从机械，即便美国全国电影营业工会会长卜拉底（WilliamA.Brady）也“正式宣布了电影底改良只能依靠照相器底进步，不能企望戏剧底大著作家或演习家”，可见“艺术与机械是象冰炭一样”，电影“已经被机械收为奴隶了”，很难“归服艺术界”。再者，电影的目的是营业，而“营业的人只有求利底欲望，那能顾到什么理想”，至于“于社会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他们管不着”，电影中的火车出轨、摩托车撞墙、烈马往水里钻、少妇丑态百出等镜头，无非都是骗钱的手段，而“艺术假若是可以做买卖的”，就“也太没有价值了”。另外，电影的结构、演习、台装等与过度写实、过度客观性、过分的长度与速度、缺少灵魂缺少与语言的原质，同样证明它不应被归附在艺术的门下。当然，闻一多也承认电影“是以教育的资格存在”的，既然如此，它只能“在教育底范围里发展”。闻一多这时对电影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其分析不免牵强偏颇。可是，如果我们透忽略这些缺陷，而去认识闻一多抨击的目标是那些造成精神污染的不健康影片，那么就不难肯定闻一多的动机是纯正的了。

　　与此同时，⊥社成员的文章也相继发表，其中有刘聪强的《电影之由来》、《清华电影之过去与现在》，孔繁祁的《电影事业》、《电影与宣传》，闻亦传的《世界各国电影底情形》，潘光旦的《电影与道德》、《电影与视觉》、《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吴泽霖的《电影与教育》等，从而在清华园内掀起了一股抵制电影的浪潮，其影响正如有人所说：自从“一多君做了《黄纸条告》‘振纸一呼’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电影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文章式的也有，条告式的也有，多得不胜枚举”，甚至“枪去刀来花一团，刀去枪迎锦一簇，酣呼厮杀，异常热闹”。[50]所谓“异常热闹”不过是不同意见的婉转说法，实际上清华学生应不应该抵制电影还持有不同认识，《清华周刊》除刊登过电影择片人董大酉的表白与解释《电影问题》外，还刊登过李迪俊《电影与⊥社》、涤镜《电影存废问题》、丁济祥《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介父《⊥字解诂》等支持放映电影的文章，有些人甚至还嘲讽闻一多等人是“假君子”、“清教徒”。

　　这场论争终于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校长金邦正约见闻一多等⊥社成员，了解事情经过与商量对策。事后，有人探知“学校里对于演电影的方针已经改变，从前的办法是固守成例，现在是：一减少、二替代、三改良”。[51]遂之，校长郑重表示“无好片时，不得以常片充数”，且“以后定组织大规模委员会专管娱乐事宜，遇有电影好的片仍可开演”。[52]这个结果应当是比较理想的，因此潘光旦认为⊥社发起的这个“小小地运动算是成功了”。[53]

　　对电影的研究与批判，只是闻一多等人的一个小小尝试。当时，他们这一代青年接触与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社会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复兴救国学说十分流行，闻一多经过对比与选择，最后将视线投向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说”。

　　说起对于美育的追求，不能不稍稍追寻一下闻一多的美术活动。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入清华后开始接触西洋美术，特别是得到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指导与鼓励后，他的技能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一七年闻一多升入高等科后，课程设置中没有美术一门，但司达尔组织的课外活动却从未间断。一九一九年九月，在司达尔示意下，闻一多与杨廷宝[54]、吴泽霖、方来等发起了一个叫“美术社”的组织，他们一面阅读中外织物及瓷器图案、雕塑、绘画、美术史或名家传略等图书，一面练习铅笔、钢笔、水彩、油彩、木炭等各种绘画，每月还举行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55]到一九二○年暑假后，美术社已增加到五十余人，绘画成绩尤为可观，“有几位国内名家看见他们这几年的作品曾讲过，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56]

　　美术社成立时，规定了习画与研究两项活动宗旨，一九二○年暑假后又增加了“宣传”一项。我们不知道美术社成员在研究与宣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但闻一多的《建设的美术》、《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等，则反映了他本人对美术的宏观认识。在闻一多的眼中，“美术”绝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外在形式，它已成为包罗万象大自然，至于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而已。闻一多说：“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人类在这个美术馆中间住着，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同造物争妍斗巧。所以凡属人类所有东西，例如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本不用讲，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正因如此，“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才能“成一个正比例”。闻一多在解释了“美术”的概念后，又对“美术”的内涵做了如下分析，他说：

　　文明分思想的同物质的两种。美术也分两种，有具体的美术，有抽象的美术。抽象的美术影响于思想的文明，具体的美术影响于物质的文明。我们中国对于抽象的美术，从前倒很讲究，所以为东方旧文化的代表；对于具体的美术，不独不提倡，反而竭力摧残，因此我们的工艺腐败到了极点。

　　欧战完了。地球上从前那层腐朽的外壳已经脱去了。往日所梦想不到的那些希望，现在也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其中有一种反抗陋劣的生活的运动，也渐渐的萌芽了。欧美各国的人天天都在那里大声急呼的鼓吹一种什么国家美术(NationalArt)，他们都说无论哪一种国家，在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代－－科学进步、美术发达的时代，都不应该甘心享受那种陋劣的、没有美术观念的生活，因为人的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的观念。提供美术就是尊重人格。照这样看来，只因为限于世界的潮流，我们中国从前那种顽固不通的、轻视美术的思想，已经应该破除殆尽了。况且从国内情形看起来，象中国这样腐败的工艺，这样腐败的教育，非讲求美术决不能挽救的。现在把怎么挽救这两样东西的方法，同为什么要挽救他们的道理，稍微讲一讲，可见得美术不是空洞的，是有切实的建设力的。[57]

　　在比《建设的美术》晚一年发表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中，闻一多将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之作用，做了更加明确的归纳。他指出：

　　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怵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单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中国虽没有遭战事的惨劫，但人们的生活底枯涩、精神的堕落，比欧洲只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所需要有当然也是艺术。[58]

　　很明显，如果将闻一多的论述与蔡元培的《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以美育代替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文章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他接受的正是蔡元培提倡之“美育代替宗教说”。为了进一步研究美育与国民性改造的关系，一九二○年年底闻一多与浦薛凤、梁思成[59]发起了一个旨在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60]十二月一日，美司斯“会友十四人集会，选杨廷宝、方来、梁思成、浦薛凤、闻一多五人为章程起草委员”。[61]其后选举职员时，闻一多出任书记，梁思成、徐宗涑任干事，浦薛凤会计，王绳祖任会所管理。[62]美司斯成员发展不多，据浦薛凤回忆，参加之社友，计有吴泽霖、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梁实秋、梁思成、黄自等二十人左右。[63]

　　美司斯成立大会召开于十二月十日，由于梁思成父亲梁启超亲自到会，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鹣、刘雅农等社会名流亦纷踏而至，前来祝贺。这次大会名曰成立大会，实际上称做讲演会更合适。会上，陈师曾讲《中国画是进步的》、吴新吾讲《法国绘画小史》、江少鹣讲《画学之评论与作品》、刘雅农讲《艺术与个性之关系》，最后梁启超讲《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诸人“皆历陈名说，推阐致尽”，历时一时方尽欢而散。[64]

　　与成立大会的热闹相比，美司斯的活动却鲜见报导，《清华周刊》亦仅有两则消息，一云美司斯成立次日曾“开第一次研究会，讨论研究会进行方法，当时决定分音乐、绘画（包括雕塑、建筑）、文学、美学四门，每星期开研究会一次，每次三人，由四门中各择一门，负责参考书籍，陈列论证，以为全体讨论之导线”；[65]一云次年一月八日，美司斯请钱稻孙先生讲演《关于美学》。[66]此外，再无其他记载了。尽管如此，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毕竟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它不仅保存了闻一多及担任过世界建筑师学会会长的杨廷宝、著名的古代建筑专家梁思成、名噪海内外文坛的梁实秋、著名的作曲家黄自等一代学者的青年轨迹，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五四时代青年从终极价值意义上对“艺术”的理解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以及他们寻求终极价值的努力。《宣言》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