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我和陈茂林、庞延东、徐进先、耿伟林4名同志，一起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任军事观察员。我们登机飞往大马士革的那一刻，掀开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作为“中国红”牵手“和平蓝”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倍感自豪。如今，30年过去了，这段开创历史的任职经历依然是我心中的珍贵记忆。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始建于1948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组织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5国设立6个观察组和4个联络处，所属观察员来自19个国家。我们5人到任后被分成两个小组，我和陈茂林、耿伟林被分在埃及观察组，主要是在西奈半岛执行驻守哨所、实施巡逻、监督停火等任务；庞延东和徐进先去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观察组，主要负责为驻守在戈兰高地的观察员提供行政和后勤方面的支援，半年后两组轮换。

埃及观察组在西奈半岛各个方位设有6个哨所。当地自然条件复杂，公路网破损不堪，一望无际的荒漠中天气恶劣，几次中东战争还在这片土地上遗留了约100万枚地雷。

第一次跟随资深观察员在圣·凯瑟琳哨所附近巡逻，我便感受到了这项任务的风险。一路上，我们途经山丘、沟壑、坡坎等多种地形地貌，驾车的难度可想而知。道路两侧，不时能看到半露出地面的反坦克地雷，万一误入雷区，后果不堪设想。我被告知，沿着车辙、对照草图上画出的特殊标志物行进，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安全。然而，这种方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频发的沙尘暴和洪水会使车辙消失，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地貌。

1990年5月27日，第一次单独巡逻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当天，我奉命沿阿里什哨所的4-1号线路巡视。这条公路早就被洪水截成了数段，要完成巡逻必须钻进沙漠绕行。然而，进入沙漠不久，前方的车辙就消失了。我下定决心，不管有路没路都要完成任务。利用地图、指北针和远处的山峰判定了大致方位后，我继续驾车前行，路上遭遇了两个疑似雷区和细沙带，触雷和陷车的担忧让我时刻神经紧张……所幸，我最终成功穿越了沙漠。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巡逻线曾让很多观察员迷失方向。

经过一次次历练，我很快掌握了巡逻的要领和哨所工作的全套程序。不到两个月，我就从实习观察员成为负责哨所带班的资深观察员。当时，这创造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观察员晋升速度的纪录。获得任命后，一位外军观察员告诉我：“因为不了解，一开始大家都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你们，不过你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军人的实力。”

正如这位外军同行所说，30年前，中国军队同世界各国军队交往的程度无法和今天相提并论，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全新的领域；对当时的联合国维和大家庭而言，中国军人也是新面孔。因此，我们5个人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注意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与外军同行之间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增信释疑。

比如，驻守哨所的各国军事观察员需要轮流做饭，轮到我们时，我们就精心准备，让外军搭档品尝中国风味。大家边吃边聊，从饮食聊到文化，从中国聊到世界，从战争聊到和平。时间久了，我们和哨所的搭档成了好朋友，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了解。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1990年9月28日，我们在埃及观察组举办了一场国庆招待会，这是在联合国维和体系中首次举办中国国庆招待会。那天，会场气氛热烈隆重，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建设成就的画册引起了不同国家观察员的浓厚兴趣。

我清楚记得，在圣·凯瑟琳哨所立着一个标志杆，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了写有国名和距离的铭牌，见证着各国军人为了和平的付出。离开西奈半岛前，我用易拉罐的铝壳剪成长方形箭头，在上面写下“BEIJINGCHINA7500KM”，将箭头对准中国的方向后，我把它牢牢钉在标志杆上，接着面朝祖国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中国印记永远地留在了西奈半岛的土地上，也永远留在了联合国维和大家庭中。

转眼间，一年任期结束了，我们5人在各项考评中成绩全优。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克里斯蒂森亲自授予我们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一年，我们了解了外军，结交了朋友，为我军后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摸索了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有决心有能力履行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