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约是当代中国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留在延安》是北京知青依夫对自己扎根延安的记录，又为这个话题增添了一则鲜活的案例。

    作者依夫四十年前是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学生，在听了一场关于延安精神的演讲后，他满怀雄心，报名去延安当了知青。据调查，目前像他这样户口仍留在延安且仍在岗工作的知青，总计不超过十个人。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知青是怎么回事，大多不太清楚。好在一批知青作家不断有文学、影视作品问世，才让知青及那段历史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早期的《蹉跎岁月》《孽债》《年轮》，近年的《北风那个吹》《知青》等等，都是颇具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以其为底本的影视剧，往往情节跌宕，并伴随着激烈争论，有人说真，有人说假。

    小说抑或影视，都属虚构，不能要求它完全等同生活本身。而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对那段岁月大相径庭的评判，则是因为这个群体人数太多，历时太长，情况太复杂。不同的人，自信满满地根据亲身经历讲故事，当然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本书的作者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去陕西省吴起县插的队，应该算是“小插”了，早在他插队的二十年前，即1955年，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就开始了。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号召城市中不能升学或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试图把解决城市失业同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结合起来。

    当时高中、大学教育并不普及，绝大多数青年在中学毕业后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然地升入更高一级学府，就业压力空前。于是，官方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生长在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落户务农，仅靠自觉、动员是远远不够的。各级地方组织为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只能不择手段。从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共有约130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

    “文化大革命”爆发，打断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进程，初、高中学生都成了“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专院校招生中断，工厂招工减少。到1968年底，全国积压了三年的在校初、高中毕业生突破一千万人。后来，人们习惯地把1966、1967、1968年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今天人们了解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老三届开始的。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老三届毕业生除一些“天之骄子”能留城、参军外，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在老三届学生的毕业证书上，赫然印着慑人心魄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以此为起点，直至1979年，全国共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去战天斗地了。

    关于知青的去向，亦有很大区别。大部分知青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部分则是去了各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虽然也是务农，但他们屯垦与备战兼顾，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到1970年，全国共组建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2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据解放军总参谋部统计，至1972年人员基本饱和为止，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接收知青近110万人。其中，1968年6月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截至1975年底，共接收下乡知青39万余人，为规模最大者，其余各兵团接收知青数万至十数万不等。

    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管理严格，政治活动多，劳动强度大，但通常能拿到固定工资（每月30元左右）、有较先进的农用机械，吃饭在食堂，住宿在集体宿舍，每年（或每两年）有探亲假（报销路费），所以生活相对稳定。而插队知青，口粮仅由国家供应一年，以后就只能自己挣工分，一个工分几分钱，而且很难挣到最高的每日10分，所有花费都是自己支付，通常不到10人在一个生产队中，住宿很差，自己做饭，在很多地方，苦干一年的收入，还不够支付回家的路费，所以大多数插队知青要靠父母贴补，而且自1969年就开始各找门路，力争早日离开农村。

    插队知青的日子本来就苦，如果再赶上个素质低劣、品行不端的当地干部，那就苦到家了。因为他们的户口及粮油关系都被固定在当地，没有相关组织的证明信，几乎寸步难行。这种情况直到“李庆霖事件”后才有所改观。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1972年12月20日，他公然上书毛泽东，痛陈其子插队落户之苦。毛读过信后，大为感触，1973年4月25日亲自给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此信被中共中央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对知青的补贴及保护政策随之恢复。比如，知青大多被安排为农村学校教师、生产队记工员、赤脚医生、大队与公社宣传队队员等。这些工作的劳动强度相对较低，还有一定工分补贴。

    由于以上种种，决定了知青命运和感受的复杂。本书作者插队时，知青的待遇已经大为提高。书中说，当地一户农民都准备举家去要饭了，知青却依然有吃有穿。作者本人最终留在了延安。据称，当年像他这样最终留在当地的知识青年，全国有数十万人。

    依夫的这部书，具体地反映了这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轨迹。这部书完全不同于那些返城知青写的青春记忆，也不像某些发达人物写的对艰难岁月的追思回望，当然更不是对陈年往事流水账式的记录。作者是在给读者讲述一个个亲身经历的、看似平凡却能给他深刻启迪的人物和故事，虽不是小说、剧本，却更加鲜活动人。

    在他的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却有着能打动人、塑造人灵魂的言行和境界。作者在精神上，与他们融为一体了。这也许就是依夫最终选择留在延安，并几十年不愿离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