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正在成为经验的王国。尤其是小说，更是成了经验的狂欢。然而，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也不只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它应该深入到人性和世界隐秘地带，应该在精神和存在面前展示一种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看重廖红球在《苍天厚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中的写作努力。这部长篇小说写得沉着、冷静，25万字的篇幅读下来，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当代文坛的喧嚣和嘈杂。这些年，外面虽然风云变幻，但廖红球的写作一直是独立的，诚实的；他不仅面对自己的故土、记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呈现的经验下面，还潜藏着一道精神的暗流——这道暗流，就是作家对苍天和大地的敬畏，对人性、人情的温暖呵护，对故乡和亲人的赤子之心。有了这种心灵维度，《苍天厚土》才显得厚重：它的精神方向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退回到大地、文化的腹地，以期重新理解人性与伦理在当代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这也是《苍天厚土》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它在精神上是有根的。这个根，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物是从哪里走来的，他又将走向哪里。这个根是大地，也是文化——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物灵魂徘徊和挣扎的基本场域。这种写作上的扎根，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内心的故乡，从而为一种人性曾经的沧桑作证。
　　正因为存着这样一颗温润的赤子之心，廖红球的写作，在《苍天厚土》里才透着一股劲，一股追索人性冲突、探究文化命运的劲，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这是一部沉入大地、接近心灵的好小说。它写的是客家山区的故事，描绘的也是客家人的精神——在此之前，我还很少看到有哪一部小说，能把客家文学的韵味传达得如此悠长。客家人是迁徙的部落，身上带着中原文化的记忆，同时也在漫长的行走中多了一份勤劳、进取和坚毅。他们多依山而居，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他们的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远方。因此，他们既是走得最远的族落之一，也是在异地把根扎得最深的人群之一。他们的精神血统里，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以致在走向未来的路途中，也扔不下那些沉重的文化记忆、历史传统。
　　因此，客家人往往是最矛盾、最复杂的一群人。《苍天厚土》充分书写了这种矛盾和复杂。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李大牯、月秀、李高堂、李二牯、三叔公等），既有客家人那种责任感和道德情怀，又很难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束缚，走向内心的自由——他们因此而陷入重重的伦理漩涡，在情和理、爱与恨、族规和法律之间，他们矛盾、痛苦、彷徨，他们有冲动，也有愚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和社会、和大地、和优美的人情和解。他们的坚韧使他们能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公；他们的进取，又一次次地激发他们与命运抗争、与时代同行——他们的爱恨悲欢，生动地体现出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在时代大潮中所受到的深刻考验。
　　这一点，可在《苍天厚土》中的两场重头戏里得到印证：
　　
　　一是女主人公月秀出走八年之后重回月影湾村时，亲人、族人的不同反应；
　　
　　一是族人误解月秀，欲将她以“七出”罪名装猪笼沉潭处死（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宗族刑法）时。这两件事的主角月秀，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女子，勤劳，勇敢，能忍受生活一切的错待。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李大牯，但在那个到处饿死人的年代，她不得不带着儿子自卖自身，换得三百元救命钱，试图以自我糟践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丈夫——李大牯父子三人活命。没想到，这三百元钱却被月秀的姐姐暗中独吞，月秀的屈辱和苦心化成泡影。而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撼的是，月秀始终没有为自己曾经遭受的屈辱、苦难辩解，也没有说出自卖自身的事实真相，她默默承受一切加在她身上的不公的罪名，甚至到了要把她装猪笼沉潭的前夕，三叔公喝令她向列祖列宗磕头认罪时，她还使劲扬着头喊：“你们打死我吧，我就是死也不磕头！” ——这是一个何等倔强、勇敢的女子。她的勇气，显然来自天地良心、来自人生大道。她是清白的，在出走这件事上，她以自己受难的奇异方式，表达了对亲人特殊的爱。事后各位误解她，她不喊冤，不为自己辩解，只在自己的内心，默默面对“苍天厚土”——她坚信，自己的苦心和大爱，苍天可鉴、日月可昭。她不求别人理解，只求在“苍天”和“厚土”之间，做一个良心无愧、胸怀大爱的人。所以，经过沉潭噩梦之后，她决心再次出走，这次，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离李大牯远一些，不要再影响别人的生活”，“对今后的生活，她感到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能有一个可供住宿的地方，自己养活自己，一切的一切她都满足了。至于那个地方在哪儿，她只知道在前面，只要自己一路走下去，就能找到。”——她又一次选择了受难，或许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开李大牯及其族人心中的伦理死结了。#p#分页标题#e#
　　就在这时候，月秀的姐姐出现在月影湾，她出于天良发现，说出了当年月秀卖身救家的实情。真相大白，但月秀已经远行，李大牯向连绵的山野发出了悲愤而痛苦的吼声：“一个弱女子，为了我们李家几个男子汉不至于饿死，自我卖身，自我卖身……”原本因月秀的回来而引起的那些家族冲突、伦理裂变，还有那些愚昧、落后的观念，都被月秀的受难精神所彻底溶解。“苍天”“厚土”最终为月秀作了有力的辩护，天道人心再次朗现于世间，这既是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大地的和解，也是一种新的叙事伦理——诚如哲学家牟宗三先生在论到《红楼梦》、《水浒传》的精神境界时所说：“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而在这种“饶恕”和“超越”的背后，一个大写的客家女子，就这么伫立在天地之间，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和慨叹。
　
　　我也是客家人，所以特别理解《苍天厚土》所呈现出的这种伦理冲突和精神难题。该书除了描绘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见证了在社会思想、伦理裂变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艰苦创业（以李大牯办自行车轮圈厂为主线）的心灵历程。这期间，尽管有文明和落后的冲突，有人情和法律的对峙，但在苍天厚土的朗照下，善良正在被累积，心灵正在被滋养，困难正在被克服，愚昧正在被抛弃，客家文化那种开放、包容的气质，在新时代里又一次焕发出自身独特的魅力——这也许就是《苍天厚土》一书的精神旋律。作者廖红球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对历史经验的精微处理，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温暖体认，以及他笔法的细腻、写作立场的诚实与稳健，都是目前略显浮躁的文坛所匮乏的。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只热衷于书写欲望的喧嚣，《苍天厚土》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宽广和丰富；尤其是它的仁慈与丰厚，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广东文学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