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授被任命校长,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大的变化,对愿意当官的人来说,这也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对我则未必如此,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将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想当官的、一类是不想当官只想做学问或搞技术的,另一类则是随遇而安,没有明显偏好,既可以做官,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我肯定不属于想当官的。我在我的一本书中写到,我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在法学院做教授才是我的归宿。而离开行政位置后这几年做教授的日子,我确实有一种归宿感。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做自己愿做的,而且有一定价值的事。对于到西政当校长,我曾一度犹豫,因为我缺乏做官的偏好,对任何官位都缺乏较大的兴趣。但是我后来仍然表示愿意试一试。因为,我还是想做点事,想为西政做点事。可以说,我到西政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做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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