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在我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社、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主办“强国使命与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中国青年报社原副总编辑张飙发表了这样一场演讲······读来令人血脉偾张:
强国首强人心强心首强青年
各位朋友:
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首先对中国青年报复刊40周年、对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表示祝贺。
这40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40年。我敢断言,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这40年以辉煌的文字。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
前天,10月7日,是中国青年报文革后复刊的日子。我有幸在复刊前就被抽调到报社来协助工作,后来又正式成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
所以常常感到幸运:我刚刚进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时期。让我震惊的是,去夜班时听到报社领导在和其它报社联系,询问关于“四五”事件发稿的情况。那时的中央领导坚持着两个凡是,“四五事件”是毛主席定的反革命事件,还没“平反”。发这些稿件有着很大风险。记得当时值夜班的副总编辑说,“四五事件”不“平反”,思想解放就不彻底,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未来,再有风险也得干!
那天晚上,我深深地被震撼了。望着意气风发的副总编辑,看着斗志昂扬的编辑们,看着这些自觉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的人,我不由自主也热血沸腾。我看到了这些自觉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的人,切身感到了家国情怀、民族道义,体会到了:可以通过努力,使自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常常说,中国青年报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从这里感受到了、树立起了家国情怀。四十年来,虽工作屡经变动,境遇时逢毁誉,但情怀一直在心。鞭策着我前进。我从中深深地认识到:年轻时牢扎内心的理想情怀,是人一生进步的动力。而国家民族的情怀,是其繁荣富强的动力!
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强国首强人心,强心首强青年。青年有理想,国才有希望!
青年树立理想,重要的一条,要有“榜样”。
什么人应该是当代青年的榜样?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强盛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生命英雄,都应该是青年的榜样。
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第一阶段的开始。这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而且是远渡重洋,在后勤等等都存在很大问题的情况下,却打败了大清朝,而且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我们不去仔细分析战争的过程了。但有两点非常明显:领导人缺乏为国家民族而战的情怀;军事科技的发展明显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
中国近代史第二个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五四运动的精神“爱国,民主,科学”,开创了中华民族争取进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
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于1916年初春首次提出“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他说,中国应该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民主才能强盛,中国的振兴希望在于青年!
从1840年以来,中华大地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有一种呐喊叫石破天惊
在近代史上我读到两个振聋发聩的呼喊。
一位18岁的青年,1903年发出过这样的呐喊:“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革命军》一书由柳亚子等人集资印制出版的时候,邹容刚刚18岁。在许多现代青年沉迷网游、埋头高考、向家长撒娇的年龄段,他已经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华共和国”。书的结尾,邹容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4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1919年,一位26岁的青年这样呐喊:“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有)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时只有20岁。孙中山评价说,《革命军》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先导。
毛泽东为理想奋斗终生,他最终实现了在《湘江评论》里提出的民众大联合,造就了新中国。
▲图片来源:人民网邹容
有一种书信叫人间大爱
浩瀚的书信来往,留下了种种真情。有两封这样的信:
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在起义前的一天,写下了《与妻书》,其中说:
我非常爱你,也就是爱你的这一意念,促使我勇敢地去死呀。我自从结识你以来,常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结为夫妇;然而遍地血腥阴云,满街凶狼恶犬,有几家能称心满意呢?我扩充我爱你的心情,帮助天下人爱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才敢在你之前死而不顾你呀。你能体谅我这种心情,在哭泣之后,也把天下的人作为自己思念的人,应该也乐意牺牲我一生和你一生的福利,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了。你不要悲伤啊!我现在死去没有什么遗憾,国家大事成功与不成功自有同志们在继续奋斗。
林觉民被俘慷慨就义,时年24岁。
▲图片来源:人民网林觉民及其《与妻书》(资料图片)
1950年2月,26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这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信中说:“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接着,朱光亚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回国。在祖国的怀抱里,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图片来源:新华网1964年10月17日,朱光亚(前排左4)在核试验基地同张爱萍上将(前排左3)等领导同志一起,欢迎凯旋的参加核试验的部队
有一种牺牲叫以身许国
为了中国的尊严和富强,千千万万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1894年9月,甲午战争的“大东沟海战”打响后,左翼总兵(海军副司令)兼“镇远”舰舰长杨用霖对部下说:“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又说:“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部下激动地说:“公死,吾辈何以为生?赴汤蹈火,惟公所命!”
1895年2月11日,困守刘公岛、拒绝投降的丁汝昌和刘步蟾先后自杀。北洋水师中的投降派,胁迫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回舱后,他口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用长枪插入口内,用脚扣动扳机,壮烈殉国。
两弹一星的元勋中,有一位郭永怀。1956年,在回国的前夕,为了冲破外国的阻挠,避免有窃取军事机密的嫌疑,郭永怀亲手烧了自己全部的科研文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赤子回归的行旅。面对妻子的迷惑,郭永怀说:放心吧!所有的科研数据,都深藏在我的心里。
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郭永怀从优越舒适的城市来到荒漠戈壁: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对亲人也严格保密,十几年,他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原子弹、氢弹的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科技资料如果阻碍了回国,义无反顾地烧掉,对国家有用,就用生命来保护!
▲图片来源:共青团中央回国途中,郭永怀夫妇与女儿郭芹合影
有一种同学叫各怀理想
1949年9月,25岁的梁思礼博士,登上了回国的船。作为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永远牢记着父亲的话:“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爱国救国”是梁家子女的胎记。
但梁启超儿子的身份,也带给他众多的苦难。1966年,他担任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但刚起步不久,"文革"开始。梁思礼受批判,家被抄,老母亲被折磨致死。他强忍丧母的悲痛,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在逆境中和各种干扰下努力使研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他说,国家这个大"家"是第一位的,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永远不离不弃。
他说:“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东风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拒绝美国提供的优厚待遇,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他为祖国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却只给父亲带了几双尼龙袜子。1958年,邓稼先被调去研究原子弹,从此整整28年隐名埋姓,不知去向。他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有一次爆炸失败,原子弹坠地被摔裂。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邓稼先一个人走进了那片辐射地区,把没有爆炸的核弹,用手抱了回来。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核辐射,患了重病。住院期间,他的初中、大学、留学的同学老友来看他,说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
邓稼先说:“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一共二十元。”
即使是同学好友,也很难直窥内心!
▲图片来源:人民网
有一种签名叫万斤重压
很难设想,有时签名会冒巨大的风险,承担巨大的压力。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36000公里高空发热。当时如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孙家栋院士提出建议,对卫星姿态调整5度。现场操作人员拿来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请孙家栋签字,孙家栋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卫星最终化险为夷,而这颗通信卫星投入使用,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的获得者为什么有这样众多的成就?他有一句话我永远铭刻在心,那就是:“中国的火箭能打多高,中国人的头就能扬多高!”
清华大学水利系王光谦院士也曾面临一个压力山大的签字。
2008年5月下旬,汶川地震后随降雨增多,震区堰塞湖水位迅速上涨。肖家桥堰塞湖:河道右岸山体移位,形成天然堤坝。如果溃坝,下游安县地区将被洪水扫荡淹没。当地政府极感压力巨大,已经准备紧急撤离下游7万民众。王光谦和系里的三位老师赶赴灾区,为肖家桥堰塞湖抢险工程提供全面技术支持。根据考察和审慎计算分析,认为虽然险情严重,民众不必提前撤离。但此事责任重大,万一溃坝谁来承担责任?
王光谦果断地在现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他和我说,确实责任重大。但是我的良知、责任感和专业能力告诉我,我应当、能够、也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有一种提问叫胸怀大我
谭述森问自己,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重庆开县,有2000余抗日将士为国捐躯、十四位红岩英烈浴血黎明。1942年出生在这里的谭述森,从小受到红色沃土的熏陶。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积贫积弱,他问自己,我能为为祖国做些什么?
高考,他选择了祖国当时人才极为匮乏的雷达专业;毕业工作,他投身军旅,从事祖国当时最需要的大地测量仪器研究;年过半百,他又响应祖国号召,无怨无悔地干起了筑梦太空的事业;岁逾七旬,他老当益壮,依旧披甲奋战在北斗系统第一线。
他一直不是院士,因为他没有功夫整理申报的材料。直他到已经74岁,他的学生们帮他整理了材料,他才成为了院士。
黄大年在世时,常与同事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他曾在朋友圈里提出“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黄大年用他光辉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一种境界叫人生无悔
有一种理想会伴随终生
有一种信念将永照人间
1964年6月底,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出现射程不够,打不到落点。在专家们都在想办法多添推进剂时,在场人中军衔级别最低的中尉王永志建议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没有人理睬这个年轻人的建议。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
王永志鼓起勇气找了钱学森,获得了支持。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连打了三发火箭,发发命中目标。
如今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但是他仍然深深记得,他读小学时的东北大地属于伪满洲国,推行日式教学,每天早上要对着日本东京方向礼拜。这段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家与国贫穷落后、被人欺凌的局面必须要打破!”
很多人知道蔡锷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上,厥功至伟。但多人不知道,他领导的护国军,是在装备比袁军差,部队人数比袁军少的劣势下,苦战得胜的。最令人感动不已的是:蔡锷与梁启超秘密计划护国战争时,商定:发动护国战争,胜则功成身退,败则准备牺牲。绝不逃到外国租界,也不逃往国外。因为,护国战争的目的不是争个人名誉,而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青年时期的王淦昌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被打死。当晚他来到老师叶企孙的家里说起白天的经历。叶企孙老师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老师的话成为了王淦昌终生的信念。
1997年,中国核弹之父王淦昌的90岁生日,我们去他家祝贺,看到他家都还是70年代的家具和沙发。他说曾经有人问他,回国来过清贫的日子后不后悔。他回答说:科学虽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我回到我的祖国,为她服务,祖国的强大有我的贡献,我很满足。
在刘竹生院士眼里,火箭是有灵性的。"只要善待它,它一定不会辜负你。"每当火箭要转入发射阵地时,刘总对火箭总是难舍难分。每次他都要爬上十几层的平台,仔细地端详、抚摸他"心爱的孩子"。还要叮嘱:孩子,你要好好飞!
刘竹生院士说,“少年时代嫦娥奔月的飞天梦、中学时代探索星空的航天梦、40年的铸箭强国梦,成为我心中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想',就是这三个梦想支撑着我干了40多年的航天。”
我讲了很多青年时代立志,终成大业的事情。我非常希望这些青年励志的真实事情为今天的广大青年所知晓,所接受,所敬仰,所仿效。
估计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让人很忧虑的是,现在的很多青年人,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超8亿人,其中21.8%的上网者年龄在20岁以下,不足10岁的网民约有2900万。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迷恋明星艺人,有的不能自拔。我们能指望他们来振兴国家吗?
李大钊指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寂寞、痛苦、黑暗中“发见”出来的,而过多的热闹、欢乐和光明只会使青年日渐消沉,丧失斗志,所以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这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如何培养人才的回答。
还记得“李约瑟难题”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科学家,及比我们年轻的科学家们,已经用实践否定了这个难题。千万别让娱乐至上、享受至上、金钱至上再把难题翻回来啊!
1964年12月,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毛泽东,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而且亲自将钱学森的名字划到自己一桌,让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
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底气而奋斗。
(内容来自在中国青年报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举办的“强国使命与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今日作者
张飙,1946年生,河北人。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科技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分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对外友协理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