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似乎把耕与读看作是矛盾的东西，于是便有了耕馁学禄的说法。但是在中国农业社会里，耕与读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乡野中国，处处都能捡拾起农民对读书识字的向往和对耕读文化的传承。若农户的门宅匾额上有“晴耕雨读”、“耕读传家”字样者，必为殷实之家、当有识文断字之人，昭示出主人耕作不忘读书的生活和人生追求。

“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家庭模式，这一模式是对“不辨菽麦”与“目不识丁”两个极端的有效校正。耕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读是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最有效方式。耕读结合体现了农耕文明以劳动养体，自然养性，文化养心的和谐理念。

基于生存识字知事

农村不识字的人，给生产与生活带来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记载与现实生活中似乎都有过因不识字而在借贷、抵押、买卖契约上被对方做了手脚，到最后吃了亏却投诉无门的事。这里虽然有把个别当一般之嫌，但是它却反映了农村各阶层受教育的不均衡性。

中国古代农村多有私塾、义学之设，私塾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大族富户自设的家塾；有宗族或村民集资或捐地兴办的村塾；而义学则指官府、宗教或有识之士设立的免费蒙学机构，聚集孤寒，延师教读。如此说来农村的初级教育资源似乎并不短缺，但是农村孩子何以学有所成者甚少？这或与一般农民对读书的需求层次有关。一般农民对于子女受教育并不具有太高的期望值，以能应酬生产、生活中必要的往来与计算为限。在不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之前，家长将孩子送进学堂，与其说是接受教育倒不如说是省却管护之劳。基于学习的非功名性，农村人对读书识字的基本态度是“放羊娃拾酸枣——能拾几个是几个”。大多数农村孩子都是接受几年蒙学教育后又“农之子恒为农”了。

学童掌握简单的算数知识，在日后的经济交往与生产生活中多能派上用场。那怕就是从学堂里听来的那一丁点东西，往往在他们长成以后都会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识字的人无法笔记所经历或者发生的事情，但是强化的记忆训练，甚至使他们有以简驭繁之能，可以过目耳闻不忘。农村亦有不识字而算盘打的非常精熟的能人，加减乘除运算近乎技艺表演，以至于“三下五除二”成为办事快速干练的代名词。

《三字经》等蒙学教材在儿时或仅有识字、知事之用，待到成年渐解其意以后，其教化功能可能会享用终生。中国传统农民基本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很多或源于儿时诵读之启蒙读物，《三字经》等对中国农民的道德养成之功不可小觑。在中国农村无论贫富都比较关注对下一代的教育，“养不教”是很重的话头，若得此恶评则意味着某家族的门风败坏了。这些道德规范对内可以保证家庭和睦，对外可以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传统农民虽然对家国关系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世传的某些规则他们还是懂的。睦邻友好、扶危济困、积德行善等，对于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而言，不仅是伦理道德建设的需求，而且也是基本生存的需求。

富而教之持续发展

《论语·子路》记述，孔子适卫，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答：“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圣人与弟子递进式的问答，将“教之”置诸于治国安民的高端地位，反映了儒家对教化的重视。“富而教之”，是中国传统农民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耕读传家是中国农民世代追求的崇高理想，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奠定了中华文明全方位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

耕读传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更多地体现在农民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在中国传统农村，大概只有当生活超过温饱水平后，老百姓才会比较认真地考虑后代的正规教育问题。自耕农是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我们可以经济指标考量其绩效，可以教育指标判别其雅俗。自耕农对子孙教育的关注与重视，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家业的成长，既有的经验与方法已不敷所用，需用知识与理性去科学的经营与管理；另一方面则着眼于长远，逐渐过上兼顾物质与精神情趣的生活。

“贫生盗，富生淫”，富裕的家庭虽然具备了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物质条件，但也增加了教育的难度。父辈艰辛创业而子孙骄奢淫逸，以致家业破败者不在少数。虽然有财力者的子女，就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相对要高一些。但他们也因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地主类型。有由财富而士绅化者，很快脱离了村野土财主窠臼，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他们粗通文墨、志存高远，一般不再单纯追求财富增长，而注重文化内涵之培育、关注道德品行之养成。凡有余财，内则投诸子女之蒙训，外则接济贫困，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另有埋头农事，以勤谨节约而追求财富增殖者。这些人颇类西人葛朗台，虽富可敌国，但于衣食却极其吝啬，视教育若奢侈事业。由于不重视子女教育，后代愚钝者居多。虽然勤谨有加，但能世守其富者少。亦有倚仗财力，弃文习武，进而追求政治权势者。他们最初是筑城堡、购兵器以保护家人财产安全，后来乘时势动乱以财富相号召，形成地方势力。这些人凭借实力交通四方、威震乡里、欺凌百姓，作为异己力量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中国农民把对孩子的培养与教育，看做是振兴家业、实现自己未竟之志的寄托。他们在供养孩子读书的问题上，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韧性与耐力。只要孩子愿读书、能读书，即使“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富而教不可缓，在中国农村既是一种理念追求，也是一道现实命题，子女之贤与不肖成为决定家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赢得尊重表率乡里

耕读传家同时又是一种渗透于乡村社会的人文意识与生活方式，耕可致富，读可养性。一个成功的耕读之家，往往也能成为乡里农家的表率、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践行耕读的精神动力。

乡贤“有以德行称者,有以风节闻者,有以文学著者,有以事功显者”，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砥砺与熏陶，他们的貌、言、视、听、思有别于常人，成为百姓概模。乡绅在传统文献中常以“耆老”、“耆硕”、“耆宿”、“乡耆”相称，在族群中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与号召力。据《大明律》记载，“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内选充”。他们感劝闾阎、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教化乡民，抑恶扬善，在稳定社会、淳厚民俗、调解纠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甚至承担了某些村务自治管理的事务，成为乡村治理所倚重的对象，以至于“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

乡绅阶层往往是农村的文化人，识文断字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是教化乡邻的前提。乡绅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引领与示范者，是乡村社会文化的主导者，知书识理是对乡绅的基本要求，既在于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行，也无形中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乡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在外敌入侵、朝代更替的非常时期，乡绅守卫国学与疆土的决心和勇气甚至胜于某些官吏。汉唐以来儒家学说逐渐经历了由国家到社会、由士族到平民的重大转化。在学校教育及文化普及都非常有限的古代，乡绅是传播这些观念的主角，他们是农耕时代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

社会底层的平民儒者大力鼓倡“百姓日用之道”，在匡扶纲常、纠正法度、教化百姓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关中大儒李顒曾编次《观感录》，专门表彰那些“能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上之为圣为贤，次亦获称善士”的平民儒者。千百年来圣教得以不坠，或正有赖于那些植根于普通百姓的乡绅阶层。他们在平凡的社会生活里践行圣德、坚持品性，以他们的表率作用维系着乡村社会传统。

在中国传统农村，普遍受大家尊重的有宗教人士、教书先生、民间医生和乡村干部等。道家建观、佛家修寺，多选高仰清静之地以供奉神灵。庙堂建筑之巍峨增加了信众的崇敬与神秘感，而颂经布道也是传授信仰与知识的方式之一。但凡涉及村务争执，则常在寺院议事。一藉场地宽敞、二请高僧主持、三祈神灵见证，化解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科学教育的普及，农民把对宗教的信奉转化为对知识的尊崇。一般农民虽然仍对宗教人士多怀敬畏，相形之下和教书先生则更显亲近一些，这是因为孩子交由他们教育，甚至逢年过节楹联书写、婚丧嫁娶执事、往来账目清算都要用到知书达礼的教书先生。民间医生是指“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早期主要是中医，近代以来西医逐渐增多。这些人一是源于医学世家，掌握某些世传偏方、秘方者；二是读书人自我研修医学典籍而渐懂医理者；三是杂揉医巫之术，侧重于心理调适与精神安慰者。宗教与教育人士固然受尊重，但仍不及民间医生地位，因为他们是生死攸关之人。由于普受悬壶之惠，乡村医生往往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比较丰厚的收益。乡村干部，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把他们称之“乡村头面人物”，即指那些活跃在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乡村精英阶层。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古代乡村社会，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是乡村精英阶层获得某些权利的资本，也是他们获得乡民敬仰和尊重的必要条件。这些人在与官府的交往中，经常涉及征收赋税、派遣徭役、迎来送往等公干。在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也涉及经济账目、规约落实、公文办理等事务。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乡村精英除却自己和家族的田产外，可供控制与支配的资源毕竟有限。近现代以来，随着合作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的行政与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要求农村干部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懂科学、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不识字的人很难承担起这类事务。知识化的农村干部队伍，成为乡村精英的中坚力量，而大学生村官则凸显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色。

改变身份实现功名

中国传统农民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而改变身份与地位的办法不外乎文武两条途径。

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了农民阶级所遭受的经济剥削，而忽视农民了的心理、文化诉求，或为重要缺憾之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史研究，应当在经济要素之外另觅他因。三代以后随着身份规定性制度的式微，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竞争机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地主阶级的新陈代谢，也使得普通老百姓具有强烈的财富与地位追求意识。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毋相忘”的呼喊，既见其“鸿鹄之志”也反映了下层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态。陈胜吴广在谪戍渔阳的非常情形下，产生了“死国可乎”的想法。刘邦是陈胜事业的践行者，由平民而登上皇位，找到了一条“不读书”而追求功名的捷径。大概除了朱元璋、李自成外，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似乎都多少识一点字。黄巢出身盐商，曾几次应试但皆名落孙山，于是写下了《不第后赋菊》诗，萌生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义愤。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村中父老指望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因受屡次乡试落选之打击，最后走上造反的道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不同的阶层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认识，一般贫民的革命动因，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或具体的利益诉求；唯有知书识理的精英阶层，则对理论与制度变革有着较为深刻认识与理解。这或是中国农民革命的精英与领导阶层，真正出身于贫民者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造反以改变身份地位的风险，毕竟还是很大的。统治阶级对于异己（端）力量的反攻倒算，务以斩草除根而后快，所以造反路径的选择往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通过耕读以实现功名，科举取士成为普通百姓改变身份的常规路径。先秦实行分封制度，各阶层依照血缘“世卿世禄”。汉朝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于察举、征辟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时有荐察者不实的弊端。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家世、道德、才能的标准评议人物。由于门阀世族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为改变这种弊端，自隋始设置进士科，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应试者策试经义与时务等内容，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度自隋至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体系、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取士开启了百姓之家实现自己理想与目标的一条通道，是耕读传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科举制度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吸纳体制，故唐太宗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谓。国家的名臣能相栋梁之才，经由科举制度选拔的当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士人的趋上性心理、社会的机会均等诉求，通过理性竞争而建立起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或化解了不必要的反差、矛盾与冲突。科举制度，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华思想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代社会是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而古代是以乡村文化为主导的时代。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城市主要侧重于政治与军事功能，除了商业经营性的市民为常住人口外，一些官僚在离任或卸任以后仍回乡村居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既包括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官僚身分的卸任、离任官员，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本籍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在任官僚，还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等以及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他们构成传统乡村社会“士”的阶层，并且稳居“四民之首”。

西人马斯洛有“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并以此成为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揭示了人类普遍的追求规律。中国农民可能并不知晓马斯洛，但是他们的耕读情结却与马氏理论不谋而合。问题是，耕读传家是他们千百年来的孜孜追求，而马氏理论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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