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关于作品：钱穆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难得一见的国学大师，其主要著作多为思想史、中国历史方面的皇皇巨著，因其多创作于民国时期，文字皆为半文言半白话形式，且所涉内容对读者的知识、思想功底要求比较高，普通读者可能阅读颇有难度。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推荐几部钱先生文字较为浅显易懂的几部作品，包括先生的晚年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发表于民国时期报刊的《湖上闲思录》以及根据演讲稿整理出的著作《人生十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先生的这几本书虽然通俗易读，但都是他深厚国学功底的累积所致，更包含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深真情以及他对现代中国文化道路的密切关注和不懈探索。往圣已逝，其情怀可感。大家认真品读，自当心有所得！

推荐试读：

《人生十论》序言       或许是我个人的性之所近吧！我从小识字读书，便爱看关于人生教训那一类话。犹忆十五岁那年，在中学校，有一天，礼拜六下午四时，照例上音乐课。先生弹着琴，学生立着唱。我旁坐一位同学，私自携着一册小书，放座位上。我随手取来翻看，却不禁发生了甚大的兴趣。偷看不耐烦，也没有告诉那位同学，拿了那本书，索性偷偷离开了教室，独自找一僻处，直看到深夜，要归宿舍了，才把那书送回那同学。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训。可怜我当时枉为了一中学生，连书名也根本不知道。当夜一宿无话，明天是礼拜日，一清早，我便跑出校门，径自去大街，到一家旧书铺，正在开卸门板，我从门板缝侧身溜进去，见着店主人忙问，有曾文正公家训吗？那书铺主人答道有。我惊异地十分感到满意。他又说，家训连着家书，有好几册，不能分开卖。那书铺主人打量我一番，说：你小小年纪，要看那样的正经书，真好呀！我听他说，又像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和光荣。他在书堆上检出了一部，比我昨夜所看，书品大，墨字亮，我更感高兴。他要价不过几角钱，我把书价照给了。他问：你是学生吗？我答：是。那个学校呢？我也说了。他说：你一清早从你学校来此地，想来还没有吃东西，就留我在他店铺早餐，我欣然留下了。他和我谈了许多话，说：下次要什么书，尽来他铺子，可以借阅，如要买，决不欺我年幼，索高价。以后我常常去，他这一本那一本的书给我介绍，成为我一位极信任的课外读书指导员。他并说，你只爱，便拿去，一时没有钱，不要紧，我记在账上，你慢慢地还。转瞬暑假了，他说：欠款尽不妨，待明春开学你来时再说吧！如是我因那一部曾文正公家训，结识了一位书铺老板，两年之内，买了他许多廉价书。

　　似乎隔了十年，我在一乡村小学中教书，而且自以为已读了不少书。有一天，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独自拿着一本东汉书，在北廊闲诵，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来，那是十年来时时指导我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我想，曾文正教人要有恒，他教人读书须从头到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半途中止。我自问，除却读小说，从没有一部书从头通体读的。我一时自惭，想依照曾文正训诫，痛改我旧习。我那时便立下决心，即从手里那一本东汉书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补看上几册。全部东汉书看完了，再看别一部。以后几十册几百卷的大书，我总耐着心，一字字，一卷卷，从头看。此后我稍能读书有智识，至少这一天的决心，在我是有很大影响的。

　　又忆有一天，我和学校一位同事说：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却说：你常读论语，这时正好用得着。我一时茫然，问道：我病了，论语何用呀？那同事说：论语上不说吗？子之所慎，斋、战、疾。你快病倒了，不该大意疏忽，也不该过分害怕，正是用得着那慎字。我一时听了他话，眼前一亮，才觉得论语那一条下字之精，教人之切。我想，我读论语，把这一条忽略了，临有用时不会用，好不愧杀人？于是我才更懂得曾文正公家训教人切己体察，虚心涵泳那些话。我经那位同事这一番指点，我自觉读书从此长进了不少。

　　我常爱把此故事告诉给别人。有一天和另一位朋友谈起了此事。他说：论语真是部好书，你最爱论语中那一章？这一问，又把我愣住了。我平常读论语，总是平着散着读，有好多处是忽略了，却没有感到最爱好的是那一章。我只有说：我没有感到你这问题上，请你告诉我，你最爱的是那一章呢？他朗声地诵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最爱诵的是这一章，他说。我听了，又是心中豁然一朗，我从此读书，自觉又长进了一境界。

　　凡属那些有关人生教训的话，我总感到亲切有味，时时盘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岁以前读书，大半从此为入门。以后读书渐多，但总不忘那些事。待到中学大学去教书，许多学生问我读书法，我总劝他们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训和论语那一类书，却感到许多青年学生的反应，和我甚不同。有些人听到孔子和曾国藩，似乎便扫兴了。有些偶尔去翻家训和论语，也不见有兴趣，好像一些也没有入头处。在当时，大家不喜欢听教训，却喜欢谈哲学思想。这我也懂得，不仅各人性情有不同，而且时代风气也不同。对我幼年时有所启悟的，此刻别人不一定也能同样有启悟。换言之，教训我而使我获益的，不一定同样可用来教训人。

　　因此，我自己总喜欢在书本中寻找对我有教训的，但我却不敢轻易把自己受益的来教训人。我自己想，我从这一门里跑进学问的，却不轻易把这一门随便来直告人。固然是我才学有不足，而教训人生，实在也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

　　问我何所有，山中唯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山中白云，如何堪持以相赠呢？但我如此读书，不仅自己有时觉得受了益，有时也觉得书中所说，似乎在我有一番特别真切的了解。我又想，我若遇见的是一位年轻人，若他先不受些许教训，又如何便教他运用思想呢？因此我总想把我对书所了解的告诉人，那是庄子所谓的与古为徒。其言，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这在庄子也认为虽直不为病。但有时，别人又会说我顽固和守旧。我不怕别人说我那些话，但我如此这般告诉人，别人不接受，究于人何益呢？既是于人无益，则必然是我所说之不中。纵我积习难返，却使我终不敢轻易随便说。

　　十年前，我回故乡无锡，任教于一所私家新办的江南大学。那时，在我直觉中，总觉中国社会一时不易得安定，人生动荡，思想无出路。我立意不愿再跑进北平、南京、上海那些人文荟萃，大规模的大学校里去教书，我自己想我不胜任。我只想在太湖边上躲避上十年八年，立意要编著一部国史新编，内容分十大类，大体仿郑樵通志，而门类分别，则自出心裁，想专意在史料的编排整理上，做一番贡献。当时约集了几位学生，都是新从大学毕业的，指点他们帮我做剪贴抄写的工作。我把心专用在这上，反而觉得心闲无事，好像心情十分地轻松。太湖有云涛峰峦之胜，又富港汊村坞之幽。我时时闲着，信步所之，或扁舟荡漾，俯仰瞻眺，微及昆虫草木，大至宇宙人生，闲情遐想，时时泛现上心头。逸兴所至时，亦随心抒写，积一年，获稿八九万字，偶题曰湖上闲思录。我用意并不想教训人，更无意于自成一家，组织出一套人生或宇宙的哲学系统来。真只是偶尔见，信手拈来之闲思。不幸又是时局剧变，消息日恶，我把一些约集来的学生都遣散了，国史新编束之高阁，闲思录也中辍了。又回到与古为徒的老路，写了一本庄子纂笺，便匆匆从上海来香港。

　　这一次的出行，却想从此不再写文章。若有一啖饭地，可安住，放下心，仔细再读十年书。待时局稍定，那时或许学问有一些长进，再写一册两册书，算把这人生交代了。因此一切旧稿笔记之类，全都不带在身边，决心想舍弃旧业，另做一新人。而那本湖上闲思录，因此也同样没有携带着。

　　那知一来港，种种的人事和心情，还是使我不断写文章。起先写得很少，偶尔一月两月，迫不得已，写上几百字几千字。到后来，到底破戒了。如此的生活，如此的心情，怕会愈写愈不成样子。小书以及演讲录不算，但所写杂文，已逾三十余万言。

　　这一小册，则是文存中几篇写来专有关于人生问题的，因王贯之兄屡次敦促，把来编成一小册，姑名之曰人生十论，其实则只是十篇杂凑稿。贯之又要我写一篇自序，我一提笔便回忆我的湖上闲思录，又回想到我幼年时心情，拉杂的写一些。我只想告诉人，我自己学问的入门。至于这十篇小文，用意决不在教训人，也不是精心结撰想写哲学，又不是心情悠闲陶写自己的胸襟。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境况下，一些一知半解的临时小杂凑而已。

　　钱穆识于九龙嘉林边道之新亚书院第二院一九五五年五月

人文与自然（选自《湖上闲思录》）     宇宙之大，只须稍读几本近代天文学的书，便不难想像。当你在夜间仰视天空，虽见万千星座，密布四围。但那些星与星间距离之辽阔，是够可惊人的。群星之在太空，恰应似大海上几点帆船，或几只鸥鸟。我们尽可说，宇宙间是空虚远超过了真实。虽则那些星群光芒四射，灿烂耀人，但我们也可说，宇宙间是黑暗远超过了光明。

     在宇宙间有太阳，在太阳系里有地球，在地球上万物中有了生命，在生命里有人类，人类在整个宇宙间的地位，实在太渺小了。譬如在大黑深夜，无边的旷野里有着一点微光，最多只照见了他近旁尺寸之地，稍远则全是漆黑，全是不可知。人类生命历程中所发出的这一点微光，譬喻得更恰当些，应该如萤火般，萤虽飞着前进，他的光则照耀在后面尾梢头。人类的知识，也只能知道已然的，凭此一些对于已然的知识与记忆，来奔向前程，奔向此无穷不可知之将来。

     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将会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一样的虚空胜过真实，黑暗胜过光明，一样在无边深黑中。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这些经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所累积着的文化遗产，我们称之曰人文，用来与自然对立。这是真实的，光明的，但这些也只是萤尾梢头的一点微光。

    人类己往生活中所积累的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得与整个大自然界长宙广宇相抗衡，相并立。但就人而论，也只有这样，这是所谓人本位的意见。在中国传统见解里，自然界称为天，人文界称为人，中国人一面用人文来对抗天然，高抬人文来和天然并立，但一面却主张天人合一仍要双方调和融通，既不让自然来吞灭人文，也不想用人文来战胜自然。

    道家也有天人不相胜的理论（见《庄子》），但道家太看轻历史文化的群业，一个个的个人，只能说他天的分数多，人的分数少，一面是謷乎大哉，另一面又是渺乎小哉，如何能天人不相胜呢。所以荀子要说庄子知有天而不知人，但荀子主张人类性恶，这也没有真认识人类历史文化群业的真相。你若一个人一个人分析看，则人类确有种种缺点，种种罪恶。因为一个个的人也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但你若会通人类大群历史文化之总体而观之，则人世间一切的善，何一非人类群业之所造，又如何说人性是恶呢？西方耶教思想，也正为单注意在一个个的个人身上，没有把眼光注射到大群历史文化之积业上去，因此也要主张人类性恶，说人生与罪恶俱来，如此则终不免要抹杀人生复归自然。佛教也有同样倾向，要之不看重历史文化之大群业，则势必对人生发生悲观，他们只历指着一个个的个人生活来立论，他们却不肯转移目光，在人类大群历史文化的无限积业上着想。近世西方思想，由他们中世纪的耶教教义中解放，重新回复到古代的希腊观念，一面积极肯定了人生，但一面还是太重视个人，结果人文学赶不上自然学，唯物思想泛滥横溢，有心人依然要回头乞灵于中世纪的宗教，来补救目前的病痛。就人事论人事，此后的出路，恐只有冲淡个人主义，转眼到历史文化的大共业上，来重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老观念。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八　　     继此我们将讲到性命之命字。“天命之谓性”，人性即由天命来，那岂不性命一致，更不须区别吗？这又不尽然。因天命是普泛的，人性善是天所命，则父慈子孝皆天命。但由人道论，慈父不一定遇到了孝子，孝子又不一定遇到了慈父。如舜是大孝，而父顽母嚣，并不慈。当知顽嚣是人一边的事，天则同赋以善性，但舜之父母则不率其性之善而走上了顽嚣之路。若舜因见父顽母嚣而以不孝来报复，那便是不知命。所谓知命，同时有两意义。一当知，我之孝，乃出自我之天性。此乃天所付我之使命，在我为不可背。何以说我之孝，出天性？此反躬自问而可知。我若反躬自间，我对父母孝，我之所以具此一番情感，是否是真情感？若是真情感，则即证其出自天性了。若不反身向己看，亦得张眼向人看。纵使不见世间人人对父母都有此真情感，而有些人，如舜、如周公、如晋太子申生、如闵子赛，却多有此真情感。既属大家是人，人属同类，则因于舜与周公与申生与闵子赛，而知人人可有此孝心发现之可能。今再问人又为何而不孝？如遇父顽母嚣，觉得此父母不值得我孝，故不孝。可见不孝心由因缘起。换言之，则是有缘故的。照佛法讲，因缘法不实，一切有缘故而起的都是不真实。因若父母回心转意，不再顽嚣，他转而为慈父母，那时我也许会感动，也许能成为一孝子。可见我原先之不孝，并非真实由于我，而乃由于种种外在之因缘。世界一切恶，皆由因缘生。但可以有无因缘之善。如舜，虽遇顽父嚣母还是孝。舜之孝，无因缘可说。因此，恶是缘生的，外起的。善是内在的，自生的。我们便说是天性善。

　　但我们也可说，人之孝行出于师法与教育，人类一切善行皆由师法教育中培养来。但我们得再问，师法教育又是由何开始呢？舜之时代在上古，那时社会还不见有师法与教育，故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然则谁教给舜以一套孝的道理呢？所以人类一切善行，若追溯其最早原始，决不是受人强迫的，也不是经人诱导的，而是自性自行的。换言之，则是一个无因缘而自起的天性之真实。因此，自性自行，是一绝大的自由，同时也是一绝大的束缚。人类一切束缚皆可求解放，只有自性自行那一种最大的自由，它在束缚人，人不该再向它求解放。中国古人则指说此一种再无从解放者曰“命”。

　　但人有知命，有不知命。舜之父母因于不知命，在其自性之善之慈之外，蒙上了一层世俗恶习顽与嚣。这一套世俗恶习，则是有因缘凑合而起的。圣人知命，则不仅知自己之必当孝，又知父母之必当慈。而我父母之所以成为不慈者，因有种种因缘凑合，因缘凑合，并不是天所命，而世俗也一例称之曰命。我父母遭遇此种非命之命，而不能摆脱不能自由，我只该对他们同情，对他们抱怜悯心，抱慈悲心，却不该对他们起敌对心，仇恨心，与报复心。此亦是知命。如此则舜因尽己之性而同时便已尽人之性了。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应该从这里讲进去。换言之，则是天下无不善之人，因此孝子不待于父母之感格，而早已尽了父母之性。因此说尽己之性便可以尽人之性了。

　　人不仅当孝于家庭父母，还当忠于世界人类。但世界人类并不忠于此一人。若此一人是圣人，他当知，世界人类所以不忠于我者，自有种种因缘，此种种因缘，在中国古人则也说它是命。

　　照理，天赋人以善性，人能率性而行便是道。则大道之行，是极为自然而又是当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但大道终于有时不行，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在圣人知命者，则说是命也。因大道既本于人性，故说道不远人，则照理应该没有人反对道。道既合于人类天性之普遍要求，而又是尽人可能者，而终于世界有无道之时，行此大道者，终于所如不合，到处行不通，这又为什么呢？中国圣人则说这是命。若用佛家术语说，则其中有种种因缘，而那些因缘，又未必尽为人所知。所可知者，则其中必有种种因缘而已。圣人知道了此一层，认为此是命。

　　如上所讲，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谓命，可涵有两义。一是命在我，使我不得不如此做。一是命在外，使我如此做了却不一定做得通。孔子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乃孔子之知命。让我再举一浅例，如政府派我出国办理一交涉，我的使命我知道，但我所要办交涉的对手方，我可不知道。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必该同时知道此两面。在庄子书里，也常讲到这些话。只因庄子太注重在命之在外而不可知的一面，对命之在我而可知的一面，没有能像儒家孔、孟那般把握得紧。因此，孔、孟与庄周，同样是乐天知命，而孔、孟更积极。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赐给人类以至善，连我亦在内，我得此至善之性于天，我对天复何怨？至于人之不善，因其牵累于种种外在因缘之故，今我独幸而能摆开了此种种外在因缘，我当自庆幸，而悲悯人，那于人又何尤呢？我则只在我所知所能的一面尽力，此之谓下学。但由此上达，即面对着整个的天命。世人因其牵累于外在之种种因缘而不我知，那只有天，该能知得我。这是孔子的一番乐天知命之学，这正代表着东方中国人一种最崇高的宗教精神呀！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节选

  　一九一四年暑，无锡县创办六所高等小学，梅村镇得一所，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舍借用市区之泰伯庙。华澄波被聘为校长，邀余兄弟同往。

　　余在县四每周任课十八小时，又较鸿模任课减四之一。但鸿模坚不放行，乃仍兼鸿模课，每周一次往返。一年后，始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又四年，再回鸿模专任一年。

　　余两校兼课时，似已改为秋季始业。余每周乘船往返梅村荡口两镇，于星期四下午课后四时自梅村上船，历两小时近晚到荡口。翌日下午四时返。沿途湖泊连绵，秋水长天，一望无际。犹忆第一次上船，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县立第四高小第一年只办一年级一班。学生皆住校，余与学生同寝室。卧床在寝室门口，侧临窗。一夕，深夜，月光照床而醒。一足触帐外墙壁，忽念臂与壁皆形声字。辟属声，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似皆有旁义。如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悬身旁。嬖，乃女侍在旁。譬，乃以旁言喻正义。癖，乃旁疾非正病。躄，乃两足不正常，分开两旁，盘散而行。劈，乃刀劈物分两旁。如是凡辟声皆有义，此即宋人所谓右文也。是夜在床兴奋不寐，连思得形声字十数例。翌晨上第一堂国文课，不讲课文，乃讲昨夜枕上所得。适县中派督学来校视察，进入讲堂后，竟伫立不走，听完余一堂课始去。余此讲未涉课文，离题漫述，而督学不以为忤。归后竟详细作一笔记报导，登载在县署所发布之月刊上。惜此督学已忘其名，亦在规格外赏识余之一人也。

　　时无锡与南通，同称为开明新县，两县亦竞相重视。县督学此一篇报导，亦为南通小学界教师所传诵。后数年，余偕数友赴南通考察，乃有人面询余，君乃往年讲臂壁右文之钱某耶。同行谓余，汝已名扬外县矣。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